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讓良知變得遲鈍的程度受到我們對權威合法性認識的影響。如果下指令的人被視為低人一等的附庸，或是跟自己平起平坐的人，那麼這個「想法調整」或許永遠都不會發生。在米爾格拉姆最初的實驗中，最後拒絕繼續進行實驗的少數派當中，有一位32歲的工程師，他顯然認為身著實驗室白大褂的科學家在智力上最多是跟自己平起平坐。這個工程師推開電擊發生器旁邊的椅子，用氣憤的語調對米爾格拉姆說：「我是電氣工程師，我嘗過電擊的滋味……我想我可能做得太過分了。」在後續的採訪中，米爾格拉姆問他誰該為電擊另一個房間的人負責時，他完全沒有把責任推給主持實驗的人。相反，他回應道：「我應該承擔全部責任。」他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我們必須承認，教育是決定良知是否能夠保持警覺的一個因素。但如果認為學識可以直接增進人類的良知，那就大錯特錯，太自以為是了。教育有時能夠加深人們對權威人物合法性的認知，這樣一來就不會不加質疑地去服從權威。如果一個人受過教育或掌握知識的話，或許他就能夠堅持把自己認定為合法權威。
在米爾格拉姆另一個版本的實驗裡，他用「普通人」而不是科學家向實驗對像發出執行電擊的命令。當「普通人」接替身著白大褂的實驗室科學家掌管實驗的時候，實驗對像中服從命令的人數比率從62.5%降到了20%。對權威的包裝程度和實驗對象的認知水平就算不是決定結果的全部因素，也能明顯看出它們已經相當接近全部了。我們當中的一些人可能會違抗一個看起來跟我們差不多的傢伙發出的命令，但大多數人都會服從一個看起來更像權威的人。在領袖和專家可以通過電視機魔幻般地來到我們身邊的時代，任何人幾乎都能被電視包裝成位高權重、非同一般的人物，所以這個發現格外受人關注。
除了給人非同一般的感覺，電視上的人物還顯得跟我們很親近，就像在自家的客廳裡一樣。影響權威壓制個人良知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下命令的人與自己的距離。當米爾格拉姆改變實驗條件，讓自己離開房間時，服從命令的人數比例就下降了2/3，降到跟「普通人」主持實驗時一樣的水平。當權威不在身邊時，實驗對像常常會通過只按機器上電壓不高的開關來「作弊」。
與權威的距離和戰爭時所需的實實在在的服從性密切相關。一旦開戰，個人良知就會跟殺人行為劃清相當嚴格的界限，這讓那些認為「人類天生就愛製造戰爭」的人感到驚訝。良知的這一特徵在普通人身上體現得如此頑強，因此軍事心理學家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例如軍事專家現在已經知道，如果要讓士兵做出可靠的殺敵行動，就一定得讓權威人士親臨部隊下達命令才行。否則，戰場上的人在接到殺敵命令時通常會敷衍了事，會故意瞄偏或乾脆不開槍，以免違背自身良知強大的禁令。
馬歇爾准將是二戰期間美國在太平洋戰區的一位戰爭史學家，他後來成為歐洲戰區的官方御用史學家。他寫過很多二戰時期的事件，當軍事將領現身軍營來下達命令時，幾乎所有士兵都會服從命令開槍射擊，一旦將領離開，射擊率便立刻掉到15%~20%。馬歇爾認為，如果士兵在戰鬥區域沒有直接接到射擊命令，他們就會有如釋重負之感，「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已經比較安全了，而是因為他們瞭解到一個欣慰的事實——自己暫時不必被迫殺人了。」
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員和傘兵戴夫·格羅斯曼中校在他的著作《關於殺戮：在戰爭與社會中學習殺人的心理成本》中，回顧了馬歇爾的觀察報告、美國聯邦調查局對20世紀50~60年代執法人員當中不開槍率的研究以及諸多戰爭（包括美國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馬島戰爭）中關於不開火的觀察報告。格羅斯曼從這些資料中得出以下結論：「歷史上絕大多數戰士，在他們能夠殺敵或應該殺敵的關鍵時刻會發現自己是一位『擁有良知的異議人士』。」在考察了大量有關一線士兵通常會反抗或偷偷破壞殺敵機會的歷史證據之後，格羅斯曼得出一個「新穎而又令人欣慰的關於人性的結論，儘管暴力和戰爭是打不破的傳統，但殺人並不是人類的天性」。為了打破士兵們良知的底線，讓他們能夠刺下刺刀或扣動扳機去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軍方必須對士兵進行悉心教導、心理調校，而且要安排權威親臨戰場對他們發號施令。
而且，不斷提醒士兵面對的敵人僅僅是一群「畜生」、該死的德國佬、吊眼梢的東亞人、該死的朝鮮人，有利於助長「道德排他」心理。誠如彼得·沃森在其著作《心中的戰爭：心理學在軍事上的應用與濫用》（War on the Mind：The Military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裡所寫，「當地習俗的愚蠢之處被拿來嘲笑」，還有「當地名人被抹黑成惡魔」。
不論是在戰場上還是戰場下，對於正在服役和已經退伍的軍人來說，他們參與的戰爭一定會被描述為善惡之間的重要較量，甚至是一場神聖的戰爭，這正是衝突各方的權威在歷史上每一次重要戰爭中試圖傳遞的信息。例如，除了越南戰爭後期爆發出來的道德惡行之外，我們現在很難想起關於越戰的任何事情，但在那場戰爭一開始的時候，美國人一再保證，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能拯救越南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以免越南人民未來遭受恐怖和奴役。國家領袖在戰時發表的演說（在當代是通過電視廣播傳送到我們的客廳裡的），總是竭力強調絕對必要的軍事任務這一主題，這是讓殺人變得正當的崇高召喚。而矛盾的是，權威之所以更樂於把這種態度投射於現實，是因為良知重視崇高的召喚，並且對正直一方有著歸屬感。換句話說，良知是可能被欺騙的，在需要殺死陌生人的時候，通常需要對殺人者的良知進行欺騙。
心理學能夠為軍方提供一系列技術手段，讓不想殺人者殺人，而軍方也正在使用這些手段，這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但在這些壞消息背後還是有一絲希望之光，猶如一顆在黑暗之海中閃耀的鑽石。我們開始瞭解到，人類並不是我們有時候自認為的那種天生的殺人機器。哪怕是在殊死戰爭的壓力之下，我們也常常不會扣動扳機，或者會經常故意射偏目標，因為當良知沒有被權威的鐘罩消聲，我們作為人類的情感聯結總會發出強烈的吶喊，良知總會發聲，提醒我們一定不要殺人。
因為戰爭的本質就是殺戮，所以戰爭是良知和權威之間的終極競爭。我們的第七感要求我們不可以奪人性命，而當權威支配了良知，士兵就會被誘至戰場殺人，他很有可能馬上就會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下半輩子都會處於痛苦之中，伴隨創傷記憶而來的是抑鬱、離婚、外物成癮、潰瘍症以及心臟病等。對比之下，有關越戰老兵的研究已經表明，沒有被逼著殺人的老兵跟那些服役期間沒有上過戰場的人一樣，不大可能表現出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
我們的道德感與權威人物之間的這種極為有害的競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開始就幾乎沒有停止過。過去5000年裡，一代代君主、渴望佔有土地的貴族、國家或民族領袖都可以命令沒有權力的個體上戰場廝殺。很明顯，這是良知的鬥爭，就算到了我們的下一代或下下代也不會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