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新聞編輯部僅有四個主編助理的位置，又加上索爾茲伯裡被留任，所以為了提拔羅森塔爾，其餘三個主編助理中必須有一人不得不被調離或退休，被選中的是羅伯特·加斯特。可以預料，他對此事是憤憤不平的。加斯特是弗吉尼亞人，言語雖不多，但自尊心強，身體乾瘦，表情冷漠。自從1952年當上主編助理起，他就一直靠南牆坐著，以略帶不安的情緒，靜觀《紐約時報》的動態。1925年，他進報社當文字編輯。這一時期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代人所說的《紐約時報》的黃金時代。當時，范安達任主編，伯查爾是他的主要助手。報社還有一大批真正獻身事業的記者，譬如拉塞爾·歐文，約瑟夫·沙普倫，還有著名的阿爾瓦·約翰斯頓，當然還有奧克斯本人。
十年後，隨著弗吉尼亞同鄉埃德溫·詹姆斯掌管新聞編輯部，加斯特在編輯系統就開始騰達起來。他先是在紐約城市組當排版編輯，之後於1938年做城市組夜間主任，1948年就當上了城市組主任。1951年詹姆斯去世後，卡特利奇接任主編，加斯特開始感覺到不祥之兆。卡特利奇無拘束的舉止並不符合加斯特對有魅力的南方人的看法，加斯特對這位主編熱衷於密謀的政治風格感到羞恥，也曾被他過去的朋友、哥倫比亞新聞系的同事西奧多·伯恩斯坦發起的牛欄裡的小宗派所冒犯。雖然卡特利奇於1952年把加斯特和伯恩斯坦兩人都提升為主編助理，但是加斯特很清楚，卡特利奇更器重伯恩斯坦，加斯特被貶低成更次要的角色，僅僅負責主編辦公室的零星雜務工作：器材和供應、職員開支賬目、人事問題以及與大樓內其他部門的聯繫等等。在週末，或在卡特利奇出城時，加斯特主管全體人員，要不然他僅僅是卡特利奇的左手。當克利夫頓·丹尼爾回到辦公室後，加斯特覺得自己更是同新聞編輯部的氣氛格格不入了。
丹尼爾1964年被提升為主編後，索爾茲伯裡升任他的首席助理。有一天，丹尼爾要羅伯特·加斯特把他那張靠近主編辦公室門前的桌子騰給哈里森·索爾茲伯裡，他則要搬到遠處的靠近牛欄的桌子上。加斯特迫於無奈，沖丹尼爾發了幾句牢騷，只得照辦了。兩年後，當丹尼爾要加斯特把整個新聞編輯部完全讓給羅森塔爾時，加斯特罵得更凶了。和丹尼爾不同，加斯特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說了出來，這是他從來不被他的管理者同事欣賞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一次他還是服從了丹尼爾的指示，搬到了卡特利奇綜合辦公室的一個房間裡，接受了「總編輯特別助理」的頭銜。他知道，到1967年3月他就要從《紐約時報》退休了。
因此，為了求得新聞編輯部的有條不紊、協調一致，新年伊始，丹尼爾起草了一份長長的管理備忘錄，明確了羅森塔爾和索爾茲伯裡的不同職責，重申了伯恩斯坦作為牛欄首領主任的地位和伊曼紐爾·弗裡德曼在招聘人才、勞動關係、工資管理、在海外工作的《紐約時報》職員的旅行及生活津貼等領域的責任。丹尼爾還表示阿瑟·蓋爾布即將接替羅森塔爾任紐約組主任，加斯特將進入卡特利奇的辦公室。丹尼爾還補充說：
在結束這份備忘錄時，我還應該說，從1955年我進入紐約總部以來，我很高興與一個優秀的編輯團隊一起工作。現在這個隊伍正在發生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是不可避免的——符合偉大的《紐約時報》的傳統。我相信，這些變化一定能使我們帶著更新的生機和活力繼續前進。這些變化並不意味著時報衛士責任的變化，只意味新老交替的變化。
丹尼爾在公告板上還貼上了另一個備忘錄，向全體人員告知對蓋爾布的任命以及加斯特的離任：
加斯特先生為新聞編輯部忠心耿耿地服務了41年，他將帶著新聞編輯全體人員對他職業的敬重和對他個人的愛戴告別大家。
在此後的兩個月裡，加斯特坐在辦公室裡，無所事事。他的任務是監管《紐約時報》正在擴張的新聞服務。這項業務在1966年增加了47家客戶，現在每天用電報向155家國內報紙和88家海外報紙發送報道、專欄文章和特寫。但是，新聞服務由下屬編輯負責就足夠了，這樣一來，加斯特發現自己在這項工作上毫無用武之地。
2月底的一天，加斯特來到報社。那是一個星期六，對他來說是一個正常工作日，這一天辦公室裡通常是非常安靜的，僅有少數記者和編輯在忙碌，因為星期天版的很多內容——《時報雜誌》、地產版、戲劇版——已經印好並被分送到報刊發售點，同時還因為是週末，紐約市的大多數商務中心和華盛頓的政府機構都已關門。除了一貫在週末也忙忙碌碌的體育部之外，新聞編輯部的情況是幾群記者圍坐在一起或隔著空桌子交談，或站在體育部電視機前看比賽，盡量調低聲音以防打擾文字編輯。大樓上面的幾層大部分都沒有人，關了門窗，《紐約時報》社籠罩在一種奇怪的、空蕩蕩的氛圍之中。
當天下午稍晚些時候，加斯特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這間房在卡特利奇的內套房裡，所以沒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進牛皮紙夾裡，然後寫了一份臨別留言，分別給新聞服務部的秘書和報社送稿生的領班——1917年就來報社的現已白髮蒼蒼的斯蒂芬·莫蘭。加斯特把這些條子放到外面的一個筐子裡後，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夾著牛皮紙夾，乘電梯下了樓。經過門房時，他衝著那幾個在週末總是很顯眼的門衛點點頭。然後他最後一次推開了時報大樓的旋轉門。出來後，加斯特毫無憾意，招手叫了一輛出租車。
在隨後一周裡，其他管理者意識到加斯特已經一去不返了，於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爾茲伯裡，還有其他人便紛紛給他寄去便箋和書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復。龐奇·蘇茲貝格辦公室打電話邀請他出席一個管理者午餐會，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個要裝出笑容的告別儀式，為的是拍張照片登在《時報閒談》上，於是就以另有要事為由拒絕了邀請。
當然，龐奇·蘇茲貝格肯定意識到了在趕走祖父雇來的人時自己所處的尷尬處境，他也認識到職員的士氣低落了。揚克洛維奇公司的報告完成以後，提出的報告結果都是蘇茲貝格以前察覺到的，看完報告後，他解釋說：「它只是揭我們的瘡疤而已。」他還說已開始實施幾項計劃，希望以此改善人事關係，而且借助於現代技術，或許可以恢復以往的某種精神。
1967年初冬，《紐約時報》的每一位員工都收到一個設計精美的藍色卡紙袋，裡面裝有業主的一封信，一份詳細列舉員工福利和健康計劃、設備和服務的小冊子，另外還有一份由記者邁耶·伯格寫的《紐約時報》簡明歷史。1959年這位記者去世時，曾激起了也許是整個大樓最後的充滿感情和共識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時，報社的每個人——印刷工、辦事員、電話接線員、食堂裡的廚師——都認識他，尊敬他。當他60歲突發心臟病去世後，似乎標誌著《紐約時報》某種特殊的東西的終結，從而引起了職員的懷舊反應。一位資深記者受命撰寫伯格的訃告，卻發現它太難寫了。很多員工，包括文字編輯，因為牛欄不把這個訃告登在頭版而咒罵它。一位女士在一個水杯裡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鮮花枯萎後都沒人拿走它。沒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從辦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著伯格的署名鉛字，以便備用。
現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現在這個紙袋裡了，印在他1951年寫的濃縮體現《紐約時報》歷史的一份20頁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紐約時報》在亨利·J.雷蒙德領導下有了良好的開端，具體包括：它對美國內戰和特威德集團的報道，它的破產和最終在奧克斯領導下死而復生，它對日俄海戰、皮爾裡和阿蒙森的探險以及泰坦尼克號海難和林白壯舉的獨家報道，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太空時代日益擴大的影響。龐奇·蘇茲貝格的附信解釋說，發放資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員工，但他感到老一輩《紐約時報》人或許也覺得它有意義，這也是使《紐約時報》人真正融入《紐約時報》的一個方法。蘇茲貝格還解釋說：「事實上，我們過去對此是多少有點漫不經心了。」
在另外一項讓員工瞭解過去的活動中，報社鼓勵在《紐約時報》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紐約時報》人的文章。不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現在一篇關於自然的文章上，體育版上還有一篇由退役的職業賽車專家弗蘭克·M.布倫克寫的文章，還有阿瑟·克羅克寫的一篇政論文。克羅克退休後仍在華盛頓分社有一張辦公桌。他的繼子，《紐約時報》駐倫敦的一個風度翩翩的記者W.格蘭傑·布萊爾，被調到紐約擔任社裡的公關顧問，也充當和員工的聯繫人。而且蘇茲貝格也試圖通過給職員加薪，給編輯和管理者以股權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財富，來提高員工的士氣。從1964年到1966年，紐約時報公司的分紅使卡特利奇和賴斯頓、伊凡·維特和門羅·格林這樣的管理者成了相當富裕的人；一大批級別較低的編輯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萬至6.5萬美元；評論家每年收入2萬至3萬美元；記者中最高的每週可掙到350至500美元。關鍵性的編輯和管理者還有機會得到一種新的地位的象徵，這種象徵滿足了蘇茲貝格對新發明的想像力：他買了一架小噴氣式飛機，在週末他們可以乘坐它去佛羅里達，或去全國各地進行各種公事訪問。這架飛機的機號是N1851T（1851是《紐約時報》創辦的年份），用黑色塗在飛機的方向舵上。
龐奇·蘇茲貝格現在的開銷更多了，但他掙的錢也更多了。《先驅論壇報》停辦和針對新合併的《世界日報論壇》的罷工從1966年4月24日持續到9月12日，《紐約時報》的日發行量增加了10萬份，達到了87.5萬多份，廣告刊登率增長了8個百分點。1966年紐約時報公司的固定純收入創了公司紀錄——純利潤超過900萬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純利潤僅為500萬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報論壇》在1967年5月停辦，《紐約時報》的日發行量突破90萬份大關，廣告刊登率又增加9個百分點。門羅·格林對此並不感到特別高興，自1946年以來就擔任廣告部主任的年已62歲的格林，已經走到了職業生涯的盡頭。蘇茲貝格期望有更高的廣告率，不大關心廣告商的反應或者廣告行數暫時的減少，蘇茲貝格還想把廣告部、生產部和發行部合併起來，統一由47歲的年輕人安德魯·費希爾負責，費希爾倡導使用電子計算機。只要格林還在，蘇茲貝格就不能滿意地做到這一點，因為格林習慣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門。蘇茲貝格計劃在1967年底宣佈格林退休。格林滿足於他獲得的股權和一大筆退休安置費，願意不聲張地離去。
《紐約時報》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幾年的印刷事務已經從阿姆斯特丹轉移到了巴黎，這個版在它18年歷史中的大部分時期都虧損——據估計，自阿瑟·海斯·蘇茲貝格1949年創辦它以來共虧損1000萬美元。但紐約的大多數編輯都推測，龐奇·蘇茲貝格會繼續容忍這些虧損。他們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對這個版負有義務，因為這是他父親創辦的。他們還認為，《紐約時報》的國際版是促銷價值的有特權的一項，不同於《紐約時報》已停辦的西部版，而是一種能夠自我維持的風險投資。
他們對這位年輕業主的認識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顯現了出來——當時他宣佈他準備關閉國際版。雖然在悉尼·格魯森任領導的那年裡它有了收益，它的發行量由4萬份增加到4.7萬份，廣告量增長了20%，但它還是每年虧損150萬美元。它依然無法趕上在歐洲已有79年歷史的、出版勢頭強勁的巴黎《先驅論壇報》，該報最近與《華盛頓郵報》的合作又使其實力大增。對海外美國人來說，巴黎的《先驅論壇報》比《紐約時報》形式更活潑，可讀性更強。所以，因為不能戰勝歐洲的《論壇報》，蘇茲貝格便決定與之合併。通過這個版與對手的合併，他在新的經營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紅利，這樣發行量有望達到7.5萬份到10萬份。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它要發表詹姆斯·賴斯頓、拉塞爾·巴克爾和《紐約時報》其他專欄作家的文章，還要發表沃爾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爾德的文章，發表《洛杉磯時報》的報道，《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新聞服務。這個新合併的報紙仍把《論壇報》的名字放在報頭的顯著位置，並且仍由《論壇報》的一位編輯負責監管。
悉尼·格魯森留在那裡完成了過渡時期，之後便回到《紐約時報》社，作為巡迴記者幫助報道中東戰爭。不到一年他從《紐約時報》辭職，去當長島報紙《新聞日報》（Newsday）的社長助理。儘管蘇茲貝格竭力想挽留格魯森，並派飛機把他從佛羅里達接到紐約，讓他重新考慮去留問題，但當時也確實沒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給格魯森。雖然蘇茲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國際版，但他並沒有長時間為之煩惱，而是在紐約本社構思更重要的決定，他希望積累更多的資金，以便隨時應付他看到身邊可能出現的許多新挑戰。
蘇茲貝格主要考慮的是，有無可能在紐約創辦一份晚報，因為隨著《世界日報論壇》停刊後，紐約僅存《紐約郵報》一份晚報了。蘇茲貝格有時感到紐約市既需要也應該有第二份晚報，但有時又拿不定主意。儘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傾向和對公眾服務的願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暫的《世界日報論壇》畢竟使它的老闆損失了1700萬美元。問題還不單純是財務上的，而且還涉及這樣一個問題：這第二份報紙也許是一個有新名字的、內容複雜的日報，以娛樂性、藝術性、政論文、社會評論為特色，時報公司有了這份報紙會不會影響已有的早報的名聲和特點？蘇茲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堅持早報報道的嚴格性而對晚報就放鬆這些原則嗎？如果新報完全脫離了早報的基調和束縛，如果新編輯要求得到自主權，會不會在報社內重新引出過去的公國問題？最後也將產生這樣一個問題：龐奇·蘇茲貝格有無足夠的時間奉獻給第二份報紙？這種狀況類似於50年前阿道夫·奧克斯想買下紐約的一家晚報《晚郵報》時遇到的情形。奧克斯最終放棄了那個念頭，認識到買下《晚郵報》後肯定會分散他的精力。但奧克斯這個保守者，經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發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時報塔樓（即現在的聯合化工大樓），九年後被迫遷移出來，因為它已無法容納報紙的規模了。於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紐約時報》今天的總部，後來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又擴建了它的兩側和配樓。
現在是1967年了，這樣的規模也難以適應《紐約時報》的迅速發展了。報社員工人數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裡由5307人增長到6354人，庫房面積嚴重不足，無法存放印刷機設備，只好在毗鄰的派拉蒙大樓地下室租了塊地方，之後又在派拉蒙大樓上面幾層租了幾處作為編輯室。《紐約時報》的西區分廠，建於1959年，主要用於進行星期日版的副刊印刷——1967年發行量為160萬份，平均每期558頁，每季重量從4磅到7磅不等——已經如此擁擠，以至於門廳將被拆除，27英尺高的門廳天花板將降低大約12英尺。蘇茲貝格領導的《紐約時報》突然變成龐大的、富裕的公司，1966年底有現金達2100萬美元，1966至1967年度的經營多樣化、規模擴張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蘇茲貝格投資50萬美元獲得了波士頓教學系統公司51%的紅利，這家公司專門為學校和企業設計學習資料。蘇茲貝格還以不公開的價格買下了設在新澤西州霍索恩的美國微縮膠片公司，以滿足2000多家圖書館、大學、公司訂購《紐約時報》微縮版的需要。《紐約時報》為弱視者創辦了一種大字的文摘週報，還為大中小學生創辦了這種文摘版。它准許波士頓的帕克兄弟公司以拼圖形式使用《紐約時報》以前的頭版新聞，還出售它著名的頭版的摹真本作為新穎的禮物。《紐約時報》的圖書部，與外界出版社合作，在1963年到1967年間共出版發行50多本書，內容從烹調到通訊都有。《紐約時報》還獲得了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的著作的連載權，那時她已逃離了蘇聯。
和阿利盧耶娃夫人的交易是1967年4月達成的，它再次證明了《紐約時報》在既定社會裡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它作為社會制度負責任的發言人地位，它還顯示了某種有趣的私人關係，這些關係把《紐約時報》的高層人士同政府、媒體、法律和文學圈子裡其他有影響的人物聯繫起來——它幾乎是一個小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把阿利盧耶娃夫人安全地帶入了西方民主國家。他們似乎彼此都認識，他們一起順利地工作，心照不宣地遵循他們為斯大林的女兒也為自己服務的規則。
阿利盧耶娃夫人的律師和作品代理人，一度是五角大樓的將軍，叫愛德華·S.戈林鮑姆，是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一個鐵桿朋友。他曾擔任蘇茲貝格家族的律師達40年之久，在阿利盧耶娃夫人到達美國的那一天，《紐約時報》在其「新聞人物」中描述戈林鮑姆時不知怎的沒有提到這一事實。在阿利盧耶娃夫人逃亡期間給予她安慰的另一個主要人物是前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F.凱南，他是《紐約時報》的朋友，也是戈林鮑姆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鄰居。戈林鮑姆不僅安排了阿利盧耶娃夫人新書在《紐約時報》上的連載，而且還安排哈珀和羅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該出版社是他的律師事務所（戈林鮑姆、沃爾夫和恩斯特事務所）的另一個主顧，在上一年的肯尼迪訴威廉·曼徹斯特書案中曾經歷過哈珀之戰。阿利盧耶娃夫人在哈珀和羅出版社的編輯是埃文·托馬斯（著名的社會黨人諾曼·托馬斯的兒子），也曾是威廉·曼徹斯特的編輯，約翰·F.肯尼迪的編輯，羅伯特·肯尼迪的編輯和西奧多·索倫森的編輯，也是由哈珀和羅出版社出版的由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約翰·奧凱斯、湯姆·威克、C.L.蘇茲貝格及《紐約時報》其他人的著作的編輯。
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的書在雜誌上的刊登權給了《生活》雜誌，該雜誌社的董事長安德魯·海斯克爾娶了龐奇·蘇茲貝格的姐姐、奧維爾·德賴富斯的遺孀瑪麗安。阿利盧耶娃夫人逃跑的內幕是由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為《紐約時報》寫的，索爾茲伯裡從他的朋友、前大使凱南那裡獲取了大部分消息。但索爾茲伯裡在這篇報道上沒有署名，因為他不願意觸及他在蘇聯的眼線，這段時期他還要經常到蘇聯旅行，蘇聯正準備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50週年。阿利盧耶娃夫人的書的譯者是普裡西拉·約翰遜·麥克米倫，一位低調但人脈廣泛的女士，曾在約翰·F.肯尼迪參議員的辦公室工作過，曾在海外見過龐奇·蘇茲貝格和克利夫頓·丹尼爾，在她作為記者駐蘇聯期間認識了斯韋特蘭娜和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並且在肯尼迪總統遇刺後幫助刺客的遺孀瑪麗娜·奧斯瓦爾德為哈珀和羅出版社寫了一本書。
在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的書出版前幾個月，通過閱讀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而受到啟發，她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該刊的社長曾發表過前大使凱南的文章，它的主編羅伯特·曼寧最近在國務院工作，並且認識政界和新聞界的所有右翼人士。1967年4月在《書籍週刊》（Book Week）上，曼寧為詹姆斯·賴斯頓的《新聞界的大炮》（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寫了一篇大為讚頌的評論，一個月後賴斯頓在《紐約時報》頭版上為阿利盧耶娃夫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也寫了一篇吹捧性的評論。
當阿利盧耶娃夫人的題為《致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一書在1967年秋由哈珀和羅出版社發行後，《紐約時報》星期天版的「書評」主任費朗西斯·布朗想尋找一位合適的評論家，並選中了奧爾加·卡萊爾，一位傑出的俄裔美國人——她是劇作家和短篇小說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孫女，她的父母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朋友。卡萊爾女士的評論是讚揚性的，它被刊登在頭版。《紐約時報》的日常版書評家埃利奧特·費裡蒙特—史密斯，一個對辦公室事務非常熟悉的人——曾讚揚賴斯頓的《新聞界的大炮》是「我們時代的一份重要文獻」——深受斯韋特蘭娜的書的感動，稱它是「罕見之作」。
所以，一切都很順利，龐奇·蘇茲貝格居於這個緊密聯繫的世界的中心。他用了大約25萬美元購買這本回憶錄的連載權，幫助宣傳阿利盧耶娃夫人的這部暢銷書，使《紐約時報》新聞服務的許多主顧都感到高興，使《紐約時報》在那些曾被索爾茲伯裡來自河內的報道，被奧凱斯的社論版上放肆的鴿派立場所冒犯的美國愛國者那裡多少恢復了面子。能同時對許多人施加許多許多影響，這是《紐約時報》一個令人驚奇的品質。它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樹，從左到右，從右到左，來回擺動，通過落下它枯老衰敗的葉子來做出調整，在一個世紀裡隨著季節的變化而再度茂盛。
1967年冬天，赫爾伯特·L.馬修斯一個人孤淒地坐在十層上走廊邊的社論作家的1048房間。還有什麼比孤淒更使他難受的呢？因為幾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紐約時報》碰到麻煩，所以現在一個人在象牙塔裡贖罪。馬修斯既自負又衝動。他已67歲，長得高大、瘦削，只是略顯精力不足，但其機敏絲毫不減1922年他剛加入《紐約報社》的時候。這個職業讓他1929年在北京觀察大獲全勝的蔣介石，1936年在亞的斯亞貝巴騎著馬與入侵的意軍並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寫下了來自西班牙內戰的最後一份電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去過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戰後去了倫敦；1957年在古巴山區採訪了一個當時被大多數人認為已經死掉了的大鬍子革命領袖。
由於這些有關卡斯特羅的文章及以後有關古巴的文章，《紐約時報》最終被指責為赤化了這個海島，新聞編輯部裡很多編輯都對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為約翰·奧凱斯負責的社論部的成員，馬修斯再次訪問了古巴並拜訪了卡斯特羅，但當他回到紐約提出為新聞編輯部撰稿時，卻遭到了拒絕。1966年，他再次代表編輯部重訪古巴和卡斯特羅。在那一年，《紐約時報》的其他人是進不去古巴的。馬修斯積累了2.5萬字的資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聞部拒絕。結果，整整一年，《紐約時報》沒發表一篇由本社人員提供的有關古巴的消息。
當讀者給《紐約時報》寫信詢問有關馬修斯的近況時，克利夫頓·丹尼爾辦公室給他們回信解釋說，馬修斯已不再為新聞部撰稿，因為嚴格地說，他已不再是新聞記者，而是社論部的成員，這暗示了社論作者是不為新聞部撰稿的。事實上並非如此，哈里·施瓦茨，默裡·羅桑特和其他一些社論作者都經常為新聞部撰稿，而且過去幾年裡馬修斯也是如此。不過現在，他是個敏感人物。現在，在社論版上，或許在星期天版上偶爾也刊登他的署名評論或文章，但是很少，每隔幾個月才刊登一次，1966年總共刊登了六次。但作為一個不署名的社論作者，他的作品很多。他撰文評論拉丁美洲事宜（有時批評卡斯特羅），評論中東和越南局勢，還有約翰·奧凱斯認為值得評論的其他問題。奧凱斯很器重他的才華，而且也很欣賞他這個人。他從來沒忘記40年前在巴黎初識馬修斯的情景。當時奧凱斯作為學生採訪巴黎分社，第一次見到馬修斯走進來，頭戴灰色軟呢帽，手戴米黃色手套，衣冠楚楚，手拿一根馬六甲手杖。
奧凱斯第二次見到馬修斯是20年以後，在1949年，當時兩人都在十層在查爾斯·默茨手下撰寫編輯文章。馬修斯當時是報社的寵兒，與《紐約時報》的老闆關係非常融洽。伊菲吉妮·蘇茲貝格是馬修斯獨生子的教母。但現在，1967年，他準備離開《紐約時報》，打算寫自己的書，並堅信歷史會最終寬恕他。即使是現在，他還相信卡斯特羅在革命開始時並不是個共產主義者，而在馬修斯社論版最後一篇文章當中——四篇回憶他曾揮灑汗水的四個大陸的署名文章中的最後一篇——他寫道：
對美國來說，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古巴革命為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冷漠和忽視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當古巴的領袖和他的政府變身共產主義者，並且後來幾乎發起一場核戰，有些人必須受到譴責。其中就包括我。
新聞對於歷史的影響是一個令人癡迷而具有爭議的話題，這個話題造成了相當多無意義的討論。我不會否認，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當我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他的兄弟勞爾、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馬埃斯特拉山間時，歷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觸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麼。由此而來的在《紐約時報》上的宣傳賦予卡斯特羅、他的游擊隊一個全國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聲，以至於從年代上來看，這個時間點是整個拉丁美洲獨立史過程中所有領袖光輝事業的開端。
然而，古巴「已經為革命做好了準備」，正如小亞瑟·施萊辛格為國務院白皮書所寫的那樣。菲德爾·卡斯特羅是應時代而生的人，從長遠來看，任何事都阻擋不了他的腳步……
回顧這過去的45年間世界上發生的千變萬化，回想那些造就了我們時代歷史的男人和女人，是一個能讓我們感到一絲自豪、一絲謙遜——以及某種無助的過程。至少，當我們想到有人並不會人云亦云的時候，還是會得到一絲殘餘的滿足。
一位新聞從業者與很多片土地上的偉人走在一起，但是他必須走自己的路——直到盡頭。
赫伯特·馬修斯這種人，這種充滿了理想主義和自我專注的個人主義者，與1967年的《紐約時報》的風格是格格不入的。新任國際新聞主任西摩·托平不允許職員中有超我傾向，克利夫頓·丹尼爾同樣如此。托平和丹尼爾都喜歡像他們一樣的記者——冷靜、可靠、不溫不火。托平現在有丹尼爾的授權，可以立即召回不按紐約總部指令行事的記者。他可以調用迅捷的現代通訊工具和飛機，隨意在全球差遣他的部下，如同調兵遣將一樣，他不需要也不想再忍受那種舊體制，雖然那種體製造就了倫敦的德魯·米德爾頓、巴黎的哈羅德·卡倫德、雅典的A.C.塞奇威克、羅馬的阿諾爾德·科特西和聯合國總部的托馬斯·J.漢密爾頓這些出色的記者。他也給馬修斯這樣的巡迴記者以更大的活動空間。
在新體制下托平充當控制塔首腦。重要的是，1967年像他那樣居統治地位的記者只有從前當記者而今天做主編的丹尼爾、索爾茲伯裡和羅森塔爾。毫不奇怪，海外的鑒定是從四十三大街發出來的。海外分社的社長們失去了他們傳統的地位，而且到1967年記者讓《紐約時報》發表報道更困難了。只有駐越南記者的稿件有優先發表權，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員均被托平指示過，除非絕對必要，不要每天都發來電訊，應把幾天的事件濃縮起來用「包裝好的」形式發回來。版面有限，再無足夠餘地用來刊登每天從15或20個國家首都發來的相對微不足道的政府消息了。甚至莫斯科分社，雖然它的報道過去在托平、丹尼爾或索爾茲伯裡任分社社長時被放在《紐約時報》的突出位置，但現在和西貢新聞相比，已不那麼重要。而且就《紐約時報》而言，華盛頓已經成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首都了。現在哈羅德·威爾遜或戴高樂或阿列克塞·柯西金所想的事情，並不像林登·約翰遜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那樣重要。重大報道並不在外國的大都市，而是在美國國內——美國在越南問題和黑人問題上的危機，大學校園裡及街道上對當局的挑戰。所以，除非一個記者在越南，或在發生週期性襲擊事件的中東，或像亨利·坦納那樣在發生學生暴亂的巴黎，或像勞埃德·加裡森那樣在受饑荒折磨的比夫拉，除非記者周圍是死亡、毀滅或某種革命，他就可以回到美國，那裡每個人都面對著非常緊張的關係和暴力。
也許第一個反抗對海外報道的嚴格控制並且認識到國內有更戲劇性機會的《紐約時報》人，是36歲的戴維·哈伯斯塔姆。他是個高個子、皮膚黝黑、壓力不大但頭腦清醒的記者，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密西西比為一家鄉村小報效力，後投奔納什維爾的《田納西報》，也曾為《記者》撰稿。賴斯頓曾讀過他在這幾本雜誌上的文章，遂於1960年把他招進《紐約時報》的華盛頓分社。哈伯斯塔姆在華盛頓雖說還滿意，但真正的報道才能一直未能顯露出來，直到他1961年去剛果報道那裡的戰爭。在那裡，他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沒有編輯的指示和管制，他工作得最好。哈伯斯塔姆勝過他那一代的其他任何一個《紐約時報》人，更多地繼承了馬修斯和索爾茲伯裡的優良傳統——借用索爾茲伯裡描述自己的話說，哈伯斯塔姆「胸中有數」。他是一個有幹勁且非常投入的記者，不受常規習慣和官方說法的束縛。像馬修斯和索爾茲伯裡一樣，他注定要成為有爭議的人物，尤其在他1962年到了越南以後。
哈伯斯塔姆對越南戰爭的報道絲毫沒有表達出南越領袖和他們的美國「顧問」所一再鼓吹的樂觀主義。正如哈伯斯塔姆所看到的，這種聯合的分遣隊既不交朋友，也不感化人民，更不會打贏越南戰爭。他並非是唯一抱有此看法的記者——還有合眾國際社的尼爾·希恩和美聯社馬爾科姆·布朗，兩人後來都加入了《紐約時報》——但哈伯斯塔姆，因他的報道不斷發表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上，從而成為了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最厭惡的人。那些懷疑哈伯斯塔姆報道的人，開始指責他言過其實，甚至1963年《紐約時報》有些編輯私下擔心該報會再次被指控為煽動共產主義情緒。國際組給他拍了電報，言辭強硬地質問他，對此哈伯斯塔姆的答覆甚至更尖銳。越南吳庭艷政權被推翻後，瑈夫人在丈夫和小叔子被殺害後聲稱，「哈伯斯塔姆應被燒死，我願意提供汽油和火柴」[註：吳庭艷（一譯吳廷琰，1901—1963），越南共和國第一任總統（1955—1963），在任時政策偏袒天主教，引發了大多數信仰佛教的越南人民的不滿，並引爆了佛教徒危機，進而失去美國支持，在1963年南越政變中遇刺身亡。瑈夫人（1924—2011），原名陳麗春，是吳庭艷的五弟吳廷瑈的夫人。由於吳庭艷終身未婚，瑈夫人實際上扮演了越南第一夫人的角色。其丈夫吳廷瑈在1963年南越政變之後被政變軍隊處決。]。
1964年，哈伯斯塔姆榮獲普利策獎，平息了很多職業上的怨恨，但他仍然與國際組的成員們保持個性的差異。他走得太遠，太快，他們沒機會懷疑他的判斷力。哈伯斯塔姆痛恨那些帶質問語氣的電報，也曾因許諾的升職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火冒三丈。
他後來被派駐華沙時，他結識並娶了波蘭女演員埃爾茲比塔·齊澤夫斯卡，進而使得他與國際組的關係更複雜化：人們擔心他會因為害怕被逐出波蘭、與妻子分開，就會在共產黨政權問題上措辭綿軟。哈伯斯塔姆做的截然相反，他寫了幾篇關於波蘭人民經濟生活和反猶主義的批評文章，之後在1965年12月，他以「誹謗罪」被驅逐。當時，在紐約總部，事實上幾乎無人關心他的遭遇，當他聽說有些編輯認為他是因自己的粗魯而被驅逐時，他心中更是怨恨倍增。
接著他被派往巴黎，在那裡他與妻子鴛夢重溫。但在巴黎的報道工作令他厭倦，他似乎覺得任何在外國的採訪任務都不會具有在美國國內才具有的挑戰性。駐外記者魅力四射的時代似乎過去了，至少對他來說是這樣。他在巴黎用大部分時間來寫小說，偶爾也給紐約的朋友寫信，傾訴他在目前體制下遭到的挫折：
我現在越來越多是在為自己，而不是龐奇·蘇茲貝格工作，不過如果他對此沒意見，我也是。我現在的態度愉快而漠然，越多地看到自己離開《紐約時報》的前景，就越確信從長遠來講，這樣做對我來說是好的，確信自己不需要報社提供的安全感，確信自己可以更加游刃有餘……
我給阿貝·羅森塔爾寫信說我想回到紐約，希望他能夠幫助我（與丹尼爾之間的通信進行得很愉快，沒有發生什麼摩擦）。有關丹尼爾：我認為他是下一代，尤其是《紐約時報》下一代的典型代表，會叫你「先生」的下一代。他認為《紐約時報》是所有職業當中最好的選擇——因此為《紐約時報》工作是一個榮耀，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特權，而且與他交談也是一種榮耀，因為他是《紐約時報》在工作上的化身……
我們和夏洛特·柯蒂斯一同度過了一周。她現在是報社最有威望的員工之一，因為丹尼爾幾乎任何事都很看重她的觀點，而且基本上只讀她的文章（上帝，在選集的中間有一封來自丹尼爾的電報，詢問為什麼紫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之類的問題）。夏洛特和我不停地討論著未來，她不斷地告訴我，新聞寫作是唯一的寫作方式，而我堅持認為，如果你一直採取這種寫作方式的話，你將會到達一種不可逆轉的地步，你的天賦將會逐漸地趨平，並最終耗盡，以至於當你退休之時，你都不會意識到這一點。我不斷地告訴她《紐約時報》並不能夠讓我寫我想寫的東西，而對於雜誌寫作來說，如果我將會為一本雜誌工作，我會為自己喜歡的雜誌工作，而不是連我自己都不看的《時報雜誌》。她建議我去曼谷，我說算了吧。明亮的，艱苦而寬廣的……
後來，哈伯斯塔姆回到了紐約，但即使在羅森塔爾手下，他也沒有得到隨心所欲地寫作並在全國到處跑的自由，因此1967年他辭職投靠了《哈潑斯雜誌》。這位年輕的普利策獎獲得者的辭職令某些編輯感到不安，而且哈伯斯塔姆的離去可能使得回到紐約的其他記者有了更靈活的條件。他們中的一個記者叫J.安東尼·盧卡斯，他和哈伯斯塔姆一起進了哈佛大學，又隨他一起去了剛果。他回來後，總部對他小心翼翼，為他安排了與其能力相稱的好任務。1967年10月，盧卡斯被派去瞭解一位來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18歲姑娘的背景，這個姑娘與一個嬉皮士男友一起在紐約市東部村的一個鍋爐房裡被殺害了。進行這次採訪的想法出自羅森塔爾。羅森塔爾的一位朋友認識被害姑娘的父親，但寫作和報道的方式完全由安東尼·盧卡斯自己把握。
這個姑娘的父母住在格林威治的有30個房間的住宅裡。盧卡斯採訪了他們，知道他們是在城郊富人區養大他們性格活潑、很有教養的女兒。隨後，盧卡斯把注意力轉移到格林威治村，並採訪了這個姑娘的嬉皮士朋友們。他們說，她生活在一個骯髒的旅館裡，一大群年輕人居住在一起。她給他們提供大麻和迷幻藥，自己也靠「吸毒逃避現實」。盧卡斯闡述了對這姑娘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他的報道登在《紐約時報》頭版的顯著位置上，並在內頁還用了一整版。更不尋常的是，這篇報道的版面編排費了很大勁兒：敘述這個姑娘在康涅狄格的父母的部分，以及他們對她的看法和意見的部分使用了正常字體；格林威治村裡她的朋友們對她的評價部分使用了斜體字。《紐約時報》過去很少在正常的新聞欄目中對一個報道採用這種巧妙的表達方式，或許全年都不會再有別的特寫報道更多地被《紐約時報》讀者所談論了，尤其是那些和女兒一起住在時髦郊區的人。這篇題為《琳達·菲茨帕特裡克的兩個世界》的文章，獲得了普利策獎。
盧卡斯榮獲的普利策獎，是《紐約時報》獲得的第35次普利策獎，這是在1950年邁耶·伯格榮獲普利策獎以來第一次由紐約城市組人員獲得的此獎。伯格獲得普利策獎靠的是他的一篇關於新澤西州坎登的一個退伍老兵的報道，這個老兵發瘋後槍殺13個人。盧卡斯的獲此獎尤其令羅森塔爾和蓋爾佈滿意，因為從1963年起他們就希望紐約城市組人員能獲此獎，基於對猶太納粹麥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報道，和那篇有關皇后區38名公民漠視一位尖叫著的女孩被謀殺的文章，他們覺得城市組之前就有獲得該獎的資質。
當了主編助理，羅森塔爾已經從紐約城市組晉陞了一步，但他和蓋爾布繼續保持個人間的親密友情，配合得很好，上班時或下班後隨時討論一些關於報道觀點和新聞方法的問題。自從文化組最近與紐約組再次聯合，並且都歸紐約主任負責以來，按照羅森塔爾的觀點，在這個城市裡，沒有任何事情是蓋爾布的記者們辦不到的。他們能挖出任何人的內幕，包括百老匯的演員、布朗克斯的政客或鮑厄裡街頭的浪子。他們只需要事先和一個人明確他們的任務，這個人就是阿瑟·蓋爾布。蓋爾布作為編輯可以說是成績突出，按照新聞編輯部的預言，如果蓋爾布和羅森塔爾一如既往地進行下去，不發生內訌，幾年之內他們將控制整個新聞部。到目前為止，作為紐約組主任，蓋爾布顯示了優秀的決斷能力，羅森塔爾也和其他三位主編助理配合默契，包括索爾茲伯裡。為了避免衝突，索爾茲伯裡和羅森塔爾做了這樣的分工：索爾茲伯裡負責承擔丹尼爾的特別任務，幫助伊曼紐爾·弗裡德曼招賢納士，協助編輯一些特刊和增刊；羅森塔爾負責總部及駐外人員的更常規的日常事務。當丹尼爾外出時，羅森塔爾在下午4點鐘的新聞會議上代行主編的職責。索爾茲伯裡對此無成見：索爾茲伯裡對新聞辦公室裡誰坐在什麼位置並不在乎，只要沒有人限制他的獨立性就行。
然而，有一天，當羅森塔爾在丹尼爾的認可甚至鼓勵下來牛欄觀看西奧多·伯恩斯坦及其下屬編輯們傍晚從事頭版排版工作時，伯恩斯坦真有點緊張。伯恩斯坦極力保護這項特權，他不想讓羅森塔爾——其管理潛力是他幾年前就領教過了——像一個明星學生審視老師那樣看他工作。當伯恩斯坦就此詢問丹尼爾時，丹尼爾向他保證說政策沒有任何變化——羅森塔爾只是看一看，牛欄繼續為主編選擇哪些文章應放在頭版。於是，伯恩斯坦心情平靜下來，而且在1967年他對總的情況還是滿意的。對於索爾茲伯裡、羅森塔爾、丹尼爾和卡特利奇也可以這樣說。最近幾個月的緊張狀況，人事上的變動，《紐約時報》高級人員充滿心酸的離開，已經漸漸從這個組織的舞台上和意識中消失了。只是在華盛頓還存在諸多的道德和協作問題，湯姆·威克的問題，他是一個難對付的分社同紐約鬧獨立性的象徵性人物。支持威克的人是令人敬畏的賴斯頓，在背後當後台的是一個前年就白髮蒼蒼的雖已退休卻沒有閒著的人物，阿瑟·克羅克。
克羅克已年屆80，但辭鋒犀利，不減當年，不放過任何在紐約發表他的編輯意見的機會。1967年11月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辭職後，謠言四起，說麥克納馬拉是被詭計多端的總統掃地出門的，克羅克在分社狡黠地笑著說：「是的，在大組織裡做事就是這樣。」
詹姆斯·賴斯頓從未完全著迷於克羅克的機智，他發現無法消除華盛頓分社對紐約編輯頑固的憤世嫉俗態度，儘管他和克羅克同樣關心紐約通過遙控來管理華盛頓分社的不懈企圖。然而，此時的賴斯頓寧願對這場鬥爭超脫一點，停下來靜觀其變。在過去兩年裡，他對新聞業特別是《紐約時報》的方向做了大量思考，他到大學的新聞系和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過多次演講，後一系列形成了他的著作《新聞界的大炮》的基礎，該書於1967年由哈珀和羅出版社出版。賴斯頓經常感到《紐約時報》內部失和是相當正常的事——像很多歷史悠久、規模龐大的機構一樣，《紐約時報》正在經歷一段自我解析、實驗的時期，以便確定過去的技術是否適合於未來。儘管賴斯頓個人想保護這個分社，但他還是力求在實踐和哲學方面考慮華盛頓和紐約的問題，試圖提高《紐約時報》內部這場鬥爭的意義，並使之與一些更宏觀、更具有歷史普遍性的而非宮廷陰謀的東西聯繫起來。
他認為，問題部分在於，世界變化的速度超過了人類能改變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聞界的領袖還以過去一度管用但現在已經過時的理論和假想為指南。《紐約時報》紐約總部的編輯們和世界各地的編輯們，對於60年代哪些新聞是重要的、應該如何來表現的問題，可能處於一種迷惘或重新評價的狀態。在電視時代，報紙是應該刊登更少的硬新聞和更多的解釋呢，還是恰恰相反？是應該使現代記者自由度更大、編輯自由度更小，還是恰恰相反？賴斯頓在他認為略帶異端色彩的時刻，懷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複雜和太嚴肅的地方，而讓報人無法報道。整整兩代，美國一直是全球領袖，在這期間，美國在大學、基礎設施、大企業和其他中心組織了大規模的智庫——這種力量包括了大批非常想瞭解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人。但賴斯頓也認為，並且在他的講演中也說，他們沒有和其他美國人分享很多他們知道的東西。可以肯定，一些人做出了這樣的分享，這些人是賴斯頓所謂的一個新的公僕階級中的先鋒人物。這個集團在大學基礎生活、通訊媒體和政府的「三角區」之中的運作。他們是流動的作家、教育者、政府官員——麥喬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萊辛格、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和西奧多·索倫森，理查德·古德溫和道格拉斯·凱特。但這些只是許多人中的幾個，賴斯頓也感到有這樣一些人偶爾為《時報雜誌》撰稿是不夠的。他認為，他們對當前發展狀況的分析應該登在日報上，或許應刊登在社論版後面的專版上。
這種觀點在紐約被認為是值得稱讚的，被認為是《紐約時報》可以將其納入未來規劃中的東西，如果能找到版面的話。但是這個建議並沒有提出更緊迫的大膽報道的問題，紐約想要大膽的報道，但認為從華盛頓分社無法得到。紐約的編輯們感到，《紐約時報》不需要短評家或更多的專欄作家，但它的確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會更深刻、更清晰地調查政府行為的記者。這些記者不應侵犯國家安全，但他們應知道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差異。西奧多·伯恩斯坦過去經常說，在戰爭或臨戰條件下，國家安全問題便產生，此時出版界應該遵循什麼路線是不容置疑的。編輯們掌握的信息或專業知識不允許他們指責一個會危及國家安全的官方決定。但伯恩斯坦認為，國家利益問題就不同了：它們可以是政治問題，而且一個人對什麼是國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個人的理解一樣。伯恩斯坦說，新聞界應該記住，總統本人在不同的場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時他是憲法規定的最高統帥，有時他是國家的政治領袖。伯恩斯坦還說，新聞界必須區分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然後才能妥當行動。它不應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總統本人的看法。
原則上講，賴斯頓同意這種觀點。不過，正是在這些原則的應用上出現了差異，情感和自我開始起作用，每個編輯一生的體驗造就了多種多樣的版面。雖然紐約總部發生了很多變化，但賴斯頓仍把它視為受傳統限制的。它龐大而拙笨，它對新聞的態度是陳舊的。牛欄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義者的價值觀，他們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戰期間形成的編輯部混亂和價值判斷起家的或受其影響的編輯人員。這些人習慣於對發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對發生的過程做出反應，尤其是戲劇性的事件。編輯們經常把原因視為推測性的，因此沒有足夠的硬新聞放在頭版或者在報社受到最優先待遇。
《紐約時報》可以為食譜和社交晚會安排準備可觀的版面，它也拿出40%的平日報版登載貿易和金融信息，其代價是不把一些版面明智地用於開發賴斯頓認為是精神事務的東西——世界的思維，而不僅僅是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因為正是前者孕育了反抗、革命和戰爭。賴斯頓在一次講演中說，整個美國新聞界，不僅僅是《紐約時報》，預先打算把對觀念的衝突的報道減少到最低程度，而去刊登那些街頭打鬥的報道，而且沒有把後者與前者聯繫起來。記者們追蹤報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像消防隊員一樣，火滅了就走了。越戰爆發後，各報派出數百名記者赴越報道，每天的頭版都充斥著他們的報道，還擠掉來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聞報道，但在這場大災難之前卻沒有派出足夠的記者前往這些正在煽動動亂的地區，那時的報道才會喚醒防範性的政治行為。賴斯頓認為，有關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報道登上了頭版頭條，但是前政權下的社會不公平和不穩定卻在新聞當中沒有得到充分展示。不過，對這些新聞界弱點的確切的解決方法，即使對賴斯頓來說，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對於任何認真聽過賴斯頓講演的人來說，這似乎是很明顯的。當演講清晰地被寫出來並提出最重要的問題時，聽眾並沒有得到最重要的答案。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會有任何答案，肯定沒有一個使賴斯頓完全接受並與他對美國政府的國內外最高利益的責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這就是詹姆斯·賴斯頓的進退兩難之處。他承認理想主義，但最終受到華盛頓現實的影響，如他認真去評論的政治家一樣。他可以堅持認為，並且在一次講演中也的確說過，讓美國公眾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增強，總統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力，這樣就需要一個不是更順從的新聞界，而是更具批評性的和更少民族主義色彩的新聞界。但是，賴斯頓本人在華盛頓的長期工作並沒有體現出這種精神，因為他經常覺得有必要向公眾隱瞞某些有爭議的真相，這些真相會損及60年代在華盛頓尚存的有關新聞誠實的幻想。他不僅僅鼓勵《紐約時報》限制報道豬灣事件，而且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不讓公眾知道美國在巴基斯坦軍事基地的U-2偵察機多次飛至蘇聯上空，直到有一架飛機被擊落後，《紐約時報》才不得不報道了這一消息。賴斯頓肯定這個決定是正確的，因為保護美國情報機構行動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他認為，中央情報局對保障民主是必要的，不過這需要更詳細地來說明。既然這個世界並非理想的，賴斯頓和《紐約時報》就經常會充當白宮謊言的幫兇。賴斯頓承認，情況是很複雜的，而且無疑不會被圍攻系主任辦公室的理想主義學生所接受。但既然不管是華盛頓、莫斯科還是北京，都不由聖人治理，所以必須進行道德調解。公眾有知情權——但知情權有限度。在1962年第二次古巴危機當中，賴斯頓在一次演講當中說道，過早地發佈信息，暴露美國軍艦和部隊攔截向哈瓦那運送導彈的蘇聯軍艦的行動，將會輕易地干預一場日後被認為是對美國權力和外交能力盛大、成功的演練。
然而，在越南問題上，華盛頓新聞界對肯尼迪總統的決定瞭解得太晚了。肯尼迪總統決定，加強美國在越南軍事上的「存在」，從幾百多名「顧問」增加到1.5萬多名軍人。這是美軍數量升級的第一大步。這一決定得到了臘斯克和麥克納馬拉的支持，遭到了副國務卿喬治·W.鮑爾的反對。如果新聞界及時瞭解到這次會議的情況，並且發表了關於它的報道，賴斯頓猜想所有重要新聞都會突出三個要點：把美軍人員增加到1.5萬人的決定；總統顧問們有關軍事升級的爭論；按照賴斯頓的看法，還有他們都意識到這次行動會導致美國向越戰投入的兵力達30萬人。隨之而來的無疑會有國會的爭議和全國範圍的辯論，可能導致這個決定被推翻，從而挽救數萬人的生命，節省數十億美元。相反，新聞界於1961年天真地報道，肯尼迪當局正計劃向南越「適度」增加美國顧問性的幫助。回顧政府的行為，對賴斯頓來說像是故意欺騙。他也相信，此後的軍事升級幾乎是偷偷地進行的，但他給外交關係委員會講課時沒有多糾纏這個問題。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如果他知道了肯尼迪會議上的全部真相會做什麼。人們只能根據他著作和行為中顯示的哲學，假想他會保守這個秘密。
比起《紐約時報》的任何編輯，賴斯頓對白宮決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國警覺起來的聲音，並為總統免去任何不必要的個人困擾。他認為，新聞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約翰遜總統在得克薩斯高速公路上一邊超速行駛、一邊用紙杯喝啤酒的所謂「愚蠢的」報道，對約翰遜來說是不公平的。賴斯頓還記得：他當時坐在約翰遜總統的辦公室裡，一位助手拿來一份報道此事的雜誌，說總統讀完之後非常煩惱。總統轉向賴斯頓，可憐巴巴地說，他的一個大抱負是「團結全國」，但他懷疑能否做到，因為新聞界有些敵對因素，決心把他描述成「不負責任的鄉巴佬」。賴斯頓想表示異議，但約翰遜不想被打斷，大聲質問，對於一個能使全國團結起來的南方人總統，這個國家是不是「離故鄉阿波馬托克斯[註：阿波馬托克斯（Appomattox），位於美國弗吉尼亞，1865年4月，邦聯軍領袖羅伯特·李將軍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國內戰的結束。]太遠了」。賴斯頓承認新聞界確有麻煩，但否認新聞界對南方人反感，並且說就算不出新問題，南方的現實問題也夠多了。約翰遜沒有被說服。長期以來，他一直感到東部自由主義的新聞機構不能完全客觀地對待他這樣的人。然後，他告訴賴斯頓，在1964年民主黨全國會議召開之前，他真正需要決定的問題不是羅伯特·F.肯尼迪是否有可能成為他的競選夥伴，而是他在認為自己沒有機會使全國團結起來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同意接受總統候選人提名。賴斯頓當天離開白宮時，既沮喪又震驚。
像賴斯頓那樣，在權力的邊緣生活20多年，不可能不與總統在某個方面保持一致性，不受總統的狀況所影響，不被總統的懷疑所困擾。儘管賴斯頓經常離開華盛頓，去全國遊歷，還往返於歐洲與美國，但華盛頓的事態仍是他關注的中心。如果賴斯頓對蘇茲貝格一家不是有那麼大的份量的話，可能他幾年前就會被趕出華盛頓，調到另一個城市或首都了，就像其他分社的社長最近因為蘇茲貝格一家認為他們太巴結或太熟悉華盛頓的場景和領袖而被輪換一樣。但是，《紐約時報》傳統上是把華盛頓分社和設在其他城市的分社相區別的。華盛頓分社是《紐約時報》的主要大使館，其社長是蘇茲貝格派駐白宮的大使。自奧克斯時代以來，這個統治家族一直想讓華盛頓分社的人員與首都的政要人物保持一種親密友好的關係，這是紐約的編輯們和華盛頓產生矛盾的核心。奧克斯與他的獨立口號相反，可能想使華盛頓分社社長與政府領袖成為親密夥伴。奧克斯沒有靠觸犯權貴、進行改革的十字軍東征和支持無產者反抗有產者而使報紙獲得大量贏利。奧克斯拒絕譴責克羅克的前任烏拉罕，儘管紐約的編輯們指責烏拉罕是威爾遜總統的崇拜者。儘管克羅克不怎麼崇拜羅斯福，但碰巧奧克斯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私下裡與克羅克一樣討厭這位總統，而總統對《紐約時報》也有同樣感覺。《紐約時報》的社論版不時地對每一屆政府提出批評，但來自華盛頓的報道卻總是對體制很小心，而且正是這種報道，這種微妙的影射和強調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儘管約翰·奧凱斯的社論譴責林登·約翰遜的政策，儘管像索爾茲伯裡這樣的紐約編輯要求更尖銳的報道，而奧克斯的繼承者，卻使用這兩種方式，通過像詹姆斯·賴斯頓這樣的信使保持他們與當局的傳統聯繫。雖然分社現在失去了它的自主權，雖然賴斯頓不再是分社社長，但他仍然是蘇茲貝格與首都之間的主要聯繫人，紐約的編輯誰也無權調動他，或改動他寫的一個字。這個家族相信，賴斯頓的文章一定會令奧克斯滿意，就像現在令他們感到滿意一樣。賴斯頓心中永遠充滿了希望，多年前就吸引伊菲吉妮·蘇茲貝格注意他的觀點。現在，是她的兒子在高層的學徒期，她保持某種程度的沉默。老蘇茲貝格令人遺憾地不能行動了，但賴斯頓卻繼續用儒雅而熱情的方式對《紐約時報》和政府做出反應，像奧克斯那樣，絕不會忘記他對兩者最終相似的義務，沒有因這兩者似乎走了彎路而過分痛苦。這是一個在《紐約時報》、在全國到處都充滿異議和變化的時代，如同紐約的編輯執拗地盯住政府一樣，賴斯頓也將在週末在弗吉尼亞的費裡蘭寫些熱情高漲的專欄文章，刊登在奧凱斯有鴿派色彩的社論版上，儘管該版裝飾著一隻鷹。《紐約時報》發表一系列出自華盛頓的文章，揭露了儘管政府官員發表演說痛斥國際軍備競賽，而政府向全世界出售的武器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可是賴斯頓卻企圖提醒讀者：蘇聯人也在出售武器，而且美國出售武器是為了防止中東的油井遭受那些用蘇聯武器裝備起來的阿拉伯人的侵略，因此它符合美國「最高利益」。當美國政府的一個鴿派向新聞界洩露美國即將擴大對北越的轟炸的消息時，賴斯頓被這些行為弄得忐忑不安，他這樣寫道：「雖然公開討論擴大轟炸這兩個城市（河內和海防）的人口密集區是聰明還是愚蠢，是非常公正的，但公開揭露對軍事行動計劃的時間卻是不妥當的。」
有時賴斯頓認為新聞界的影響被誇大了，有時似乎又不這麼認為。不能否認，赫伯特·馬修斯影響了卡斯特羅的一生，哈伯斯塔姆在南越、索爾茲伯裡在北越掀起過軒然大波。電視上播放阿拉巴馬的州警在塞爾馬打擊爭取自由的黑人示威者的鏡頭，驟然激怒了數百萬美國人，幾千名同情者在隨後幾天內湧進塞爾馬，來支持這些示威者，呼籲制定新法律，暫時性地引起美國整個國家的關注和內疚。這種關注與內疚後來隨著斯托克利·卡邁克爾、拉普·布朗及其他黑人和白種族主義者成了突出的新聞，就逐漸消失了。賴斯頓本人在其一生中，偶爾也通過他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鼓勵或反對政治決策。在《時代週刊》關於他的一個封面報道中，說他不時地向政府官員灌輸自己的觀點，在確信這種觀點將得到討論後，他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有關這種正被考慮的觀點的文章，但不會暗示他本人就是這種觀點的發起者。這種事在華盛頓不足為奇。眾所周知，在那裡一些記者為他們擁護的參議員寫講稿，並充當他們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顧問。在那裡許多新聞機構與國家利益保持一致，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賴斯頓剛剛崛起時，已經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聞界的角色與政府的角色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在首都，新聞記者大約有1400人，比國會議員還多。專欄作家能幾十年長盛不衰，而政客們卻像走馬燈一般換來換去。政客們都有一個可以理解的願望，就是與新聞界合作，奉迎記者，有可能的話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關鍵的記者——但是新聞界與政界密切合作的一個結果就是，他們經常都去保護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護他們口頭上標榜的公眾利益。
賴斯頓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這種情況：他認為，也許總統的權力太大，需要新聞界來平衡一下；但他又認為，這種批評可能會太過分了，如約翰遜總統的「醜聞」所證明的，在全國煽動起不滿情緒，幫助了敵人。李普曼論證說，所謂分化的輿論會對敵人有好處，是一種錯誤的邏輯，而賴斯頓卻認為：有些事情需要從兩方面來說，既要看到批評的危險，又要看到批評的必要性。正如默裡·肯普頓有一次曾經形容的，賴斯頓這個人與其說是個左派或右派人物，不如說他是《紐約時報》人。
現在是1967年，賴斯頓發覺自己和紐約的同事陷入了一場關於新聞報道優先性與傳統性的爭論。賴斯頓主張應該有更多的報道自由，但紐約想加強控制。紐約總部對新聞的定義往往與賴斯頓和威克所下的定義正相反。賴斯頓認為世界應以華盛頓為中心，而卡特利奇和丹尼爾以及牛欄編輯認為華盛頓應與紐約及世界保持並列關係。爭論雙方取得的一致的看法是，現代報紙不能靜止不變，有爭議的是合適的途徑問題。賴斯頓認為，新聞界的新角色存在於提供有思想的解釋。《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已經開始更多地注重於新聞分析，寫一些近似於新聞報道、對有爭議的事實和陳述做出解釋，並且同其他權威發言人的觀點相平衡的文章。特納·卡特利奇很早就提倡寫新聞分析文章，認識到需要更新奧克斯對客觀性的定義。但他後來又被他所謂的對這種創意的偶爾濫用所困擾，或許較賴斯頓更甚。卡特利奇不想讓新聞分析來反映記者的觀點，因為記者的觀點只應出現在社論和評論家的專欄中。因此，紐約總部發給各分社的備忘錄提醒記者注意其觀點，這些備忘錄使一些記者對卡特利奇以前關於更明快的寫作的告誡是否真誠產生了懷疑。
在華盛頓分社，湯姆·威克在公告板上釘上了一段卡特利奇的話，其中指出，保持《紐約時報》傳統的公正性的責任「有賴於編輯，也有賴於記者」。一個華盛頓記者說，這是謹慎的卡特利奇為了激化記者與編輯之間由來已久的對抗，以使每個人都失去平衡而採用的一種聰明的策略。但賴斯頓認為，卡特利奇沒有個人動機，寧願相信《紐約時報》的內部分歧實際上不是個性的反映，而是在真正的原則上的分歧。
整個1967年，賴斯頓一直這樣來看待紐約的編輯。但在1968年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突然使他不再這麼認為了。此時賴斯頓才明白，紐約已經找到可以替代威克並接管華盛頓分社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