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兒五年級時有一次參加實地教學，我陪著她去看了一出叫作《通往自由的列車》的戲劇，這齣戲講的是哈麗特·塔布曼[1]和「地下鐵道」的故事。我們乘坐一輛喧鬧的大巴回學校的途中，一個男孩一直在捉弄另一個男孩，不停地打他，扯他的頭髮。有人告訴我，被打的那個男孩發育遲緩，也沒有朋友，更不知如何保護自我。就在大人準備介入之前，坐在這兩個男孩後面的一個小女孩拍了拍正在欺負人的那個男孩的肩膀說：「住手！你的行為太可惡了！」
這個識別出反社會行為並且挺身而出人是個年齡只有10歲、身高只有1米2的小女孩。那個被她斥責的男孩朝她吐了吐舌頭，然後跳到了他朋友那邊的座位上。她盯著他離開，然後平靜地跟旁邊的女孩接著玩石頭剪刀布的遊戲。
我們的成長階段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成年人不再對恃強凌弱的惡霸們說「住手！」？這些惡霸長大之後更加強大，可我們也在變強大啊。等這名健康的小女孩長到30歲，而且個頭再長高半米的時候，她還會表現出同樣的尊嚴和自信嗎？她會成為另一個哈麗特·塔布曼嗎？悲哀的是，從我們現在的育兒方式來看，這種可能非常渺茫。
我們在撫養幼兒（特別是女孩）的時候，會教育他們忽視自己的自發性反應，也就是我們教他們不要找社會的麻煩。如果小孩子的自發性反應是用拳頭或語言攻擊別人，或是在商店裡偷偷拿走喜歡的商品，或是在超市裡侮辱一名排隊購物的陌生人，那麼教他們不要找社會的麻煩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但還有一種同樣會被這個渴望避免衝突的社會壓制下來的自發性反應，那就是喊「住手！」——一種源於天性的道德義憤之感。等到這個勇敢的小女孩30歲，當她再次面對其他人「卑劣」的行為時，或許就沒有了大喊「住手」的自發性反應，甚至心裡也不再有這樣的想法。
在性別心理學家德博拉·考克斯、薩莉·斯泰伯以及卡琳·布魯克納合著的《女性的憤怒：臨床與發展理論》（Women抯Anger：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一書當中，記錄了女孩（與女人）如何認知這個社會對她們發怒的各種反應方式。作者寫道：「她們（女孩和女人）所描述的與社會的互動大多包含了一種排斥，社會排斥她們或她們的憤怒，或者兩者一併排斥。這種排斥具體表現在以批評或防衛反應直接攻擊她們，或者是一種更為被動的方式，如忽略和輕視她們的擔憂和感受。」而基於對青春期少女的研究，教育學家琳恩·邁克爾·布朗認為，我們所崇尚的理想女性特質對「沉默是金」有一種危險的鼓勵。
為了摘掉阻礙我們生命質量的蒙在第七感上的眼罩，極大提高自己的身心狀態，教育必須從孩子抓起。一部分健康的良知就能夠用來對付無良。不管你以主動明確的方式還是以被動打擊的方式教育女兒時，都會要求她必須忽視自己的憤怒，必須對別人友善，並且讓她接受不要為捍衛自己或他人而挺身而出的觀點，不管出於什麼理由都不能找別人麻煩，那麼你並不是在增強她的利社會感，而是在破壞它，因為她首先連自己都保護不了了。考克斯、斯泰伯以及布魯克納強調，「要求女性必須壓制自己對他人的憤怒，這實際上是在剝奪女性發展成為獨立個體的機會。」誠如琳恩·邁克爾·布朗所言，我們必須讓她們知道，「即便是在壓力最大的條件下，你也有選擇主動拒絕、起身反抗的機會。」
不要把她置於煤氣燈下。當她發現一個惡人在做一件可惡的事情，告訴她大聲揭露這件事是對的。傑姬·魯賓斯坦選擇相信她的病人丹尼斯，而不是她危險的同事多琳·利特菲爾德。這是一個善良的、出於道德的選擇。她擲地有聲：「你的行為太可惡了，住手！」儘管她這麼大聲會被身邊很多見解力較差的人視為多管閒事。
對於男孩子的教育，傑出的兒童心理學家丹·金德倫和麥可·湯普森在二人合著的《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中，記錄了他們對「脆弱的父親經常會採取一貫的防禦反應來維護『父親無所不知』的假象」這一頻發現象的關切。父母（尤其是父親）的典型教育方式就是讓他們的兒子不論如何都要服從權威，如果文化環境和政治環境出了問題（歷史上就曾出現過這種充斥著病態律令的社會），那麼這種教導很可能會斷送子女的性命。我們能夠理解父母希望子女養成尊重合法權威的心情，而且我們也認識到尊重合法權威對社會正常運作極為重要。但訓練孩子養成一種反射性的、毫不質詢的服從態度，是徒勞無益的。服從權威對於大多數沒有受過訓練的人來說都像是膝跳反射，而如果我們再強化孩子的這種條件反射的話，他們長大以後就無法抵抗任何懷有侵略意圖或者具備反社會人格的「權威」。
服從性以及愛國主義與職責的更高價值，有可能變成傷害一個人的暗藏動機。更有甚者，在一個人還沒有機會思考自己能否成為主宰自己或自己國家的最佳權威時，在他還遠遠沒能來得及提出「我和我的同胞確實願意為了這個外在『權威』的個人利益出生入死嗎」這樣的問題之前，條件反射式的服從性就會奪去他的生命。
不過，我仍然認為我們如今已經處在了改變這種千年之久的教育方式的臨界點上。人類過去為生存所迫，會教導子女不要破壞來之不易的成果，不要對事情產生太多的質疑，不要違反命令。生活艱辛而且處處充滿危險，而挑戰權威的孩童太容易死去。因此，一直到最近幾個世紀，道德義憤對於我們教育出的孩子來說還是一件極為奢侈的事情，而且質疑權威還會讓他們覺得生命將受到威脅。我們以這種方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然後在不知不覺中任由反社會人格者宰割。但現在，對於絕大多數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來說，生存已經不再是問題，我們就可以停手了，可以允許孩子發出質疑的聲音了。等他們長大以後，就能夠很有底氣地對同樣已經長大成人的惡棍說：「你的行為太可惡了，住手！」
但我們這些已經長大成人、已經對自己本能忽略了幾十年的人該怎麼辦？我們怎樣才能避免「被置於煤氣燈下」，又怎樣辨別出我們周圍那些沒有良知的人呢？這正是下一章所關心的問題。這是個有趣的問題，而答案則相當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