利他主義的小秘密

道德決定的核心與同情心有關。我們痛恨暴力，因為我們知道暴力傷人；我們公正地對待別人，因為我們知道被不公正地對待是什麼感受；我們拒絕受苦，因為我們能夠想像受苦的滋味。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和別人相處，只能遵從《路加福音》的建議：「你想要別人怎麼對你，就要怎麼對別人。」

同情心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首先，在你能夠同情別人的感受之前，要清楚別人的感受是什麼。這意味著你需要揣測別人的腦子裡在想什麼，你的情緒腦才能模仿他們的情緒腦的活動。有時，可以通過別人的面部表情洞察別人的心思。如果某人圓瞪雙眼、咬牙切齒，你會自動推斷：他的杏仁核被激活了，他一定在生氣；如果他的嘴角上挑——微笑時會這樣，你認為他在高興。當然，你並非總能看到別人的面部表情。當你打電話、寫電子郵件或者想念遠方的某人時，你被迫通過想像自己在相同的情況下有什麼感受來揣測別人的心思。

很明顯，不管一個人具體通過什麼方式揣測別人的心思，揣測結果都會深刻影響其道德決定。

看看行為經濟學的一個經典實驗——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博弈規則很簡單，儘管看起來可能有失公平：將測試者分成兩人一組，然後給每組當中的一個人（下文以「提議人」指代此人）10美元，提議人決定怎樣在兩人之間分錢；每組當中的另外一個人（下文以「響應人」指代此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提議人的分錢方法。如果接受，提議人和響應人按照這個方法把錢分了；如果拒絕，提議人和響應人都會兩手空空地離開。

20世紀80年代初，當經濟學家們首次做這個實驗時，他們認為這個簡單的遊戲總會產生同樣的結果：提議人給響應人大約1美元——最小數額，響應人接受1美元。畢竟，有1美元總比什麼也沒有好，拒絕的話，兩人都一無所得。這種結果將清楚地表現我們與生俱來的自私和理性。

然而，研究者很快發現他們的預測完全錯誤。當響應者覺得提議者的分錢方法不公平時，他們不是委屈自己留下一點兒錢，而是寧可一分錢也沒有，也要拒絕提議者。另外，提議者會預測到響應者的這種生氣反應，一般會給響應者大約5美元。結果如此驚人，以至於沒人真的相信這個結果。

但是，其他科學家重複這個實驗，也得到同樣的結果。科學家們在世界很多地方做過這個實驗，比如日本、俄羅斯、德國、法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發現人們都表現出同樣的非理性行為模式。不管在哪個地方做這個博弈遊戲，人們幾乎總是提出公平的分錢方法。正如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指出的那樣：「從現代自利論的角度來看，人類表現出這種行為就像行星在方形軌道上運行一樣。」

提議人為什麼如此慷慨？要尋找答案，我們要再次探討同情心，探討決定道德決定的獨特大腦回路。18世紀的哲學家亞當·斯密（AdamSmith）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人，儘管亞當·斯密最出名的是他的經濟學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但是他最自豪的還是《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這本書中，他粗略地探討了道德的心理機制。就像他的朋友大衛·休謨一樣，亞當·斯密相信，我們的情緒本能塑造我們的道德決定，我們擅長本質上非理性的推理。

根據亞當·斯密的說法，這些道德情緒的根源是想像，我們用想像自動地映照別人的心思（在亞當·斯密生活的時代，鏡子剛剛成為常見家居用品，亞當·斯密論述道德時，非常看重鏡子這個比喻）。亞當·斯密寫道：「因為我們不能直接體驗別人的感受，所以我們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對別人造成什麼影響，只能通過想像自己處在那種情境下會有什麼感受。」這個映照過程讓我們能夠設身處地地體會別人的感受——亞當·斯密把它叫作「同胞情」——形成我們道德決定的基礎。

亞當·斯密說得對，最後通牒博弈中提議者之所以提出公平的分錢方法，是因為他們能夠想像分錢不公時響應人的感受（人們和計算機玩這個遊戲時，就從來沒有這麼慷慨）。他們知道明顯不公平的分錢方法會讓響應者憤怒，響應者進而拒絕他的提議，這樣對誰都沒有好處。於是提議人壓制自己的貪婪，建議平分10美元，他們體會他人感受的能力使得他們提出公平的分錢方法。

同情心本能也是利他主義的核心動機之一，所謂利他主義就是指進行慈善捐贈、幫助素不相識的人之類的無私行為。在《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杜克大學的科學家們讓測試者觀看一段錄像，錄像裡播放的是一台計算機在玩一個簡單的遊戲。科學家用腦功能成像儀記錄下測試者觀看錄像過程中的大腦活動。因為科學家們告訴測試者，計算機玩遊戲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它想掙錢，所以測試者的大腦自動地把計算機當作一個有著目標和情感的「意向性代理人」（intentional agents）（我們的大腦如此渴望洞察別人的心思，以至於經常想像無生命物體，比如計算機或毛絨玩具的內心世界）。一旦如此，科學家就能檢測到那些幫助我們理解和體會別人情緒的專門腦區（比如顳上溝）的活動。即使測試者知道他們觀看的是一台計算機，他們仍然情不自禁地想像計算機有什麼感受。

現在到了有趣的部分，科學家們在實驗中發現了很多個體差異，有些人的同情腦（sympathetic brains）非常活躍，而另外一些人似乎對考慮別人的感受完全不感興趣。於是，科學家們進行了一項有關助人行為的調查，詢問測試者有多大可能「幫助一個陌生人抬重物」或者「把汽車借給朋友」。這時，相關結果表明，同情腦活動性越強的測試者越有可能表現出助人行為。因為他們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強烈希望能讓別人好受一些，即使這樣自己會付出代價。

但是，這就是利他主義的小秘密：感覺很好。大腦就是有這樣的特點，行善會讓人感到愉快，對別人行善也會讓自己覺得愉快。在最近的一個腦成像實驗中，實驗者給幾十人每人128美元現金，並讓他們選擇把錢留下或者捐給慈善機構。當這些人選擇捐錢時，大腦的獎賞中心被激活，他們體驗到無私的快樂。事實上，有幾個測試者在選擇把錢捐出去時，其獎賞中心的活躍程度比他們收到現金時還要強烈。在大腦看來，付出比得到好。

神經學家們瞭解大腦的方式之一就是研究大腦出現問題時會發生什麼。例如，科學家們通過研究精神病人瞭解道德情緒的重要性，通過研究帕金森氏病病人瞭解多巴胺的重要作用，通過研究前額葉皮層的腦腫瘤瞭解理性的腦基礎。這種方法似乎無情——把悲劇當作研究工具，但也極為有效，受傷的大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正常的大腦是如何工作的。

說到瞭解人類大腦的同情回路，科學家們研究了大量的自閉症（autism）案例。

1943年，利奧·坎納（Leo Kanner）博士將11個兒童首次診斷為自閉症，他把症狀描述為「極端孤獨」（「aut」是希臘語「自我」，「autism」的意思就是「獨處的狀態」）。每160個人當中就有1人患有自閉症，患有自閉症的人情感孤獨，無法進行大多數人習以為常的社會交往。正如劍橋心理學家西蒙·巴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所說的那樣，患有自閉症的人是「心盲」，他們在理解別人的情緒和心理狀態方面存在巨大困難。[1]

長期以來，科學家一直在懷疑，自閉症是一種大腦發育疾病。出於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在生命的第一年，皮層細胞不能正確放電。現在，科學家發現，患有自閉症的人所損壞的腦區是一小簇叫作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細胞。從名字可以看出，這些細胞映照別人的活動。如果我們看到別人微笑，我們的鏡像神經元就會被激活，好像我們在微笑。當我們看到有人皺著眉、苦著臉或者哭泣時，我們的鏡像神經元也會有同樣的反應，這些細胞在我們的大腦裡面反映別人的表情。正如發現鏡像神經元的科學家之一賈科莫·裡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所說的那樣：「它們（鏡像神經元）使我們能夠理解他人的心思，不是通過概念推理，而是直接模擬，通過感覺，而不是思考。」

自閉症患者卻很難做到這些。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科學家們用腦功能成像儀觀察過自閉症患者觀看不同面部表情照片時的大腦活動，發現他們的大腦和正常人的大腦不一樣，鏡像神經元沒有活動跡象。因此，自閉症患者很難理解照片上的表情。在他們看來，生氣的面孔只是一些扭曲的臉部肌肉，高興的面孔只是臉部肌肉的扭曲狀態有所不同，他們無法把任何一種表情和特定的情緒狀態聯繫起來。換句話說，他們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套解讀他人心思的理論。

耶魯大學的科學家們所做的腦成像研究進一步揭示了自閉症的解剖學病因，研究比較了人們觀看面孔和靜態物體（比如廚房的椅子）兩種情況下大腦的激活情況。正常情況下，大腦對這兩種不同刺激的反應非常不同。每當我們看到人類面孔時，我們運用的是一個高度專門化的腦區，這個腦區叫作梭狀回面孔區（fusiform facearea，簡稱FFA），專門負責認人。相比之下，我們看椅子時，依賴的是大腦的顳下回，任何複雜的視覺景象都可以激活這個區域。然而，自閉症患者的梭狀回面孔區從來沒有打開過，他們用正常情況下看一般物體的腦區看人類面孔，人只不過是一個物體，一張臉的感情並不比一把椅子的感情豐富多少。

這兩項大腦缺陷——沉默的鏡像神經元和梭狀回面孔區——有助於解釋自閉症患者的社交障礙，他們的「極端孤獨」是無法解讀和內化他人情緒的直接結果。因此，用一位自閉症研究者的話說，他們經常做出「理性得讓人難以理解」的決定。

例如，自閉症患者玩最後通牒遊戲時，表現得就像經濟學教科書中假想的代理人，他們試圖把理性算法運用到人際交往的非理性世界中。平均下來，他們分給響應者的錢比正常測試者低80%，其中很多人分給響應者的錢不到5美分。他們這種貪婪的分錢方法最後讓他們什麼也沒得到，因為響應者會生氣地拒絕不公平的出價。但是提議人不能預測響應人的感受。看一看這個成年自閉症患者是怎麼說的，他在最後通牒遊戲中，從10美元中分出10美分給響應者，被響應者拒絕了，他說：「我一分錢也沒掙到，因為其他玩家都很蠢！他們怎麼不要10美分，而寧願1分錢也沒有呢？他們不理解遊戲規則！應該停止實驗，跟他們講講遊戲規則……」

自閉症是一種慢性病，是一種永久性的心盲。但是，我們也可以引導出一種暫時性的心盲，這樣在正常情況下幫助人們同情別人的腦區被關閉。將最後通牒遊戲改變一下，就成了著名的獨裁者遊戲（dictator game）。我們的「同胞情」是天生的，但也非常脆弱。在最後通牒遊戲中，響應人可以決定接受或者拒絕提議人的分法，但與之不同的是，在獨裁者遊戲中，提議人決定響應人得到多少錢，響應人愛要不要。令人吃驚的是，在獨裁者遊戲中，獨裁者仍然相當慷慨，放棄了總金額的大約1/3。即使擁有絕對的權力，人們仍然受到同情本能的約束。

但是，只需一個小小的改變，這種善良就會消失。當獨裁者看不到響應者（兩個人分別待在不同的房間），獨裁者的貪婪就不會受到約束。這種情況下，獨裁者不再拱手讓出一大筆錢，而是僅僅分給別人幾美分，把剩下的錢都留下。一旦我們被社會隔離，就不再模擬別人的感受，道德本能就絕不會開啟。結果，內心深處的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主導了我們的行為，同情心受到自私的擠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達徹·肯特納（Dacher Keltner）已經發現，在許多社會情境下，擁有權力的人們表現得就像OFC受損的患者一樣。他說：「擁有權力，感覺就像有人打開了你的頭蓋骨，把負責同情心和正義行為的那部分腦區拿走了，你變得衝動而且冷酷，這兩樣結合在一起非常糟糕。」

俄勒岡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揭示了同情腦的另外一個盲點，他的實驗很簡單：在不同情境下問人們願意捐多少錢。例如，斯洛維奇發現，當他給人們呈現一張快要餓死的孩子的照片，並介紹說孩子來自馬裡，名叫洛基亞時，人們表現得非常慷慨。看過洛基亞那瘦弱的身體、幽靈般的棕色眼睛，人們平均捐出2美元50美分來挽救這個孩子。但是，當斯洛維奇給第二組人呈現一組統計數據，告訴他們全非洲的饑荒情況：馬拉維超過300萬兒童營養不良，埃塞俄比亞超過1100萬人口需要緊急糧食援助，等等，人們的平均捐獻金額低了50%。乍看之下，這沒有道理，向人們呈現問題的全貌，他們應該捐出更多的錢，而不是更少，洛基亞的悲慘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斯洛維奇的說法，統計數據的問題在於它們沒能激發我們的道德情緒。沉悶的數字留給我們的只是一個冷冰冰的印象，我們的大腦無法理解群體層面上的痛苦。這也是為什麼看到小孩掉到井裡，我們的心被揪得緊緊的，但是對每年數百萬人死於缺少淨水這一事實卻置若罔聞；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為雜誌封面上的非洲戰爭孤兒捐上數千美元，但是對盧旺達或達爾富爾廣泛存在的種族滅絕現象卻無動於衷。就像特蕾莎修女所說的那樣：「如果我看到一群，我什麼也不會做。如果我看到一個，我會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