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說法，是有人救了蘇軾。
第一位重要人物是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他就已經離開相位閒居江寧不問朝政。但聽說蘇軾危在旦夕，卻立即上書皇帝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這句話很關鍵。因為當時營救蘇軾的人雖然也有，比如張方平和范鎮，結果卻是自己也變成了同案犯。所以時事評論員們便認為，蘇軾的案子是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的命也只有他救得了。[9]
再就是仁宗的皇后曹氏了。這時她是太皇太后，正重病在身，將離人世。老太太把神宗叫到床前對他說：當年蘇軾兄弟進士及第，仁宗皇帝喜出望外，說是為子孫發現了兩個宰相。現在蘇軾寫幾首詩也算有罪，過分了吧！[10]
神宗皇帝不說話，只是流眼淚。
兩位重量級人物伸出援手，蘇軾終於死裡逃生，哲宗繼位後又入朝為官。元祐三年（1088）四月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高氏，也就是神宗的母親、哲宗的祖母，在夜間召見殿中值班的蘇軾。這時距離烏台詩案的發生，已將近九年。
太皇太后問：愛卿前年做什麼官？
蘇軾答：團練副使。
又問：現在做什麼官？
蘇軾答：翰林學士。
再問：知道為什麼升得那麼快嗎？
蘇軾答：幸遇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說：不對。
蘇軾說：莫非是大臣推薦？
太皇太后說：也不對。
蘇軾大驚失色：臣雖無行，卻也不敢走邪門歪道。
太皇太后說：這是先帝的意思呀！先帝讀卿文章，總是感歎再三，連稱奇才，只是還沒來得及重用而已。
蘇軾聽說，五味雜陳，失聲痛哭。
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君臣哭作一團。[11]
這事十分耐人尋味。神宗確實欣賞蘇軾，未及重用也是事實。問題是，時隔多年，作為母親的太皇太后為什麼要舊話重提？難道是要變相地為烏台詩案打補丁？ [12]
倒也未必，因為神宗並不想殺蘇軾。
這是有證據的。蘇軾下獄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曾經為他求情。王安禮說：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論罪人。如果蘇軾受到懲罰，臣恐後世批評陛下容不得才子。
神宗回答：放心，朕就沒打算深究。[13]
這個心思當然只有皇帝自己知道。因此某次上朝，宰相王珪便說蘇軾有不臣之心。這是指控謀反，神宗也立即正襟危坐問道：此人固然有罪，但不至於此，卿何以知之？
王珪說：有詩為證。
神宗問：什麼詩？
王珪答：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墨跡素箋本，橫34.2厘米，縱18.9厘米，行書17行，129字，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是蘇軾在被貶黃州的第三年寒食節時作，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
前面說過，王珪從來就是兩邊討好左右逢源的。如果連他都來落井下石，可見朝中已是一片喊殺。事實上當時風聲之緊人人皆知，皇帝在對王安禮交底時也特地告誡：這些話你不要傳出去，以免他們在整治蘇軾時連累到你。
所以，如果神宗要將蘇軾置於死地，王珪提供的便正是機會。然而皇帝卻說：詩人之詞，豈能這樣解讀？他那詩朕知道，是寫檜樹（檜讀如貴）的呢，關朕什麼事！
章惇在旁邊也說：人君人臣，都可稱龍。
神宗說：沒錯。諸葛亮就是臥龍，難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張口結舌，面紅耳赤。[14]
顯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獄，簡直易如反掌。蘇軾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時代，有十個腦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沒有被殺，沒有被禁止寫作，已出版的著作沒有毀版，朝廷也沒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檢查一遍。這就說明，神宗並不曾想要殺雞儆猴，借此機會鉗制言論，禁錮思想。相反，有此四個沒有和一個不曾，可以斷定烏台詩案不是文字獄。
不過，也就只差一點。
證據則在辦案人員的深文周納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這本是蘇軾寫牡丹的，也被說成是指桑罵槐。如此辦案，豈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獄？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問題是，這一點又是怎麼差出來的呢？
直接原因當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剛剛接到報案時是大發雷霆的，逮捕令和嚴查令就是證明。但與王安禮的密談則告訴我們，他後來變得比較冷靜。冷靜很可能是李定他們把事情做過頭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還是他頭腦裡有一位最高檢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沒錯，善待士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麼請問，還能搞文字獄嗎？不能。對翰林學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經常會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藝術作品中尋找謀反的證據，則將為士林所不恥。據說，蘇軾寫檜樹的那兩句詩，在獄中也曾被問起。蘇軾回答，王安石有詩云：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我這個龍也就是他那個龍。辦案人員聽了，不禁為之一笑。[16]
顯然，抓住隻言片語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這是共識，也是必須堅守的底線。因為大家都要寫作，誰能保證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為政敵蘇軾說話，恐怕就因為有此共識和底線。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視，則因為他們在需要集體捍衛士大夫尊嚴的時候，做了可恥的事情。
神宗當然丟不起這個人，更怕丟了江山。實際上從太祖皇帝開始，趙宋官家就很清楚他們那個靠欺負孤兒寡母得來的政權，其實沒有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又要維持，就只能講正當性。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則是正當性之一。皇帝們對文官集團客客氣氣，固然由於教養，心虛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虛了呢？
對不起，就會像後來的徽宗那樣，胡作非為。
可見，這種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連士大夫們的堅守也靠不住，否則王珪之流怎麼會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麼會連聲喊殺？皇帝的決策就更是只看怎樣才有利於鞏固皇權。所以，儘管神宗並不打算深究蘇軾，卻也不對御史台喊停。他對王安禮的解釋是：此案畢竟是御史告發。為了保證言路暢通，只好讓蘇軾暫時受點委屈。
這個細節值得注意，因為以前不是這樣的。熙寧八年閏四月初八，一個不怎麼樣的御史請求辭職，中丞鄧綰為了留住他，上書稱其「資性端謹，終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著王安石和呂惠卿笑。一貫謹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則說：剛才惠卿已經改成「資性頗邪，終始如一」了。這時的君臣同僚之間，還真有點一家人說說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罷相之後的朝廷，卻變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證言路暢通，也絕不是為了民主決策或言論自由，而是為了自己集權。為此，他把言官和諫官都變成了鷹犬，只要服從命令聽指揮，咬錯人也沒關係。
烏台詩案，當作如是觀。
何況帝國對於何為誹謗，何為勸諫，從來就沒有過嚴格的界定，結果便只能憑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連統治是否開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沒有譜。因為皇權本是鐘擺，往左擺到底就是專制，往右擺到底就是動亂，正好停在當中就是開明。但，能不能停在當中，能夠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馬光，當然也不知道。
[9]見（南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九《讀詩讞》。
[10]見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元豐二年十月乙卯日條。
[11]見《宋史·蘇軾傳》，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條，參看李燾《長編》卷四百九。
[12]據李燾《長編》卷三百四十二、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七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日條。烏台詩案四年後，神宗曾經打算任命蘇軾知江州，未果。
[13]見李燾《長編》卷三百一、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十四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條。
[14]見李燾《長編》卷三百四十二元豐七年正月辛酉日條。
[15]見（宋）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
[16]見（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東坡五。
[17]見李燾《長編》卷二百六十三熙寧八年閏四月己亥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