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拉圖到弗洛伊德的錯誤

我們如何決定（佈雷迪選擇往哪傳球）是最古老的意識之謎。儘管我們所做的決定定義了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但我們經常完全不清楚在決定過程中自己的大腦裡發生了什麼。我們不能解釋為什麼我們選擇蜂蜜堅果味的Cheerios[1]，為什麼在交通信號燈變成黃色時停下來，為什麼將球扔給特洛伊·布朗。在NFL球探的評價清單上，「決定能力」被列在「無形能力」一欄，它是如此重要，但沒人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正因為意識過程看不見、摸不著，所以誕生了大量探討意識過程的理論。最流行的一個理論用史詩般的語言描繪我們的決定過程，將它看作理智與情感之間難分難解的酣戰，結果通常是理智佔上風。按照這個經典理論的說法，將人類和動物分開的東西就是上帝賦予人類的理智。我們做決定時，能夠忽略自己的情感，仔細透徹地思考問題。比方說，人們認為四分衛選擇接球手時應該冷靜分析賽場上的所有信息，把手忙腳亂的傳球進攻轉化成一系列數學題，四分衛越理性，Wonderlic測驗得分越高，賽場上的表現則越好。這種分析能力（超越情感、本能與衝動的能力）經常被看作定義人性的要素。

柏拉圖照例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想法的人。他喜歡把意識比作由兩匹馬拉著的馬車，理性腦是車伕，它手持韁繩，決定馬往哪個方向跑。如果馬不聽話，車伕只需揮動鞭子，就能重新駕馭它們。其中一匹馬馴服得當，表現良好，但是即使最聰明的車伕也難以駕馭另外一匹馬，柏拉圖這樣寫道：「它是個賤種，它有公牛一樣的粗脖子、雄獅一樣的鼻子、黑色的皮毛、充血的白眼球。與狂野粗俗的模樣正好相配的是，它的耳朵周圍覆蓋著一層厚厚的毛——耳朵已經聽不見了——只向胡蘿蔔和大棒屈服。」在柏拉圖看來，這匹倔強的馬代表具有破壞性的消極情緒。車伕的任務就是讓悍馬不要撒野，讓兩匹馬齊頭並進。

通過這個比喻，柏拉圖將意識分成兩個獨立的領域，而靈魂就是一個矛盾體，在理性和感性之間徘徊。如果車伕和馬想要不同的東西，柏拉圖說我們必須學會聽從車伕的話。他這樣寫道：「理性通向秩序和哲學，優於感性。如果理性佔上風，我們將過上和諧幸福的生活，成為自己的主人。」否則，他警告說生活就會被衝動和情緒控制。如果我們跟著馬走，就會像「跌入下層世界的傻瓜」。

柏拉圖自始至終都將意識分成理性和感性兩種，而整個西方文化都蘊含這一思想：一方面，人類有動物性的一面，像野獸一樣充滿著原始的慾望；另一方面，因為有得天獨厚的理性，人類也能進行推理和預測。繼柏拉圖幾個世紀之後，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在他的著作《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用短短的幾句話闡釋了這種哲學。美狄亞愛上了賈森（文縐縐地說，她中了愛神之箭），但這種愛違背了她對父親的責任，她感歎道：「一股奇怪的陌生力量驅使著我，慾望和理智把我拉往不同的方向，我看到了正確的方向，而且也願意往那個方向去，可是最後卻聽從了慾望，步入歧途。」

啟蒙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笛卡兒認同古人針對感性的這種批評。笛卡兒將存在分成兩種不同的物質：充滿理智的神聖靈魂和充滿「呆板激情」的肉體。笛卡兒的目的是淨化人類智慧，摒棄謬誤，超越有關過去的不合邏輯的信念。在《談談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門學問裡尋求真理的方法》（Discourse on the Method for Properly Conducting Reason and Searching for Truth）這本名稱很糟的開創性著作中，笛卡兒試圖舉例說明純粹理性。他的目的在於指引人類擺脫蒙昧，在於揭示一個「明確清晰」的信念：情緒和本能是邪惡的。

笛卡兒對理性的信仰成為現代哲學的一項基本原則。理性就像一把手術刀，能將現實解析成最基本的單元。另一方面，感性是原始的、粗俗的。久而久之，許多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試著結合實際闡釋這種二元論哲學。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希望能重構社會，讓社會體現出「理性科學」的樣子；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希望「美國實驗能夠證明人類能被理性主宰並僅僅被理性主宰」；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概念，認為道德就是理性。在法國大革命的巔峰時期，一群激進分子成立「理性崇拜」（The Cult of Reason）組織，將巴黎的幾座教堂變成供奉理性的殿堂，沒有哪個殿堂是供奉感性的。

西蒙·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論是柏拉圖的比喻在20世紀的翻版。儘管弗洛伊德喜歡說自己終生都在糾正錯誤的信念，但是他對意識的看法與柏拉圖大同小異。在他的「思辯科學」（speculative science）中，弗洛伊德將人類意識想像成一系列相互衝突的部分（弗洛伊德非常看重衝突，因為它有助於解釋神經症）：最底層是本我，生產原始慾望的工廠；往上是自我，代表有意識的自我和理性。自我的任務是壓抑本我，引導不當的情緒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發洩出來。弗洛伊德在書中直接提及柏拉圖的比喻：「自我對本我的管理可以與車伕駕馭馬匹相比，馬提供動力，車伕具有選擇目標並控制馬匹行動方向的權限。」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增強自我，培養控制本我衝動所需的力量。換句話說，弗洛伊德試圖教會病人如何約束自己的馬匹。他相信大多數精神疾病，從癔症到自戀，是情緒放縱的產物。後來，弗洛伊德將柏拉圖的這個馬車比喻泛化到一切事物，他把文明或文化看作個體意識被放大後的版本。弗洛伊德寫道：「精神分析在個體身上研究的東西——本我和自我之間的不斷衝突，也在人類發展史這個更大的舞台上上演。」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現代社會能否存活取決於人們能否犧牲本我的原始慾望（被他稱作「享樂主義」），去追求更加高尚的目標；文明征服野蠻的唯一途徑就是人類理性。正如戈雅（Goya）所說的那樣：「理性一旦沉睡，怪物就會甦醒。」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認為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缺乏科學依據、不可靠。對本我、自我及戀母情結的討論被對大腦特定區域的研究取代了，維也納理論（Viennese theory）讓位給了日益精確的大腦皮層解剖圖（anatomical maps of the cortex）。柏拉圖的馬車比喻看上去可悲地過時了。

現代科學很快找到一個新的比喻：意識就像計算機。根據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我們每個人就是在3磅重的神經網絡硬件上運行的一套軟件程序。儘管這個比喻促成了許多有價值的科學突破——它催生了人工智能以及其他一些事物，但它仍然是誤導人的，至少在一個關鍵方面是誤導人的。將意識看作計算機的問題在於計算機是沒有情感的。因為情緒不能分解為信息量，也不能分解為編程語言的邏輯結構，所以往往被科學家忽略了。「認知心理學家贊同這種有關理性、邏輯思維的錯誤觀點，所以我們認為其他一切事情都不重要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人工智能方面的先驅馬文·明斯基教授這樣說。認知心理學家即使考慮到情緒，也是重申柏拉圖的二分原則：感性擾亂認知，是理性的敵人，干擾大腦機器的運轉。這就是現代科學對意識的看法。

柏拉圖思想和認知心理學的共同基本觀點是理智優於情感。為什麼這個觀點經久不衰？這不難理解。一方面，它認為現代人類凌駕於其他任何動物之上。人的意識是理性的計算機，是無與倫比的信息處理器。另一方面，這種有關人性的看法也能解釋人類的缺陷。因為人類仍然具有動物性的一面，理性的那部分不得不與原始的情緒競爭，車伕必須控制住悍馬。

根據這種人性論得出的一個推論是：如果情感妨礙人們做出理智的決定，那麼理所當然的是，最好沒有任何情感。比如，柏拉圖不禁設想出一個理性主宰一切的烏托邦。自此以後，這樣一個神話般的社會（一個純粹理性的王國）便成為許多哲學家的夢想。

但是這個經典理論的基礎存在一個關鍵性錯誤。很久以來，我們貶低情緒腦，認為情緒、情感是一切錯誤的根源。然而並非如此，事實要有趣得多。當你研究大腦時，你就會發現車伕和馬匹是互相依賴的，如果沒有感性，理性也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