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都知道無聊的感覺，但絕大多數正常的成年人不會常常感到無聊至極。我們會產生壓力、奔忙以及憂慮的感覺，但很少會純粹覺得無聊，部分原因是我們實在壓力太大、太忙、太過焦慮。我們無事可幹的時候通常會覺得自己需要休息一會兒，並不會感到枯燥。我們只能從童年回憶當中尋找無聊至極的體驗。兒童和青少年常覺得無聊，如此無聊甚至讓他們難以忍受。持續的刺激、探索和不斷學習，正是他們一種極為正常的發育需求，但在長途旅行的途中，下雨天的午後，或者上自習的時候，這種需求就得不到滿足。童年時期的無聊可以說是一種酷刑，那種感覺就像是慢性頭痛，或是口渴至極。無聊能夠帶來嚴重的傷害，被無聊折磨的孩子會想要通過喊叫來發洩鬱悶的心情，或是想要把東西狠狠地砸碎在牆上。無聊至極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痛苦。
常人很幸運，因為在成年後就不再需要這種持續不斷的刺激。儘管承受的壓力很大，但我們還是傾向把刺激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能過多，也不能太少，反社會人格者除外。反社會人格者說自己一直渴望更多的刺激。有些人會用「上癮」這個詞來形容這種渴望，比如對刺激或冒險上癮。這種上癮現象的發生是因為缺乏情感生活的調劑，而治療「刺激欠缺」的最佳（或許唯一）方法就是情感生活，因此在很多心理學專著裡，「喚起」[1]和「情感反應」這兩個術語幾乎可以互換。我們跟其他人的情感聯繫、彼此磨合以及共同度過的歡樂與痛苦的時刻都能給我們刺激，但反社會人格者卻沒有這種情感生活。他們感受不到讓我們時而痛苦、時而興奮的刺激，這種刺激伴隨我們對其他人的真正情感依附而來，並且始終存在。
某些心理學實驗涉及電擊和巨大噪聲的干擾情況，實驗發現反社會人格者身上很少出現常人在焦慮和恐懼時通常會有的生理反應（流汗、心跳加快等）。他們只有在支配別人的時候才能獲得足夠的刺激，但這些遊戲很快就會變得無聊起來。就像吸毒一樣，反社會人格者也得把這些遊戲不斷玩下去，越玩越大，玩得多大取決於這個反社會人格者掌控了多少資源和才能，並不是每個反社會人格者都能玩得起。因此，反社會人格者幾乎永遠無法擺脫無聊的痛苦。
有些反社會人格者用化學方法緩解一時的無聊，也是他們成為酒鬼和癮君子的部分原因。據一項1990年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關於併發症的研究估計，75%的反社會人格者有酒精依賴，有50%的反社會人格者還會濫用其他藥物。因此，反社會人格者除了會對冒險上癮之外，通常也會對一般的致癮物上癮。吸毒能夠獲得一種「巔峰體驗」，而且具有一定危險性，因此對沒有良知的人有很強的吸引力，而且毒品文化讓很多反社會人格者自得其所。
另一項於1993年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上的研究發現，被診斷出具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靜脈注射毒癮患者當中，有18%的人艾滋病毒抗原呈陽性，而沒有反社會人格障礙的類似患者只有8%的人艾滋病毒抗原呈陽性。反社會人格者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更高，這大概是由他們頻繁進行冒險性行為所致。
這些統計數據把我們帶回到我在前文提出的問題：缺乏良知是一種適應障礙，還是精神障礙？精神障礙的一個定義是：任何會導致人生實質性毀滅的心理條件。也就是說，一個人根據整體健康和智力水平所應具有的活動行為能力將會因此受到嚴重損傷和限制。常識告訴我們，只要患有任何一種精神障礙（重度抑鬱、慢性焦慮、偏執狂等），人生就很有可能走向毀滅。但如果缺乏某種純粹的道德品質又會怎樣？缺乏良知會怎樣？我們知道，反社會人格者幾乎永遠都不會尋求治療，但他們的生命依舊會走向毀滅嗎？
解決這個問題有個辦法，就是先思考對反社會人格者的人生意義重大的那些事（也就是「贏」和「支配他人」），然後思考下面這個問題：為何並非所有的反社會人格者都位高權重？鑒於他們目標明確，而且沒有良知、行事自由，因此他們都應該成為國家領袖或跨國企業CEO，或者至少是高水平的專業人士或某個小國的獨裁者。為什麼他們不能一直獲勝？
他們就是做不到這一點。相反，這些人大都默默無聞，頂多只能控制他們的小孩、患抑鬱症的配偶，或者幾個員工和同事。像漢娜父親那樣鋃鐺入獄的不在少數，生活或事業出問題的也不在少數，但像斯基普那麼有錢的很少，有名的則更是寥寥無幾。他們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曾出人頭地，生活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到了中老年的時候就了無生氣。他們可以掠奪和折磨我們一陣子，這倒是沒錯，但他們其實活得很失敗。
從心理學家的角度來看，反社會人格者就算位高權重，他們的人生也是很失敗的。對大多數人而言，幸福就是有能力去愛，有能力以更高的價值駕馭自己的生活（大多數時候），並且有理由對自己感到滿意。反社會人格者沒有愛的能力，也不具備更高的價值嚮往，而且他們幾乎永遠都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滿。他們沒有愛心、缺乏道德感、長期處於百無聊賴之中，即便少數一些人後來變得有錢有勢。
他們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滿的原因很多。反社會人格者的關注重心永遠在自己身上，因此產生了一種「個人意識」，這種意識讓他們對身體上的每一處異常，頭部或胸部的每一個不適感都極其敏感，而且他們的耳朵對廣播或電視上報道的消息，從臭蟲到蓖麻毒的每一條消息都極為關注。因為他們把關心和注意力統統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沒有良知的人有時候會為疑病症[2]所苦，這甚至會讓極度焦躁的神經質都顯得很合理。在他們看來，被紙張割破了手指就是一件大事，要是嘴上長了皰疹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災難了。
反社會人格者對自己的身體都有種強迫症，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阿爾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的疑病症伴其一生，他一直擔心自己罹患癌症。為了遠離癌症，也為了治療一大堆他幻想出來的疾病，他長期服用由自己私人醫生西奧多·莫雷爾專門為他配的「靈丹妙藥」。這些藥片中大多含有致幻性毒素。希特勒就是這樣慢慢中毒的，最後他真的生病了。很可能他的左手震顫（這次是真的）就是因此才愈發嚴重，到了1944年中旬的時候他就不許別人給他拍照了。
反社會人格者有時候會把他們的疑病症當作逃避工作的借口。前一刻還什麼事情都沒有，等到要買單、要找工作或幫朋友搬家的時候，他們就會突然胸痛起來，或者一瘸一拐。而且裝病還會得到別人的特殊照顧，比如坐在一間人滿為患的屋子裡，大家通常都會把最後一張椅子讓給你。
通常來說，反社會人格者都會避開需要付出持續努力、按部就班的工作，這種極度的好逸惡勞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在現實世界的個人成就。反社會人格者幾乎從來都不會考慮去做那種朝九晚五、上班時間很長的工作。他們不喜歡長期目標或規劃，絕不會兢兢業業地幹好一份工作，他們只喜歡輕鬆容易的計劃、一蹴而就的事情或耍點小聰明就能幹成的事情。就算反社會人格者處在很高的職位，這些職位往往也是那種難於說清實際上做了（或是沒做）多少工作的職位，或者是可以把別人幹的活算在自己頭上的職位。在這樣的背景下，聰明的反社會人格者只要偶爾表現出色一點，或是說幾句甜言蜜語，施展一下個人魅力，或是嚇唬嚇唬手下，就能繼續玩轉職場。他會把自己包裝成「很會分權的主管」「呼風喚雨的高手」或是「有點神經質的天才」。他需要經常度假或休假，這能讓他的真實行為保持一定的神秘性。保持努力工作是留住成功的關鍵，你需要埋頭苦幹，忍受單調和無聊，對細節一絲不苟，勇於承擔責任。
悲哀的是，即便是天資聰穎、才華橫溢的反社會人格者也會有這樣一種缺點。他們一般不大可能發展出藝術、音樂或是其他需要創造力的才華，因為那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天天練習。要是隨便付出一點兒汗水就能成功的話，那麼反社會人格者或許還能有點希望。但是藝術需要長期的耕耘和投入，那他們就會注定失敗。最後，沒有良知的人對待自身天賦的態度也和對待他人的態度如出一轍，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反社會人格者幾乎永遠都在獨自面對生活，從短期來看這個策略或許有效，但長期來說問題往往很大。因為沒有良知的人只會考慮自身利益，無法跟別人合作，只想獨來獨往。他們在跟其他人或是一群人打交道的時候通常會採取欺騙、奉承或是恫嚇的手段。這些做法對成功的作用要比真誠相處、領導力以及自主參與薄弱多了，而且效果更為短暫。需要依靠通力合作或不懈的團隊努力才能夠實現的目標通常會因為反社會人格者的極端自私而告吹。不管身為臭名昭著的暴君，還是平凡的僱主、同事或配偶，反社會人格者往往都會走上這條通往失敗的道路。
當反社會人格者被操縱別人的興奮沖昏了頭時，其他一切目標都黯淡無光，他們的人生也就這樣走向毀滅。雖然這種毀滅方式有些另類，但和重度抑鬱、慢性焦慮或其他精神疾病所導致的缺陷一樣嚴重。反社會人格的特點是沒有感情，也就是說反社會人格者永遠被剝奪了情商，而情商是能夠理解他人的能力，是生活在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嚮導。就像多琳真的相信可以通過貶低別人來增加她的權力；就像斯基普認為自己可以永遠逃脫社會規範的制裁；就像失勢戰敗的獨裁者總是困惑於人民對他的怨恨從何而來，而且不給他協商的餘地。沒有良知的人即使聰明絕頂，往往也都目光短淺，幼稚得驚人，而他們最後大都死於無聊和窮困，或者挨了一顆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