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
約翰·洛克《政府論·下篇》，1690年
美國最初只是一片土地，後來才成為一個國家。遠在這個國家建立之前，人們就已經對這片土地開始了想像。最初踏上這片土地的人們有何夢想和雄心，如今已無從猜測，但可以知道的是，早期移民或徒步穿越白令海峽，或乘船而來，都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踏上北美洲的大陸。不管他們最初的打算是什麼，定居在此或是開闢貿易航線，尋找新家園或是僅僅尋找可以帶回家鄉的新資源，這個新世界對他們而言都充滿誘惑。然而，真正在這裡永久定居的只有印第安人部落，其他的早期移民嘗試多以失敗告終。甚至是維京人在10世紀和11世紀的入侵也未給這裡的土著居民帶來多少麻煩：那些維京人雖然在格陵蘭島強行定居，但沒過多久就被印第安人趕走，這段短暫的歷史也沒多久便被土著部落所遺忘，同樣，很快也被全世界都拋在了腦後。
正是在這種沒有外來干擾的情況下，居住在美洲大陸的各個部落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現代眾多的美洲土著語言部族和種族群體。19世紀民俗學研究者傑裡邁亞·柯廷（Jeremiah Curtin）指出，這個時期的美洲原住民族群本質上都是基於宗教信仰和血緣關係形成的原始社會。正如柯廷所說：
一個民族通過信仰將民族與眾神相聯繫，通過血緣將個體與個體相聯繫，這兩種社會聯繫是我們所知的原始人類最牢固的聯繫，也是史前時期僅有的社會聯繫類型。美洲大陸被發現之時，即使發展程度最高的印第安人群體也仍然處於這種原始社會階段。
傑裡邁亞·柯廷《早期美洲的創造之謎》，1898年
事實上，柯廷對美洲土著社會聯繫的描述完全可以用來描述15世紀的歐洲：當時，此起彼伏的宗教動盪和政治動亂也在不斷地形成、割斷類似的社會聯繫。但柯廷的這種觀點是與如今的主流觀點唱反調的，不管是提出「原始人類」概念，還是斷言美洲只是等待歐洲「發現」的大陸，柯廷的觀點都與現代學者對美洲歷史的理解格格不入。
在與歐洲民族接觸之前，美洲各土著部落之間在文化和語言上都存在一定的差異。當時實際的人口規模現在仍有爭議，但大致限定在1000萬—7500萬，其中200萬—1000萬人生活在今美利堅合眾國地區。相比之下，當時歐洲和非洲的人口規模分別為7000萬和5000萬。儘管各民族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貿易、商旅往來以及不可避免的戰爭，但由於美洲大陸地域廣闊，定居各處的部落都得以發展繁榮各自的文化與族群。西海岸的一些農耕部落已建立起穩定並且也具有競爭性的政治社會，定居在今俄亥俄州和伊利諾伊州地區的霍普韋爾部落（Hopewell）精於金工，而居住在密西西比和密蘇里洪泛平原上的卡霍基亞部落（Cahokia）則是最為複雜的印第安人部落之一。這些部落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和當時的歐洲社會一樣，他們也面臨著衝突與競爭，不得不做出改變，去順應變化的農作模式和日益擴大的貿易網絡。事實上，美洲土著部落與之後入侵美洲的歐洲社會文化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這不僅體現在它們的遷徙模式上，也體現在兩種文化的神話故事裡，並且兩者之間的這種相似性可能比差異性還要突出。
美洲土著有許多種創世神話，但本質上講的都是一個相似的故事：世界的源與變、魔法巫術的變形、人類的誕生和人類融入世界的轉變。歐洲關於美洲起源的神話與這些故事並無大異，只不過少了些法術招魂、神人同形同性的元素。歐洲白人移民美洲的故事從本質上說也是一個關於土地的故事，他們不僅聲稱美洲土地為自己所有，還將這種所有權與土地的精神聯繫起來。這種土地的精神到後來也有許多名稱：自由、平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對於當時最早的那批歐洲移民而言，想將這片土地變為殖民地，第一步就是要去瞭解這片土地，瞭解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而由此開始的殖民過程最終卻會讓這些美洲土著部落流離失所、幾遭毀滅。在這裡，歐洲移民仿照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法律、政治、宗教及社會結構，基於舊世界的價值體系構建起殖民文化。在隨後的幾百年裡，這種殖民文化不僅從英國皇室的管轄中獨立出來，還逐漸發展成為地球上最強大國家的文化。
一切都始於1492年熱那亞水手哥倫布（Columbus）抵達西印度群島的那一刻。哥倫布的這次航行得益於當時的歐洲強國葡萄牙精湛的造船與航海技術。和當時的美洲土著部落一樣，15世紀西班牙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貿易往來。對物質資料的需求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促使西班牙頻繁進行航海活動，但在其航海探險的興趣背後，還有更大的野心：即獲取香料、茶葉、絲綢，尤其是國際貿易的重中之重——黃金。當時這些商品多走陸運，香料、茶葉和絲綢一類從中國經中東地區運往地中海地區，黃金則是從撒哈拉地區途經非洲北段運到歐洲。這類貿易主要掌控在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手裡，而葡萄牙人希望能夠避開這些中間商，直接獲得商品。在此過程中，葡萄牙開始了奴隸貿易，這後來也成為大西洋世界經濟、社會層面的一個典型特徵。當時的歐洲世界不僅開始習慣於喝茶，還開始喜歡在茶裡加糖，作為蔗糖生產者的奴隸就變得和蔗糖這種奢侈品一樣有利可圖，葡萄牙從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的蔗糖種植園中獲利頗豐，便是例證。總之，葡萄牙在蔗糖貿易上取得了成功，在非洲南部海岸開闢了航海線路，在非洲大陸西海岸建立了貿易站。看到這些活動為葡萄牙帶來了利潤，其他歐洲強國，尤其是其近鄰西班牙便想要從中分一杯羹。正是出於這一目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Isabella）派出哥倫布前去尋找一條通往印度群島的西路航線。
相比同時代的其他航海家，哥倫布顯然低估了環球航程的距離，因此，當他很快抵達巴哈馬群島時，就相信自己已經到了東印度群島。出於這種誤信，他將當地居民誤稱為「印度人」（Indians）。這些「印度人」如何看待哥倫布已經無從得知，可以確定的是，哥倫布的抵達為歐洲拉開了一道序幕：歐洲強國對美洲的探索、佔有和征服將在此一一上演。歐洲人與印第安人的相遇——也就是所謂的「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幾乎完全只為前者帶來了好處。從他們第一次接觸開始，一切就顯而易見：歐洲強國認為美洲是供他們掠取的。事實上，西班牙與葡萄牙為哥倫布的這一發現鬧得不可開交，以至於教皇不得不出面干涉。在1494年西、葡兩國簽訂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中，教皇作保規定了一條分界線，用於劃分兩國的勢力範圍。葡萄牙將視線移向巴西，而西班牙則著眼於南美其他地區及加勒比海地區。
一開始，殖民似乎不大可能成功。哥倫布最初試圖在伊斯帕尼奧拉島（今海地及多米尼加共和國地區）建立殖民地，就以失敗告終。1502年，哥倫布最後一次遠航美洲。同年，西班牙探險家尼古拉斯·德·奧萬多（Nicolas de Ovando）設法在伊斯帕尼奧拉島建立了一個西班牙貿易基地。同一時期，意大利探險家阿梅裡戈·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在多次沿海航行之後，意識到哥倫布偶然發現的是一個全新的大陸，其面積之大、人口之多，遠遠超出歐洲人的想像。然而，直到1519—1520年費迪南德·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率領船隊環航地球之後，歐洲才對世界的範圍有了完整瞭解，對世界人口的多樣性也有了一些認識。
在沒有切實證據的情況下，歐洲人對美洲大陸的反應大部分是基於想像的，這種想像甚至在歐洲人踏上美洲大陸之前就開始了。然而，他們幾乎無法理性地理解其他民族的生活，更不用說與這些民族達成妥協——這又剛好是想像的反面。但要注意的是，哥倫布大交換造成的後果並不應該過分誇大，也不能將美洲土著部落的不幸遭遇完全歸結於歐洲出於貪婪而實施的種族滅絕行動。貪婪固然是一方面，但在歐洲與美洲第一次接觸時，並不全然是這種貪婪造成了美洲土著災難性的人口劇減。疾病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花、麻疹、黃熱病都曾肆虐美洲。1492年，伊斯帕尼奧拉島的泰諾人的總人口估計尚有30萬—100萬，卻在之後的短短50年間幾乎完全消失；16世紀，墨西哥人口也銳減了90%。幾乎沒有醫學證據表明美洲土著部落特別容易感染歐洲菌株。事實上，即使在對這種疾病免疫的群體中，天花也可以帶來毀滅性的後果：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期間，有38%的白人聯邦士兵因感染天花致死，與1520年阿茲特克人（Aztec）的天花致死率幾乎一樣。
16世紀的美洲土著部落面臨的危險並不僅僅是從舊世界帶到「新世界」的這些疾病，更主要的問題還是帶來這些疾病的人。從歐洲與美洲的第一次接觸之後，來自歐洲的暴力與病毒就相繼給美洲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而這種破壞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期。歐洲雖沒有一直遭受暴力衝突或傳染病的困擾，但對這兩者也不陌生。16世紀的歐洲本就充滿了暴力，當時歐洲的宗教改革更是讓暴力升級：1517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德國發起宗教改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VIII）挑戰羅馬教皇的權威，頒布《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自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首領。歐洲的暴力伴隨著對黃金和權勢的貪婪跨過大西洋，給美洲帶來了毀滅性災難。競爭與衝突對於美洲土著部落而言本不陌生，但歐洲幾大強國在所謂「第一次地理大發現」時期爆發的競爭力還是擊垮了他們。哥倫布發現的新大陸讓英國和法國為之鼓舞，但兩國也意識到隨之而來的威脅，進而開始試圖在歐洲和美洲挑戰西班牙霸權。
英國尤其熱衷於削弱西班牙的霸權，為此，於1497年派遣威尼斯探險家喬瓦尼·卡博托（Giovanni Caboto）去了紐芬蘭。這次航行推動了歐洲漁業的發展，但英國卻缺少必要的資源繼續推進卡博托的探險。再往南，西班牙則是在垂涎於想像中美洲所能創造的更大財富。他們發現了一個便捷有效的方法：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宗教的名義來掩飾自己赤裸裸的貪婪。於是，西班牙征服者們從伊斯帕尼奧拉島出發，效仿11、12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向新世界進發。他們帶著傳教士，打著傳教的旗號一路突進，對遇到的美洲土著部落進行傳教，或者不如說是鎮壓。這一時期最出名的西班牙探險家是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 n Cortes）。他於1519年在墨西哥中部發現阿茲特克部落，在隨後爆發的天花疫情的幫助下，他帶領軍隊戰勝阿茲特克人，並摧毀其主要城市特諾奇諦特蘭（Tenochtitlan）。短短幾年後，居住在今秘魯地區的印加部落（Incas）也沒能躲過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zaro）帶來的滅頂之災。
阿茲特克部落裡有些野蠻傳統讓西班牙人大為震驚，但西班牙對美洲土著城市的摧毀，以及對當地部落實行劫掠屠殺的凶殘程度甚至超過了阿茲特克人。儘管如此，「後哥倫布時期」的本質特點卻不是殘殺，而是歐洲對新世界在文化上緩慢但強勢的侵蝕，這種文化侵蝕也一直貫穿於歐洲人在美洲的探索，以及後來進一步開拓美洲的全過程中。從最早的歐洲探險時期開始，歐洲人對於殖民者與當地土著之間的關係就有一種近乎矛盾的看法。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當地土著似乎是理想的剝削對象。從宗教的角度講，他們又適合作為傳教對象。歐洲人對於適應新世界的文化毫無興趣，也從未認真考慮過以歐洲規範去同化原住民將有何影響。在他們眼中，這些非歐洲人既是潛在的宗教皈依者，又是陌生的「他者」，這種不確定的矛盾視角不僅存在於西班牙殖民過程中，也是16—18世紀整個美洲殖民進程的一個整體特點。
要探究歐洲對後哥倫布時期美洲的影響，還必須考慮到當時歐洲自身的一些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印刷業的崛起。印刷業被很多學者視為建立現代國家的基石之一，15世紀開始興起的印刷術不僅帶來了書籍和木版畫的興盛，也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擁有了地圖。對於當時的歐洲來說，早期印刷業的發展主要推動了不同理念的宗教教義的廣泛傳播，但當歐洲的視線投向大西洋對岸之時，圖像傳播便與文字傳播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義，正是這些印刷品裡的圖像幫助他們先期適應了彼岸的環境。在人類的一般活動中，當然也包括在歐洲的探險時期，一份地圖往往更能反映出編繪團體的目的，而非編繪對象的實情。人類社會早期繪製的地圖多服務於軍事，當時歐洲編繪的美洲地圖幾乎就是一張藏寶圖。例如，巴蒂斯塔·阿格內塞（Battista Agnese）於1544年編繪的世界地圖中，就清晰地標注了去往新世界中西班牙銀礦的航海路線以及麥哲倫環球航行的路線，但對於北部地區的繪製卻相當模糊——而正是在這片北方土地上，日後建立起了美利堅合眾國（見圖1）。
從早期的美洲地圖可以直觀地看到歐洲當時地理知識的範圍與局限，也能看出歐洲對於美洲的想像。阿格內塞1544年繪製的地圖顯示，16世紀的北美洲仍是一片「未知之地」，南美洲則被描述為一片財富與危險並存的土地。早期地圖裡的這些附加信息都傾向於製造轟動效應。哥倫布航海之後發行的出版物中也有關於新世界的插圖，其中對於西班牙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描繪都不討人喜歡，給歐洲對於美洲的想像蒙上噩夢般的陰影。這一時期的很多插圖都出自荷蘭裔雕刻師特奧爾多·德·布裡（Theodor de Bry）父子之手，他們在1590—1618年繪製了多卷版畫圖集，為關於歐洲美洲接觸主題的各類出版物創作了許多版畫，其中就包括讓·德·萊裡（J. de Lery）的《讓·德·萊裡巴西大陸之旅（1556—1558）》（Le Voyage au Brezil de Jean de Lery 1556—1558，1578年）。德·萊裡是一位法國新教牧師，同時也是一名作家，他跟隨一支探險隊去了巴西，而後在圖皮南巴人的部落附近定居下來。德·萊裡親眼目睹了那裡的部落生活，尤其是看到圖皮南巴人如何「將一些敵人殺死、分解、烤熟並吃掉」，感到萬分震驚。這些描述配上布裡的版畫，可能也讓當時的讀者震驚不已。
在描述新世界裡的土著部落時，德·萊裡的文字和德·布裡的圖像並不都是令人不安的，也會經常側重呈現一些和平的生活景象。但涉及歐洲美洲接觸的內容時，德·布裡呈現的往往都是些殘忍的場景，尤其是那些反映西班牙人殘暴行徑的版畫。在他的版畫中，西班牙殖民者和他後來描繪的圖皮南巴人形象極為相像。他曾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的《西印度毀滅述略》（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1542年）創作版畫（見圖2），從書名就已經可以想見書中描述的內容。德·布裡為這本書繪製的插圖並非憑空想像，而是至少部分忠實地反映了書中關於歐洲如何探索新世界的文字描述。
德拉斯·卡薩斯是西班牙的一位多明我會（Dominican）牧師，他目睹了西班牙在伊斯帕尼奧拉島以及古巴的暴行，從個人經歷出發，發自內心地控訴了西班牙殖民者對土著部落施以的駭人聽聞的殘忍行徑。德拉斯·卡薩斯極為反對這些暴行，指出美洲的土著部落應當得到認可與平等對待，他在這方面的思想無疑超越了同時代的人。然而，他主張的解決方案卻僅僅是換一種剝削對像：用非洲黑奴來代替印第安人勞動。他自己在晚年也對此懊悔不已。
圖1 巴蒂斯塔·阿格內塞繪製的世界地圖（1544年）。
圖2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著述的《西印度毀滅述略》（1542年、1552年）。
英國內外的擴張
儘管德拉斯·卡薩斯在書中著重筆墨渲染了西班牙殖民者對待美洲土著的殘忍行徑，但相比歐洲殖民美洲早期其他國家來說，西班牙的做法並不算格外殘暴。那些想和西班牙爭奪美洲控制權的國家，尤其是英國，也沒有理由認為自己在這方面優於西班牙：在歐洲內外，它們為了實現擴張領土的野心同樣不擇手段，沒有任何的道德的優越感可言。對於美洲土著來說不幸的是，16世紀末期的英國對於殖民擴張的態度主要受一個新教徒團體影響。這是英格蘭西部諸郡一個家族式新教徒團體，其中包括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gh）、其同父異母的哥哥漢弗萊·吉爾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及其表親理查德·格倫維爾（Richard Grenville）。他們主張英國應當進行侵略性擴張，不該容忍其他文化。這種主張基於他們——或者說他們自認為的——通過閱讀當時的出版物形成的對於美洲的認識以及對於西班牙殖民美洲的瞭解，例如西班牙歷史學家彼得·馬特（Peter Martyr Anghiera）的《新大陸》（De Orbe Novo）。該書從1511年開始陸續出版，第一卷《八十年》（Eight Decades），1530年出版，1555年由英國人理查德·伊登選譯為《近幾十年來的西印度新世界》（The Decades of the Newe Worlde or West India）。然而，他們還沒開始盤算在大西洋對岸開啟征服之旅，就被更近的一片土地——愛爾蘭，吸引了注意力。
在當時的英國，宗教改革後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一直存在衝突，亨利八世早逝所引發的皇室動盪更是讓衝突愈演愈烈。由於愛爾蘭信奉天主教，這種衝突也蔓延到了英國與愛爾蘭的關係上。英國人將愛爾蘭人視為危險的陌生「他者」，效仿三千多英里之外西班牙殖民者對待美洲土著民族的殘忍手段，對愛爾蘭人進行了殘酷迫害。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對以新教為國教的英國構成潛在威脅，也一直是西班牙和英國權力鬥爭中的一枚卒子。因此，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年繼承英國王位後，加大力度讓愛爾蘭歸於英國皇室治下。這一舉措本不一定會影響英國後來在美洲的殖民活動，但伊麗莎白派往大西洋對岸擴張勢力的那批人馬，卻正是16世紀六七十年代派到愛爾蘭的原班人馬。
在吉爾伯特、雷利和格倫維爾這些新教徒看來，愛爾蘭人這些蓋爾人的後代是未開化的野蠻民族，他們對王權的忠誠度值得懷疑，他們自己的政權也非常殘暴；因而，征服愛爾蘭島不僅是一個正確舉措，在這個過程中使用殘忍的手段也是正當的。據當時的目擊者托馬斯·丘奇亞德（Thomas Churchyard）描述，吉爾伯特採用將愛爾蘭反叛分子斬首的手段，並且規定砍下的頭顱「必須擺在通向他住所的道路兩邊，這樣就沒有人能夠隨便走進他的住所，如果非進不可，那就必須走過一條擺滿頭顱的大路」。吉爾伯特以這種方式「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恐懼」。[1]對愛爾蘭和美洲來說，這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英國將西班牙對待美洲土著部落的暴虐之舉看在眼裡，在鎮壓愛爾蘭時也採取了同樣殘暴的手段，而鎮壓愛爾蘭的經驗又使得他們日後在美洲面對土著部落時愈發肆無忌憚。不管是在鎮壓愛爾蘭還是在殖民美洲時，他們都認為當地居民的文化是劣等文化，為了讓這些土著「開化」就得使用極端手段。這也為後來開了先例：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這些新教徒白人一再邊緣化新世界裡的美洲土著、非洲黑人、天主教徒和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以此來劃清優劣界限，鞏固自己的主導地位。
16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國王室處於動盪之中，鎮壓愛爾蘭也消耗掉了本可以在遠方大幹一場的資源。吉爾伯特在愛爾蘭肆行暴虐的時候，也閱讀了來自新世界的出版物，尤其研讀了法國海軍軍官、航海家讓·裡博（Jean Ribault）的《佛羅里達最新發現實錄》（The Whole and True Discovereye of Terra Florida，1563年）。裡博在書中強調指出，大西洋彼岸可能存在著巨大的財富等待發掘。他曾於1562年帶領探險隊遠航至美洲東南部，試圖在那裡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建立定居點。但殖民者的內訌、與土著部落和西班牙殖民者的衝突，以及過於嚴苛的紀律管理都讓他的初次嘗試遭挫，而這些挫折英國殖民者後來也遇到了。起初，裡博在南卡羅來納鄰近海岸的帕裡斯島上建立了定居點，但在他返回法國補充供給期間，定居點陷入困境，很快解體，首批定居者裡有許多人都回到了法國。直到幾年後，裡博才成功地在今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卡羅琳堡建立起殖民地，但他也在1565年被重新佔領佛羅里達地區的西班牙人殺害。儘管如此，裡博的經歷仍然讓英國對在美洲建立殖民地產生越發濃厚的興趣。事實上，裡博也曾和潛在的英國支持者以及伊麗莎白女王一世本人探討過。顯然，裡博的這本書激起了吉爾伯特的興趣。於是，1578年，吉爾伯特獲得特許，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處不受基督教管轄的地方建立殖民地。1583年，他終於組織了一支探險隊遠赴紐芬蘭，卻在返航的路上葬身大海。對於愛爾蘭人來說，上帝總算是行使了一點正義。
吉爾伯特這次探險之行的其中一個投資者是1580年剛剛封爵的沃爾特·雷利爵士，既然吉爾伯特未能從新世界成功歸來，雷利便順理成章地接替他獲得了特許，可以在美洲的任何地方建立領地。在當時的官文裡，他被獲准假期，以殖民為目的去「搜尋、發現、調查、考察那些遙遠、野蠻、未開化的土地、區域和邊疆，前提是這些地方不屬於任何基督君主、沒有任何基督教徒居住」[2]。1584年，阿瑟·巴洛（Arthur Barlowe）和菲利普·阿馬達斯（Philip Amadas）奉命前往美洲先期考察，他們到達了今北卡羅來納州沿海的羅阿諾克島。同年秋天，他們返回英國，帶回兩個土著人和一袋珍珠。根據巴洛的報告，美洲不僅適合定居，而且人民友善、物產富饒。「那裡的土壤是全世界最豐饒、最芳香、最肥沃、最健康的」，巴洛在報告中寫道，而且那裡的島嶼擁有「許多漂亮的森林，林間有許多的野鹿、野兔和其他野禽，即使在炎熱的仲夏也能見到很多，讓人難以置信」。「我認為世界上沒有其他的任何一個地方能比得上這裡的物產豐饒，」他指出，「我自己也曾見過歐洲最富饒的地方，但與美洲比起來實在差太多了，簡直無法形容。」當地的土著也很熱情好客，每天都給考察隊提供「肥壯的雄鹿、野兔、魚，都是頂級的野味」，還有「各種各樣非常棒的蔬果，甜瓜、胡桃、黃瓜、葫蘆、豌豆、各式根莖作物」。這片樂土上莊稼生長的速度也讓歐洲人讚歎不已：他們種下一些帶去的豌豆，震驚地發現這些豌豆在短短十天裡就長到了14英吋高。很顯然，這片土地有著無限的可能。
巴洛雖然熱衷於詳盡地描述在美洲見到的自然風貌和當地土著，但也還是在報告中寫到了一些不祥的方面。雖然這些土著在來訪者面前表現得和平安寧，但他們並不是和平主義者。歐洲探險隊之所以沒能見到這個島上的國王維吉納，正是因為他在一次戰鬥中負傷，還在休養。巴洛承認，他們的東道主「一直在和鄰近的部落打一場可怕的戰爭」。他還提到，當地土著對於「我們的短柄小斧、長斧和刀」有著極大的熱情，這些人「願意用一切東西來和我們交換武器，但我們不會給出任何一件」。[3]
指望英國人放棄任何武器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以後。至少在雷利眼裡，羅阿諾克島的吸引力並不在於其富足的自然資源，而完全在於其地理位置：該島毗鄰西班牙在佛羅里達的殖民地，它為英國的船艦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停靠基地，直接可以威脅到西班牙在美洲的主導地位——這才是雷利的主要目的。早在巴洛和阿馬達斯返回英國之前，雷利就委託他的朋友、牛津畢業的地理學家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撰寫了一篇在當時從未公開的短文，以此說服伊麗莎白一世支持雷利對新世界的殖民計劃。兩年前，與探索美洲相關的書籍開始大熱之時，哈克盧特就曾寫過《發現美洲的幾次航行》（Divers Voyages Touching the Discoverie of America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unto the Same, Made First of all by our Englishmen and Afterwards by the Frenchmen and Britons，1582年）。如今，在雷利的鼓勵下，他又寫了《論西方之探索》（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veries，1584年），為英國殖民美洲進行辯護。
當時的英國面臨著貧困和人口過剩帶來的困境，哈克盧特的論述很能引起女王的共鳴。16世紀和17世紀的英國人口不斷增長：從1520年的230萬到1603年的375萬，再到1690年的520萬，但經濟並沒有跟上這種增速。就在哈克盧特寫下這篇論述的時候，人口劇增帶來的副作用已經相當明顯。哈克盧特指出，「我們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多到「人們幾乎沒法比鄰而居：非但如此，他們甚至準備好了互相吃掉對方」。在他看來，人口過剩帶來的失業問題使得一部分人要麼是威脅到社會秩序，要麼至少是成了「英聯邦的累贅」。這些社會棄兒傾向於「偷竊、做賊、做出各種淫蕩下流之舉，讓英國所有的監獄每天都煩惱不堪」，他們注定了要麼「餓死」，要麼「可悲地被絞死」。哈克盧特提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將這部分過剩人口用來在美洲建立並且維持英國的殖民地。這個論斷在日後也會成為英國為自己殖民美洲提供的理由。在哈克盧特看來，許多技術和貿易都存在過剩情況，殖民美洲將會讓各類工匠、農夫、水手、商人、士兵、上尉、醫生、律師、神學家、宇宙學家、水文工作者、天文學家、歷史學家、老人、瘸子、婦女和小孩都有事可做。殖民地能讓這些人通過自己誠實、簡單的勞動，不再成為別人的負累。
哈克盧特的名單裡沒有傳教士，這尤其能夠說明問題：他在描述殖民可以帶來的好處時，最先強調的就是殖民可以幫助「傳播基督教新教信條，使得信奉新教的貴族可以團結在最高首領，也就是女王陛下的麾下」。簡言之，殖民能夠促進新教的傳播。在此過程中，殖民會傳播自由，將土著部落從異教的危險中拯救出來，也從西班牙的「傲慢與專橫」中解救出來。哈克盧特指出，「西班牙的暴徒如此眾多，如此凶殘」，「荒謬地屠戮那些溫順、謙遜、友善、溫和的人民，摧毀那些城鎮、省份和國度，這是西印度地區最褻瀆神靈的舉動」，因此如果由「英國女王這樣一位仁慈的君主」來統治美洲，傳播「博愛、禮儀與自由」，那麼土著部落當然會奮起反抗西班牙的統治。
然而，哈克盧特主要關注的還是殖民能為英國迅速帶來的物質利益。他指出，殖民美洲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幫助英國獲得「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所有商品」，「為我們衰退的貿易提供補給」，為「大量閒散人員」提供工作。更重要的是，殖民美洲還能「有力制約西班牙國王在西印度群島的統治」，有利於「擴大、維持、保護英國海軍，尤其是體現我們國家實力的偉大艦隊」。由於擔心這些不足以說服女王，他還特別強調道，英國不能再「擱置殖民計劃」了，因為就算女王不去殖民美洲，其他國家也會這麼做。英國的榮耀已經到了一個緊要關頭。[4]
幸運的是，巴洛提交的報告中，不管是關於豐富的自然資源，還是關於那些不太和平但還算順從的當地土著的描述，和雷利通過哈克盧特傳達給女王的內容都沒有明顯的矛盾。因此，女王給了雷利一定的贊助，撥給他一艘名為「泰格號」（the Tyger）的戰列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為雷利的整個行動定下了基調：這是一項軍事行動。在伊麗莎白一世的統治下，16世紀80年代的英國政局趨於穩定，但都鐸王朝也還沒有充足的經費可以撥給殖民美洲的行動。如果不是指望在海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沒有哪艘英國船會冒險開往外海。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理應將羅阿諾克島上的本土居民從西班牙魔爪之下拯救出來的羅阿諾克遠征之行，從一開始就落在曾在愛爾蘭殖民地肆行暴虐過的那群人的掌控中。像理查德·格倫維爾、托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以及拉爾夫·萊恩（Ralph Lane）這樣的人當然擁有威脅西班牙所需的軍事技能，但卻缺少必要的外交手腕來幫助他們和羅阿諾克島上的本土居民打交道、在其附近定居。1585年4月，「泰格號」向羅阿諾克島出發，和這些軍人同行的還有形形色色的水手、士兵和移民，其中包括畫家約翰·懷特（John White）、數學家托馬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iot），以及前一年跟隨巴洛和阿馬達斯回到英國的兩名當地土著：旺奇斯和曼泰奧。
這支探險隊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帆風順，但剛到羅阿諾克島就出了問題：「泰格號」意外擱淺，為新殖民地準備的供給品遭毀。儘管如此，萊恩還是帶領人們建起居住點殖民地，築起堡壘。萊恩最初的幾份報告都充滿樂觀，維吉納的子民和以前一樣熱情好客，慷慨地提供了食物和必需品。起初，「泰格號」船上供給品的損失似乎並沒有造成太大的不幸，但在長期看來，這是否引發了後來更多的問題則無從評價。是否是這次行動的軍事性質注定了這些移民完全不能獨立生活，也很難評判。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最初的殖民者和後來的殖民者一樣，都沒有嘗試去實現自給自足，而是幾乎完全依賴於當地居民自願和慷慨的贈予。當這些東道主的慷慨贈予不能滿足殖民者的需要時，他們就開始借助暴力保障自己的生存。
在羅阿諾克島上，殖民者殺雞取卵式的暴力最終給他們自掘了墳墓。萊恩謀殺了國王維吉納，隨後返回英國。此時，前一年離開的格倫維爾正在返島途中，當他到達羅阿諾克島後，發現萊恩和其他殖民者都毫無影蹤。格倫維爾留下一小部分人駐守堡壘，帶著其他人去了海上，想要劫持更多的西班牙船隻。1587年7月，藝術家約翰·懷特攜家人在當地土著曼泰奧的陪同下抵達羅阿諾克島，同行的還有一百多個有意向在此定居的人。懷特將他們留在島上，跟隨艦船返回英國補充供給，恰好趕上1588年的英國都鐸海軍與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大海戰，他的艦船被徵用出戰。等他1590年終於回到羅阿諾克島的時候，發現那裡的殖民地已遭廢棄，所有的殖民者，包括他的女兒和外孫女，都不知去向。唯一留下的就是刻在一棵樹上的「Croatoan」字樣。這可能是指克羅托安（Croatoan）部落，但殖民者到底是得到了他們的救助還是遭到了他們的殺害，成了未解之謎。對於英國人來說，羅阿諾克島上「消失的殖民地」最終命運怎樣，無從得知。
這個不幸的開端對於英國未來的殖民行動而言並不是個好兆頭，但英國人對穿越大西洋去尋求機遇的熱情並沒有因此減退，反而與日俱增。雷利將這片土地命名為「弗吉尼亞」，從此它真正在英國人對世界的認知裡有了一席之地。這片土地不再是未知之地，而是成了地圖上一個確知的地點，在英國人的想像之中，更是潛在的財富來源。在英國人心中，和托馬斯·哈里奧特的描述一樣，這片土地是「新發現的土地」（New Found Land），既然被「發現」，就不會被遺忘。哈里奧特在1588年首次出版了《關於弗吉尼亞新大陸的真實簡報》（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兩年後又由懷特繪製插圖，德·布裡配上版畫，再由哈克盧特譯成英語。從各種意義上說，這本書概括了當時英國對新世界的理解。比起之前的各類報告和宣傳性文章，它更慎重地評估了美洲的土地與人口，甚至也承認了羅亞諾克探險之行的失敗，但同時又鼓勵英國繼續探索殖民美洲的新可能（圖3）。
這份報告對各類探索殖民美洲的議題進行了探討。對於很多新世界「歸來者散播的誹謗性質的可恥言論」，哈里奧特也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這其實只是一個期望值管理的問題：
有些人從小在優越的環境中長大，一直住在城鎮裡，這種人（我也許會說）是從來沒有見過世界的。只是因為在那裡沒有任何英國城市，沒有漂亮房子，沒有他們自己以前吃慣的佳餚，也沒有羽毛鋪就的軟床，他們就覺得美洲的生活苦不堪言，從而寫出這樣的報告來。
哈里奧特強調，弗吉尼亞非但不是淒慘之地，反而是自然資源豐饒之地，對商人與移民來說都頗為合適。他以奢侈品為例展開論述，指出弗吉尼亞的蠶「和我們這裡的普通胡桃一樣大」，只需種下桑樹，就可以發展產值高、利潤也高的蠶桑業。發展正是哈里奧特的核心論點：那裡的物產豐饒，不管是木材、礦石、皮毛、水果還是糧食作物，都只需英國人去稍事簡單勞作即可獲得，相當經濟可行。哈里奧特的這番論證對於英國人來說不僅有著利潤上的誘惑，也為他們日後篡奪那些土著民族的土地提供了辯護依據。哈里奧特又將話題轉向弗吉尼亞的當地居民，指出「與我們相比，他們是一個可憐的種族，因為缺乏技術和判斷力，對我們所擁有的東西不瞭解，也不會使用，明明眼前有更具價值的東西，卻只看重那些在我們眼中微不足道的東西」。儘管如此，哈里奧特也認為他們「非常心靈手巧，儘管沒有工具，也沒有像我們一樣掌握工藝、科學和藝術，但在他們自己從事的事情上仍然展現出了卓越才智」。他認為，向當地居民指出他們非英式生活方式的錯誤不會太難，一旦他們明白「我們掌握的知識與工藝、處理事情的速度都遠遠超過他們」，「他們就愈發可能想要得到我們的友誼與愛，更尊重我們，願意取悅、服從我們」。[5]簡言之，在文化和宗教上讓當地土著遵從歐洲的社會規範，似乎確有可能。
圖3 托馬斯·哈里奧特《關於弗吉尼亞新大陸的真實簡報》（1588年、1590年出版於倫敦）標題頁。紐卡斯爾大學特藏。
懷特為哈里奧特這本書繪製的插圖也強化了書中的文字論證。他畫的美洲阿爾貢金人在歷來所有的美洲原居民圖像中可能是最寫實、最具表現力的。不過，在那些有興趣瞭解土著人生活背景的讀者眼中，懷特為這本書繪製的第一幅插圖可能更容易引起強烈共鳴（圖4）。在16世紀晚期，哈克盧特和哈里奧特等人向歐洲呈現的美洲是一個新世界裡的伊甸園。有些人確實相信伊甸園的存在，例如哥倫布就一直相信新伊甸園在圭亞那（今委內瑞拉境內）奧裡諾科河的源頭。幾乎是在哥倫布航海的整整100年後，雷利也向同一個方向出發，只不過他要尋找的是利潤，而不是天堂——是黃金國，而不是伊甸園。儘管如此，殖民地誘惑一直都在那裡，在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之後，它又給了人類第二次機會，在這個想像中的伊甸園重新開始。他的這本《關於弗吉尼亞新大陸的真實簡報》從喻義上說來，就是一本《創世記》。不過，在懷特的插圖中，夏娃的手已經放在了蘋果上。如果說弗吉尼亞是一個新伊甸園，那麼這個伊甸園中最初的居住者即將面臨遭到驅逐的噩運。
到了16世紀80年代，伊麗莎白統治下的都鐸王朝已經充分實現穩定，開始考慮加大對海外貿易與探索的投入力度。新型合股公司的出現也為籌集資金進行海外探索創造了更多的機會。為尋找去往印度群島的東北航線而創立於1553年的莫斯科公司是首例特許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該公司獲得特許執照，可以通過銷售可轉讓的股票為其海上航行籌資。1606年，伊麗莎白去世三年後，倫敦公司成立，並於1609年更名為弗吉尼亞公司。正是弗吉尼亞公司這樣的特許合股公司展開了對新世界的未來探索。那時，雷利已將自己對弗吉尼亞的所有權賣給倫敦當時的頭號富商托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後者和哈克盧特一起再次向弗吉尼亞發起了探險。不過，這一次的殖民計劃和之前的已經大不一樣。羅阿諾克島的經歷消減了他們從美洲大賺一筆的慾望，時局的改變也給他們的謀利手段帶來更多限制：詹姆斯一世（James I）登上英國和蘇格蘭的王位後，英國不能再與西班牙公開敵對，也不能再在大西洋上打劫西班牙商船。想要謀取利潤，只能寄希望於那些關於弗吉尼亞的出版物中詳細介紹過的美洲植物、作物、礦石以及美洲土地本身了。
圖4 托馬斯·哈里奧特《關於弗吉尼亞新大陸的真實簡報》（1590年）書中第一張插圖。紐卡斯爾大學特藏。
因此，弗吉尼亞公司希望能夠說服移民將各自的財力資源和勞力資源彙集起來，共同實現對弗吉尼亞的殖民。「冒險家」可以通過購買弗吉尼亞公司的股份來獲得免費船票，也可以通過自行購買船票來直接獲得股份。根據公司的長期規劃，由此獲得的利潤可為以後的移民提供資金。不管是無業人員還是技術勞工，都可以通過與弗吉尼亞公司簽訂契約加入移民，為公司工作滿七年後，就可以在新世界裡自由打拼。對於美洲的土著部落，弗吉尼亞公司從一開始就對與他們接觸持謹慎態度，但又滿懷野心地想讓這些人皈依基督教新教。弗吉尼亞公司的創辦者強調，該公司關注的不只是利潤，還有靈魂。但在其下達給負責此次探險的克裡斯托弗·紐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船長的指令裡，寫的卻是「唯有發現大量黃金，對南海有確切瞭解，或者發現沃爾特·雷利爵士當時派出的探險隊失蹤隊員，方可返回」。儘管如此，他們仍然試圖為這次探險貼上道德標籤，粉飾公司的真實意圖。「創辦本公司的目的，」他們強調道，「並不只是為了貿易，而是為了更崇高的事業。」[6]至少在他們宣傳的願景裡，投資者、印第安人以及英國的窮人都將是這次新世界探險的受益者。
正是帶著這種遠大期望，104名男人和男孩在紐波特船長的帶領下，乘坐蘇珊·康斯坦特號（Susan Constant）、神祐號（Godspeed）和發現號（Discovery）前往美洲，於1607年4月抵達切薩皮克灣的南部海角。但他們在那裡沒能呆上多久，勘察海岸的時候就被當地人趕回船上。不過，哈克盧特給這些人下達了為殖民地選址的指令，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他們就找到了合適的地點。那是離海60英里遠的一條河邊，他們給這條河取名詹姆斯河（James River），將這個地方命名為詹姆斯敦（Jamestown）。詹姆斯敦殖民地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困境。酋長波瓦坦（Powhatan）統治下的當地阿爾貢金部落對殖民者的到來自然是疑心重重，有時也咄咄逼人，但這還不是詹姆斯敦殖民地遇到的最大威脅。在最初的幾年裡，殖民地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飢餓。而此前，不管是在巴洛、哈克盧特和哈里奧特的報告和論述中，還是在羅伯特·約翰遜（Robert Johnson）《新不列顛》（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1609年）之類的宣傳文件裡，都一直在反覆強調美洲的物產豐饒——飢餓是他們最預料不到的情況。
約翰遜在書中許諾，美洲將會是一個「各方面都值得稱讚、充滿希望」的「人間天堂」，那裡有著「最芳香的空氣、最健康的氣候，比英國溫暖得多，非常適合我們的習性」。他承認那裡也的確存在「野蠻、未開化的民族」，這些人「沒有法律，只依靠本性行事」，但也向讀者保證這些人「通常都是非常親切而溫和的」，也很樂意「得到改善，接納更好的生活條件」。約翰遜還特別強調了之前的探險隊帶回的信息，指出「那片土地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豐饒的物產，盛產魚類和貝類，有無數的陸禽、水禽，還有野鹿、牡鹿、兔子、野兔，以及許多適合佐餐的水果、根莖」。此外，那裡還有「山谷和平原，其間流淌著甘甜的泉水，像是大自然的血脈」。[7]生活在這樣的富饒之地，還有可能缺什麼呢？
缺什麼的答案相當簡單，雖然其原因令人費解。英國殖民者來到羅阿諾克島的時候，一來是想要為自己謀得利益，二來可能也想視傳教的情況去幫助愚昧的當地土著，但事實上，弗吉尼亞給了英國殖民者一個下馬威，一切都偏離了原有的計劃：當地居民毫不友善，作物種植也沒有效益。不過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長這位由詹姆斯國王任命的殖民督導還是努力阻止了饑荒的發生。他不僅確保詹姆斯敦殖民地平安度過了最開始幾年的險境，還為美國譜寫了一段不朽的建國傳說：他曾被波瓦坦的女兒波卡洪塔斯救下，後者（英國人稱之為麗貝卡）後來嫁給了詹姆斯敦的一位移民約翰·羅爾夫，這是美國多種族、混血兒社會性質形成的一個最早標誌。史密斯既能迫使殖民者工作，也能與波瓦坦部落聯盟協商，爭取額外的供給。但1609年秋天他離開詹姆斯敦之後，形勢就急轉而下。到了1609—1610年的冬天，也就是所謂的「大饑荒期」，殖民地人口從史密斯離開時的500人驟降為60人。
史密斯自己在後來記述殖民史上這個可怕時期的時候，對於造成悲劇的原因是清楚瞭解的。在《弗吉尼亞、新英格蘭和薩摩群島通史》（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1624年）一書中，他講到英國移民在美洲的情況時，大多照搬了哈里奧特之前的描述，而詹姆斯敦這些早期移民的所作所為也的確與哈里奧特當時的觀察相去不遠。史密斯此前還曾譴責過阿爾貢金人「擁有這麼肥沃的土地，卻耕作得如此糟糕」，後來卻發現英國殖民者在作物種植方面也是半斤八兩，而再之後發生的事情更是證明了他們壓根不會靠土地生活。據當時一位倖存的殖民者講述，史密斯離開之後，困擾詹姆斯敦的問題來源於殖民者自己。他們發現糧食吃光，就開始不顧一切地採取行動，有些「更悲慘的人」甚至孤注一擲，挖出一具當地土著的屍體來吃。還有一個殖民者謀殺了自己的妻子，「碎屍後偷偷吃掉了一部分，人們發現後將他處死，他也活該被處死」。「她是被烤著、煮著還是碳烤著吃的，我不清楚，」作者評論道，「但是我從來沒聽說過碎燒妻子這道菜。」他指出1609—1610年的這些事件幾乎「邪惡得讓人不敢描述，罕見得讓人無法相信」，但其實是由於「缺少天祐、勤勉和管理，而不是人們通常以為的美洲自身的土地貧瘠或缺陷」。[8]
波瓦坦部落聯盟的幫助以及1610年、1611年英國運來的補給品都確保了這樣的慘劇不會再在詹姆斯敦重演，但殖民地仍然需要努力掙扎才能走向繁榮。殖民地的首任總督德·拉·沃爾勳爵（Lord De la Warr）和副總督托馬斯·蓋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頒布了《殖民地教會、道德和軍事管理法》（Lawes Divine, Morall and Martiall），對殖民者開始強制實行軍紀管理。管理法中對各種輕重罪行，小到偷一根玉米穗，大到褻瀆神明，都做出處以死刑的規定。殖民者內部的關係既已如此緊張，其與波瓦坦部落聯盟之間的關係在1610年之後急轉直下，也就不足為奇。在許多方面，早期弗吉尼亞殖民地的故事和西班牙殖民「黑色傳說」之間有的都不只是一時的相似。弗吉尼亞非但不是大自然的許諾之地，反而是一個能夠奪人性命的地方。在皮薩切克上演的是與哥倫布大交流完全相反的一幕，在這次小規模交流中，遭殃的並非當地土著，而是殖民者。疾病和時常挑釁的當地土著共同讓弗吉尼亞公司的計劃泡了湯，挫敗了他們想要在新世界建立起永久殖民地，或者說一批相互扶持的殖民地的企圖。儘管史密斯等人認為殖民者遇到的這些困境和「美洲地區的缺陷」毫不相干，但這些困難的確也是環境造成的。弗吉尼亞公司給1606年第一批殖民者下達的指示裡曾提到過他們不應該「在低窪或潮濕的地方種植作物」，但詹姆斯敦的地址還是選在了一個有害健康的地方，到了夏季更是變得愈加有致命危險。值得注意的是，弗吉尼亞殖民地的高死亡率以及無法從這個曾經的應許之地獲得任何食物與財富的困境並不意味著英國早期美洲夢的結束。一切都才剛剛開始。
儘管詹姆斯敦給出了和羅阿諾克截然相反的證據，16、17世紀的英國主流觀點仍然是：新世界裡的自然資源就算得到了當地居民的開發，也還開發得遠遠不夠。簡言之，正如哈里奧特建議的那樣，英國殖民者應該更好地開發利用這些自然資源。英國的這種殖民信念，在托馬斯·莫爾為人廣泛閱讀的著作《烏托邦》中就已經有了預示。莫爾根據「大航海時代」初期阿梅裡戈·韋斯普奇的海上探險，寫了《烏托邦》。他和哈克盧特一樣，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貧困及其引發的社會動盪問題表示擔憂。在莫爾虛構的有些令人生畏的烏托邦島上，將過剩的人口轉移到某些遙遠的內陸殖民地去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些殖民地由烏托邦人治理，」莫爾告訴讀者，「如當地人願意前來和他們一起生活，他們就與其聯合起來。如實行聯合，雙方逐漸容易地融成一體，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風俗，給雙方都帶來極大的好處。」但是，如果「當地人不遵守烏托邦法律，烏托邦人就會從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將他們逐出」。在莫爾的半虛構世界裡，反對這種驅逐將會導致衝突。他筆下的烏托邦人「認為如果某個民族放任自己的土地荒廢，不去利用，又不讓按照自然規律應當依靠這片土地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麼發起戰爭就是完全正當的」。[9]
將近兩百年後，在18世紀來臨之際，英國知識分子仍在思考這些道德和實踐難題。1690年出版的《政府論·下篇》中，思想家約翰·洛克在探討所有權和財產的性質時，提出「全世界初期都像以前的美洲」。他指出，勞動賦予土地價值、確立土地的產權。沒有勞動，美洲的土地就一文不值；如果不以歐洲標準加以改善，任何人都可以擁有這些土地。「關於這一點，沒有什麼比美洲幾個部落的情況更能作為明顯的例證，」他觀察指出，「這些部落土地富足，但生活上的一切享受卻是貧困的。」然而，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的英國殖民者對於在新世界付出勞動毫無興趣，更不用說與土著部落共同創造一個多種族、舒適安逸的烏托邦社會。在他們的想像中，新世界和當地土著近似處於未開化狀態，因而在他們看來，他們在美洲的出現就是對美洲所有權的聲明。在哥倫布等探險家以及格倫維爾等有意定居者的新世界探險之後，17世紀初期的美洲已不再是未知之地。不過在英國人的想像裡，這個已經有人居住的環境還是被當成了一張空白的畫布，上面投射著歐洲的諸多期望與抱負。
17世紀早期，英國對美洲的無限遐想帶著明顯的性別色彩，從其命名上就可窺見一斑。尤其是弗吉尼亞（Virginia），由雷利為歌頌「童貞女王」（Virgin Queen）伊麗莎白一世而命名，這片土地不只被描述為伊甸園或處女地，更是常常直接被比喻為處女。雷利對圭亞那有一句描述很出名，他稱圭亞那「是一個還有著處女膜的國家，她從未被洗劫過，不曾有過半點改變或變革」。這種女性化的描述不只存在於雷利筆下，也不只局限於美洲南部。不管是在早期的描述性文獻、還是在後期的宣傳性文章中，都出現過類似的表達，形容弗吉尼亞的魅力時必會提及這類字眼。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殖民修辭：新世界不僅是一片等待男性探險家和冒險家去征服的土地，還是一塊潛在的孕育著物質可能、有著繁育能力的土地。從某種意義上說，新世界是英國移植的胚胎，是英國夢的繼承者。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哈克盧特將弗吉尼亞比作雷利的「新娘」，告訴他這位新娘將會「很快繁衍出大量的新後代，讓你和你的子孫後代欣喜不已，也讓那些輕率魯莽地指責她不孕的人羞愧難當」[10]。受到都鐸王朝時期對繁殖力的迷戀的影響，這種描述新世界的語言可能也許不足為奇，但其背後還有更多的原因。
從最早的美洲探險開始，尤其是17世紀初英國開始試圖殖民美洲以來，殖民帶來的可能無疑俘獲了不只是英國，也還有歐洲的想像。在各類出版物、印刷品和表演中，關於新世界和當地居民的想像的描繪互相矛盾，而這些矛盾又源於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的歐洲社會對於先天遺傳與後天培養、社會關係和宗教問題的百家爭鳴。從蒙田（Montaigne）的《論食人部落》（On Cannibals，1580年），到莎士比亞《暴風雨》（The Tempest，1611年）中「美麗的世界，有這麼出色的人物」的台詞，再到彌爾頓（Milton）《失樂園》（Paradise Lost，1667年）中「最近哥倫布發現的美洲野人，也這樣/用羽毛的腰帶圍腰，讓身體的其他部分裸露在外/野處於島上的林中，多樹林的岸邊」的詩句，關於殖民新世界的眾多話題一直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探討。不過，在英國人測繪美洲地形圖的過程中，他們的目的卻發生了改變。弗吉尼亞殖民地的推廣者意識到至關重要的一點：不能在美洲這個美麗新世界與英國之間劃出一條太過分明的界限。將美洲陌生化的確能夠營造異域風情，可能也更具吸引力，但弗吉尼亞公司意識到，未來移民與投資者不同，他們更感興趣的也許是那個陌生環境是否容易轉換為熟悉的環境。因此，宣傳資料裡開始暗示，只要稍下工夫，這個新世界就會變成一個舊世界的改良版，如果再多加點努力，這些「赤身裸體的野蠻」居民也能馴化成英國人。
新世界的早期報告裡，一直將美洲描述為既有異域特質又可待本土化的地方，其原因顯而易見：就像一個人無法向別人描述他們沒有見過的顏色，在向英國人描述美洲的時候，也必須以歐洲，特別是英國作為參照。那裡的自然資源雖然更為富饒多樣，但也是一個英國人可以認知的自然環境。哈里奧特在詳細描述了許多陌生的香草和植物之後，就向讀者保證弗吉尼亞也有「和我們英國幾乎差不多的韭菜」。德·布裡為懷特繪製的阿爾貢金人（圖5）製作版畫時，也將他們與蘇格蘭地區的先住民皮克特人的圖像（圖6）放在一起，以「表明大不列顛過去的居民就和弗吉尼亞的土著一樣野蠻」。換言之，美洲的今天，本質上是英國的過去。美洲的原居民雖然怪異，但也是平常人類，並非無可救藥。
羅伯特·約翰遜跟隨哈里奧特的腳步，也寫了一本鼓動人們移民美洲的書。他給這本關於美洲的書取名《新不列顛》，原因可想而知。約翰遜在書中指出，美洲與英國僅僅是地貌不同，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將弗吉尼亞描述為一個擴大版的英國，有著「漂亮的橡樹、榆樹、山毛櫸、樺樹、雲山、胡桃木、雪松和冷山，鬱鬱蔥蔥」[11]。這裡正是伐木、圈地之前的英國。美洲在實質上就是一個乘著想像之船跨越了大西洋的「想像中的英國」。
圖5 《一名弗吉尼亞部落首領》。托馬斯·哈里奧特《關於弗吉尼亞新大陸的真實簡報》（1590年）書中第41頁：「弗吉尼亞部落首領的打扮如圖中所示。他們將長髮編成辮子束在耳下……」紐卡斯爾大學特藏。
圖6 皮克特人，托馬斯·哈里奧特《關於弗吉尼亞新大陸的真實簡報》（1590年）第68—69頁：「皮克特人是大不列顛英格蘭地區從前的本土居民，他們穿著獸皮，如圖中所示在身上繪滿圖案。他們的頭髮齊肩，露出額頭。」紐卡斯爾大學特藏。
當新世界從潛在的利潤源轉變為可能的定居地，一切都隨之改變。英國人最初只是觀察著美洲的土地和居民，現在轉而開始將自己嵌入那個環境，將自己的野心、抱負和想像與美洲的實情相結合。但是，羅阿諾克島和詹姆斯敦早期的經歷都表明這絕非易事。「大饑荒期」之後的十年裡，弗吉尼亞公司鞏固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詹姆斯敦殖民地。它開始推行「人頭權」政策，通過將土地和公司財股分給移民來留住他們。1616年之前到達弗吉尼亞的每人獲得100英畝（約合600畝）的土地，之後到達的則每人獲得50英畝（約合300畝），持有公司股份的人還會獲得額外的土地。殖民地嚴苛的軍事管理法在1618年後換成了一個更接近英國普通法的管理體系。1619年上任的弗吉尼亞公司財務主管埃德溫·桑茲爵士（Sir Edwin Sandys）也帶著大批新移民湧入弗吉尼亞，而其中許多移民都是從英國各個教區的貧民院裡強行拽來的。終於，新世界的許諾裡至少有部分似乎就要實現了。對社會壓力與日俱增的舊世界而言，新世界將會是一個安全閥。但此過程中，新世界也迎來了一系列的新型社會壓力。
將土地撥給移民看似相當簡單，但事實絕非如此。這些土地早已有人佔用，新移民不太相信他們有合法權利獲得這些土地。1609年，就在約翰遜出版《新不列顛》的那年，羅伯特·格雷（Robert Gray）也出版了一本宣傳冊《衝向弗吉尼亞》（A Good Speed to Virginia）。在宣傳冊裡，格雷質疑「我們有什麼權利或依據闖到那些野人的土地上，拿走他們合法的繼承，在他們的地盤上安頓下來，而不被他們誹謗或挑釁」。約翰遜沒有完全避開英國人將如何「讓自己有正當理由攆走那些印第安人，侵犯他們的權利與財產」這個問題，他反駁了對於移民者為了「個人利益」移民美洲的控訴，指出「發展上帝的國度，破除野蠻民族的迷信，讓他們看到宗教之光」是必要的。[12]自從哈克盧特提出這個觀點以來，讓美洲土著皈依基督教新教就成了英國殖民美洲的理由，一直在各類關於新世界的論述中反覆出現。1583年，另一位伊麗莎白時期的冒險家、格倫維爾和吉爾伯特的同盟者喬治·佩卡姆（George Peckham）出版了《新找到的土地的晚期發現的真實報告》（A True Reporte of the Late Discoveries of Newfound Land）。在這份報告中，佩卡姆極力維護英國聲稱的美洲所有權，指出新世界正面臨著來自法國和西班牙的競爭，特別需要英國的解救，它「正在祈禱我們的救援與幫助」。但大約30年後，切薩皮克的實際情況卻是：就算存在援助，也不是外來者給予當地土著援助，而是恰恰相反。這可能也使得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可避免地走向惡化。
到了17世紀20年代，殖民的目的已經愈發清晰：給當地土著帶去基督教福音的目的退居次位，首要目的是掠奪他們的土地以及他們的文化。弗吉尼亞公司給托馬斯·蓋茨下達指令，讓他捕獲一些當地小孩，確保他們「說你們的語言，以你們的生活方式長大」，但任務執行失敗。第二年，他們又建議德·拉·沃爾勳爵送「三四個當地小孩到英國」，讓這些小孩接受英式教育。[13]弗吉尼亞公司對待美洲土著的這種手段一直沿用到20世紀。他們此舉起初有何意圖已無從知曉，但的確透露出當時的殖民者對待波瓦坦部落聯盟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波瓦坦去世後，他的弟弟歐佩坎諾（Opechancanough）繼位掌權。殖民者與歐佩坎諾達成和解，將當地居民的整個家庭都帶到英國殖民地。這種做法看似和解，真正意圖卻是想讓印第安人漸漸隱形。這也預示著麻煩的到來。
史密斯並不相信當地人會和外來者輕易融合成為一個多種族的美麗新社會。那些繼任的詹姆斯敦殖民地管理者也不像史密斯那樣著迷於各種美洲土著文化，他們不但不欣賞這些當地文化，反而愈發認為這些文化很可疑。弗吉尼亞殖民地建立之後，開始試圖兌現雷利、哈克盧特、哈里奧特和約翰遜提出的承諾——在新世界創造一個新英國，讓這片土地英國化，讓當地人民遵守英國的社會、政治和宗教體制。這並不是弗吉尼亞公司創辦人最初的打算，但殖民的現實情況與想像中大相逕庭，造成了許多改變。如何確保詹姆斯敦殖民地繼續生存發展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弗吉尼亞公司的掌控，也與轉移英國貧困人口毫無干係。
歸根結底，最後讓詹姆斯敦得以生存的是17世紀的兩種貴重商品：煙草和奴隸。這兩樣商品都不在弗吉尼亞公司最初的計劃裡。在許多年裡，煙草的種植也一直遭到管制，並沒有其他作物種得多。但這場與「罪惡之種」的早期鬥爭注定失敗，因為煙草能賣的價格實在太高，完全可以滿足殖民地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需求。1619年，弗吉尼亞公司首次運送了約90名「年輕、漂亮、接受過公正教育的年輕姑娘」到弗吉尼亞給殖民者做妻子。他們希望「妻子、孩子和家庭」也許會讓弗吉尼亞的男人們「更加安定，減少流動」。弗吉尼亞公司擔心，家庭紐帶的缺失不僅會使殖民地必須靠源源不斷的新來者幫忙維持種植園，還會讓不少人僅僅到那裡「賺到一筆就返回英國」[14]。這次速配行動的受益者以煙草支付了他們妻子的船費。但煙草的種植需要土地，也需要勞動力，而殖民地還無法提供足夠的勞動力。不過，當年他們很快就找到了解決這個困境的長期對策：1619年，一位荷蘭商人將第一批非洲黑奴帶到切薩皮克，從此，為美洲最初的移民，也為他們滿懷野心來到的這片土地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想像世界。
註釋：
[1]Thomas Churchyard, A Generall rehearsal of warres andjoined to the same some tragedies and epitaphs (London, 1597), quoted in Canny, 「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582 (see Further Reading).
[2]The patent granted to Ralegh in 1584 is included in Arthur Barlow, The First Voyage to Roanoke, 1584: The First Voyage Made to the Coasts of America, with Two Barks, wherein Were Captains M. Philip Amadas and M. Arthur Barlowe, Who Discovered Part of the Countrey Now Called Virginia, anno 1584. Written by One of the Said Captaines, and Sent to Sir Walter Ralegh, Knight, at Whose Charge and Direction, the Said Voyage Was Set Forth (Boston, 1898) 12-17.
[3]Barlow, First Voyage to Roanoke, 1584, 3, 7, 5.
[4]Hakluyt's Discourse can be read in full in Richard Hakluyt, The Voyag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o America (Edinburgh, 1889) Vol. II, 175-276.
[5]Thomas Hariot,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of the Commodities and of the Nature and Manners of the Naturall Inhabitants:Discouered by the English Colony There Seated by Sir Richard Greinuile Knight In the yeere 1585 . . . Illustrations by John White. Translated out of Latin into English by Richard Hackluyt (New York: J. Sabin ＆ Sons, 1871) 6-7, 25.
[6]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 The Court Book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527
[7]Robert Johnson's Nova Britannia: Offering most excellent fruites by Planting in Virginia (1609), American Colonial Tracts Monthly, No. 6 (Rochester, NY:George P. Humphrey, 1897) 6, 10.
[8]Smith,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 . . in Travel and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Edinburgh: John Grant, 1910) Part I, 378, 360; descriptions of Virginia after Smith left in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aptain John Smith (New York; H.Dayton, 1859) 185-187.
[9]Thomas More, Utopia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86) 79-80.
[10]Hakluyt quoted in A.L. Rowse, 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 (New York;Harpers, 1959) 51.
[11]Johnson, Nova Britannia, 10.
[12]Johnson, Nova Britannia, 11.
[13]Instructions quoted in Alden T. Vaughan,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 American Indians in Britain, 1500-1776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 see also the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I, 13-15.
[14]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Vol. II, The Court Book, Part A, 256, 269, 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