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紐約時報》的主編，克利夫頓·丹尼爾經常受到邀請在全國演講，只要他的時間表允許，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他喜歡作為一個尊貴的客人出現在宴會上，喜歡乘坐頭等艙旅行，欣賞機場的整潔，衣冠楚楚的人們，女人鞋跟的柔和聲音和優美的音樂。他喜歡吃飯前喝上兩杯，由那些討人喜愛的空姐在他面前服務，不僅是因為她們漂亮的打扮和合身的服裝，她們令人愉快的微笑和想要取悅顧客的慾望，而且還因為她們在提供服務時充滿儀式感的動作，如此優美和得體。在一次到中西部作完演講飛回紐約的途中，他想到她們是美國的藝妓，後來他不無遺憾地想起，他不曾認識一個空姐。幾年前有些空姐就住在他在倫敦的公寓上面，他夜裡經常聽到她們的聲音，但從沒有結識她們。
丹尼爾在全國做的演講，一般講的是關於新聞自由的作用，他以冷靜文雅的聲音做出這些演講，演講後他還回答觀眾的提問。人們對《紐約時報》非常好奇，其中許多人通過聽到和看到丹尼爾而證實了他們關於《紐約時報》、它冷靜的姿態和表面的自傲、對自身的傳統的敬重和美德的確定性的看法。他們從丹尼爾那裡獲得了報社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雖然這種形象不一定體現了表面背後的全部現實，因為《紐約時報》還有它其他的面目，還有時報人在第四十三街的酒吧當中所發表的其他言論，以及他們晚上在床上自言自語時所流露出的對在這樣一個龐大、有償債能力、穩固的機構工作時感到的挫敗——報紙是一個事實加工廠，那裡的工人認識到了一個太明顯不過的真理：他們是可以被替換的。報紙沒有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行。管理者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也沒有人喜歡談論它，但它卻是事實。這種真實性引起了許多熱愛這家報紙的人的悲哀和苦惱，他們曾把這家報紙浪漫化和人格化了，認為它是某個偉大的灰衣女神，而他們和她有著風流韻事。他們忘記了，不管他們是誰，也不管他們表現得多麼好，他們都很快會為她而變得衰老。她是不會老的，而他們卻必須讓位於更新的、更年輕的人。
有時他們像一個大攝影棚裡的燈管一樣隨意被替換——一旦他們達到了某種年齡就自動地被替換，儘管他們一直以來都在發光發亮。這種替換行動並沒有不被舞台上的《紐約時報》的人所注意。在60年代中期，他們悲歎在身體還健康時就自動退休的員工，如戲劇批評家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和科學作家威廉·L.（「原子比爾」）勞倫斯的退休，棒球運動作家約翰·德雷賓格的退休。德雷賓格在他的告別晚會上喝了一陣酒後裝作高興起來，聲稱：「是的，如果我知道退休如此偉大，我很早以前就做了。」對此一個管理者冷靜地回答說，「那麼，為什麼你給我們添這麼多麻煩呢，約翰？」
自動化，連同無人化的過程，是全國的大公司共有的複雜問題，然而在《紐約時報》卻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想法，就是認為《紐約時報》不是商業公司，而是一種使命，人們以嘲笑的表情迎接幾台在選舉之夜前拉進新聞編輯部的機器，這些機器要做後來的利奧·伊根和吉姆·哈格蒂先生經常做得很好的工作，即預見選舉結果。排版間的工人對這些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比人幹得更好的技術小玩意兒是輕視的——除非罷工期間。新聞編輯部對這些通過機器代替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促進交流的東西——語音備忘錄、銀色的麥克風——是不恭敬的。在高層管理者中間也許還有人認識到，早就為使用這些東西而感到自豪的《紐約時報》現在變得如此龐大，以致真的不知道在它的屋頂下都在進行著什麼。因此，龐奇·蘇茲貝格在力圖保持某種舊的《紐約時報》精神的同時確定了自己對新技術的信仰，宣佈《紐約時報》將僱用一支訓練有素的心理學家隊伍來調查《紐約時報》僱員當中「科學選擇的隨機樣本」，努力「確定在這個龐大的多樣化的組織裡如何靠那些為它工作的男女實現更大的融洽」。
這個舉動被一些編輯視為愚蠢的，而其他編輯，包括克利夫頓·丹尼爾則懷疑僱員對向他本人那樣的人發牢騷會對業主產生什麼影響。丹尼爾並不清楚他與龐奇·蘇茲貝格，或與蘇茲貝格家族在這件事情上有什麼共同立場。丹尼爾是在德賴富斯突然去世後的1964年的大洗牌期間，被卡特利奇挑選出來擔任主編的。蘇茲貝格批准了卡特利奇對丹尼爾擔當主編的任命，但蘇茲貝格的贊同並不一定意味著蘇茲貝格在個人層面上認可丹尼爾。丹尼爾英國式講究禮節的舉止也不可能對這位不講究禮節的業主起作用，事實上這恰恰使他想起了僵化的英國托利黨學監們，他們一度使作為聖伯納德學校學生的蘇茲貝格感到恐怖。此外，還有丹尼爾妻子的個性。十年的婚姻，四個孩子的出生，她的丈夫在《紐約時報》的地位，都沒有使瑪格麗特·杜魯門·丹尼爾消除掉自己是一位美國公主的觀念。她不是那種像《紐約時報》普通人的妻子那樣沉溺於公司內部小競爭的人——討好蘇茲貝格們，使奧克斯的女繼承人感到歡心，或者在這些說話溫和的女人的聚會時緩和一下自己強烈的意見。可以肯定，丹尼爾在每一個人那裡都是正確的榜樣——對他的僱員就像對他的妻子一樣。他曾努力以他的關照和慇勤來打動伊菲吉妮·蘇茲貝格，希望自己能夠如願以償。最近在一次演講中，他一開始先引用了她喜愛的關於《紐約時報》生於「建教堂者，而不是砸石工之手」的箴言，但丹尼爾真的不知道這個家族私下裡怎樣看待他。他從沒有通過主動拉關係來瞭解自己的地位，迄今為止他還不能夠和業主建立直接的工作關係，因為卡特利奇擋在了中間。這無疑是丹尼爾主編職位最不幸的方面——他的恩人卡特利奇在騰出了主編辦公室後，沒有退出或割斷他同新聞部的聯繫。相反，卡特利奇佔據了從新聞編輯部看不到的三層辦公室，獲得了一個模糊的「總編輯」的新頭銜，繼續在克利夫頓·丹尼爾的背後進行操縱。卡特利奇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只有他——得到了這位年輕業主的友誼、信心和關注。此外，卡特利奇的妻子和蘇茲貝格的妻子很快成了朋友。她們通過出城共度週末，通過一起到歐洲旅行，鞏固了她們的關係。
丹尼爾不時感覺到卡特利奇非常滿足於事態的發展，或者說非常不願意放手讓丹尼爾單干。現階段，丹尼爾感覺到了自己和牆上貼著照片的這些人——范安達和伯查爾、詹姆斯和卡特利奇——有了一種令人愉快的一致性。他對自己作為一個管理者是有信心的，對他僱用的記者或批評家是滿意的，對《紐約時報》報道世界的風格是放心的。儘管丹尼爾經常給人自吹自擂的印象，並且無疑對自己的頭銜感到自豪，但他還是把自己看作是這個機構的工具，一名好士兵，一個忠誠的奴僕，在大樓裡沒有哪個人會比克利夫頓·丹尼爾更不可能透露公司的秘密。許多年前，卡特利奇就在丹尼爾身上看出了這種對組織忠誠的品質。他在丹尼爾作為倫敦分社第二號人物的表現中看到了這種品質。在丹尼爾從莫斯科回來後在新聞編輯部當助理編輯期間，卡特利奇在更近的範圍內觀察了這種品質。1964年，這種觀察使卡特利奇任命丹尼爾作為他的接班人——儘管就卡特利奇繼續在幕後操縱而言，這個提拔的意義就有待商榷。表面上，在由於德賴富斯的去世而造成的這個過渡時期，卡特利奇的存在對《紐約時報》是必不可少的——沒有經驗的蘇茲貝格寧願身邊有像卡特利奇這樣可靠的老顧問——但丹尼爾不知道65歲的卡特利奇會幹多長時間，也不知道在卡特利奇退休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總編輯」的頭銜會隨他而退休，「主編」會重新在三層取得統治地位，或許丹尼爾會擔任總編輯，或許總還會有這樣一種不幸的可能性，另一個同蘇茲貝格更近的人會擺到丹尼爾的頭上。丹尼爾只能希望，這種事情不會發生。丹尼爾在《紐約時報》工作的22年裡，是按規則行事的，從來沒有越過線，也沒有爬到卡特利奇的頭上。他只是偶爾地生氣而不說話，比如在1953年，聽說德魯·米德爾頓而不是自己被任命為倫敦分社社長，但他最終還是服從了《紐約時報》的意圖。他承認，《紐約時報》的意圖比個人的偏好更為重要——他喜歡把《紐約時報》想成多少有點是按英國君主制的路線來運作的：儘管它有各種各樣軟弱或強大的統治者，但這種君主制歷經幾個世紀一直存在，保持著它的禮節和傳統，以及它可以預料到的前進路線。
作為一個《紐約時報》人，丹尼爾尊重這個體制。這個體制曾給他帶來了補償和尊貴的身份，它還有希望繼續這樣做，除非這個體制被年輕的業主突然改變。在蘇茲貝格擔任業主的頭兩年，丹尼爾不必擔心這種前景——蘇茲貝格此時似乎溫順有效地聽從特納·卡特利奇的指導。但在1966年夏末，進入秋天和冬天，在這個組織裡就發生了使丹尼爾感到奇怪的事情。即將做出的決定突然地被改變了，似乎來自卡特利奇辦公室的態度也有一種微妙的轉變，一種沉思和拖延。彷彿卡特利奇的攝政王地位現在被一個來自上面新出現的人物的份量抵消了。
在一個獨立的研究公司——麥迪遜大道575號的丹尼爾·揚克洛維奇公司——支持下僱用一組心理學家對《紐約時報》僱員的想法進行抽樣調查的計劃，看起來有點不明智。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公開地承認，《紐約時報》內部存在很大的問題，而且也是同《紐約時報》不允許外人打聽報社內部事務的政策相矛盾，還表明了報社對自己的編輯分析形勢並應付形勢的能力缺乏信心。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也開始使丹尼爾擔心起來：如他的首席助理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有可能會被調出新聞部。又如卡特利奇在夏天曾告訴湯姆·威克，如果他想在78歲的阿瑟·克羅克1966年10月1日退休後接手克羅克的專欄的話，他就不得不放棄華盛頓分社，但沒有預料到威克仍然留任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克當時同意了，說如果被迫在管理分社和寫專欄之間進行選擇的話，他會選擇寫專欄；但後來不知為何，威克在成了專欄作家後，還設法保住了他分社社長的頭銜。
在1966年夏末直接且在個人層面上使克利夫頓·丹尼爾煩心的事情是：根據卡特利奇簽發的命令，戲劇批評家斯坦利·考夫曼被突然解職，可是八個月前丹尼爾才僱用了考夫曼，並且對他很滿意。考夫曼來《紐約時報》之前在《新共和》工作，在那裡他是電影評論家，但他在戲劇方面也有背景：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他受到過戲劇方面的訓練，曾在一個保留劇目演出公司中用了十年時間專注於古典作品，寫過並發表過劇本，在夏季劇場和別的地方當過導演，在1963年到1966年間擔任了紐約教育電視台13頻道的戲劇評論家。在被《紐約時報》僱用之前，考夫曼曾被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邀請到時報大樓，談談所謂的美國「文化爆炸」、富裕社會的藝術放縱，以及作為對此種形勢的反應，《紐約時報》在1962年如何通過組成一個40人的文化新聞部來考察、報道和評價文化場景。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承認，這個部門工作得非常好，但他們不太滿意其中一些評論家的知識水平或寫作風格，這種風格經常蟄伏在一般化的能言善辯的新聞文體中。當他們徵求考夫曼本人對《紐約時報》文化報道的意見時，考夫曼坦率地說，它就像是一堆「文化垃圾」，並且說他所知道的知識界也認為《紐約時報》的評論家不太受尊敬。但他沒有把《紐約時報》的建築評論家埃達·路易絲·赫克斯塔博、舞蹈評論家克萊夫·巴恩斯、藝術評論家希爾頓·克雷默包括進去。
在指責這些評論家時，考夫曼找不出比這三個人更多的例外了。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也稱讚赫克斯塔博女士的工作，他們也曾積極地爭取僱用希爾頓·克雷默和克萊夫·巴恩斯。克雷默的評論文章曾發表在《新領袖》（The New Leader）、《評論》（Commentary）和《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似乎比丹尼爾更瞭解克雷默的工作——但在被正式僱用之前，克雷默不僅同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談過話，而且也同主編助理伊曼紐爾·R.弗裡德曼、文化新聞主任約瑟夫·赫茨伯格、藝術與閒暇組編輯西摩·佩克、星期天版主任丹尼爾·施瓦茨和特納·卡特利奇談過話。克萊夫·巴恩斯也差不多通過了同樣的程序，但他被《紐約時報》僱用完全是丹尼爾的主意。丹尼爾在倫敦期間成了芭蕾舞愛好者，他和舞蹈家戴姆·馬戈特·方廷的友誼得到了克萊夫·巴恩斯在倫敦的《泰晤士報》和《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上的評論，因而開始了丹尼爾和巴恩斯之間的一系列的跨洋電話，進而導致1965年巴恩斯離開倫敦來加入《紐約時報》。
在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徵求考夫曼的意見後，在考夫曼幾次在他處尋求錄用並就《紐約時報》如何改進它的文化報道提出了他的建議之後，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向考夫曼提供了戲劇評論家的職位，取代以前的音樂評論家霍華德·陶布曼。陶布曼是在布魯克斯·阿特金森開始去寫大評論欄目之後繼之坐上戲劇評論家交椅的。但由於阿特金森退休，霍華德·陶布曼被派去寫關於文化事務的大批判文章了，不再是專門的專欄作家，所以應考慮把考夫曼安排在陶布曼的位置上。他們同意考夫曼至少幹這個工作一年半，但也如一個管理者所說，希望「這將是終生的工作」。
考夫曼作為《紐約時報》人的生涯是在1966年1月1日開始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對他的復合三段論和縮略稱謂的抱怨之外，他得到的只有編輯們的讚揚。但由於考夫曼做評論工作時非常嚴肅，也許是太嚴肅了，他很快就在百老匯的一些劇院老闆、演員和贊助人中間樹了敵。在給業主的幾封信中，在某些代表對業主的造訪中，他們抱怨考夫曼似乎什麼都不喜次，暗示甚至在他喜歡什麼東西時，他也不能寫出一個賣座的評論。儘管這根本不是事實，但《紐約時報》的一些管理者私下也覺得考夫曼對劇院有點太乏味了，太職業化了：他感興趣的似乎只是分析劇本，考察它的劣勢和優勢，在他的評論中沒有創造出足夠的激情——那種把許多購票人和劇院聯繫起來的期待和快樂的感覺。
公正地說，考夫曼具有的問題是《紐約時報》其他評論家沒有的，就是《紐約時報》的一些管理者在他背後進行的馬後炮式的批評。這些管理者定期出席百老匯的演出，在薩迪餐廳和紐約周圍與劇院老闆的投資者有社會交往。他們對劇院有濃厚的興趣，有一種他們對電影或芭蕾舞、藝術、電視或建築不會有的信念。考夫曼也不幸在過渡時期加入《紐約時報》，此時任何編輯都不知道新業主和高層管理者的前進方向，還有戲劇本身內在的力量問題。不同於電影評論家，對票房的影響可以因為一部電影能同時在50個不同的城市上演而得以緩和，戲劇評論家的評論是直接針對紐約的一個舞台的，《紐約時報》的轟炸有可能摧毀一台戲劇在百老匯的生存機會以及它在別的地方巡迴演出的機會——除非戲劇公演之前票已售完，或者一個明星有很大的號召力，或者在其他出版物上有幾次好的評論，特別是沃爾特·克爾在《先驅論壇報》上的評論、新聞雜誌和《紐約客》上的評論。布魯克斯·阿特金森作為一個戲劇評論家的名望和卓越地位，使得他不容易受到來自《紐約時報》編輯或百老匯人士的反批評。在他離開後，《紐約時報》的高層管理者曾考慮讓肯尼思·泰南來接替。他們敬重泰南的判斷力和在《紐約客》上的文學風格，並把他看作是一個技巧高超且熟練的外科醫生，不用刀也能動手術。管理者普遍同意，在不妥當的人的手裡，《紐約時報》的戲劇評論工作潛在地是一個生硬而危險的工具——《紐約時報》害怕權力這樣掌握在一個人手裡，而覺得泰南可以既滿足對劇院嚴肅評論、責任心的需要，又能使《紐約時報》的讀者感到高興。但泰南本人承認，一個晨報的評論家可以利用一個多小時寫出一篇評論，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他寫不出這樣的評論，另外泰南也急於回到倫敦。
《紐約時報》的人來找斯坦利·考夫曼時，他也曾提出過同樣的論點——從一齣戲劇結束到按報紙的發稿時間寫出一篇可用的評論之間的時間根本不夠用。作為討論的結果，克利夫頓·丹尼爾安排考夫曼在公演前的最後一次預演先去看戲劇，他的假定是，如果一齣戲劇當時沒有成型，它就不可能在24小時之內有大的改進，這樣就使評論家有更多的時間和思想去說那些對購票者產生影響的話。丹尼爾希望，其他報紙的評論家也照這種辦法做，但他們並沒有。一個評論家認為《紐約時報》的計劃承認了考夫曼沒有按期拿出稿子的記者本事。當考夫曼的評論開始發表後，劇院老闆們表達了他們的抗議。但起初，不管是卡特利奇、蘇茲貝格，還是報紙的其他人，都沒有過於關心。《紐約時報》的管理者習慣了外界對他們的批評家持一定程度的批評：霍華德·陶布曼在薩迪餐廳周圍經常被指責為布魯克斯·阿特金森一個不力的接班人，甚至阿特金森也多次遭到劇院老闆的譴責，他的一個前任亞歷山大·伍爾科特在發表了一次不友好的評論後甚至被禁止再進一個劇院。這件事發生在1915年，伍爾科特把舒伯特兄弟的某一個喜劇評論成「一點也不逗樂」、「相當無聊」。舒伯特兄弟作為報復，把他們的下一場演出的票送給了卡爾·范安達，附上一個條子建議《紐約時報》派別的評論家來評論它，並且說如果伍爾科特用這些票，它們不會被兌現的。阿道夫·奧克斯得知此事後，他指示伍爾科特自己去買票。伍爾科特這樣做了，但當他來到劇院門前時，一個守門人和雅各布·舒伯特本人擋住了他。
奧克斯立即尋求法院發出禁止令，他從《紐約時報》上取消了所有舒伯特兄弟的廣告。這場爭論成了百老匯的話題，在全國流傳開來，在法庭上幾個月都沒有解決。奧克斯的禁止令最終被否決了，因為一個上訴法庭認為，儘管一個劇院所有者不能因膚色、信仰或階級差別而拒絕一個觀眾，但可以出於私人的原因而這樣做。可是希望在《紐約時報》上恢復廣告的舒伯特兄弟，最終承認《紐約時報》有選擇自己的評論家的權利，這場惡戰以舒伯特兄弟在聖誕節送給伍爾科特一盒雪茄而告終。
奧克斯提出了他的觀點，即外人不要對《紐約時報》如何管理它的業務指手畫腳，但這並不意味著奧克斯偶爾在讀到他的報紙上一篇不誠實的或過於否定性的評論時他本人不生氣。奧克斯的哲學是一種助推者的哲學，特別是就生意或社會事務而言。既然百老匯的劇院是紐約一個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他便希望他的評論家盡可能地去欣賞或喝彩。在他去世前三個月立下的最後的遺囑中，奧克斯要求他的社論版繼續「對那些真誠地持不同觀點的人更為公正和禮貌」，他期望他的評論家也這樣。同時他期望他們堅持標準，只要一篇評論已經寫成，他很少干預對它的發表。在布魯克斯·阿特金森自1925年開始的戲劇評論家的漫長生涯中，他記得只有一次奧克斯在讀了一篇評論的清樣後親自找他，提出改動一個詞。這發生在奧克斯出席了洛克菲勒中心的S.L.（羅克西）羅薩費爾的一個劇院開幕式之後。這是一次奢侈的場面，阿特金森對它的華麗提出了批評。奧克斯穿著正式的服裝，在這天晚上回到阿特金森的桌前，提出閱讀這篇評論的要求。他讀完後，阿特金森看到一種痛苦的表情開始出現在奧克斯的臉上。奧克斯是羅克西的朋友和支持者，羅克西是一個可敬的娛樂界企業家，一個德國移民鞋匠的兒子——奧克斯敬慕任何經歷艱苦努力取得成功的人，他能夠預料到羅克西在讀到這篇評論時會有多麼煩惱。奧克斯一時也沒有說什麼，接著，這位白髮蒼蒼的業主指著評論上的一行字，非常溫和地和膽怯地問道：「阿特金森先生，你介意改動這個詞嗎？」阿特金森看了這個詞，想到刪除它也不影響句子的意思，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改動，阿特金森很快就不再記得這是個什麼詞，但他很快改了它，接著阿道夫·奧克斯向他表示感激，說晚安，就離開了。
奧克斯的後繼者儘管同樣不願干預他們的評論家，卻仍然贊同奧克斯的對社會的助推者的哲學。1966年當報社的評論家嚴厲批評林肯中心的價值4.57千萬美元的大都會歌劇院開張時，龐奇·蘇茲貝格驚駭了。這次開幕式演出了塞繆爾·巴伯的《安東尼與克利奧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受到了《紐約時報》的激烈批評：音樂評論家哈羅德·捨恩伯格發現它是「庸俗的」和「表現癖的」；劇中的芭蕾舞對克萊夫·巴恩斯來說是讓人不滿的；牆上的藝術品對約翰·卡納迪來說是單調的；建築物對埃達·路易絲·赫克斯塔博來說是「枯燥乏味的」；3800名首場觀眾，包括林登·約翰遜夫人、約翰·D.洛克菲勒三世和市長約翰·林賽，被夏洛特·柯蒂斯分別叫作「超級優等生」、「富豪」、「巨頭」和「群氓」。龐奇·蘇茲貝格讀完《紐約時報》上的這五位評論家的評論後，驚叫起來：「我的上帝，他們不能找到點好的東西寫寫嗎？」他向一些管理者表達了他的感覺，但沒有暗示要限制這些評論家。如果他打算緩和一個評論家的口氣，而評論家沒有遵循他的意見，他也不會教訓這位評論家，而是會調走他——之前，1966年8月，蘇茲貝格對斯坦利·考夫曼就是這樣做的。克利夫頓·丹尼爾逐漸知道了龐奇·蘇茲貝格的計劃：起初丹尼爾聽卡特利奇說，在一次長期罷工後沃爾特·克爾工作的《先驅論壇報》剛剛同《美國日報》和《世界電訊》合併，克爾沒有加入新的《世界論壇報》，《紐約時報》正考慮聘任他。丹尼爾打算告訴在康涅狄格休假的考夫曼，《紐約時報》正在和克爾進行這樣的討論。克爾當時在奧地利參加了薩爾茨堡的美國研究高級研究班。但在丹尼爾還沒來得及去見考夫曼之前，事實上就是在考夫曼計劃到丹尼爾辦公室那一天，卡特利奇告訴丹尼爾，沃爾特·克爾已經接受了《紐約時報》的職位。
當考夫曼走進丹尼爾辦公室時，這位主編顯然受到了震動，羞愧得臉色發紅——考夫曼以前從未見過哪一個人比這更難堪了，考夫曼開始為其感到遺憾。丹尼爾盡可能簡單地說了他不得不說的話：他已經向沃爾特·克爾提供了評論家的職位，他剛剛接受了它。丹尼爾很快繼續說，現在下一步就是要為考夫曼在《紐約時報》找到別的可以做的事情。丹尼爾說，在這個週末他會形成明確的想法，希望考夫曼也想想。考夫曼坐在桌子的對面，他是一個說話溫和的人，有著灰色的波浪式的頭髮，非常有尊嚴和自制力，沒有生氣。他雖然心煩意亂，但在這個場合他比丹尼爾更能控制著自己的表現。他甚至私下也沒有對丹尼爾表示失望，知道丹尼爾和這個決定沒有任何關係，這一事實也許就像這個決定本身一樣使丹尼爾感到窘迫。當丹尼爾在考夫曼休假期間要求他回來時，考夫曼就曾想到，一定是出了問題。
丹尼爾提議，他們下個星期一晚上可以在辦公室外再見面，繼續討論考夫曼在《紐約時報》的未來。後來考夫曼接到了丹尼爾辦公室的一個電話，說主編不能出去進行星期一晚上的會面了，並請考夫曼來辦公室。考夫曼來到後，希望解除丹尼爾和他仍然存在的窘迫感，於是說，他想不出在《紐約時報》他能做——或者願意做——什麼事情；相反，他建議《紐約時報》履行它對他的契約義務，讓他離開報社。丹尼爾點頭同意，於是讓審計部準備一下考夫曼的檔案備用。
斯坦利·考夫曼回到他的桌子旁，計劃用這一天的其餘時間處理一下他的私人事務和信件，但有人傳話過來，說卡特利奇想和他談談。在總編輯辦公室，考夫曼聽了卡特利奇的解釋，更換他的決定是大家的「一致意見」。卡特利奇又笨拙地說：「我是這個一致意見的一部分。」意見一致是否還包括業主在新聞編輯部之外運作的顧問，如執行副總裁哈丁·班克羅夫特、來自營銷部和生產部的兩個副總裁伊凡·韋特和安德魯·費希爾，考夫曼不知道，而且他也不關心。奇怪的是（也許不那麼奇怪），考夫曼在離開卡特利奇的辦公室時，沒有感覺到自己有對任何人的報復心態。他現在沒有從人的角度考慮報社，而是把它當作一個非人的機構。他想，作為一個機構，它表現得很差：它曾許諾他的任期至少要持續一年半，但八個月就結束了。他相當肯定，他決不會再進時報大樓了。
在離開《紐約時報》後，他重新得到了作為13頻道的戲劇評論家的職位，並且回到《新共和》當文學批評家和文化評論員。他很快失去了同他在《紐約時報》大多數同事的接觸，但在他的文章開始出現在《新共和》上後，他收到了克利夫頓·丹尼爾一封表示恭維的便函。有一天在家裡他還收到了丹尼爾·揚克洛維奇公司一封奇怪的信，《紐約時報》曾僱用這家研究組織來進行對僱員精神狀態的科學調查。揚克洛維奇公司的信，包括需要填寫的表格，通知考夫曼他被選入《紐約時報》的150人之列，徵求他對《紐約時報》及其管理者的可靠意見。考夫曼被這個顯然不期而至的最後諷刺信逗樂了。他曾想嚴肅地填寫這些表格，說出他真正想說的話，但這種衝動很快消失了，考夫曼沒有回信。
1966年夏天湯姆·威克的職位也受到了威脅。在紐約方面看來，他繼續當華盛頓分社社長是一個奇怪的顛倒，這是威克沒做進一步的解釋就滿意地接受了的。大膽探究他走好運的原因會葬送他繼續幹這個職位的機會，雖然他聽說，龐奇·蘇茲貝格本人已經改變了紐約方面解除他分社社長職務的決定，同時在克羅克退休後給他一個華盛頓專欄的計劃。現在威克既有了一個專欄，又有了分社，他經常懷疑有爭議的「布羅德備忘錄事件」是不是在某個方面有利於他的事業。
戴維·布羅德的長篇批評，是在布羅德1966年8月退出《紐約時報》並加入《華盛頓郵報》前不久寫的，該文不僅攻擊了克勞德·西頓、牛欄和紐約的整個官僚機構，而且它還列舉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氣，這種狀況是紐約壓力造成的，是蘇茲貝格也許根本沒有意識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蘇茲貝格一起乘坐從華盛頓到紐約的火車時，威克親自把布羅德的備忘錄交到蘇茲貝格的手中，蘇茲貝格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威克有點漫不經心地提出了這個話題：「你是如何看待布羅德備忘錄的，龐奇？」蘇茲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顯然沒有聽說過布羅德備忘錄，顯而易見，丹尼爾或卡特利奇並沒有把它傳達給這位業主。威克笑著告訴蘇茲貝格：「我碰巧帶了一本。」他把它拿出來，交給了蘇茲貝格。
這位業主看了一眼，他的興趣無疑受到了觸動：為什麼丹尼爾或卡特利奇從來沒對他提過，儘管這樣做肯定不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好像蘇茲貝格可以更深刻地親自看出華盛頓的士氣的問題，但威克並不指望他會這麼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間，威克的樂觀主義處在低潮，在這一時期他老是因為管理分社問題而不斷受到紐約編輯的批評。他們習慣的抱怨是：威克沒有從華盛頓拿出足夠多的頭版獨家報道，落後於紐約的羅森塔爾，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懸而未決。然而，有時看起來，湯姆·威克在華盛頓的勝任或不勝任問題對某種更深刻更複雜的事情來說真的是一個次要問題——彷彿他成了其他人對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療法的一個象徵人物，是《紐約時報》的編輯能把他們的個人委屈和職業差別都集中其上的一個焦點。威克本身免不了這種有爭議的事情，他是一個高個子、面色紅潤、身體健壯、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華盛頓的出現曾在其他編輯中引起強烈的情感反應。他們在不經意之間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產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對約翰·肯尼迪遇刺的報道，靠德賴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晉陞的，後者帶來了變化，因為在新聞編輯部裡權力的平衡從賴斯頓轉向卡特利奇，賴斯頓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騰給他一手選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賴斯頓主要去從事他在社論版的專欄，這是卡特利奇沒有管轄權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對新業主龐奇·蘇茲貝格來說是非常可接受的，因為蘇茲貝格急於把賴斯頓留在《紐約時報》。但丹尼爾聽說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卻很難高興起來，因為這意味著丹尼爾被剝奪了在華盛頓挑選他主要下屬的權力。在此後的兩年裡，丹尼爾極力把他對威克的批評限制在新聞報道上，但威克卻能感覺到個人冷淡的暗流，並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賴斯頓的小伙子，是賴斯頓留戀徘徊的影響的殘餘。也許還有另一個因素使有階層意識的克利夫頓·丹尼爾產生不小的惱怒：威克像丹尼爾一樣來自北卡羅來納，威克知道澤比倫在哪裡。
索爾茲伯裡和威克的爭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個人的。從1966年開始，索爾茲伯裡越來越懷疑約翰遜政府對越南戰爭和美國國內問題的自以為是的樂觀主義態度——華盛頓的政府機器似乎成了幻象的製造者。索爾茲伯裡認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進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職責。這並不是說威克很天真；自從接手克羅克的專欄以來，威克的寫作反映了首都對事態進展情況越來越大的關心，但索爾茲伯裡更感興趣的不是威克作為一個專欄作家的感覺，而是威克推動他的隊伍進行更大膽的調查報道的能力。索爾茲伯裡感覺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對待這兩種工作，不能既寫好一個專欄又管理好分社，在這個點上A.M.羅森塔爾同意索爾茲伯裡的看法，這是羅森塔爾和索爾茲伯裡能夠取得一致的為數不多的事情之一。
但在1966年夏天和冬天，羅森塔爾在對威克的批評上不是暢所欲言的，即使羅森塔爾的同齡人——威克是唯一對羅森塔爾有一天成為新聞編輯部頭頭的夢想構成威脅的人，這就是羅森塔爾很快被提拔為主編助理後抑制自己、不去粗野地或衝動地表現自己的全部理由。羅森塔爾1963年接管紐約組後，作為有幹勁的紐約主任的形象並沒有妨礙他上升到更高的管理崗位，因為此時管理層普遍承認採取大膽的行動是必要的。但現在，三年多後，羅森塔爾看起來注定要陞官了，他壓抑自己搞派系鬥爭或墮落的舉動是明智的。如果老編輯願意放肆的話，這是他們的特權，但羅森塔爾有更為重要的東西。他放棄了他的寫作生涯，成了一個編輯，離開了署名報道和公眾的喝彩——不管是賴斯頓、索爾茲伯裡，還是威克都沒有這樣做。羅森塔爾的目標是最終管理整個新聞編輯部。他44歲，如果他在此後幾年不去愚蠢地招致上司不愉快的話，就能夠實現他的抱負。在十年之內或者更少一些的時間裡，幾乎所有現在管理報紙的高級編輯都要走了。卡特利奇65歲，在幾年內他或許就會和他漂亮的妻子退休到南方，寫他的回憶錄，就像克羅克現在做的那樣。賴斯頓57歲，經常暗示他寧願生活在華盛頓，也不願生活在紐約。克利夫頓·丹尼爾54歲，沒有了卡特利奇，他在報社的地位無疑會被削弱，除非他能和龐奇·蘇茲貝格建立更好的關係，做不到這一點，如果民主黨仍然在掌權，丹尼爾可以尋求——在他的岳父的幫助下——一個大使職位。四個主編助理——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弗裡德曼和索爾茲伯裡——全都奔向60歲，或者超過60歲。就年輕的編輯來說，國內新聞主任克勞德·西頓也有自己的麻煩；國際新聞主任悉尼·格魯森，一個愛奢侈的人，準備接受一個巴黎更有吸引力的職位，在那裡他能接管《紐約時報》的國際版，蘇茲貝格希望這個版能同約翰·海·惠特尼和《華盛頓郵報》聯合所有的更強有力的巴黎《先驅論壇報》相匹敵。德魯·米德爾頓有興趣替代格魯森當國際新聞主任，但丹尼爾沒有幫他得到這個職位，而是任命了一個44歲的記者——西摩·托平。托平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非常忠誠的組織型人才。他像丹尼爾一樣，來自美聯社，曾領導《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和波恩的分社，並且娶了個好媳婦——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寧的女兒。
在20世紀的下半葉這整整一隊人物通過了《紐約時報》巨大永恆的冰原，現在沒有一個處在比羅森塔爾更有優勢的位置，對他來說最不幸的就是顯示出不耐心或不虔誠的跡象，或者加入對湯姆·威克不滿的大合唱。威克正在受到大量紐約其他編輯們的批評，這種批評也許太過份了，對威克來說也許達到了引起龐奇·蘇茲貝格同情的地步，也許使蘇茲貝格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即麻煩製造者索爾茲伯裡在另外一個部——圖書部——也許對《紐約時報》更有價值，新聞編輯部的傳聞已經將他神化了，羅森塔爾則會進到索爾茲伯裡的崗位，或者卡特利奇和蘇茲貝格在決定讓威克把全部精力用在專欄上之後，找不到一個合適的替代者既能接管分社，同時又不使華盛頓的人員士氣低落。即使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也許會在華盛頓有驚人的表現，但他也許會激起嘩變。馬克斯·弗蘭克爾，分社的一個得民心的人，在紐約是不被接受的。弗蘭克爾曾被描述為「太易動感情的」，管理者沒有忘記他1964年那封長長的辭職信。詹姆斯·賴斯頓同時繼續維護威克，認為紐約在指責威克缺乏行政能力時一般沒有解釋威克到底忽視了哪些重大報道。在賴斯頓看來，這種批評經常是太模糊的和非建設性的。他想起自己過去的事情就耿耿於懷，他在華盛頓還年輕的時代，曾發表了許多獨家報道。在那些日子裡，華盛頓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正在興起，消息更容易得到。但現在，華盛頓完全成了一個人的城鎮——約翰遜城，如果威克僅僅感興趣保護他的黨翼免遭紐約的攻擊，賴斯頓繼續說，威克可以每一天都集中注意約翰遜總統的運動和情緒、吵鬧和騷動，而不去關心對首都的更平衡的客觀的報道。
在這一時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僅是他自己內心的挫敗感，而且也有這種挫敗感對他的人員產生的影響。華盛頓分社，直到布羅德的辭職似乎為其對紐約的抱怨提供了切實的依據，一直自認為它在《紐約時報》的等級制度當中是啞口無言、無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蘇茲貝格本人更為獨立，賴斯頓像是和這位社長建立了一種強有力的關係，但賴斯頓不願意太經常或太快地為威克說情。威克是分社社長，未來的希望，在威克試圖處理分社的問題時，賴斯頓寧願在背後打時間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蘇茲貝格家族的關係，增強對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聽賴斯頓說，紐約決定留他當分社社長，加強一段時間的新聞，但來自紐約的壓力並沒有平息。布羅德辭職兩周後，好像《紐約時報》的另一個人，一個值得稱讚的和可敬的人也決定辭職。這個記者曾採訪參議院道德委員會對康涅狄格的托馬斯·多德的調查，他對牛欄的守舊和爭論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這項任務。在第二天給威克的備忘錄中，這位記者寫道：
對於昨天發脾氣我深感抱歉，因為你已經有太多的麻煩了，我真不該再給你添麻煩了。我今天在外面極力釐清我頭腦裡認為我應該做的事情。
讓我從對於多德報道的處理開始，之後再講講它對於我來說似乎意味著什麼。
如你所知，自從第一批皮爾森—安德森的報道出現之後，我對來自紐約想要複製的壓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場是，當案件被遞交法院，或者委員會開始審閱相關的文件時，我們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們不掌握證據或不知曉聽證會內容的情況下重複起訴的內容。
我們遇到的第一個麻煩是對多德—克萊因關係的強制扼殺，這一扼殺的依據是其「有誹謗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訴當中被重複之後，我們遇到了這個麻煩。之後過了三個星期，紐約才對此予以糾正。
現在牛欄在週日晚上把這篇報道攔截住了，依據是我們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華盛頓郵報》把有關多德的報道登在頭版，牛欄還會採取這種態度。它會下達命令讓我們複製皮爾森—安德森的報道……
不管怎樣，我想放棄這篇報道，不為其負責，原因如下：
這篇多德的報道，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卻生動地展現了對於我來說，我們與紐約編輯的關係之中的基本問題，然而這當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欄編輯。這個基本問題是，他們對於那些受雇於《時報》來報道新聞的記者沒有信心，對於他們的判斷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讓我舉出我頭腦中跳出的幾個造成這一問題產生重要發展的例子：
1.1961年的古巴白皮書，牛欄堅持新聞導語必須表達該文件並不重要的立場，結果傳達出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讓《紐約時報》成為白宮和國務院的笑柄。
2.越南白皮書，對於芬尼的第一篇報道，牛欄將其強制扼殺，這篇報道準確地反映了《時報》的實質，以及基於迪安·臘斯克告訴卡特利奇的消息對一條導語的更替。
3.去年1月對曼斯菲爾德的報道，拒絕用一篇單獨的文章來進行報道，而首發新聞被巴黎《先鋒論壇報》所搶得，堅持報道被插入到一篇有關德克森的相當形式主義的文章中。（我們根本沒有刊發那篇文章，不像《華盛頓郵報》和《明星紀事報》。）
4.對於肯尼迪第一篇有關越南的長聲明，西頓拒絕承認這篇報道的重要性，直到經過長時間有關電視剪輯不會顯示肯尼迪話語重複之後，他才對其予以承認。
我們可以在這裡犯錯誤，當我們犯了錯誤時，我們應該很快停下來。一個記者要盡其最高水平拿出與《紐約時報》的想法相符合的華盛頓報道，但對他來說，使他大傷元氣的是再明顯不過的缺乏信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