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反社會人格者的目標是相當可怕的經歷，即便這名反社會人格者並不是很暴力的那種。1944年，喬治·庫克執導了一部名為《煤氣燈下》（Gaslight）的心理驚悚片，英格麗·褒曼在該片中飾演了一位年輕貌美的新婚妻子，她遭人設計，覺得自己就要發瘋了。她懷疑自己的心智慢慢喪失，而這種恐懼實際是由查爾斯·博耶飾演的邪惡但迷人的新婚丈夫有條不紊地設計好的。骯髒的伎倆還有，博耶會讓褒曼在自己外出之時聽到閣樓傳來的聲響，還會把煤氣燈弄得忽明忽暗，這一切都發生在這所恐怖的房子裡，她的姑媽多年前就是在這棟房子裡被神秘謀殺的。當然，沒有人相信褒曼所說的閣樓上有聲響或是煤氣燈有問題以及許多別的怪事，她開始慢慢懷疑自己的現實感。英文典故「被置於煤氣燈下」（to be gaslighted）即來源於此。博耶並沒有暴力人格，他從來都沒有毆打過褒曼，但他的行徑更為邪惡，他讓褒曼對自己的認知喪失了信心。
一旦心生疑慮，並設法向別人解釋自己曾被某個反社會人格當作了目標，那麼就會「被置於煤氣燈下」。當傑姬·魯賓斯坦就多琳·利特菲爾德對丹尼斯所犯下的罪行與多琳對質完的時候，她便是這種現象的一個絕佳例證。之後，傑姬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尋求支持，因為她覺得自己的心智正在慢慢喪失。而當她把自己所發現的關於多琳的事情講給單位的主任時，對方雖然客客氣氣，但明確呼應了多琳的暗示，即傑姬和她那個妄想症的病人一樣都變得不太正常了。
在傑姬指控多琳用如此惡毒的手段對待一個安分守己的病人時，我們自然會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麼這種人會做出如此令人髮指的事情？這是其他人總會問的問題（不管是公開質詢還是通過暗示發問），它讓人如此困惑，無法作答，以至於會讓質疑反社會人格者的人陷入緘默，因為最後無非是發現自己的懷疑站不住腳。就像《煤氣燈下》裡面那個天真的新娘，質疑者或許也會對自己的認知能力部分或完全失去信心。毫無疑問，質疑者將會猶豫該不該再跟別人訴說自己的故事，因為揭露反社會人格者惡行的企圖，只會讓別人懷疑自己的可信度，甚至是自己的精神狀況。這些懷疑，不論是自我懷疑還是別人的懷疑，都令我們很痛苦，而且可以輕易說服我們閉嘴。多年來，我在傾聽了好幾百個被反社會人格者當作目標的病人的講述之後發現，在某個組織或某個群體裡，一個反社會人格者在他最終原形畢露之前早就被人懷疑過了，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只是每個質疑者都會孤零零地保持緘默，都有種「被置於煤氣燈下」的感覺，因此就會把自己那聽上去很瘋狂的秘密藏於心底。
像他那樣的人怎麼會做出如此令人髮指的事情呢？我們經常捫心自問。「像他那樣的人」的意思是說，他看起來是個正常人，跟我們沒什麼兩樣。我們指的是有著專業角色、愛護動物、為人父母或身為夫婦的人，或者某個曾經和我們共進晚餐的魅力無窮的傢伙等。而對於「如此令人髮指的事情」，我們指的是匪夷所思的惡行，因為我們出於自身情感和正常動機，一開始真的沒辦法解釋為什麼有人會想做那樣的事情。為什麼一個像斯基普這樣聰明、英俊、家境優越的男孩會屠殺小動物？在他成年以後，事業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還娶了一位億萬富翁的漂亮女兒做老婆，為什麼他還會冒著名譽掃地的風險折斷一個女員工的手臂？利特菲爾德醫生，這位心理學家，這個世界上最好心的人，為什麼會突然對一個恢復期的病人發動心理攻擊，而且針對的還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病人？她這樣一個獲得了專業地位的人士，明知真相終將水落石出，為什麼還要捏造一個毫無意義的謊言來嚇唬一個年輕的實習醫師？
這些是我們遭遇反社會人格者的惡行時會問自己的問題，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想不出一個讓自己信服的答案。我們就算絞盡腦汁也想像不出理由何在。沒有哪個答案聽上去可信，因此我們會覺得其中一定有誤會，或許是我們過分誇大了自己的觀察。我們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受到良知約束的心智與不受良知約束的心智在性質上根本不同，而且反社會人格者想要的東西、激勵他們的東西，完全超出我們的經驗範圍。我們絕大多數人只有在嚴重受到對方威脅，或者在強烈情緒（例如狂怒）影響的情況下，才可能像多琳那樣傷害一個有心理疾病的人，或者像斯基普那樣折斷別人的手臂。正常人的情緒指令，不容許只是為了好玩就冷酷地做出如此行為。
反社會人格者，即沒有「建立在對他人情感依附基礎之上的義務感」的人，其典型特徵是會把自己的一生耗費在人際遊戲上，耗費在「贏」上，耗費在為了控制而控制上。而我們其他有良知的人，從抽像意義上也許能夠理解這種動機促成的詭計，但在現實生活中親眼見到卻通常無法「看清」這些事情的全貌，因為這些事情的輪廓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陌生了。許多沒有良知的人僅僅是為了玩這個遊戲，便可以做出堪比毀滅自我的行為。郵票男為了享受欣賞幾名郵政人員與警察在大約一小時裡跑來竄去焦頭爛額的場面給自己帶來的快感，幾年刑滿後便會再次盜竊，半生都葬送在監獄當中。多琳僅僅是為了陷害一下同事，就樂意冒著賠上自己事業的風險。這些行為讓我們猝不及防，甚至難於相信。所以我們首先就會懷疑自己的現實感是否出了問題。
而且我們的自我懷疑通常比較嚴重。為了說明此事，我們不妨看看一名叫芭芭拉·格雷厄姆的職業罪犯的案例，她被處死已有30年，大眾對她的議論還沒有平息。1955年，32歲的格雷厄姆因為參與謀殺一位名叫梅布爾·莫納漢的老寡婦，手段極其殘忍，而被送到聖昆丁執行死刑。莫納漢太太就像《煤氣燈下》中英格麗·褒曼被謀殺的姑媽一樣，外界謠傳她在家中藏了很多珠寶。格雷厄姆和三名同夥闖入她的房子，翻箱倒櫃卻一無所獲，一氣之下，格雷厄姆（媒體給她起了一個綽號——「血腥寶貝」）用槍柄暴打這個老寡婦，把她臉上打得血肉模糊，然後用枕頭把她活活悶死。
根據她行刑前的記錄，血腥寶貝的遺言是「好人總是確信自己一定是對的」。她平靜地說出了這句話，甚至還有幾分同情和憐憫世人的意味。作為「把人置於煤氣燈下」的一種有效技巧，這句話說得還是相當有力。這句遺言讓很多人開始懷疑自己對格雷厄姆其人的現實感，公眾注意力重新聚焦於她是生養了三個孩子的漂亮媽媽的角色之上，而不是她的惡行之上。她死後成為人們激烈爭論的話題，時至今日，即便鐵證如山，還有人堅信格雷厄姆是無辜的。出於社會大眾對芭芭拉·格雷厄姆事件的自我懷疑，兩部關於她的影片應運而生，片名都叫《我要活下去！》（I want to live！）。前一部片子由蘇珊·海華德主演，她因在這部影片裡的精彩演繹榮獲奧斯卡獎，而1983年重拍的電視版由林賽·瓦格納主演。在這兩個版本裡，格雷厄姆這個殘忍成性的女殺人犯被描繪成一個遭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的女人。
芭芭拉·格雷厄姆的遺言：「好人總是那麼確定他們一定是對的」，有種「煤氣燈下」的效果，因為真相恰好相反。實際上，好人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他們幾乎從來都無法完全確定自己是對的。好人會經常質問自己、反思自己，而且會把自己的決定和行動置於「根植於對他人情感依附基礎之上的義務感」的嚴格監督之下。良知會一直懷疑自我，很少會承認有絕對確定的事情，即便承認，我們也會覺得「確定性」是靠不住的，就好像「確定性」會哄騙我們對某人做出非正義的懲罰，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沒有良知的事情。就算「確定性」是合法的，我們也不會說它是百分之百的確定，而是說「超越了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1]。最終，芭芭拉·格雷厄姆對我們的認識要比我們對她的認識更為透徹，她的臨終遺言觸動了那些受到良知約束之人的心理，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所做的決定建立在「太過確定」之上。
讓我們更加不安的是，我們絕大多數人都很清楚善與惡並不是絕對的涇渭分明，而是有很多灰色地帶。我們心裡明白，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百分之百的好人，於是我們便假定，也一定沒有百分之百的壞人。從哲學上講或許是這樣的，而且從神學上講一定如此。畢竟，在猶太-基督教的傳統裡，魔鬼本身就是墮落的天使。或許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十足的壞蛋。然而，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這個世界上肯定有人具備「建立在情感依附基礎之上的約束感」，也肯定有人不具備這種約束感。如果無法認識到這一點，就等於把有良知的人和世界上所有像梅布爾·莫納漢一樣的人置於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