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腦是個能力無限的器官，是一台不受任何限制的超級計算機，那麼理性分析永遠是理想的決定策略，信息絕對是好東西，忽視柏拉圖的車伕的意見是愚蠢的。
然而，從生物學角度來看，現實是大腦能力極其有限，是一台存在各種缺點的機體。對於受前額葉皮層約束的車伕來說，尤其如此。正如心理學家喬治·米勒（George Miller）在其著名論文《神奇的數字7±2》（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中所表述的那樣，我們的意識腦在任何時刻只能容納大約7個數據。米勒寫道：「好像我們的神經系統在設計之初就存在一些局限，將我們的通道加工能力限制在這個範圍內。」儘管我們能控制這些理性的神經回路（我們讓它們思考什麼，它們就思考什麼），但是它們只佔大腦很小的一部分，是大腦主機上的幾個芯片。因此，即使很簡單的決定（比如在超市選擇果醬），也能讓前額葉皮層崩潰。有關果醬的信息如此之多，嚴重威脅到前額葉皮層。這時，我們就會做出糟糕的決定。
下面來看一個實驗。你坐在一個空蕩蕩的房間裡，房間裡面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一個穿著白大褂的科學家走進房間，說他正在進行一個有關長時記憶的研究。科學家給了你7個數字讓你記住，然後叫你沿著大廳走到另外一個房間，在那裡接受記憶測試。在通往測試房間的路上，你會經過一張桌子，桌子上面放著一些點心，是為參加實驗的測試者準備的。你可以從一塊很誘人的但很甜的德國巧克力蛋糕和一碗水果沙拉中任選一樣。你會怎麼選擇？
現在讓我們再做一次實驗。你坐在同一個房間裡，同一位科學家給了你同樣的解釋。唯一不同的是，這次他沒有給你7個數字讓你記住，而是只給你2個數字讓你記住。這次的心理任務要容易多了。然後，你沿著大廳走，遇到同樣放著點心的桌子，可以在巧克力和水果之間任選一樣。
你可能不會想到數字的個數將影響你的選擇，如果你選擇巧克力蛋糕，那是因為你想要蛋糕。但是，你錯了。向你解釋實驗目的的科學家在撒謊：這不是一個長時記憶實驗，而是一個自我控制實驗。
科學家比較了兩個不同記憶組測試者的選擇後，發現了明顯的偏好反轉。記憶7個數字的測試者中有59%的人選擇了蛋糕，而記憶2個數字的測試者中只有37%的人選擇了蛋糕。用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記憶任務讓大腦分心，使人們更容易屈服於誘惑，人們因此選擇了卡路里含量很高的點心（德國巧克力蛋糕對成年人來說就是4歲孩子的棉花糖）。他們的自我控制被5個額外數字擊垮了。為什麼兩組測試者的選擇如此不同？根據設計這一實驗的斯坦福大學科學家的說法，記憶7個數字所需做出的努力奪走了通常情況下控制我們情緒衝動的認知資源。因為工作記憶和理性共用同一腦區——前額葉皮層，試圖記憶很多信息的大腦對衝動的控制力就會減弱。理性腦的能力如此有限，以致幾個額外數字可以造成極大的妨礙。
前額葉皮層的缺陷不是只在超出記憶存儲容量的時候才顯現。其他研究表明，血糖水平輕微下降，自我控制能力也會減弱，因為前額葉皮層的運轉需要大量能量。
看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的實驗。測試者為一群本科生，實驗開始時，測試者先執行一個耗費腦力的任務：看錄像，錄像下方滾動播放著一段由隨機詞語拼湊起來的文章，測試者的任務就是忽略這段文章（不去注意顯著的刺激，需要做出有意識的努力）。然後給測試者檸檬水，一半測試者喝的是加了真糖的檸檬水，一半測試者喝的是加了代糖的檸檬水。然後給測試者15分鐘的休息時間，讓葡萄糖進入血液，到達大腦。之後，鮑邁斯特讓測試者選擇住房。結果發現，喝了代糖檸檬水的測試者選擇住房時更可能依靠直覺，即使這樣會做出錯誤的選擇。
根據鮑邁斯特的說法，其中的原因在於，這些測試者的理性腦精疲力竭，無法思考。他們的大腦需要補充有助於復原的糖分，但是得到的只是代糖。這一研究還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在又累又餓時會「胡思亂想」：大腦不那麼能抑制小煩惱引發的消極情緒了，脾氣壞其實是因為前額葉皮層累壞了。
這些研究的啟示在於理性腦的缺陷和毛病——理性腦事實上並不是一台完美的機器——不斷影響著我們的行為，使我們做出日後回想起來覺得非常愚蠢的決定。這些錯誤遠遠不止自制力差。
2006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決定在一座中高檔公寓樓中用M&M』s巧克力豆進行一項實驗。第一天，實驗人員準備了一碗M&M』s巧克力豆，在碗邊放了一把小鏟子；第二天，實驗人員在碗裡重新裝滿M&M』s巧克力豆，在碗邊放了一把大鏟子。對於任何曾經喝過Big Gulp蘇打水或者吃過麥當勞超大包薯條的人來說，結果都不奇怪：鏟子變大後，人們多拿了66%的M&M』s。當然，他們本來可以和第一天拿得同樣多，只要少鏟幾鏟就可以了。但是，就像菜上得越多人們吃得越多一樣，鏟子越大，人們的嘴越饞。
然而，巧克力豆實驗真正的教訓在於人們非常不善於衡量東西的數量。他們不是數自己吃了多少顆巧克力豆，而是數吃了幾鏟。科學家們發現，多數人只拿了一鏟，然後開吃，不管這鏟裡面有多少巧克力豆。人們坐下來吃飯時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盤子裝多少，他們吃多少。如果盤子大了2倍（最近25年，美國的餐具變大了40%），他們還是吃個精光。
例如，康奈爾大學市場營銷學教授布萊恩·文森克（Brian Wansink）做過一項研究，用一隻永不見底的碗盛湯（碗底有一根秘密導管，能不斷從下面往碗裡加湯）來演示人們吃多少取決於上了多少吃的。用永不見底的碗喝湯的那組測試者同用普通碗喝湯的那組測試者相比，多喝了70%的湯。
經濟學家把意識的這套做法稱作「心理賬戶」（mental accounting），因為人們傾向於在腦子裡把世界分成一個個賬戶，比如一鏟巧克力豆、一碗湯或者一筆預算。儘管這些賬戶有利於人們思考得快一些——算有幾鏟巧克力豆比算有多少顆巧克力豆容易，但是它們也會歪曲決定。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是第一個全面探索這種非理性行為後果的經濟學家，為了演示心理賬戶的作用，他想出了一套簡單的問題。
假設你打算看場電影並且花了10美元買了一張電影票。當你走進電影院，發現你把票弄丟了。電影院的位子沒有標號碼，電影票找不回來了。你會花10美元再買一張電影票嗎？
當塞勒把這個問題拋給別人時，發現只有46%的人會再買一張電影票。但是，當他換了一個稍微有所不同的問題時，卻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假設你打算看場電影，票價為10美元。當你走進電影院，發現你丟了10美元的鈔票。你還會花10美元買一張電影票嗎？
儘管第二種情景中損失值是一樣——還是損失10美元，現在卻有88%的人願意買電影票。為什麼轉變如此之大呢？按照塞勒的說法，通常情況下，人們把看電影看作一場交易，是買電影票所花成本和看電影體驗之間的交換。再買一張票會讓電影看起來太貴，因為這樣電影票要「花」20美元了。相反，人們不會把丟掉的現金算在看電影這個賬戶中，所以他們不介意再支出10美元。
兩種情景本質一樣，人們的選擇卻不一致，這種不一致當然是可悲的。丟了票之後，我們多數人成了吝嗇鬼；當我們只丟了現金，我們仍然揮金如土。這些自相矛盾的決定違反了古典經濟學的一項重要原則，古典經濟學認為錢是相通的、是完全可替代的，1美元永遠是1美元。但是因為腦子裡有了心理賬戶，所以我們區分對待手中的錢。例如，當塞勒問人們是否願意為了節省5美元而多開20分鐘的車到較遠的地方買一個15美元的計算器，68%的人回答願意；當塞勒問人們是否願意為了節省5美元多開20分鐘的車到較遠的地方買一個125美元的皮夾克，只有29%的人回答願意。是否願意多開20分鐘？人們的這一決定和節省鈔票的絕對數目（5美元）有關，但是更加取決於是在哪個心理賬戶下做的這一決定。如果節省激活的是一筆數額很小的心理賬戶，比如買一個便宜的計算器，那麼人們願意驅車跨過整個市區；但是，相對於購買大件物品來說，比如125美元的皮夾克，5美元就微不足道了。這一原則也能解釋為什麼汽車經銷商能高價賣出很多汽車配件，為什麼豪華酒店一盒花生收費6美元還有人買。因為同汽車相比，汽車配件很便宜，而同住宿費相比，花生也很便宜，最後，我們會花高價買下那些在通常情況下不會花這麼多錢購買的東西。
那麼大腦為什麼要依賴心理賬戶呢？因為大腦的加工能力有限。正如塞勒指出的那樣：「這些思維問題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我們的『中央處理器』速度慢、易出錯，而我們又很忙。」既然前額葉皮層一次只能處理7件事情，因此它總是試圖把信息「組塊」（chunk）在一起，讓複雜的生活變得容易管理一些。我們不考慮有多少顆巧克力豆，而是考慮有多少鏟。我們不計算所花費的每一美元，而是把這些美元打包與特定的支出聯繫在一起，比如買輛汽車。我們冒著誤入歧途的危險走捷徑，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其他方式來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