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關於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將離開新聞編輯部的預測完全是基於傳聞，但即使傳聞在《紐約時報》社也有一種特殊的效力。一個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時間坐在新聞編輯部裡的是世界上最愛打聽消息的人，是記者和編輯人員。他們能觀察到一系列似乎沒有意義的細節——這裡聽到點兒聲音，那裡看到點兒手勢，形式上稍稍的改變——湊在一起就成了一種有啟發性的結論。因為編輯部龐大，總有些人無所事事，到處關心別人的事情，他們也就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猜測了。另一個原因是，在這個寬大開放的新聞編輯部裡，或者在相鄰的丹尼爾的小辦公室裡，總會有各種讓人產生興趣的事情要麼發生，要麼受人注視，這意味著任何頻繁出入丹尼爾辦公室的人——包括丹尼爾本人——都會被人注意到。
在1966年的冬天，儘管關於索爾茲伯裡將被「踢到樓上」的傳聞經久不散，但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卻平靜地坐在桌旁，給一個共產黨朋友寫信，這位朋友也許能夠幫他弄到去北越的簽證。對北越局勢進行報道，是索爾茲伯裡非常感興趣的。迄今為止，由於無法弄到簽證，還沒有哪個美國記者能夠進行這種大報道。而來自南越的報道，往往是些重複的陳詞濫調，西貢已經成了記者趨之若鶩的首都，是許多美國女演員和政客們希望通過真誠的關心而擴大個人知名度的舞台，來自那裡的電視報道正在越來越離奇：一個年輕的時事評論員，手持麥克風，站在叢林裡描述戰爭的場面，同時直升飛機在頭上盤旋，槍聲不斷，一隊海軍陸戰隊士兵從電視屏幕前走過，不看鏡頭。但北越還並未受到過美國通迅的侵襲，而索爾茲伯裡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潛入這種禁區進行報道的大師。
他不停地給國內和世界上的幾百名有影響的人物——外交官、執政者、銀行家、宣傳家——發電報、打電話、寫信，激發他們的虛榮心，尋求他們幫助，偶爾地使自己的行動適應這些人認為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報道的有利時機。1957年，索爾茲伯裡曾設法進入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兩個國家自1950年以來就禁止《紐約時報》記者入境。他還獲准進入了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根本沒有美國記者來過。（索爾茲伯裡後來曾給一位在這次訪問中給他以很大幫助的阿爾巴尼亞人寄過一張聖誕節賀卡，但從此之後就再沒有那個人的音訊和蹤影了。）1959年，索爾茲伯裡獲准進入蒙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來，只有另外一個美國記者到過這裡。當年他還重回蘇聯，此前五年蘇聯曾禁止他入境，因為他在1954年為《紐約時報》寫了一系列關於蘇聯的文章，獲得了普利策獎。1959年，阿那斯塔·米高揚訪問美國期間，索爾茲伯裡對他進行了跟蹤採訪，寫了令米高揚感到非常高興的報道，米高揚不知道索爾茲伯裡以前的文章所引起的爭議，就給索爾茲伯裡發了新簽證，這樣索爾茲伯裡就可以再回蘇聯了。後來，索爾茲伯裡到達蘇聯後，在一天晚上舉行的招待會上正和米高揚談話，忽然房間對面有一個人大聲喊道：「米高揚先生，當心！你不知道你在和誰談話。這個人曾寫文章詆毀蘇聯。」索爾茲伯裡像米高揚一樣，吃驚地扭過頭看他。這個人是負責新聞部門的蘇聯外交官，他走過來，重複了剛才的話，場面一下子尷尬沉默下來。於是，米高揚平靜地說，他知道索爾茲伯裡是誰，還說在他訪問美國期間索爾茲伯裡的報道是非常客觀的。
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索爾茲伯裡一直在努力爭取能到北越採訪。1966年夏天，他甚至以個人的名義沿著中國的邊境旅行，希望南下到河內或北上到北京，但未能如願。8月，他回到了紐約，仍盡他作為主編助理的義務，但繼續進行私下的活動，給他認為對北越有影響的人物發電報、寫信。1965年曾有一位美國人諾曼·莫裡森抗議美國的對越政策，在五角大樓前自焚身亡。索爾茲伯裡得知北越人民已經承認莫裡森為烈士後，馬上就與莫裡森的遺孀取得了聯繫，並請她代表他給北越當局寫一封信。她照辦了。但幾個月過去了，索爾茲伯裡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1966年11月，索爾茲伯裡已經58歲了。他意識到了新聞編輯部裡對他的議論，他知道卡特利奇覺得應該提升阿貝·羅森塔爾當主編助理，以便將來可能接丹尼爾的班。但新聞編輯部裡並不知道，索爾茲伯裡如果不得到另一個能證明他的相當能力的職位，他是不打算放棄他現在的職位的。如果更高的管理層考慮他是主管《紐約時報》擴大的圖書部的理想人選的話，那麼索爾茲伯裡確有發展這個部門的雄偉計劃。他曾私下偶爾同卡特利奇、蘇茲貝格和伊凡·維特討論過這個方案。索爾茲伯裡看到了《紐約時報》在圖書業務方面有寶貴的機會，如果讓他來管的話，他期望得到實際的自主權，當然要對業主負責，但不一定要向蘇茲貝格的高級顧問們匯報。蘇茲貝格、卡特利奇和維特不大願意接受索爾茲伯裡的要求，於是索爾茲伯裡決定仍然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動。他是一個性格倔強的人，曾用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寫蘇聯的肅清運動、強權政治、高官之間的陰謀以及人民委員們的興衰。他是一個工於官僚們小把戲的大師，而且還極其自信。他是在長年累月的孤獨中靠奮鬥崛起的，成功地寫了虛構和非虛構類作品，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記者、演說家和語言學家——他永遠都不會失業。他是《紐約時報》一個忠誠的管理者，但決不是一個哀求者，不是那種能悄無聲息地被趕去幹一個名義上職位高而實際上是閒差角色的人，不會相信通訊稿當中和諧的措辭，如「充分利用他豐富的經驗」、「廣闊的前景」等能夠掩蓋失落的事實。如果卡特利奇認為索爾茲伯裡這麼容易被打發掉，恐怕卡特利奇就要得到點教訓了，儘管這位執行主編不像《紐約時報》的許多人那樣缺乏對索爾茲伯裡的深刻認識。索爾茲伯裡可以溫和、友好而坦誠，但即使在他這樣時，他也不會完全顯露自己。不管在什麼地方，索爾茲伯裡的一部分總是讓人遠不可見，深不可測。
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天生就是獨立的。他出生於一個封閉的、關係密切的家庭，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座很大但料理得井井有條的維多利亞式住宅裡，在貧民區中心顯得鶴立雞群。20世紀初索爾茲伯裡家周圍居住的都是窮人，是曾在俄國逃避兵役的東正教猶太人。他們先是移民到加拿大，後來結伴南下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東北部。他們到達後在鄰居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人們紛紛變賣財產，很快便只剩下索爾茲伯裡一家與這些奇怪的富有抗爭精神的人住在一起了。
索爾茲伯裡的父親思想很守舊，並沒有被鄰居的變化所干擾，因為他通常避免和所有鄰居交往，不管他們是什麼出身。他的興趣都集中在他的家庭和這所房子上，這所房子歸他的父親所有。他的父親是位醫生，是這個古老的美國自由思想家家庭中傑出一員。最早的索爾茲伯裡家族的成員是1640年作為工匠和農民從英國遷來的，其中許多在新英格蘭菲利普王戰爭中參加過同印第安人的戰鬥。到19世紀初，索爾茲伯裡家族遷入布法羅，其中一人曾對1812年的戰爭[註：1812年的戰爭，又稱第二次獨立戰爭，是美國與英國之前在1812到1815年間發生的戰爭，是美國獨立後第一次對外戰爭。其中英國軍隊的一半都是加拿大民兵，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因為種種原因被捲入了戰爭。]做了詳細的日誌，親眼目睹了伊利湖上的幾次水戰。這個人的兄弟在布法羅開了一家印刷廠和書店，創辦了一家報紙《布法羅報》（the Buffalo Gazette）。他有一個兒子叫蓋伊·索爾茲伯裡，後來成了一個優秀的編輯，但也是一個酒鬼。1869年的一天，他掉入布法羅河中，溺水身亡。
在這一時期，家族的一員阿馬薩·索爾茲伯裡在五大湖區遊歷，搬到了威斯康星，生有一子，模仿哈里森總統取名為奧古斯塔斯·哈里森·索爾茲伯裡。這個兒子參加了南北戰爭，後來成了醫生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傑出公民。正是為了紀念他，他的孫子，也就是《紐約時報》後來的這位記者，也被叫作哈里森·索爾茲伯裡。
在孩提時，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性格極其靦腆。由於他的鄰居淨是些東正教猶太人及其子女，所以從一開始他就是一個外人。但由於有這樣一些朋友，經常聽他們提到在俄國的生活，感覺到他們同遠方統治者的衝突，他很早也就對地理學和政治學產生了興趣。也是在這段時期，索爾茲伯裡的家裡住著一位白鬍子老人，一個參加過南北戰爭、曾被關押在安德森維爾[註：安德森維爾（Andersonville），位於美國佐治亞州，是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邦聯軍的戰俘營。現址是美國國家戰俘博物館，並設立了安德森維爾國家公墓。]的叔祖父。這位叔祖父被釋放時，體質很差，再也沒有康復，也終身未娶，所以同索爾茲伯裡的父母、一個嬸嬸和叔叔、小索爾茲伯裡和他的妹妹一起住在這座大房子裡。每天晚飯前，這個老人就把兩個孩子一邊一個放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大聲讀明尼阿波利斯《日報》上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線的最新報道。
索爾茲伯裡對這些報道很入迷。他把大地圖鋪在地板上，找出戰事發生的地點。10歲時，他自己寫了關於這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開頭是「整個歐洲都騷動起來……」。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早熟的學生，12歲時小學畢業，16歲時中學畢業。因為比他的同班同學小兩歲，他老是待在同代人的圈外，幾乎所有和他一起長大的猶太朋友都被迫輟學去工作了，這樣索爾茲伯裡便用更多的時間來讀書。他的家裡擺滿了書，他還寫詩歌和文章，其中一篇關於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文章還在一個地方歷史學會獲了獎。他加入了男童子軍，獲得多次獎勵，使他成了一個鷹誼會會員。他特別喜歡長途徒步旅行和夜間野外宿營。起初沒有枕頭他睡不著覺，但他訓練自己，到後來反而有枕頭睡不著覺了，這是他學會放棄的許多讓他舒服的小習慣之一。
雖然索爾茲伯裡的父親是個無神論者，但他的祖父索爾茲伯裡醫生卻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普救教會的領袖人物，該教會現在已經同一位論教會合併了。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加入的這個教會，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政治哲學。普救主義者反對嚴格的教義，倡導一種寬容而自由的態度，要求其成員也要從他人的角度對待問題。這對一個成長中的年輕人來說是健康無害的建議，但當這個人在20年後的冷戰和麥卡錫時代在蘇聯當報紙記者仍然持這種態度時，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個有爭議的人物。
從一開始索爾茲伯裡就是個當記者的料。他有許多記者應具備的品質。他非常靦腆，但又非常有好奇心，記者工作是克服前者、滿足後者的完美工具。在明尼蘇達大學，索爾茲伯裡當了校園報紙的編輯，稍微活躍了一點，他成了當時被叫作「尼古丁大戰」的中心人物。大學校長在圖書館的前廳發出了禁止吸煙的最後通牒後，索爾茲伯裡派他的記者去檢驗這條法律，不顧禁令吸煙，看看會發生什麼情況。後來他還派其他記者去記錄在圖書館看門人和被趕出去的吸煙學生之間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對話，索爾茲伯裡本人後來還親臨現場。當然，這些對抗為索爾茲伯裡的報紙提供了生動的素材，但使他感到驚訝的是，這讓1930年他在大學被中止了學業。這次事件登在了《紐約時報》的頭版上，激起了大學生在校園裡的示威，但索爾茲伯裡受到的開除處分卻長達幾個月沒有撤銷。合眾社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分社採訪了這次事件，在此時期給索爾茲伯裡安排了一項工作，這是他在職業記者生涯上邁出的第一步。
索爾茲伯裡為合眾社工作了近20年，輾轉於從聖保羅到芝加哥，從華盛頓到紐約，到倫敦、開羅、莫斯科100多個城市，迅速地去報道新的災難，起草電訊，應付最後發稿時間，忙得似乎自己已經不復存在。他成了一個酷愛行動的人，投身於不安靜的代理人的競爭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現實的個人問題了。他沒有時間考慮別的事情，一心只想著新聞，搞到新聞，寫新聞，迅速地寫，索爾茲伯裡在合眾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這樣。合眾社既無人力也無金錢去和規模更大、財力更雄厚的美聯社進行平等的競爭，所以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合眾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眾社內部出現了一個現在仍然很小的國際服務中心，有一幫特殊類型的記者：這些富有進取心的年輕人為了取得經驗和冒險機會情願少得報酬多幹活。他們是一班開支不多的小伙子，衝進城裡，雷厲風行做事，然後又急忙趕下一班飛機離開。在這個集團裡，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是一顆明星。
索爾茲伯裡喜歡長時間地工作，擁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歡激情和策略。在黑社會兇殺的日子裡，他在芝加哥撰寫有關阿爾·卡彭的報道，採訪他的逃稅案。一天在合眾社的分社，索爾茲伯裡的一位記者朋友，從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個眼線那裡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殺芝加哥的市長托尼·傑馬克。合眾社的分社得益於這一幫助，迅速做好報道計劃，安排好專用電話，設定搶先發表新聞的暗號。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去通知市長或警方。然而，這個事件當時沒有發生，這個得到線索的記者被搞糊塗了。當他陪同羅斯福總統在邁阿密旅行遭槍擊後，這位記者的糊塗又變成氣憤了，「這幫雜種欺騙了我。」這位記者說，堅持認為兇手暗殺的目標是傑馬克，不是羅斯福。
索爾茲伯裡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約一年前在芝加哥認識的姑娘，他把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決定之一。一年後他到了繁忙的華盛頓分社，主要是夜裡工作。1942年他去倫敦報道戰爭，離開了他在紐約的妻子和兒子。與3歲的兒子分別時，索爾茲伯裡是捨不得的，但他已經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這是會成為許多記者一生頂點的歷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還是去了。即使現在，當時在英國生活的細節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現在他的腦海裡——他在萊恩公園賓館房間裡的裝飾，飛機俯衝的轟鳴聲震得屋頂木瓦嗡嗡響，倫敦夜間戒嚴後在漆黑的街道上人們的沙沙腳步聲。在他看來，倫敦再不會比這些危險的、富有魅力的戒嚴之夜更美麗了。當時他結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後都保持著友誼，其中就有美聯社的丹尼爾和合眾社的沃爾特·克朗凱特。索爾茲伯裡還結識了一位漂亮的年輕女士，紅十字會的一個工作人員。戰後這位女士又到美國與他相見，使他原本已經複雜的個人生活更加複雜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後，索爾茲伯裡被派往合眾社駐莫斯科的分社，他開始報道蘇聯人對潰退的德國人的毀滅性打擊，以及蘇聯人對蘇聯村莊和城鎮的重新佔領。1944年5月，他報道了在黑海邊上的塞瓦斯托波爾陷入重圍的2.5萬名德國人徒勞地等候撤離船隻的血腥場面：
不管朝哪個方向，只要你走出一兩步，你肯定會踩著一具屍體……海岸上到處是德國人試圖用來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殘餘物。數不清的紙片在沙塵中旋轉——通行證、軍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蘇聯救援人員螞蟻般地湧進戰場，從被擊毀的ME-109和FW-190飛機以及卡車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爾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礫。我驅車在大街上走了90分鐘，發現只有五處建築尚可居住。市長瓦西裡·耶特裡莫夫估計，戰前的10萬人口現在只剩下了1萬人。我這一路只看到30個人……
戰後，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回到了紐約，回到了妻子身邊，換了一個新工作，當合眾社的國際新聞編輯。他承認，這場戰爭促成了他的逃避行為，現在他希望適應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個兒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間有了一絲新的親密感，但僅僅是暫時的。這段時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緊張的，他在倫敦結識的那位女士來到了紐約。他想退出合眾社去《紐約時報》工作，但沒有機會。他不願接受《記者》雜誌或《時代週刊》為他提供的編輯職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優柔寡斷，他職業生涯中的挫折，戰爭的結束，婚姻的終結，他日常生活整體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認為自己得了焦慮性神經官能症。一天，他進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診所。
多年後，他的一些朋友指出這段時期是他一生中極度消沉的時刻，同時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奮起並在今後一生中仍會碰到的逆境中繼續奮起的能力。但索爾茲伯裡總是把這些讚美當作戲劇性的誇張而一笑了之。誇張，是那些希望輕易得出結論的人的邏輯。他並不認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個緩慢的、穩步的進程。他斷定，他的緊張時期不是精神崩潰，而是一個重新評價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極好機會，是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週期性利用的東西。後來他在《紐約時報》崛起之後的歲月裡，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歡他，或者認為他工於心計。這些輿論不會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驚奇，因為他自信這些都是無稽之談。如果別人因為他太自信而不喜歡他，好吧，他的確很自信。1960年，當他發自阿拉巴馬的關於種族歧視的報道被捲入一起大的誹謗案時，《紐約時報》的一些人暗自高興，認為這會給他一個教訓，但《紐約時報》通過上訴打贏了這場官司。當索爾茲伯裡懷疑一位來自上流交際圈的中央情報局官員時，一位年輕的《紐約時報》記者感到很震驚，但是當後來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被《堡壘》（The Ramparts）雜誌進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後，這位年輕記者改變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當克利夫頓·丹尼爾任命索爾茲伯裡為主編助理時，索爾茲伯裡並不感到驚奇（「如果他不這樣做，我倒驚奇了」）。很少有什麼事情能讓索爾茲伯裡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認自己的弱點，把別人對他性格的真知灼見視為戲劇性誇張而不屑一顧，似乎不可能傷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種能展示出他真正個性的自我懷疑的狀態。他似乎總是忙忙碌碌，總是一心想著在《紐約時報》的工作，然而也偶爾顯示出他敏銳的觀察力：「我喜歡你走路的姿勢，也喜歡你在房間裡四處看的樣子。」有一次他對一個他不很瞭解的年輕記者這樣說。但《紐約時報》裡沒有人敢說瞭解他，所以他們留下的是未經證實的說法。或者他們能通過他的工作對他瞭解一點，但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爾茲伯裡1961年在他——背景設定在蘇聯，然而現在看來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說《北巴爾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當中所寫的那樣：
他表面上看起來並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層下的第一層甚至也讓人難以捉摸。的確是這樣。現如今，每個人都扮演著三個或四個角色。一個人的一句話可以展示出幾乎無窮個可能性。他說的也許會是真的。但這是最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堅持不懈地拜訪主編埃德溫·詹姆斯的辦公室之後，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被《紐約時報》聘用了。索爾茲伯裡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爾茲伯裡不是憑同樣的毅力成功地從蘇聯人那裡得到一張簽證的話，他是無法進入《紐約時報》的，因為莫斯科分社18個月來空無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職位。《紐約時報》最後一個常駐莫斯科的記者德魯·米德爾頓寫東西相對無拘束，1947年被拒絕再次入境，因此報社在報道蘇聯方面經常是困難重重。《紐約時報》對俄國革命的報道，先是忽視，然後又低估列寧的影響。《紐約時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記者沃爾特·杜蘭蒂，按《紐約時報》編輯們的看法，已經成了斯大林的衛道士了。從1941年到1943年《紐約時報》駐蘇聯的記者，後來轉向為共產黨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的倫敦版和紐約版寫作。在索爾茲伯裡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紐約時報》曾對他過去的政治活動和私人活動進行了調查，而且業主也曾提醒牛欄對他的報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這樣，索爾茲伯裡也很快成了有爭議的人物。讀者認為，他的稿件反映了許多對蘇聯過於同情的東西。記者圈子裡，特別是右翼人士暗示說，蘇聯人之所以給索爾茲伯裡發了簽證，只是因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說法都不是事實，但當時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國是麥卡錫主義橫行，是「冷戰」最嚴峻的歲月，莫斯科成了一個充滿懷疑和黑暗陰謀的城市。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有衝突；鐵托也與斯大林鬧翻了；蘇聯實行了新的國家秘密法案，這個法案如此嚴格，甚至可以解釋成不允許蘇聯的電話接線員告訴外國人現在是幾點。對索爾茲伯裡來說，在蘇聯的這些日子裡充滿了拒絕和孤獨，他開始懷疑自己的每一個舉動都受到了監視，他的每一篇報道都受到了審查，甚至每一個他看到的年輕蘇聯姑娘後來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審訊。一天，新聞編輯部裡得到了一個消息，說索爾茲伯裡有生命危險——蘇聯的秘密警察認為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準備拷問他，把他送上間諜審判法庭，而且要幹掉他。當一連幾天聽不到索爾茲伯裡的消息後，紐約總部的一個記者威爾·利斯納就提前為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寫好了訃告。
如果《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說清楚，他們在索爾茲伯裡的名下發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蘇聯人審查過了，那麼，索爾茲伯裡在美國讀者中的名聲就不至於如此有爭議了。有幾次索爾茲伯裡寫信給編輯，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審查過的標誌，但他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他經常遭到攻擊，被說成是他對蘇聯軟弱的表現。索爾茲伯裡不清楚為什麼《紐約時報》的管理者不願意說明他的文章被審查過，但他懷疑這是因為以色列的猶太人審查制度在當時十分苛刻，《紐約時報》的編輯們不願意因為給他們的報道貼上審查的標籤而去對抗美國強有力的猶太復國主義集團。這也許會被他在《紐約時報》的上司叫作荒謬的推論，所以索爾茲伯裡還是決定少說為佳。另外，當時從埃及到多米尼加共和國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形式的書報審查制度，《紐約時報》如何能準確地把所有這些不同程度的書報審查制度都貼在它的電訊稿上呢？《紐約時報》的確偶爾地在它的社論中表示歉意，說「來自蘇聯的報道是被歪曲的或不完整的，這並不是我們記者的過錯」。這在一定程度上幫了索爾茲伯裡一把，但並沒有到治癒創傷的程度，這些創傷是由於當時《紐約時報》在發表索爾茲伯裡的一篇被審查得溫和起來的文章之後，又發表了《紐約時報》國內蘇聯問題專家哈里·施瓦茨的強烈批評蘇聯的文章而造成的。
哈里·施瓦茨，曾是美國戰略情報局和國務院蘇聯問題分析家，後去錫拉丘茲大學當教授。蘇聯譴責他是「資本主義情報機構的代理人」。1947年他在錫拉丘茲開始為《紐約時報》寫關於蘇聯的文章，正是在這一年蘇聯人拒絕德魯·米德爾頓再次入境。1951年施瓦茨搬到紐約，為《紐約時報》當全日制的專業撰稿人，在十層的一間堆滿了共產黨的報紙、雜誌和小冊子的辦公室裡寫他的報道。施瓦茨是在離莫斯科4600英里遠的地方寫關於蘇聯的文章的，而索爾茲伯裡是在紅場上寫關於蘇聯的報道的，這當然導致索爾茲伯裡看起來像是一個紅色宣傳家，並最終導致《紐約時報》的這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一場小小的私人冷戰。
索爾茲伯裡聽說哈里·施瓦茨加入了針對蘇聯的《新共和》論壇，並且向人暗示索爾茲伯裡正在被蘇聯人「同化」或者「極力與他們修好」後，不由得怒火萬丈。紐約調查了這一指控。在檢查了施瓦茨評論的抄本後，編輯們找不到這樣的說法，於是就勸索爾茲伯裡不要介意這些傳聞，而要繼續在明顯不利的條件下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索爾茲伯裡與施瓦茨之間的關係依然很冷淡，因為索爾茲伯裡的許多電訊稿在紐約都被擱置起來，為的是照顧施瓦茲寫的不受審查的文章，這些文章是施瓦茨在分析了最近的共產黨報刊並徵求了他在華盛頓或別的地方的蘇聯信息源的意見之後炮製出來的。（多年後，索爾茲伯裡回到了紐約。他在《紐約時報》上評論了哈里·施瓦茨的一本書，這使得施瓦茨大為不悅。）
到1954年，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莫斯科待了五年多了，克利夫頓·丹尼爾自願來替換他。索爾茲伯裡回到紐約家中。他已經45歲了，和妻子分居多年後離了婚。他希望能夠在紐約市過一種平靜而多產的生活。對於《紐約時報》的一個駐外記者來說，不管他在海外的生活多麼艱苦，回到總部後未必能很快適應新的環境。這種艱苦的生活也有一些好處：一是一個人在千里之外，周圍沒有那麼多的編輯，沒有那麼多辦公室裡的瑣碎小事。儘管這個駐外記者偶爾在凌晨4點被來自紐約焦急的編輯的電話從睡夢中叫醒，要求他在一篇報道中插入一段話，以便呼應另一家報紙已經發表的消息，但他還是可以享受高度的自由，隨心所欲的寫稿和走動。而當他1954年回到總部後，所有這一切就結束了。他先被安排在成排的辦公桌中的一張桌子上，他不再像他在海外那樣或許有秘書，現在外出時也沒有司機接送而要自己搭乘地鐵。他的周圍是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已經去過世界各地但將不會再出去的疲憊不堪的老記者。他們去過國外的唯一跡像是他們穿的衣服，有些已經磨破了，但顯然可以看出是外國裁縫製作的。這些老記者有時也繼續留長髮，保持著他們最後離開的歐洲城市的風格，但他們再也不會為《紐約時報》寫許多頭版報道了。這些任務給了那些爭奪海外重大採訪工作的、躍躍欲試的年輕人。
索爾茲伯裡回到總部時45歲，人們認為他既不老也不年輕。他的名氣很大，因此不能被安排在房間的中間或後面，坐在那些酒囊飯袋式的人或更老的人中間的，於是他被安排到了第一排的過道邊，挨著第一線高級記者彼得·基思和拉塞爾·波特，以及後來的霍默·比加特，但索爾茲伯裡的活動處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他為國際組承擔最後的任務，是在他回到紐約不久寫的一系列關係蘇聯的文章（這為他贏得了1955年的普利策獎），使得他一下子成了著名的記者。他的照片刊登在《紐約時報》的促銷廣告上，發行量激增，全城的人都在談論他。然而，紐約組的一些編輯懷疑他的才能，畢竟索爾茲伯裡從沒有為他們工作過，所以他們就採取了一種在今天的《紐約時報》已經不復存在，但在當時卻相當普遍的做法：整他一下，把他打倒在地。他們給起初作為紐約組一員的索爾茲伯裡安排的第一項任務是關於垃圾的報道。索爾茲伯裡發現，這是一項重複性的任務，幾乎每一次伊菲吉妮·蘇茲貝格從歐洲回來都會恢復這一任務。在歐洲旅行期間，她通常都會發現，倫敦、巴黎或者她到過的其他什麼地方的街道看起來都比紐約的街道乾淨。她措辭委婉、描述細膩的備忘錄包含有她的所見所聞，會從主編辦公室傳給主編助理，然後傳給紐約城市版主任，最後傳給一位助理編輯，由這位助理編輯在編輯部裡落實給一個記者。沒有哪位編輯討厭這個雜事：蘇茲貝格家族畢竟是這家報紙的老闆，而且比其他報紙的老闆更少進行干預；蘇茲貝格的品位只是在微不足道的方面體現出來，如《紐約時報》的廣播電台WQRX不太經常播放莫扎特的音樂，因為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不喜歡莫扎特——當然還有蘇茲貝格夫人對諸如公園和保持紐約清潔之類的事情的興趣。報道這一內容的記者通常用不了一個小時就處理妥了：馬上給紐約市環境衛生局打個電話，該部門的長官要麼會感到驚奇予以否認，要麼他會突然宣佈在紐約開展一次反對傾倒垃圾的活動。這種報道可以寫成6段，並刊登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41版的最下邊。事情就這樣結束了，直到蘇茲貝格夫人下一次出去旅行。
當索爾茲伯裡1954年接手這項任務時，他起初不知道如何做。但他懷疑這是冷落他的一個微妙的小把戲，他迅速做出了反應：他要把這篇報道變成《紐約時報》歷史上最重要的關於垃圾的文章。他的確做到了。
他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挖掘關於垃圾的事實材料，發現某些天紐約共集中了16402噸垃圾，收集垃圾的工作是由9675名城市清潔工做的，紐約每個人平均扔大約4.5磅垃圾，每個環衛工人大約收集1.33噸垃圾，一個垃圾清理工要為835個紐約居民清理垃圾。索爾茲伯裡就這一主題寫了上萬字，使之成了一個分為三部分的系列文章，刊登在頭版上。這篇文章是這樣開始的：
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像紐約這樣每年拿出1000萬美元來保持城市清潔。除了亞洲的一些城市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也沒有哪個城市在亂倒垃圾、穢物方面比紐約更出名了。原因何在？
1955年克利夫頓·丹尼爾從莫斯科回到了新聞編輯部，並開始了他作為管理者的逐步晉陞之路。索爾茲伯裡的記者生活也更為順利了，1962年他當了編輯。這段時期，伴隨一段求愛的過程，索爾茲伯裡的個人生活也開始改善，1964年4月他結了第二次婚。他的新妻子是一個可愛的、離過婚的女人，在波士頓長大，曾在鮑爾斯公司當模特兒。他是通過康涅狄格州的朋友認識她的。1966年夏天她陪伴他到亞洲旅行，當時他希望能夠去北京或河內。索爾茲伯裡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事先在華盛頓辦好了他們去中國、北越或北朝鮮的護照，但索爾茲伯裡夫婦最終沒能訪問上述任何地方。1966年8月，索爾茲伯裡想到希望渺茫，就回到了紐約，但他繼續給河內寫信，向北越當局表達他想到北越進行報道的持久興趣。11月，索爾茲伯裡給河內發電報提議，如果在聖誕節時期停火的話，這也許是他的北越之行的合適機會，依然沒有任何回應。
《紐約時報》的社論版多年來一直批評越南戰爭，《紐約時報》在現場的記者發回來的報道一再令約翰遜總統和肯尼迪總統大為光火或窘迫不已。肯尼迪總統一次甚至向龐奇·蘇茲貝格建議，報社應該換掉它在越南的記者戴維·哈伯斯塔姆，《紐約時報》拒絕了。哈伯斯塔姆的報道1964年獲得了普利策獎。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時報大樓裡在對越南問題的看法上沒有分歧。事實上有各種各樣的鷹派和鴿派——新聞編輯部、廣告部、廣告接受適當性檢查部裡都有鷹派。後者的鷹派出於「法律的理由」拒絕接受一群藝術家、作家和編輯們的抗議廣告，其中包括《紐約時報》星期天版的一個編輯傑拉爾德·沃克。沃克曾組織抗議活動，主張不上繳一部分聯邦所得稅。鴿派則在年輕的記者、文字編輯特別是送稿生和校園通訊員中間佔優勢。一個年輕人，想利用牛欄在和平運動中的影響，用洗不掉的紅墨水在牛欄編輯每天晚上到排字間排頭版都要乘坐的專用電梯的牆上胡亂塗上：「伯恩斯坦先生，請阻止這場戰爭吧！」
龐奇·蘇茲貝格，一個曾駐朝鮮的海軍陸戰隊老兵，支持《紐約時報》編輯部反對越南戰爭的政策，但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蘇茲貝格的表兄約翰·奧凱斯強硬的鴿派態度。報社裡對奧凱斯的觀點最感到害怕的編輯是高個、瘦削、頭髮花白的漢森·W.鮑德溫，他是報社自1937年以來的軍事專家。1960年對於U-2型偵察機被蘇聯人擊落，飛行員加裡·鮑爾斯沒有自殺而被俘虜一事，鮑德溫幾乎不加掩飾地表達了他的不悅。（「為什麼這個飛行員會活下來呢？這是一個只有鮑爾斯先生能回答的問題，」鮑德溫在《紐約時報》上寫道，「他也許要用他此後的一生來為這個問題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
排在奧凱斯或鮑德溫身後的，或者站在這兩個極端人物中間的是其他的編輯和社論作家。他們對越南問題的觀點偶爾地發生波動，在有些日子裡比其他時候更具感情，由此造成的一個後果是，《紐約時報》在越南問題上的態度從來不能完全地被預測。1966年11月甚至有這樣一個例子，關於越南問題的一篇社論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間變了調子。第一個版本，作為打頭陣的社論，評論了發生在越南的一場只持續了幾個小時的荒謬的聖誕節停戰，它的開頭是這樣的：
在12月24日凌晨6點之前盡情地殘殺，12月26日凌晨再次開始殘殺。在12月31日凌晨6點之前拿出你最凶殘的面目，到了1967年1月1日，再次拿出你凶殘的面目，這時你又可以投彈，放火，摧毀莊稼、房屋和人們的作品，直到1967年12月24日，這一切才可以再度停止。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當龐奇·蘇茲貝格那天晚上在家裡收到《紐約時報》的先行版，並讀了赫伯特·L.馬修斯寫的社論之後，他打了奧凱斯的宅電，說他覺得這篇社論應該砍掉。蘇茲貝格覺得這篇社論情感過於強烈。那天是星期六，奧凱斯休假，他的職位由他的秘書，前勞工專家A.H.拉斯金暫時負責，拉斯金讀了這篇社論，同樣覺得它過於情緒化，但是覺得直接砍掉這樣做過於明顯。奧凱斯說服蘇茲貝格這篇社論只是應該將語氣變得柔和，同時當天晚上奧凱斯及時自己編輯了第二個版本，刪除了赫伯特·L.馬修斯開篇的那段，使其以第二段開篇：
不管怎麼說，讓和平在聖誕節和信念統領越南幾個小時，或幾天。雖然時間不長，但還是比無間隔的戰爭好上很多。
較為情緒化的第一版招來了全國各地的讀者大量的稱讚信，而對第二版的讀者來信卻不多。但在報社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變化，思想的融合、深層的考慮、處理棘手的難題通常只停留在時報大樓圍牆內——通常，但並不總是這樣。因為在社論發表後的一個月裡，時報大樓裡還將編輯一篇非常大的有爭議的報道，不僅在《紐約時報》的編輯中，而且也在全國和全世界引起了衝突和重新評價。
1966年12月14日在華盛頓開始出現了某種異乎尋常的事情的跡象。在河內的電台連續兩天譴責美國飛機轟炸北越首都的居民區後，美國第一次承認它襲擊了河內的軍事目標。華盛頓的記者懷疑這些襲擊是否也造成了平民的傷亡。
第二天早晨，一份來自河內的給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電報到了時報大樓。新任命的國際新聞主任西摩·托平先接到它，讀了之後，來到索爾茲伯裡的桌前問道：「這上面說的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意思？」
索爾茲伯裡研究了電報，「是的，」他最終說。這份電報的語言不夠清晰。「我想它是這個意思。」
「這下你能去北越了。」托平說。
索爾茲伯裡去北越的簽證已經在巴黎給他辦好了。為了確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索爾茲伯裡回了一封電報，請那個北越人證實一下這個消息。第二天就收到了證實電報。他準備先飛到巴黎取他的簽證，然後乘國際監督委員會的飛機進入河內。
索爾茲伯裡的長子，在索爾茲伯裡1942年動身去倫敦時才3歲，現在準備12月底在紐約舉行婚禮。索爾茲伯裡給他的兒子打電話，說他不能出席他的婚禮了，他馬上要出國。但他沒有說到哪裡或為什麼，他的兒子也沒有問。
索爾茲伯裡的出行是要嚴守的秘密。當然，丹尼爾、托平和卡特利奇知道這件事，但他們沒有和任何人談過，包括約翰·奧凱斯。奧凱斯後來為他們對他保密而非常生氣。新聞編輯部裡的記者和編輯很快意識到索爾茲伯裡從辦公室消失了，但他們想像他可能是到外地做巡迴演講了——也許是到西伯利亞，因為他們把索爾茲伯裡當成《紐約時報》管理隊伍中注定要被派到某個流放地的人。大約幾天裡，傳聞四起，說不久就要宣佈羅森塔爾提拔為主編助理，索爾茲伯裡離開新聞編輯部。
12月的最後一周，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發自北越的報道開始刊登在《紐約時報》上，就像炸彈一樣扔在了華盛頓。在考察了河內的損失並和人們進行了談話之後，索爾茲伯裡寫了他的第一篇報道，其中寫道：
與美國公報給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現場調查表明，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美軍的轟炸在河內及周邊地區造成平民相當大的傷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說，河內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實，在美國公報裡一點也看不到……
兩天後，在描述對北越南定市的毀滅性破壞時，索爾茲伯裡寫道：
不管做什麼解釋，人們看到的是，美國飛機把數不清重量的炸彈扔在了純粹是平民的目標上。不管南定也許或者可能發生過什麼，終歸是平民在領受這種懲罰。
在華盛頓，美國官方第一次向新聞界承認，美軍飛行員在試圖轟炸軍事目標時，也偶爾擊中了北越的居民區。一種無聲的怨氣甚至是公開的敵意，開始在一些政府官員和《紐約時報》的華盛頓分社人員中間蔓延開來。
「《紐約時報》駐河內的人來了。」一位官員對威克分社的兩個《紐約時報》記者說，其中一個記者對索爾茲伯裡並不比政府發言人喜歡得更多。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次電視露面時，在演說完後對華盛頓分社的另一個記者發起了攻擊。臘斯克喝了三杯蘇格蘭威士忌，嚴厲地瞪著《紐約時報》這位記者的眼睛，問道：「你為什麼不告訴你們的編輯，讓索爾茲伯裡到南越去採訪那裡的北越人呢？」
幾天前的一個夜裡，龐奇·蘇茲貝格正在他在第五大道的寓所裡睡覺，一陣來自華盛頓的電話鈴聲把他喚醒。大約是晚上10點鐘左右，他還沒有熟睡。蘇茲貝格聽到迪安·臘斯克表示歉意地說：「我希望沒有打擾你的晚餐。」
41歲的蘇茲貝格，一時窘迫，不好意思承認他已經早早上床了，但他非常警惕，知道臘斯克肯定是打電話來談索爾茲伯裡的。
「他按什麼指示行動？」臘斯克問蘇茲貝格。
「沒有任何指示。」蘇茲貝格說。
「他什麼時候回來？」
「我想，我不得不更正一下，先生。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盡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當《紐約時報》駐河內的常駐記者。」
「索爾茲伯裡先生的採訪沒什麼問題嗎？」
「我希望如此。」蘇茲貝格說。
臘斯克的聲音並不嚴厲——沒有蘇茲貝格記得的和約翰·肯尼迪談話時那種緊張氣氛，當時總統希望《紐約時報》能替換掉在越南的哈伯斯塔姆。臘斯克掛斷電話後，蘇茲貝格給克利夫頓·丹尼爾打電話，讓他給這位國務卿回電話，看看臘斯克有沒有想讓索爾茲伯裡去問北越人的問題。丹尼爾問了，但臘斯克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然而，其他人卻有問題，其中許多都是重複了過去人們對作為報人的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批評——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被共產黨人同化了，他沒有妥當地來考察他在北越的消息來源。《華盛頓郵報》指責，索爾茲伯裡使用的南定空襲中的傷亡數字與共產黨的宣傳小冊子上提供的數字一模一樣。對此克利夫頓·丹尼爾在聲明中回答說：「顯而易見，在索爾茲伯裡先生的第一份電訊中，以及在此後的電訊中，傷亡數字均來自於北越官方。他在河內怎麼可能從別的地方得到這些數字呢？」
在《紐約時報》內部，也有對索爾茲伯裡報道的批評，尤其是來自漢森·鮑德溫的批評，他從樓上大聲地發表關於索爾茲伯裡的令人不愉快的評價。《紐約時報》的其他人內心深處認為在索爾茲伯裡的早期電訊中缺乏對他消息來源的準確鑒別，沒必要地把《紐約時報》拖進了又一場爭議之中。還有一些人，新聞編輯部裡的小集團之戰的黨派，找到了攻擊索爾茲伯裡的新的借口，用《紐約時報》的一個人的話說：「如果河內扣住了索爾茲伯裡，我們就停止轟炸。」
但是沃爾特·李普曼寫道：
我們所被告知的索爾茲伯裡的過錯，在於報道河內戰爭的過程中，他使自己成為敵方政治宣傳的工具。我們必須記住：所有敵方前線戰時發佈的信息都是政治宣傳，而在我們的前線發佈的信息是真實和正義的，是為了人道主義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們力量達到頂峰時，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騙性質的騙局屈服是必要的嗎？
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於1967年1月回到了美國，雖感疲憊但精神振奮。他躲避開舊金山機場上成群結隊的攝影師和記者，從另一條路登上了回紐約的飛機。當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車就停靠在時報大樓外面了。他下了車，走過鋪著大理石地板的大廳，走向開著門的電梯。他在電梯裡見到的《紐約時報》的第一個人就是漢森·鮑德溫。索爾茲伯裡笑逐顏開地向鮑德溫打招呼，鮑德溫只是僵硬地點點頭。
到了三層，索爾茲伯裡走出電梯，進入新聞編輯部。即便是坐著三匹白馬拉的車來，他的到來也不會比這更惹人注目了——報社的編輯們都不約而同地站起來，紛紛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報道已經在全國和全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引起了對他的報道的批評，這些批評與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現在都被《紐約時報》拋到腦後了。儘管還需要歷史學家來評價索爾茲伯裡的報道對1967年美國反戰和平運動的影響，然而人們對約翰遜政府的幻想日漸破滅，公眾普遍對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紐約時報》的編輯們認為，索爾茲伯裡的報道應該得一枚普利策獎，因此他得到了提名。
然而，他沒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國際報道獎。普利策獎評審委員會向普利策獎顧問委員會推薦他後，後者以6票反對、5票贊成否決了這個推薦意見，這個決定在全國多家編輯部遭到了廣泛抗議，但於事無補。正如蒙大拿的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後來所承認的，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報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爭鬥，或者如美國報紙編輯協會一位前任主席所說，索爾茲伯裡未能獲得普利策獎的原因在於，他使「美國政府內外的鷹派丟了臉」，普利策獎顧問委員會的鷹派委員更為難堪。但在這個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後，索爾茲伯裡親口說，他根本不在意顧問委員會的否決票，能得到《紐約時報》編輯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為高興。
在索爾茲伯裡於1月的一天從北越回到新聞編輯部時，公告板上貼著一張克利夫頓·丹尼爾致全體人員的備忘錄。上面寫著：
傳聞屬實。
A.H.羅森塔爾被提拔為主編助理……
然而，沒有公佈的是，索爾茲伯裡沒有被踢到樓上，他仍然擔任主編助理。羅森塔爾要承擔作為丹尼爾副手的許多職責，索爾茲伯裡只為丹尼爾承擔特殊的報道：他得到了一個夢想的任務，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到處旅行、寫作。首先他計劃採訪布爾什維克革命50週年紀念活動，這項任務將使他回到蘇聯幾周。他要繼續寫他的書、文章、講演稿。看起來，索爾茲伯裡在海外的勝利鞏固了他在國內的地位。
所以，在索爾茲伯裡回國後的第二天，他開始出席全國各地的一系列應邀作為嘉賓的演講。在哥倫比亞大學擁擠的大禮堂裡，他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新聞系和其他系的學生。索爾茲伯裡站立在前面，透過他結實的鋼框架眼鏡環視大廳的四周，等著聽眾靜下來後發表他的演講。在後排坐著一位索爾茲伯裡認識的20歲的小伙子，一個留著長長的金髮的學生。這頭髮長到蓋住了他的耳朵，但索爾茲伯裡知道這個小伙子不會把頭髮剪掉的。索爾茲伯裡知道，在去年夏天這個小伙子曾在龐奇·蘇茲貝格的辦公室裡為《紐約時報》當送稿生。蘇茲貝格本人曾暗示他的頭髮太長，但這個小伙子仍然每天都留著蓋過耳朵的長髮來上班。這個小伙子就是索爾茲伯裡的小兒子斯蒂芬。
此刻，斯蒂芬和其他人一起安靜地聽他父親講在北越敵後的歷險。索爾茲伯裡講完後，掌聲如雷。接著，學生們舉手提了許多許多關於越南、中國和蘇聯的問題。
後來，一個同樣留長髮的學生，不過不是斯蒂芬，站起來問索爾茲伯裡，他遭受這麼多的批評有時是不是很惱火。索爾茲伯裡搖搖頭。
然後，稍作停頓，索爾茲伯裡又說：「我對一個得到太多讚譽的報人表示懷疑，他很可能忽視了報道的某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