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北興起而入主中原的清朝必然會激起漢人攘除夷狄、同仇敵愾之心。這對清朝而言是大問題，讓統治者們繃緊了神經，因此難免屢次發生悲慘的文字獄。
當清朝採取了漢人的獨裁政治體制後，從東北入關的滿洲民族成為特權階級，清朝成為滿族人的共有物，滿洲人整體來說並不喜歡採用凌駕於漢人之上的政治體制。清朝的皇帝對於滿族人是獨裁君主，對漢人也必須是獨裁君主。甚至可以說，只有建立在滿族人和漢人兩大支柱的實力均衡之上，清朝才能實現安定。雖說如此，但滿族人口稀少、文化落後，單憑武力強大一點，即使在鐵炮等先進武器普及之後，總體而言滿洲的實力也甚不可靠。然而清朝因本身是滿族人所建立，在危急時刻能夠依靠的無外乎滿族人。如果漢人污蔑滿族人，將滿族人當作夷狄對待的話，無論是清朝還是滿族人都無法保住其在中國的地位。因此其不得不用盡一切手段來根絕眾多漢人的攘夷思想。若是在漢人的王朝，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在清朝統治之下就需要被當作重大事件來處理，這正是文字獄發生的原因。雍正年間的文字獄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單純因為誹謗朝政，另一種明顯是因為攘夷的言論，而且我們必須看到兩者中都潛藏著民族問題的暗流。最初的文字獄是與年羹堯垮台密切相關的汪景祺事件。
清朝初年以來，佔據蒙古西北、阿爾泰山麓、天山山脈以北的遊牧民族準噶爾部強盛起來。康熙帝之時因準噶爾部侵入外蒙古，外蒙古喀爾喀部投降清朝，請求保護，康熙帝親征外蒙古，打敗了準噶爾部的英雄噶爾丹。正是從此時開始，外蒙古心悅誠服地歸附中國。
在外蒙古被大挫銳氣的準噶爾部勢力向南延伸，天山南路的清朝軍隊迅速投降，接著準噶爾越過崑崙山脈，征服西藏。正如前述，康熙帝末年，清朝以十四阿哥為大將軍，在青海擊破了準噶爾部之兵。助十四阿哥一臂之力、實際指揮軍事的是川陝總督年羹堯。年羹堯雖然是漢人，但他是出身於在入關之前就歷代侍奉清朝的漢軍，而且文筆很好。年羹堯率兵追擊準噶爾部敗退之兵，進入西藏，開始著手平定西藏。
雍正帝即位後，立即將十四阿哥召回北京，命年羹堯取而代之成為大將軍。年羹堯的妹妹在雍正帝的後宮深受寵愛，被授予貴妃稱號，擁有僅次於皇后的尊貴地位。因為這層關係，在雍正帝完全掌握權力之前，年羹堯手握重兵、遙為後援，無疑對雍正帝鞏固帝位產生了有利的影響。
然而，雍正帝在北京作為主權者的地位逐步穩固下來後，便苦於年羹堯權力過大。特別是在雍正元年年末，青海叛亂，年羹堯令部下岳鍾琪鎮壓了這次暴動，這讓年羹堯的威權大增。為了獵取官位而進行活動的人都奔到年羹堯身邊，通過他的推舉獲得官位。另外，朝廷中還有大臣隆科多，與年羹堯相互勾結，左右人事。這是獨裁君主無法容忍的事情。
年羹堯從陝西呈遞的奏折中，對雍正帝用了「夕陽朝乾」這個詞語。他本來是想寫出自《易經》的語句「朝乾夕惕」，即朝亦勤勉、夕亦勤勉之意，卻把字寫錯了。雍正帝看過後大發雷霆：
若是《易經》中之語句「朝乾夕惕」尚還意思明瞭，年羹堯不僅故意書為「夕陽朝乾」，還將文字錯書。年羹堯乃讀書之人，自然不可能出於疏漏而誤寫。想必是說朕的行為稱不上「朝乾夕惕」，甚至正與之相反。若是如此，不妨明說！
這看起來完全是無理取鬧、尋釁滋事，但實際上對於年羹堯目前為止的種種不端行為，特別是干犯天子大權的事實，雍正帝證據確鑿，只是還沒到揭發他的時機。
〔年羹堯薦胡期恆為甘肅巡撫，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朕觀其人甚屬卑鄙下賤。〕後揭參金南瑛，為怡親王曾奏薦，〔並非無才之人。〕〔薦舉胡期恆之類以肆其蒙蔽也。〕
年羹堯部下命西藏的番人服苦役，導致其離叛，朕詰問其經過，竟稱此前業已奏報完畢，但實際上一次都未曾報告過。為何如此說謊？必須給朕回奏。
實際上，回信後不久，年羹堯便被免職了。接著在其左遷為杭州將軍的赴任途中，雍正帝的詰問一條接一條如下雨一般：曰鹽專賣權醜聞；曰官吏侮辱事件；曰貪污軍費；曰亂殺無辜事件；曰人事變動不公……總數多達十多條。
從另一方面說，年羹堯對雍正帝是什麼樣的天子缺乏清晰的認識。他習慣了康熙時期寬大的政治，哪怕稍被譴責，仗著自己軍功卓著，同時妹妹又是雍正帝寵愛的貴妃，處罰也會不了了之，因此他從不將其放在眼裡。他將在任職期間囤積的如山般的財產分別用二十輛車、七八十艘船運往杭州，寄頓於途中各處的熟人處，即使萬一有失，憑借這些財產也可安度一生。到達杭州時，陪同的人包括家庭成員共千餘人，僕人之下還跟隨著伺候僕人的僕人。其豪奢之甚宛如日本的大名出行的儀仗一般。雍正帝命令地方官調查年羹堯的財產，單不動產就有土地二百九十七頃，房屋一千二百間。雍正帝聽聞此事後更加怒不可遏。
當雍正帝表明了要堅決徹底地追究年羹堯之罪的意思後，內外官吏爭先恐後地揭發年羹堯的罪狀。每一條罪狀都令年羹堯的爵位和官位降低，轉瞬間他被剝奪杭州將軍的職位，成為一介平民。而且在此之後罪狀依舊接連不斷地增加，政府匯總這些罪狀參劾年羹堯，竟列出大逆之罪五條、欺罔罪九條、僭越罪十六條、狂悖罪十三條、專擅罪六條、貪婪罪十八條、侵蝕罪十五條、忌刻罪六條、殘忍罪四條，總共九十二條罪狀。最終，年羹堯免於斬首，被令自裁，長子年富被判死刑，十五歲以上之子被判流刑，全部家產被抄，時值雍正三年十二月。
最令人感歎憐惜的是年羹堯的妹妹年貴妃。在針對她哥哥的判決下達之前，雍正帝被告知年貴妃病重，他下令若其病故則以高一級的皇貴妃之禮入葬。被明確給予期限的病逝意味著什麼不言自明，這不僅對年貴妃而言是悲劇，對雍正帝而言也絕對是沉重的悲劇。獨裁君主不得不犧牲他的家庭生活。
有一事值得注意，即年羹堯被參劾的罪狀之中最為嚴重的大逆之罪導致汪景祺連坐之事。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私人秘書，是當時有名的文人。他將在受年羹堯延請後奔赴西部的途中見聞寫成《西征隨筆》，其中包含甚為僭越的內容。年羹堯讀過此書，知道這些內容，但並沒有參奏揭發他。這本書自然立即被清朝禁止出版發行，因此寫了什麼內容在當時是沒人知道的，然而近年這本書在北京故宮被發現了。
現在我們看過便知，果然到處都是讓雍正帝讀後會生氣的地方。他寫到滿族人去做地方官，因為不懂漢文，不能在所到之處順利施行政治，即使如此也沒有多少地方發生叛亂，這完全是僥倖；還稱自雍正帝視為眼中釘的年羹堯任陝西總督後，施政周全，政治面貌煥然一新。最令雍正帝憤怒的是書中如下一個小故事：
先帝南巡杭州，杜詔方為諸生，於道左獻詩，先帝頗許可之，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啟視，則「雲淡風輕近午天」四句也。某作七言絕句云：
皇帝揮毫不值錢，
獻詩杜詔賜綾箋，
千家詩句從頭寫，
雲淡風輕近午天。[1]
這麼說多少有些苛刻，就算不是雍正帝也會生氣的，而且僅僅是諷刺的對象是天子這一點就比較麻煩了。何況這個故事揭露康熙帝學問方面的幼稚，那麼自己會不會也因為是異民族而動輒被中國的文化人蔑視呢？過慮的清朝天子一下子怒火中燒。汪景祺被處斬，其妻被發遣到東北北部邊疆為奴。汪景祺自己在書的序文中寫道：
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義論悖戾，則心之所激而成也。
如此說來，汪景祺還是有自知之明的吧。雍正帝在翻閱首頁時題字：
惜見此之晚。
這句話現在依然留在書上，墨色分明。
因年羹堯事件連坐的還有一個文人——錢名世。他是當時有名的作家，但因贈年羹堯詩讚美其平定西藏之功而觸了雍正帝的逆鱗。對他的處罰與眾不同，雍正帝親自為他揮毫寫下「名教罪人」（道德上的罪人），製成匾額，命他掛於家門之上；並且不厭其煩地下令讓朝廷官吏中善於寫文章的人各自作詩一首，譴責他離經背道的行徑，並匯成一冊贈予錢名世，讓其自費出版，並頒發給天下的學校各一冊。該書的序文為雍正帝親自所作。
接下來發生的文字獄是查嗣庭案。查嗣庭作為朝廷官吏被任命為江西省鄉試（科舉的最初級考試）的正考官，考試題目出的是「維民所止」一句。這是《詩經》中的句子，意為「這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但有人揭發「維止」二字是「雍正」二字的去頭。雍正帝單憑此事不能將其治罪，因而搜查其家，發現兩本日記，其中有誹謗康熙帝的政治的語句。然而無論如何，這個事件作為大逆罪處理似乎證據不夠充分。在監獄被拘禁期間，查嗣庭病逝。後來雍正帝下達判決，查嗣庭被戮屍梟示，他的子孫被處以流刑，財產被抄沒。原來查嗣庭被雍正帝盯上，是因為他被認為是朝中大臣隆科多的黨羽。當時，隆科多與年羹堯內外勾結，多有專權的舉動，因此受審，不久被參劾，共有四十一條罪狀，但他畢竟是擁護雍正帝登基的功臣，因而沒有被處死，僅被處以監禁之刑。
這些文字獄的登場人物以浙江人居多。汪景祺和查嗣庭是浙江人，接下來將要登場的呂留良也是浙江人。雍正帝大概是憎恨浙江人的。為了警戒眾人，雍正帝命令取消浙江省的鄉試。被取消鄉試意味著該地區的人無法成為官吏的候補者，這對當地人民來說真是沉重打擊。即使對清朝抱有反感，他們也依舊渴望得到官吏的地位。幸而浙江總督李衛受到雍正帝喜愛，在他的勸解下，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在年羹堯悲慘地結束了一生後，取而代之成為四川、陝西、甘肅三省總督，負責西部邊疆軍事的是岳鍾琪。此人姓岳，傳說是南宋忠臣岳飛之後。若是岳飛的子孫，就應當如同岳飛一般，為了漢人將異民族建立的清朝視為仇敵並與之鬥爭到底。因此，有個叫張熙的人特意前去勸他謀反。岳鍾琪大驚，趕緊將張熙綁縛送至朝廷。張熙是被他的老師曾靜教唆的，因此朝廷將罪魁禍首曾靜逮捕歸案。審訊曾靜後，雍正帝才意識到一部分中國人的反清思想根深蒂固、揮之不去，這從根本上動搖了他的自信。
在此之前，從順治朝到康熙朝初期，浙江省有一位名叫呂留良的文人，他是遵奉朱子學的學者，抱有強烈的反清思想，終生不仕，隱居而終。他留下了文集、日記等著述，其中不僅包含反滿思想，某些還被印刷出版，廣為世人所知，他死後被尊如聖人，甚至歷任地方官都會前往其祠堂致敬。曾靜的民族革命思想不外乎是與呂留良的著作產生共鳴的結果。通過訊問曾靜，雍正帝得知呂留良的思想在漢人之間廣為流行，他密書浙江總督李衛，命令押收呂留良家的一切文書。
李衛其實也曾受呂留良的名聲所惑，為他的祠堂贈過匾額。接到命令後，李衛大驚失色，逮捕呂留良的三子，將其他家人監禁在家中，因書籍甚多，一時難以搬運，在書架上悉數貼上封條，製作目錄，僅將必需的書籍送至北京。雍正帝對李衛說：
〔斯事朕談笑而處之。無故加之不怒一語，朕生平所長。若謂此等遂致淆亂胸懷，則汝為不知汝君之臣矣。〕
這一番話還是無法掩飾雍正帝心中的動搖。對於這起事件，從東北出身的總督鄂爾泰和雍正帝之間的往來文書中可以看到如下語句：
〔鄂爾泰：國家一統垂八十餘年，聖聖相承，教養備至，而漢人之心思終不能一視，滿洲之人物猶未能爭光。每一念及，臣竊有餘恨。
雍正帝：歎息流涕耳。
鄂爾泰：逆賊曾靜者實甚於禽獸之人。禽獸中之惡禽獸。
雍正帝：為朕放心，絲毫不必憤悶。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聽之。〕
雍正在對曾靜進行審訊的過程中，看出他是個愚蠢正直的農民，卻意料之外地容易相處。針對曾靜直率地列舉出責難雍正帝的二十七條，雍正帝逐條解釋清楚，證明其都是憑空捏造的，接著再詢問曾靜對他的解釋的意見，曾靜最終俯首認罪。雍正帝集中精力反駁的是曾靜提出的「清朝因為是異族統治，所以不是正統的君主，漢人沒有對其盡忠的義務」這一觀點。
自古無無君之民。有君則必須盡忠，此乃自然之理。中國之聖人亦如此教誨。忠義乃為人最基本之道，反之則不為人。如此若論誰是真正的君主，君主乃天命所歸。此亦正如中國聖人所教導。是天命所歸之君不分漢人還是異民族。不，我朝雖為異民族，卻無有如我朝仰承天命得國之正者。試想，中國乃革命之國，王朝屢經更迭，開國皇帝於前王朝而言則為謀反之人。明太祖自元朝看來無非是光棍。我清朝與之不同。興於滿洲，〔我朝之於與明則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天命傳於我朝。非我亡明，明自取滅亡。明使生靈塗炭，我朝為拯救生民而治中國。縱觀歷史，得天下之正者無過於此。若因是異民族則不可，經書之中不亦記載舜為東夷之人。漢人因蒙古人是異民族而鄙視之，蒙古人亦蔑稱漢人為蠻子，如此相稱乃後世至卑至陋之見。忠義乃中國聖人所教萬世不變之教訓，為超越民族的、有價值之道。[2]
雍正帝以與曾靜的問答為核心編纂了一本書，以《大義覺迷錄》為名出版。從這本書可以看出，曾靜招架不住雍正帝尖銳的反問，稱自己是「彌天重犯」，即犯下彌天大罪的罪人，一味地懺悔。但這不能僅僅理解為他只是被帝王的權力壓制，或者是雍正帝對其施加精神上的拷問，強迫他招認。曾靜是山野農夫，僅僅以傳聞為話柄，對雍正帝進行人身攻擊，若是在今天的法庭上接受審判，也會因沒有證據而處於明顯不利的局面。曾靜最終示弱，無條件投降，也只是因此而已。
雍正帝從曾靜派弟子勸說謀反的目標——岳鍾琪以前所奉上的奏折以及皇帝回復的朱批諭旨中選出數十封，讓曾靜閱讀。這些書信展示皇帝對岳鍾琪的信任多麼深厚，岳鍾琪對皇帝如何忠誠，目的是讓曾靜領悟到他的勸誘完全是癡心妄想。除此之外，雍正帝還讓他讀了數百封自己與各省總督等之間的往來文書，目的是讓他知道皇帝是何等關心天下政事，何等勤勉。曾靜最終完全被感化了：
彌天重犯昔雖冥頑，同於禽獸，今得被化，幸轉人胎。天子無一時一刻，不以愛養天下蒼生為念。若聞一處旱澇，即憫念憂形，不惟減膳，甚或飲膳不御，殫竭精誠，為民祈禱。自朝至暮，一日萬機。一應上任官員無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見，各省督撫奏折件件御覽，毫不遲延，直至二三更。因不知曉，身犯寸磔之典，死有餘辜。豈料既超禁處廈，還給食賜衣。重義透髓，一字一泣。謹供。[3]
不可思議的是，引發這麼大事件的曾靜和張熙卻免於死刑，得以活命。雍正帝認為：
汪景祺因對聖祖仁皇帝肆行謗議，不能倖逃國法。然曾靜之訕謗之語乃謗及朕躬。若所言字字皆虛，與朕躬毫不干涉。此不過如荒山窮谷之中，偶聞犬吠鴞鳴而已。伊已悔過感恩，朕赦曾靜，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於改過之人，無不可赦之罪。
朝廷大臣認為此不足以警戒後世而再次上奏請求將其治以重罪，但雍正帝不予理睬，說：
天下後世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皆朕身任之，於臣工無與也。諸王大臣官員等不必再奏。
然而，雍正帝對呂留良一家的處罰很重。因為這是發生在康熙時期的事情，康熙帝最終對此一無所悉便與世長辭了。目標雖然是先皇，但所犯的罪亦不可饒恕。呂留良被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子呂毅中被問斬，一家被流放至東北為奴。判決書之後附有但書，特別強調並不禁止出版呂留良的著作，以顯示皇帝的胸懷。
該事件自雍正六年開始，至雍正十年年末最終結束，是個歷時五年的大疑案。正巧在這期間，蒙古西北部的準噶爾部再次蠢蠢欲動，清朝面臨必須再次出兵與其交戰的情勢。即使岳鍾琪在曾靜之事中始終表示出謹慎的態度，雍正帝也認為不能僅僅依靠漢人武將，產生了要任用滿族人的大將，讓他們立下赫赫武功的願望，定要讓漢人們刮目相看。於是，誰是滿族人中最合適的將軍人選呢？他在尋覓之時將目光停留在了傅爾丹身上。
傅爾丹出身於滿洲名門，作為內大臣長期侍奉康熙帝，並且也在沙場歷練過。雍正初年他再次擔任內大臣，隨後又擔任相當於日本內務大臣的吏部尚書。傳說他赬面美髯、威風凜凜、武藝高強，因此受到雍正帝信任。當然，能被雍正帝選中的，一定是格外嚴謹、正直的人。雍正七年三月，傅爾丹被任命為大將軍，挑選國內精銳兩萬四千人出征。準噶爾部得到消息，由於尚未做好防禦準備而提出議和，因此決戰的時間被拖延了一年左右。但是雍正帝從最初就明白準噶爾部並無絲毫講和之心，雍正九年伊始，傅爾丹出兵蒙古西北，進駐科布多城，等待進入準噶爾部領地的機會。準噶爾部首領策零認為既然無論如何都無法避免與清朝軍隊一戰，希望挑選一個對於自己最為有利的地點作為戰場。於是他故意派出間諜，讓其假扮投降之人來到傅爾丹身邊，假稱準噶爾部現在正麻痺大意，機不可失，若是發動突襲，必能將其全殲。傅爾丹一聽，不顧參謀等人的諫言，急忙命令全軍出動。
清軍從科布多城向西進發百餘公里，在和通淖爾（和通呼爾哈諾爾）附近遭遇佔據要地、嚴陣以待的準噶爾部大軍。既然已經無路可退，清朝軍隊也下定決心準備開戰。然而這正中對手下懷，戰況從一開始便對清軍不利。前來援助的蒙古兵首先臨陣脫逃，清軍陷入敵軍的四面包圍。有名的將軍相繼倒下，戰死沙場。傅爾丹喬裝突圍，好不容易逃回科布多城，但四散奔逃、最終回來的人總數不到兩千。
在出兵之前就有一些人預言傅爾丹將會敗北。岳鍾琪訪問傅爾丹陣營之時，看到牆壁上掛著許多刀槍，感到十分不解，便詢問他。
此皆吾所素習者，懸以勵眾。
這就是答案。
為大將軍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
岳鍾琪如此自言自語地退下了。大概是岳鍾琪與傅爾丹討論了戰術策略但意見不合，看到整排武器後留下如此言論吧，但是預言不幸言中。雍正帝后悔自己看走了眼，雖然傅爾丹在敗北的報告中懇請處以重罪，但雍正帝並沒有特別責備他。
自古以來，提拔政治家容易，選任大將困難。政治家更換多少次都不甚緊要，而大將一旦任命便不能頻繁變動。而且，戰爭是一戰定勝負，失敗了便無法挽回。諸葛孔明雖然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是在戰爭上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都不甚擅長。雍正帝任用年羹堯和岳鍾琪的話就不會有問題，但他為了凸顯傅爾丹，遺憾地斷送了這次戰爭。值得一提的是，出於民族成見，想要讓滿洲出身的大將建立戰功，這是雍正帝的國粹主義導致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