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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訓所在 改革與道德無關

元豐七年(1084)七月,神宗命令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蘇軾上表謝恩,同時請求在有自家田產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後,已自稱東坡居士的蘇軾便從黃州順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過金陵。

聽說蘇軾來了,王安石十分高興,穿著便服騎著毛驢前往碼頭見他。東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著說:蘇軾今天膽敢以野人的模樣參見大丞相!

王安石笑著說:繁文縟節豈為我輩所設?

東坡說:蘇軾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門下用我不著。

王安石並不正面回答,只是請他同游蔣山。這一遊就是好幾天,兩人談古論今,說詩參禪。事後,王安石歎息著對其他人說:不知還得幾百年才會再有如此人物![18]

這是實話。

而且,蘇軾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又何嘗不是。

現在看來,從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時代,這三人則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馬光有《資治通鑒》傳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更是以其在文學和藝術各個領域中的卓越成就,成為兩宋文明的驕傲、標誌和象徵。

更難得的是,他們不但才華橫溢,而且人品極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寧。當朝宰相司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寫信給副宰相呂公著說: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過人之處,只是性格有點問題。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撥亂反正,那些無恥之徒必定趁機詆毀。因此,拜託仁兄奏請天子對介甫優加厚禮,以彰節義,以正世風。[19]

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馬光的建議,追贈王安石為太傅。蘇軾則利用執筆起草制書之便,給他的這位老對手兼老朋友,以極高的評價: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20]

有如此朋友和政敵,王安石可以含笑於九泉。

耐人尋味的是,死後贏得司馬光和蘇軾如此敬重和好評的王安石,得勢時對他們倆卻極盡排擠之能事,甚至視司馬光為害群之馬,蘇軾為亂政之人。比如熙寧二年八月神宗問起對蘇軾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兩個人啊,不過會些詭辯術,善於搖唇鼓舌、縱橫捭闔罷了。[21]

王安石為什麼會這樣?嫉賢妒能嗎?

不,政治掛帥。

的確,在王安石那裡,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和政治路線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決定對一個人的道德判斷。至於二者之間的關係,則可以按照「中國式邏輯」來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變法是道德的。

變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對變法是不道德的。

司馬光和蘇軾反對變法。

所以,司馬光和蘇軾是小人。

這道理看起來很順,可惜反過來也一樣——

司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馬光反對變法是道德的。

反對變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張變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呂惠卿主張變法。

所以,王安石和呂惠卿是小人。

請大家想想,這種邏輯,是不是很荒唐?

豈止荒唐,還會製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這樣做的。變法之前他就對神宗說,堯舜之所以是堯舜,就因為能夠識別小人與君子,並將那些凶賊統統誅殺。結果怎麼樣呢?被指控為凶賊的竟是忠誠而友善的富弼,司馬光、韓琦和蘇軾等人則被指控為流俗。[22]

這種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對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幾乎一開始就被定性為小人,證據是他居然不為母親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實際情況是,李定並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豈敢服喪?沒錯,此人在烏台詩案中的表現堪稱邪惡,卻不等於他可以或應該被冤枉。[23]

還有章惇。此人是跟呂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傳的,證據之一是從不以官職私授所親。他的四個兒子進士及第,三個都交給吏部公事公辦,打發到州縣任職,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當然是奸。[24]

呵呵,這樣不以權謀私的奸臣,還真沒見過。

御史中丞劉摯的彈劾狀也很可笑。他說,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禍國殃民卻堅持己見,無非是怕以後見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寧可辜負朝廷。好嘛,呂惠卿反目為仇,你們說他奸;章惇始終如一,也說他奸。那麼請問,如果想做一個忠臣,又該怎麼對待王安石呢?裝作不認識嗎?[25]

諸如此類,實在不值一駁。

至於他後來的所作所為,也不是奸,是狠,是瘋狂。

不過,最瘋狂的還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稱大名鼎鼎,讀過《水滸傳》的都會說他是奸臣,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馬光的黨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馬光下令五天之內恢復差役法,人人都說時間太緊,只有開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務。司馬光大喜過望說:如果大家都像閣下這樣,還有什麼政策不能落實,什麼法令不能實行?[26]

然而怎麼樣呢?蔡京翻臉比翻書還快。

我們知道,北宋倒數第二個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樣也是反對元祐年間之政策的。他甚至發明了「元祐奸黨」的稱呼,將反對新法恢復舊章的人統統列入黑名單,用他著名的瘦金體書寫出來,刻成石碑,叫元祐黨籍碑。上了榜單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蘇軾的著作還被焚燬。

這份黑名單,便很可能是蔡京炮製的。後來,他又利用職權將人數擴大了兩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這當然足以證明蔡京之奸,卻也同時證明道德其實與政治無關。政治講的是立場,道德講的是品質。品質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場,比如王安石和司馬光。那些立場堅定的人儘管會被罵作奸臣,卻其實大多沒有道德問題,比如章惇。可見除見風使舵者外,立場的選擇其實無關乎道德。[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