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所有事物融為一體，一條河從中穿行而過。這條河被世界上最偉大的洪流分割成許多分支，流過古老的岩石。在一些岩石上落下了永恆的雨滴。在岩石下，則銘刻著語言，其中一些詞語是屬於岩石的。
諾曼·麥克林《大河戀》，1976年
在歐洲，研究美國史的學者都很有可能無數次地被學生、同事、朋友、家人甚至是毫不相識的陌生人評論過，說他們研究的歷史不過只有短短幾百年而已。在說這些話的時候，那些人還常常帶著詭異的笑容，其用意不言自明：研究如此短暫的一段歷史一定是很簡單的事情。而且，且不論歷史的長短，誰需要去專門研究它呢？我們誰會不知道它呢？我們難道不都是徹底地被灌輸了美國文化，或者在有些人看來，是被美國文化所感染麼？美國文化難道沒有通過電視、電影、流行文學和互聯網滲透進我們的生活中麼？我們難道不是和熟悉自己的國家一樣熟悉美國的文化和政治麼？甚至我們還可能熟悉美國多過於自己的國家。又或者說，也許在美國主導的媒體和網絡傳播背後，根本沒有什麼文化可言。我們生活在地球村，街角的商店是一家7-11（7—ELEVEN）。美國人難道不是和我們穿著一樣的衣服、吃著一樣的食物、聽著一樣的音樂、瀏覽著一樣的網站麼？美國歷史已經深深地鐫刻在世界史之中，從東海岸地區的政治圖景到南部地區經歷過諸多種族問題的社會圖景，從達科他州的印第安部落居住地到得克薩斯州、亞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邊境之地，都刻下了美國的歷史。但美國歷史又比這些要宏大得多。它在好萊塢的電影中被曲解，在普利茅斯巖上的歷史遺跡中被發現，並且還在一系列地點被紀念——首先是在瓦利福奇、斯通斯河和葛底斯堡，之後又遍及全球，在馬恩河和貝洛森林、在諾曼底的奧馬哈海灘、越南美山。為什麼要探索美國呢？它無處不在。
然而，美國又是不存在的。美國在消失。如果我們凝望、注視足夠長的時間，它也許會從我們的眼前消失不見。它已經悄悄走開，進入到一個大西洋範式（Atlantic paradigm）之中，也就是「美洲」範式。因為美國在自己的全名裡自私地用了「美利堅」（美洲）這個名字，因此對於那些其他美洲國家而言，美國就被當成了一種潛在的威脅。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它們生活在這個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的陰影之下，而這道陰影也在邊境之地將美國和其南方鄰國分隔開來。每年都有上百人在試圖跨越致命邊境、奔赴新世界時死去。如今，這個新世界的陰影已經延伸到了舊世界中。從1945年美國向日本投射原子彈，到如今的「反恐戰爭」，我們難道不是一直生活在這個超級大國的陰影中麼？這個陰影如今穿透世貿中心上空漂浮的碎片，在恐怖襲擊暴行之後的報復行動中變得更加陰暗。
有些人擔心這個世界上最後的超級大國會繼續擴張自己的力量。對於這些人而言，也許還存有一線希望。一些人認為，只要否認美國為自己標榜的名號，就可以反擊、否定和削弱美國的文化、軍事和政治優勢。借助語言的力量，也許可以有力地削弱這個帝國的力量，迫使其承認自己既不是世界的首領，也不是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在1998年所說的那個「不可或缺的國家」。相反，借用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話，可以把它描述為一個「沒有凝聚力的帝國」。這是一個陰暗壓抑的帝國，人們只能慶幸其帝國和軍事野心還沒有獲得更多的凝聚力。其他一些人認為，這個世界需要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稱的「自由帝國」，需要一個被良知與商業並行驅使、維護全球穩定和安全的新的「巨人」。因此，美國缺乏凝聚力、缺乏強大帝國的動力，對於美國自身以及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問題。另外一些人對美國的國內建設而不是國際影響更感興趣，他們認為美國僅僅是很多國家中的一個，擁有現代民族國家本身固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不過，還有一些人並不認為美國是一個民族國家。甚至有一些人認為，美國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
長期以來，民族主義一直被掩埋在一個外部強加的、支配一切的社會和政治意識形態之下。隨著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這一系列國際事件的發生，民族主義重新顯現，學界對於民族主義的興趣也與日俱增，因而，這個現代國家的民族起源又一次受到了學者的檢視。不過，沒有一種民族範式可以適用於美國。這個移民國家說得好聽點是一個多元國家，說得難聽點就是一個非國家行為體——一個相互牴觸的不同民族的組合體，它被種族、宗教和語言的爭執所撕裂，其中只會有文化的混亂，而不會出現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國家，更不要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帝國。不過，隨著爭論的繼續，越來越多人將美國視作一個由公民國家主義（civic nationalism）凝聚在一起的公民國家。事實上，這不過是舊瓶裝新酒，這個新術語實質上正是之前有些人可能更習慣使用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雖然這些爭論也注意到，美國身份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排他性的白人種族核心基礎之上，並將土著人、非白人、女性和非新教信徒都排擠到邊緣，但爭論的重點還是越來越多地轉向了美國身份中具有包容性的公民理想。這種公民理想形成的基礎正是《獨立宣言》——這個國家的國本、宗旨，它摒棄了舊世界價值觀，開啟了新世界共和國。
今天，這個新世界共和國已擁有超過3億人口，其人口和國土面積均位列世界第三，其人口僅次於中國和印度，國土面積僅次於加拿大和俄羅斯。美國的土地面積和海洋面積總計9826675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為9161966平方公里，是歐盟的兩倍。美國北部與加拿大接壤，相隔五大湖和聖勞倫斯航道，向南則與墨西哥接壤，相隔墨西哥灣和裡奧格蘭德河（Rio Grande，墨西哥稱此為Rio Bravo，即北布拉沃河）。從地理位置上而言，美國處於一個中間地帶。可以說，從民族層面上而言，也是如此。
不過，這裡的人們卻並不總是能照顧好這片土地。美國的自然資源富饒，其中包括銀礦、石油、汽油、煤礦、木材、動物群，但這些資源都在遭受過度開發。到19世紀末，北美野牛已經瀕臨滅絕。同樣，美國在幾個世紀的人口和工業增長過程中也砍伐了大量森林。在早期殖民者看來，這片似乎有著取之不盡資源的土地，太快地變成了人造土地或者退化土地。不過，同樣是從19世紀開始，人們也開始建立國家公園來保護這片土地。如今，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所擔負的職責遠不只是土地資源和自然資源的管理；從根本上講，它的職責是保護傳統。這是一個關乎政治和文化的問題，也經常會引發爭議。爭議的對象既包括國家公園管理局管理的自然景觀，例如，美國最大的國家公園黃石公園或約塞米蒂國家公園，也包括它管轄範圍內的戰爭遺址。在喬治·布什（George W. Bush）當政時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國際安全問題成為了重中之重，在國家公園管理局或印第安人部落自治區管轄範圍內的土地上，石油勘測和採礦業又重新開啟。在試圖保護這些國家景觀的同時，美國又給它們帶來了毀滅性的威脅。
在守衛國家成為關鍵問題之前，美國人民所關注的重點一直是建立國家。在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早期歷史中，人口和市場主要集中在一條沿著密西西比河自北向南的軸線上。密西西比河從北部的明尼蘇達州流向墨西哥灣，其間穿越了美國中部地區。在橫跨美洲大陸的鐵路建立起來之前，東部移民想要去西部海岸的話，只能沿著俄勒岡小道一路西行，其間還要翻越落基山脈。如今，俄勒岡小道上不再有車馬西行，但在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廣闊土地上，人口仍舊相對稀少。80%以上的美國人居住在城市中，其中80%以上人口母語為英語，10%人口母語是西班牙語。在宗教方面，新教徒雖然仍佔大多數，但也僅為51%。在新教徒中，有近80%的白人、近13%的黑人、約4%的亞裔和約15%的西班牙裔，因有時西班牙裔也被歸為「白人」，所以整個比例之和超過100%。
不過，種族歸類的問題並不僅僅是人口調查上會遇到的特殊問題。它直接涉及美國國家身份問題的核心——美國人意味著什麼、這個國家又像征著什麼。例如，土著人占美國總人口的不到1%，相當於兩百多萬。這一群體又被細分為上百個部落單元。一個人是否算「土著」，既取決於這個人的基因遺傳，也取決於這個人的文化歸屬；一些群體強調前者，另一些群體則強調後者。相似的，一個人是否被歸類為黑人或者白人，則傾向於根據地理和語言來決定。從白人的視角來看，幾乎每一個居住在或來自格蘭德河以南地區的人都是西班牙裔；對於這些被混稱為西班牙裔的人來說，非裔美國人看起來也和盎格魯人沒什麼區別。
實際上，非裔美國人是所有種族分類中最易受時代背景影響的種族。剛從非洲國家來到美國的人可能很自然地會認為自己自動成了非裔美國人，而這也許會遭到美國黑人的抵抗。在美國，黑色和白色不僅是一種對客觀基因標記的描述，同樣也是對文化、傳統、奴隸制的歷史的描述。非裔美國人這個身份與祖上為奴之間幾乎有一種必然的聯繫。當然，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因為不是所有非裔美國人都曾被奴役。歷史學家芭芭拉·菲爾茨（Barbara Jeanne Fields）指出，在美國，一個白人女性可能會生出一個黑人小孩，但是至少在美國社會看來，一個黑人女性是不可能生出一個白人小孩的。她由此強調指出，現代有關種族的文化假設本質上就是矛盾的：白人可以創造黑人，但黑人不能創造白人。正如著名非裔美國作家托尼·莫裡森（Toni Morrison）在小說中所描述的，黑人想要變成白人，卻無法成功。她認為，「白人性」需要黑人的在場。至少從文化概念上講，要想成為美國人，就需要把一些非美國的事和人置於美國之外。從這個角度看，「白人性」和「黑人性」（或非洲民族主義）是一併起作用的，但是在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歷史上，這很少會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對於國家和個體而言，獲得美國身份顯然都是一項充滿困難和挑戰的嘗試，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妥協也越來越少。這些年以來，「熔爐」（melting pot）這個在美國曾經引人矚目的理念已經讓步於其他一些理念：比如對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強調，以及種族和文化（更多是宗教）上的區隔，而一些人擔心這些區隔會影響美國的穩定。就像聯邦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給予各州不同程度的自主權一樣，美國公民有時候也難以在州身份和社會身份、聯邦身份和國家身份之間維持平衡。例如，美國內戰（1861—1865年）中，這種平衡就被顯著地打破了。其他一些時候，比如在面臨外來的衝突和危機時，愛國主義的需求會弱化內部的區隔——雖然從不能讓它們消失。這種愛國主義要麼是由政府倡導，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要麼是由大眾推動，比如「9·11」事件之後美國的反應，以及如今正在進行的「反恐戰爭」。
實際上，戰爭和美國身份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大多數國家都有暴力的歷史，美國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理解諸多關係鬆散、重度依賴奴隸勞動力的殖民地如何走到一起，以及最後竟以自由和平等之名推翻殖民地政權，則需要全面分析當時各方面的動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殖民者在解決美洲土著部落和英國皇權給殖民地帶來的問題時，都是通過衝突來確立新世界的身份。在這裡，衝突與新世界身份之間的關係很早就得到了鞏固。
在美國還未建立之前，來到這片土地上定居（有些時候僅僅是短暫定居）的主要是歐洲移民、傳教士、軍隊和商人，而驅使他們來到這裡的原因正是歐洲的宗教衝突。因此，從最開始，衝突就充斥著整個移民過程，也體現在歐洲外來者對美國土著人的態度中。早期宣傳家努力說服歐洲君主和商人，讓他們相信「新世界」既能傳播宗教也能帶來利潤——那裡有需要皈依的土著人，也有錢可賺。這些說辭將掠奪與宗教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種致命的結合體，在這種背景下，衝突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當然，這個國家的軍事起點是在最終的殖民衝突中，也就是美國獨立戰爭中被建立起來的。這場戰爭將國家和公民服務的概念聯繫在一起，也將美國國家主義與戰爭聯繫在一起。
獨立戰爭結束後，對於這場戰爭的講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當時民眾的愛國熱情，因為這種熱情並不總是確切存在的，但不管怎樣，當時那些應召參戰的民兵的確因創造了軍事理想上的一段佳話而流芳百世。這不應該被誇大，但也不應該被低估。在今天的美國，戰爭退伍軍人約占成年人口的10%，從大局看，10%並不是一個壓倒性的比例，也很難被稱為全民皆兵。不過，退伍軍人以及戰爭給他們帶來的後果，在美國政治和社會以及國防預算方面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因為相比總人口的投票率來講（60%），有更高比例的退伍軍人參與投票（70%）。
在這一背景之下，毫不意外，美國國家身份的特點就是在戰爭中打造團結，並強調自由是國家身份的支柱。不過，就算在這個國家誕生之前，這個「新世界」中的自由也有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兩種內涵。如同當時的標語所講，自由不是免費的。當然，它從來都不是。早期歐洲殖民者的自由侵犯了土著民族業已享有的自由。如同美國獨立戰爭中保皇派所表現的那樣，不是所有美國人都追求，或者必然會歡迎免受君主統治的自由。自由是美國實驗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則，但最為大肆宣揚這一原則的人卻是奴隸主。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將啟蒙運動描述為「人類意識的解放」，啟蒙運動在18世紀也許影響了美國革命，但它並沒有讓作為美國革命者的奴隸們獲得解放。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獨立宣言》（1776）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實際上，這些如此冗長的「真理」只對那些要麼是白人男性精英，要麼是接近或有潛力成為這些人的群體有效。即使對於白人男性精英而言，這些真理也只是部分得以實現。當英國激進民主主義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說服美國人相信他們的事業是「全人類的事業」時，雖然美國人已經完全做好準備接納他的話，但他們還是將這個信息置於共和主義意識形態的背景下解讀，在發揚平等和自由的同時，仍在捍衛著奴隸制。借助市場和傳播網絡的發展，各個殖民地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建立起一個政治和文化的團結體。而實現這一概念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一些人來講，只有當所有人都獲得自由時，這個國家的理想才能最終實現。對於另一些人來講，這個國家的未來只有當一些人終生為奴時，才是安全的。19世紀中葉，當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內戰中奮力維持國家統一時，有一項真理對他是不言自明的。「我們都宣稱為自由而戰，」林肯評論道，「但我們雖然使用了同一個詞，表達的意思卻是不同的。」
美國內戰之後，奴隸制最終被廢除，但是種族和民族區隔仍舊存在。尤其是當美國人為了完成自己的「昭昭天命」、自己在地球上的霸權向西部延伸時，美國身份也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修正和提煉。19世紀末，美國通過美西戰爭的形式嘗試涉水國際事務。在這一時期，盎格魯—撒克遜人在美國的持續主導地位本就遭到一些挑戰，而種族、移民、犯罪和城市問題更是讓情況惡化。這時候，參加過美國內戰的一代已經掌控了政治權力。他們年輕時的經歷使他們頗具智識，但卻並不一定會讓他們或者這個國家對新世紀——所謂的「美國的世紀」——的到來做好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美國在經濟，也許還包括文化層面佔據了全球性統治地位，「美國的世紀」才真正開始。
不過，「美國的世紀」卻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中，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又被越南戰爭所主導。在這一歷程中，美國國家的理念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美國的國家故事原先講述的是以種族為核心的公民國家，現在則開始強調被排斥者為挑戰這種排斥所做出的努力。人們開始重新關注美國的文化多樣性，因此，美國一直以來對於公民理想的現實的自滿情緒變得更加複雜。同時，它還強調了美國建國者在起草《獨立宣言》建立的包容性前提。正如林肯所說，通過這一前提，所有美國人，無論祖先來自哪裡，都可以宣稱這個國家「就像寫下《獨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樣」。同樣，在這一背景下，大西洋世界範式不僅可以平息國際世界的恐懼，還可以強調這種公民理想的力量。它突顯出這個國家的邊境不僅容易讓移民進入，也容易讓國際影響力——如果不說是國際勢力的話——滲透進來，並且這個國家在對於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國家主義、區域主義、戰爭、身份、人種、宗教、性別和種族的理解上多麼易變。
當然，直至今日，如何讓這種公民理想與現實相符或者甚至只是相近，仍然是美國面臨的一個緊迫問題。對於這個地理、人口和文化都錯綜複雜的國家而言，這個問題尤其棘手。美國研究普遍對於美國如何輸出自己的民主理想、如何將之強加於美國以外的地區這一問題更感興趣，但有時卻低估了這個國家自身在歷史中為了實現這一理想經歷了怎樣的掙扎。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如果說這個新世界的「巨人」總是發現自己處於一個矛盾的位置上，一邊在海外「傳授民主」，一邊在海外「強求解放」，那麼，美國自己的歷史——不管是在19世紀60年代還是在20世紀60年代——則提醒我們，美國在國內也經常被迫展開相似的過程。與其說這是一種矛盾，不如說這是一種模式，一種在公民與種族、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間保持平衡的困難行為。在一個似乎想要為他人實現自己仍在奮力爭取的目標的國家裡，這種行為算不上多麼陌生。它所面臨的挑戰、所做出的選擇、所達成的妥協是所有國家都必須思考的問題；在如今這樣一個世界中，傳播幾乎實現瞬時性，所有邊界都可以被打破，移民問題、宗教偏執和種族區隔帶來的挑戰繼續威脅著現代民族國家的穩定，這些問題越發需要得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