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道瑜伽還不到一百年。儘管各種各樣的神怪故事早在兩千年前便已從縹緲的印度傳到西方（隨之而來的還有那裡的智者、裸體哲人和坐禪者），但對印度的哲學和哲學實踐，卻不能說我們已有任何真正的認識。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多虧了法國人安奎第·杜·佩隆（Anquetil du Perron）的努力——《奧義書》被介紹到西方。牛津的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和由他主編的多卷本《東方聖典》，第一次使總體的和深入的認識變得可能。最初，此種認識一直局限在梵文學者和哲學家範圍內，然而不久前由勃拉瓦茨基夫人447開創的神智學（theosophical）運動，卻頗得力於東方傳統並使這些傳統在公眾中得到傳播。此後幾十年間，西方對瑜伽的認識基本上沿著兩條分離的路線發展：一方面，它被視為嚴格的學院派科學；另一方面，它卻變成某種類似宗教的東西——儘管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教會，但安妮·貝贊特和魯道夫·斯坦納卻為之付出了努力。雖然斯坦納後來成為人智學的創始人，他最初卻是勃拉瓦茨基夫人的追隨者。448
瑜伽在西方的這種發展，其奇特的結果與它在印度的意義幾乎不可相提並論。在西方，東方的教諭面臨了特殊的境遇——無論如何，其所面對的精神狀況乃是早期印度人聞所未聞的。我在這裡指的是科學和哲學的分道揚鑣——在西方人開始知道瑜伽之教諭之前的大約三百年間，此種狀況便已存在。科學和哲學的分裂是西方特有的現象，它發端於15世紀的文藝復興。彼時，拜占庭帝國在伊斯蘭人的猛攻下崩頹，在此情勢的刺激下，人們對古典時期產生了廣泛的熱情。希臘的語言和文學第一次傳遍了歐洲的每一個角落。它被視為異教哲學的入侵，其直接的結果，便是羅馬教會和迅速席捲整個北歐的新教發生巨大分裂。然而即使將這視為基督教的更新，它也無法給已經獲得解放的心靈重新戴上枷鎖。
地理學和科學意義上的世界大發現時代開始了，人的思想越來越從宗教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當然，教會仍然存在（公眾中嚴格意義上的宗教需要仍然支撐著它），但卻失去了昔日在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羅馬教會由於有嚴密的組織，倒還能一直保持其統一，與此同時新教卻分裂出將近四百個分支。這一方面證明了它的破產，另一方面則證明了它具有一種不甘束手待斃的宗教活力。到了十九世紀，此種情形逐漸導致宗教融合的繁榮，而大量外來的宗教如阿布杜-巴哈教、蘇菲派、羅摩克裡希納教會449、佛教等等，也大量地輸入進來。它們中許多體系（例如人智學）也融合了基督教因素。由此而導致的情形則大致相當於公元三、四世紀時希臘世界的宗教融合，當時也同樣處處可見印度思想的影響和痕跡。（參看提亞納的阿波羅尼奧斯、俄爾甫斯—畢達哥拉斯派密教、諾斯替教450等。）
所有這些體系都在宗教層面上運行並從新教中招收了大量信徒，因此基本上是新教的支派。新教的攻擊，主要指向羅馬教會的權威，它極大地摧毀了人們相信教會是神聖救贖必不可少之代理這一信念。權威的重擔，從此落在了個人身上，隨之而來的則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宗教責任。懺悔和寬赦儀式的衰落，加劇了個體內心的道德衝突，從前教會負責為他解決的種種問題，現在壓在了個人的肩上——過去的聖禮，特別是彌撒，保證了個體可以經由神甫行施的聖儀獲得救贖。那時，個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懺悔和補贖。但隨著聖儀（它本來正是為他而設）的崩潰，現在他只能在上帝毫無應答的情況下自己努力而為。這種不盡如人意的狀況解釋了人們為什麼需要種種體系來允諾一種應答——允諾從另一種更高的神聖力量那裡獲得可見的或至少可以覺察的恩寵。
歐洲的科學完全無視這些希望和期待。它沉湎於自己的理智生活，對人們的宗教需要、宗教信仰毫不關心。歷史地看，西方精神的這一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它也對已經在西方站穩了腳跟的瑜伽發生了影響，導致它一方面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又被視為救贖之道而大受歡迎。然而在宗教運動的內部，卻有許多人在試圖把科學和宗教信仰、宗教實踐結合起來，例如基督教科學、神智學和人智學就是這樣。特別是最後提到的人智學，總是喜歡給自己一副科學的面孔，從而也像基督教科學一樣滲透到知識分子圈子裡。
既然新教徒的道路並沒有被預先鋪定，他實際上便對任何一種允諾將來有所成就的體系都表示歡迎。過去一直由教會作為中介來做的事情，現在必須由他親自去做，而他卻並不知道如何去做。如果他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宗教需要，他便會以極大的努力去獲得信仰，因為他的教義唯一重視的就是信仰。然而，信仰是一種神恩，一種饋贈，它並不是一種方法。新教徒是如此地缺乏方法，以致他們中許多人竟非常認真地神往於羅耀拉451那嚴格的天主教靈修方式。但無論他們可以如其所願地做些什麼，最困擾他們的，卻是宗教真理和科學真理的矛盾，是信仰和知識的衝突。這種衝突已經超出新教的範圍而影響到天主教本身。歷史地看，它完全是由歐洲精神的分裂所導致。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如果沒有違反自然的信仰衝動和同樣違反自然的科學信仰，這一衝突便根本不可能存在。人們不難設想這樣一種精神狀態，在這種精神狀態中，一個人僅僅是“認知”，此外則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而“相信”某種東西。這兩件事沒有任何理由發生衝突。兩者都是必要的，因為單是知識也像單是信仰一樣地不夠。
因此，當一種“宗教”方法聲稱自己同時又是一種“科學”方法時，它便一定能夠在西方大得人心。瑜伽滿足了這種期盼。除了因似懂非懂而產生的新鮮感和吸引力外，它還有充分的理由贏得眾多的信徒。它不僅提供了一條人們尋求已久的道路，而且提供了一種無比深邃的哲學。它指出經驗有可能控制和引導，因而滿足了科學對“事實”的需要。何況，由於它博大精深、年高德劭，其教義和方法涵蓋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它便允諾了人們夢想不到的種種可能，而瑜伽的傳播者也頗不吝於宣傳這些可能。
瑜伽對印度人有什麼意義？這一點我無話可說。因為我不能對自己沒有親身經驗的事情妄加評論。然而我卻可以說一說它對西方人有什麼意義。西方人的缺乏方向感，已經到了精神混亂的邊緣，從而任何一種宗教或哲學實踐，都無異於一種心理的訓練，換言之即無異於一種心理保健的方法。瑜伽中許多純屬生理的功夫，同時又都是心理的修煉。普通的體操或呼吸訓練之所以遠在其下，就因為它們完全是機械的、科學的而未能同時是哲學的。瑜伽對軀體各部分的訓練，總是將其統一於整個心靈，這在pranayama功夫中特別明顯。此時，prana既是呼吸，又是宇宙的運動。當個人的行為同時又是宇宙的行為時，軀體的愉悅便與精神的愉悅結合在一起，由此而產生的一種生機盎然的整體感，乃是無論多麼科學的技術都無望達到的。瑜伽的功夫不可思議，但若沒有其賴以建立的觀念，其效果也無從發揮。它以一種非同尋常、圓融完美的方式，使人的身心彼此滲透、熔鑄為一。
這些觀念和實踐起源於東方。在那裡，一種未曾中斷的、綿延了四千多年的傳統，創造出了必要的精神環境。我深信，在將身心融為一體方面，瑜伽在東方是一種完美而恰當的方法，人們對此也極少懷疑。他們形成了一種心理氣質，使高於意識的直覺得以出現。印度人的精神氣質，使他們在明智地運用諸如prana這樣的概念時毫無困難。西方人則恰恰相反，他們一方面有渴求信仰的壞習慣，另一方面又稟有高度發展的科學和哲學批判精神，因而總是發現自己處在兩難的困境中——不是墮入盲信的圈套，生吞活剝、不加思考地接受諸如prana、atman、chakra、samadhi這樣的概念，便是以科學的批判精神，將這些概念統統視為“純粹的神秘主義”而一筆抹煞。西方人精神的分裂，在出發點上便與瑜伽格格不入，因而也就無法對之有充分的認識。在西方，瑜伽不是淪為狹隘的宗教，便是淪為佩爾曼智力訓練（Pelmanism）、呼吸控制訓練、身體律動訓練（eurhythmics）之類的東西，而其固有之整體圓融的性質卻了無蹤影。印度人既不會忘記身體，也不會忘記心靈；歐洲人則總是顧此失彼，不是忘了這，便是忘了那——以這種善忘的能力，在目前的情況下，他倒是征服了世界。印度人卻不是這樣。他不僅知道自己的天性，而且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就是自然。歐洲人雖有自然科學，對自己的本性，對內在於自己的自然卻驚人地無知。在印度人那裡，彷彿是天賜的福佑使他們掌握了一種有助於控制內在和外在自然力的方法。而在歐洲人這裡，這種福佑卻成了毒藥，它扭曲和壓抑人的本性，從中造就出他所意欲的機器人。
據說瑜伽的修行者能夠移山填海，不過此事卻很難有任何實際的證據。瑜伽修行者的法力，總是在周圍環境能夠接受的範圍內運用。與之相反，歐洲人卻的確可以炸平一座座山嶺。世界大戰已經讓我們提前領略了痛苦的滋味，它使我們看到：當理智背離了人的本性而又不受任何羈絆時，其能力可以大到什麼樣的程度。身為歐洲人，我並不希望歐洲人能夠更多地“駕馭”即以更大的力量凌駕於內在和外在的自然之上。確實，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認：我對人性的最好洞察（其中有些是很不錯的），都幸虧有了西方文化的背景才得以與瑜伽的要求恰恰相反。在歷史的發展中，歐洲人是如此之遠地背離了他的根，以致其精神最終分裂成信仰與知識的對峙。以同樣的方式，個人的心理擴張也破裂成了對立的兩面。歐洲人需要回歸的家園不是盧梭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自己的本性。他的任務是重新找到有自然本性的人。然而與之相反，他卻迷戀於體系和方法，指望憑借這些體系和方法來壓抑那總是與自己目標大相逕庭的自然人。由於心理氣質與東方人截然不同，歐洲人不可避免地會濫用瑜伽。我總是力所能及地逢人便告誡：“研究瑜伽吧，你可以從中有無限的收穫。但切不要試圖去用它，我們歐洲人（在精神氣質方面）並沒有被構造得能夠正確運用這些方法。印度的大師（guru）什麼都可以解釋，你也什麼都能夠摹仿。但你知道是‘誰’在運用瑜伽嗎？換句話說，你知道你是誰，知道你被構造成了什麼嗎？”
歐洲科學技術的力量是如此之巨大，如此之確鑿，以致人們已很難估量它已經有過的發明和今後能有的成就。巨大的可能令人不寒而慄，然而隨之而來卻是另一個問題：誰在運用這些技術？這些力量掌握在誰的手中？就目前而言，國家還能暫時地為我們提供庇護，因為它顯然保護著人民不受毒氣和其他大規模殺人武器的殘害——這些東西可以在一轉眼間便成千上萬噸地生產出來。確實，技術的發展已到了如此危險的地步，今天最緊迫的問題已經並不是我們還能繼續向前走多遠，而是掌握著這些技術的人應該是些什麼樣的人，以及怎樣才能改變西方人的精神使之能夠放棄其可怕的技能。今天，更重要得多的事情是戳穿西方人的力量幻覺，而不是強化他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能的錯誤觀念。在德國，“有志者事必成”這一耳熟能詳的口號，已經使幾百萬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無論在駕馭外在或內在的自然方面，西方人都已經無需再具優勢。他在兩方面都已經完美得可怕。他所缺乏的是意識到自己不如自然。他需要知道：他不可一意孤行，為所欲為。如果他不自知，他自己的天性就會摧毀他。迄今為止，他並不知道自己的靈魂正以自殺的方式在對他造反。
由於西方人能將一切都變成技術，原則上講，一切看似方法的東西便確實要麼是危險的，要麼是無益的。就瑜伽是一種保健術而言，它確實像任何體系一樣有用。然而更深地講——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瑜伽的意義卻不止於此而意味著更多的東西。瑜伽的最終目標，是要使意識從外界和自身的所有枷鎖中解脫出來。而既然人不可能將自己從自己意識不到的東西中解脫出來，歐洲人便需要首先學會認識自己。這需要認識的主體在西方被稱為無意識。瑜伽的技巧，是要將自己完全地運用於意識和意志。這種修煉，只有在無意識中已經不再有值得談論的潛在性（即它已經不再蘊含人格的大部分）時才可能獲得成功。如果無意識仍然是無意識，則所有的自覺努力不過是徒勞，而從這種被桎梏的心靈中產生出來的，只會是一種變形走樣或適得其反的東西。
東方人有豐富的形而上學和象徵，它們使無意識中大部分重要的東西得到了表達，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它們的潛在性。當瑜伽的修行者說到prana時，他的所指絕不僅僅是呼吸。在他那裡，prana這個詞具有豐富的形而上學含義，而且看來他也確實知道那是什麼。對這些含義，他不是用“知性”去知，而是用心去知，用身體和血液去知。歐洲人只知道機械地傚法和摹仿，因而不可能用印度人的概念表達自己心中的事實。即使他確實有能力體驗到相應的東西，我也非常懷疑他是否會選擇諸如prana這樣的直覺概念來使之獲得表達。
瑜伽最初是一種自然的內視（introversion），其情形則因人而異、各有不同。這種類型的內視把人引向奇妙的內心體驗並最終導致體驗者人格的改變。數千年來，這些內向的體驗逐漸成型為種種修煉方法並沿著極不相同的路線發展。這為數眾多且極不相同的修煉形式都得到了瑜伽的承認，其原因則在於最初的個人體驗便極為紛繁。這並不是說它們中任何一種都適合歐洲人獨特的歷史性結構。情形倒更可能是：適合於歐洲人的瑜伽，是從東方人所不知曉的歷史模式中發展出來的。事實上，在西方，兩種文化上的成就已經在實踐中給予心靈以最大的關注。這就是醫學和天主教對靈魂的治療，兩者都形成了自己可以與瑜伽媲美的方法。前面我已經提到過羅耀拉式的靈修。至於醫學，則現代心理治療的方法便最接近於瑜伽。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一方面將患者的自覺意識帶回內在記憶中的童年世界，另一方面則使他意識到種種被壓抑的願望和衝動。這種治療技術，從邏輯上講是宗教懺悔（告解）的發展，其目的在於以人為的內視，使主體渾然不覺的東西成為被意識到的東西。
有所不同的方法是舒爾茨教授（Professor Schultz）的“自發性訓練”（autogenic training），此方法有意識地借鑒了瑜伽。他的主要目的，是打破意識的桎梏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對無意識的壓抑。
和弗洛伊德一樣，我的方法也建立在“告解”上。和他一樣，我也對夢給予了細心的關注。然而當接觸到無意識時，我們便分道揚鑣了。在弗洛伊德那裡，無意識基本上是意識的贅疣，那裡堆積著所有不被個人接納的東西。對於我，無意識則是集體的心理稟賦，它在性質上具有創造力。這一基本的分歧，自然導致我們對象徵和解釋象徵的方法有完全不同的評價。弗洛伊德的方法，基本是分析的方法、還原的方法；我則在此之外增加了綜合的方法以強調無意識傾向在人格發展中的目的性。不難看出：這一探索方向與瑜伽，尤其是昆答利尼瑜伽（kundalini yoga）、坦屈克瑜伽（tantric yoga）和藏傳佛教、道教瑜伽中的象徵，都有著重要的對應。在對集體無意識的解釋中，不同形式的瑜伽及其豐富的象徵為我提供了價值無比的比較材料。儘管如此，原則上我卻並沒有運用瑜伽的方法，因為在西方，不應該再把任何東西強加到無意識之上。通常，意識的特徵便是有一定的強度和範圍，它因而具有一定的壓抑作用。我們不應該再繼續強化這種趨勢。相反，我們需要做的一切，都旨在幫助無意識成為意識，和使之從僵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基於這一目標，我採用了“主動想像”（active imagination）的方法。這是一種特殊的訓練，為的是哪怕在一定的程度上關閉意識，使無意識心理內容有得以展開的機會。
如果我對瑜伽保持了批判的距離，那並不表明我沒有把這一東方精神的成就視為人類有過的最偉大的創造之一。我希望我的表白能夠清楚地表明：我的批評完全針對著西方人對瑜伽的運用。西方的精神發展一直沿著與東方截然不同的路線，由此而形成的條件，乃是最不適宜運用瑜伽的土壤。西方的文明還只有不到一千年的歷史，其當務之急應是把自己從野蠻的片面性中解放出來。這首先意味著要對人性有更深的洞察，然而沒有任何洞察可以通過對無意識實行壓抑和控制來獲得，尤其不可能通過亦步亦趨地摹仿一種從完全不同的精神氛圍中生長出來的方法來獲得。在今後的幾百年中，西方人將會創造出自己的瑜伽，它將生長在基督教為之奠定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