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被訓練成了「殺人機器」

道德決定是一種特殊的決定。當你在雜貨店挑選商品時，當你尋找最好的草莓果醬時，你想讓自己獲得最大的快樂，這種決定只關係到你自己：你只需盡量滿足自己，讓自己感到愉快。這種情況下，自私是理想的策略，你只需聽OFC焦躁的細胞告訴你什麼是你真正想要的。

然而，當你進行道德決定時，這種自我中心的策略就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道德決定需要考慮其他人。你不能表現得像貪婪的暴君，也不能讓你的憤怒失控：如果你想墮落或者蹲監獄，你就那樣做吧。做正確的事意味著把其他每個人都考慮在內，運用情緒腦體驗陌生人的感受。自私需要一些無私加以平衡。

道德的進化需要一套全新的決定機制。人類大腦需要進化出一些防止自己傷害他人的結構。大腦不是僅僅尋求快樂，而是不得不對陌生人的痛苦和困境變得敏感。於是人類大腦進化出適應社會生活的道德回路（moral circuits），這一神經結構最近才出現，還很年輕。儘管人有著和老鼠一樣的獎賞回路（reward pathway）——每個哺乳動物都依靠多巴胺系統，但是道德回路只能在社會化程度最高的靈長類動物的大腦中發現，人類當然是社會化程度最高的靈長類動物。

探索道德回路這一獨特腦區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大腦掃瞄儀觀察人們的道德決定過程。下面看一看哈佛大學神經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主持的一個巧妙實驗。格林問了測試者一系列「有軌電車難題」，難題涉及1名大塊頭男子和5名道路維修工（問題情境可能看起來有些奇怪，但實際上是根據一道有名的哲學思想難題改編的）。第一種情境是這樣的：

你是有軌電車司機。一次，你所駕駛的有軌電車剎車出了故障，有軌電車全速開往一個岔道口。如果你什麼也不做，有軌電車會繼續沿著左邊的軌道前行，而左邊的軌道上有5個道路維修工在修理軌道，這5個人會被撞死。但是，如果讓有軌電車開往右邊的軌道，需要你打方向盤，讓車輪轉向，那裡有1個道路維修工。你會怎麼辦？你是否願意進行干預，改變有軌電車的軌道？

在這個假設情境中，大約95%的人同意改變軌道是道德允許的。決定只需要做一個簡單的算術題：撞死的人越少越好。一些道德哲學家甚至認為，不改變軌道是不道德的，因為不作為會導致被撞死的人多4個。但是，下面這種情境呢？

你站在電車軌道上方的行人天橋上，看到一輛有軌電車失去控制，加速開往正在修理軌道的5名道路維修工。除非電車停止，否則這5個人都會被撞死。站在你旁邊的是個大塊頭男子，他正靠著欄杆，探出身子，看著電車呼嘯著開往維修工。如果你突然走近他，稍微推他一下，他就會從天橋上掉下去，落在電車前方的軌道上。因為他的個子很大，所以他可以阻止電車撞死那5個維修工。你會把這名男子推下天橋嗎？還是讓5個人死亡？

當然，事實仍然殘酷：為了5個人能活下來，1個人必須死去。如果道德決定是完全理性的，那麼一個人會在這兩種情境下採取相同的行動，在第二種情境下他應該也願意把男子推下天橋，就像在第一種情況下他願意讓電車改道一樣。然而，幾乎沒人願意主動把別人推到鐵軌上。兩種決定的結果相同，但一個是道德的，一個則是謀殺。

格林認為，人們覺得把大塊頭男子推下天橋是錯誤的，因為這樣做是直接殺人，是人們用自己的身體傷害大塊頭男子的身體。他把這種情況叫作人際道德情境（personal moral situation），因為直接涉及其他人。相比之下，當你只需把電車引導到不同的軌道時，你沒有直接傷害別人，只是改變電車車輪的方向，隨後的死亡似乎是間接的。這種情況下，你所做的道德決定是非人際的（impersonal moral decision）。

以上思想實驗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為人們區分對待兩種道德決策——人際道德決定和非人際道德決定，儘管這兩種道德決定之間的區別很模糊。不論測試者有什麼樣的文化背景，信仰什麼宗教，這兩種不同的電車情境激活的腦區是不同的。當被問到是否願意讓電車改道，測試者的理性決定機制啟動，大腦的一個神經網絡評估各種選擇，把判決上傳給前額葉皮層，然後他們會做出明顯的優勢選擇。他們的大腦很快意識到死1個人總比死5個人好。

但是，當被問到是否願意把大塊頭男子推到軌道上時，測試者大腦中一個特別的神經網絡被激活，這些灰質褶皺——顳上溝（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後扣帶回（posterior cingulate）和額內側回（medial frontal gyrus）——負責解釋其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因此，測試者會自動地想像如果把那個可憐的男子推到天橋下面的軌道上，他會有什麼感受。他們生動地模擬了大塊頭男子的想法，並得出結論認為，推下大塊頭男子是死罪，即使這樣能夠挽救另外5名男子的生命。測試者不能解釋其道德決定——他們內心的律師被前後不一致弄糊塗了，但是非常肯定自己的判斷：把人推下天橋就是錯了。

達爾文的進化論往往強調自然選擇的非道德性（我們都是霍布斯氏的暴徒，在自私基因的驅動下存活下來），但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現實遠遠沒有那麼暗淡。我們不是天使，但我們也不是野蠻的原始人類。格林說：「我們的靈長類祖先，生活高度社會化，他們已經進化出阻止他們做出骯髒事情的心理機制。這一初級的靈長類道德不理解逃稅之類的事情，但是明白把夥伴推向懸崖之類的事情。」正如格林所指出的那樣，違反人際道德可以粗略地定義為「我傷害你」，這一概念很簡單，靈長類動物能夠理解。

「我傷害你」是一種褻瀆神明的想法。宗教信徒認為，上帝創造了道德法則，並把這些道德法則以誡令的形式刻在了西奈山的石頭上，交給了摩西（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上帝，我們就會迷失，陷入道德混亂。一切都是允許的。」）但是這種文化敘述顛倒了因果關係。早在摩西之前，道德情緒（moral emotions）已經存在，靈長類大腦就有道德情緒。宗教只是讓我們把這些直覺法令化，把進化倫理轉化成一個直白的法律制度。只要看看《十誡》就知道了。在上帝提出一系列宗教要求之後——不崇拜偶像、始終守安息日——他開始發佈道德命令。第一道命令是靈長類道德的基礎：你不應該殺人。然後的幾條附屬規定是有關「傷害他人」的。上帝不只告訴我們不要說謊，還告訴我們不要誣蔑鄰居。上帝不是從抽像意義上禁止嫉妒，而是命令我們不要貪圖鄰居的「妻子、奴隸、牛或者毛驢」。《舊約》中的上帝明白我們最強大的道德情緒產生於人際道德情境，因此他的所有指令都是在人際道德情境的框架下發佈的。《十誡》的細節反映了進化出的道德腦的細節。

這些與生俱來的情緒情感如此強大，讓人們即使在最不道德的情況下也能恪守道德。想一想戰爭期間士兵們的行為。戰場上，互相殘殺受到明確鼓勵，謀殺罪行成為英勇行為。然而，即使在這種暴力情況下，士兵們也往往難以忽略他們的道德本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陸軍准將S.L.A.馬歇爾（S.L.A.Marshall）進行了一項調查，詢問了上千名剛剛參加過戰鬥的美國士兵。他的結論令人震驚：只有不到20%的士兵真的朝敵人開過槍，即使受到攻擊。馬歇爾說：「害怕的是殺戮，而不是被殺，這是戰鬥失敗最常見的個人原因。」當士兵們被迫面對有可能直接傷害別人的情境時——這屬於人際道德決定情境，他們的道德情緒讓他們下不了手。馬歇爾寫道：「戰鬥中生死攸關的時刻，士兵變成了良知拒絕服役者[1]（conscientious objector）。」

這些研究成果於1947年發表後，美國陸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為了提高「開火率」，美國陸軍立即調整培訓方案。新兵開始無休止地演練「殺人」，瞄準射擊掉隊的目標的要害部位。像戴夫·格羅斯曼（Dave Grossman）中校指出的那樣：「這種環境下的訓練內容就是看到敵人後立即開槍的能力。訓練讓士兵們對殺戮脫敏，直到殺戮成為一種自動反應。」同時，軍隊開始強調戰場戰術，比如高空轟炸及遠程大炮之類的戰術，因為戰場戰術能夠降低戰爭的人際性。從4萬英尺的高空投擲炸彈，開火決定就像讓電車輪子轉向：人們不用面對隨後的死亡。

這些新的訓練方式和戰術成效顯著。當馬歇爾被派往朝鮮戰場時，他發現55%的步兵開槍了。越南戰爭中，開火率接近90%。戰爭是人際性最強的道德情境，陸軍成功減弱了戰爭的人際性，將殺戮行為變成了反射動作。士兵們開槍時再也體驗不到強烈的消極情緒。格羅斯曼寫道：他們被訓練成了「殺人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