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十點、十二點才入睡，早上四點以前起床，清醒的時候完全投入到政事之中沒有片刻閒暇，完全獻身於政治的雍正帝的勵精圖治值得後世高度評價。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由於採取獨裁政治的形式，雍正帝無論如何苦心孤詣都無法得到同等的回報；同時，也必須考慮到，當時的中國很難採取君主政體以外的政體，若是採用君主政體，唯有進一步推動從宋、明以來在中國逐漸發展成熟的獨裁製。
清朝自東北勃興、與明朝正面對峙前後，正值西方文藝復興運動與宗教改革運動告一段落之時，舊教中的耶穌會的傳教士為了傳播福音，絡繹不絕地跨越波濤、千里迢迢地來到中國。清朝入主北京、成為四百餘州之主的時候，發現那裡有兩種相異的新文化，即漢人的漢文化和耶穌會傳教士帶來的西洋文化。公平而視，西洋文化要優秀得多。康熙帝是西洋文化的愛好者。他經常將傳教士召入宮中，讓其侍講數學和物理學等，有時甚至想要學習拉丁語。他在朝廷上召集大臣，向漢族大臣誇耀自己所學的新知識，如「在中國的數學中，自古以來以直徑的三倍計算圓周，但實際上是三點一四一五九倍」等。無論是漢文化還是西洋文化，在滿族人來看同樣是異文化，康熙帝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都更被西洋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康熙帝令人編纂的百科全書《圖書集成》一萬卷的最後插入了機械的圖畫，雖然使用機械的人物的衣服被改成了中國樣式，但力點符號則仍用字母表示。因此康熙帝批准傳教士的請求，允許他們在中國傳播基督教。
雍正帝正與之相反，他是漢文化的愛好者。對於雍正帝而言，完美無缺地統治中國是至高無上的使命，無論行動還是信念都以此為出發點。統治中國則必須成為中國式的獨裁君主。而且，獨裁君主制的理論依據只有在漢文化中才能找到。於是雍正帝自身在四十五年的藩邸生活期間，積澱了深厚的漢文化底蘊。他把禪學等也當作漢文化的一種納入了學習範圍。作為漢人國家的獨裁君主，為了君臨天下，自己也必須是不落人後的中國傳統的文化人。與之相反，西洋文化一向對政治沒有什麼補益。如基督教，他一方面承認基督教與所謂的邪教性質不同，另一方面又因為預料到將來的紛擾而將之禁止。如果說文化是一種力量，遠離祖國的西洋文化，在當時終究無法與漢文化相匹敵。如大炮、火槍，在中國一經仿製，立刻轉化為中國用於對抗西方的力量。西洋文化在向中國滲透後又經過百年時間，經歷了產業革命的洗禮，成為在其他世界無法立即模仿的新銳文化後，再次逼近中國之時，才成為毫無懸念的勝利者。
雍正帝的獨裁政治雖然形成於異民族的帝王之手，但達到了過去的漢人帝王也無法企及的高度。恐怕在獨裁政治的範圍內，能夠達到如此發達的形式的確曠古爍今，更何況中國幅員如此遼闊。讓獨裁製產生、發達的正是中國的廣闊，而同時嘲笑獨裁政治無力的也是中國的廣闊。甚至在雍正帝的獨裁政治下，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政治力在廣闊的領域面前顯得很不徹底。
雍正七年秋，皇帝下達嚴令，讓江南、江西二省總督范時繹緝捕大盜趙七。范時繹立即通報安徽巡撫魏廷珍、江西巡撫謝明，巡撫們繼而寫文書命令下級文武官吏四處奔走、尋找趙七，但最終甚至連趙七身在何處都無法得知。像這樣的大盜聯絡廣泛，收買官府的吏員，即使政府布下天羅地網，趙七照樣可以遠走高飛。雍正帝捶胸頓足，感到萬分遺憾：
聽聞〔汝等地方上縱令此等大盜公行無忌〕，長江之上不能安行，朕據所獲情報，〔書趙七名姓交發汝等〕，又致令遠颺，成何體統。緝捕盜賊理應秘密探知其行蹤襲擊住所，若是〔遍行文書、傳播風聲，〕只會令盜賊聞風逃遁。〔將此相機密為之事委交汝等庸愚督撫即朕之誤。〕若李衛、田文鏡不至如此糊塗。
趙七終究還是沒有被捕獲。即使擁有如此強大威力的獨裁君主，無論如何也有無法觸及社會各個角落的時候。
然而對雍正帝的獨裁政治而言，其最強大的敵人不得不說是被要求去追捕大盜趙七而最終讓他逃脫了的官僚機構。不管雍正帝多麼激動和焦躁，許多官僚對此也只是冷眼旁觀，甚至妄圖加以批評，畢竟李衛和田文鏡等人只是鳳毛麟角。
歸根結底，在雍正帝的理想中，官僚只不過是為了工作而被驅使的道具罷了。他們不能有文化生活，不能沉浸於文人的趣味中，最重要的是不能為了子孫後代積蓄財產。如此一來，特權階級就不存在了。對雍正帝而言，特權階級的存在本來就是不合理的，所謂特權僅指天子一人所擁有的獨裁權，天子以外的萬民只有完全平等的價值。因此他解放了地方上的賤民。山西省的樂戶，浙江省的惰民、九姓漁戶，安徽省的世僕等賤民階級從此以後得到與良民毫無差別的待遇。下層人民的生活得到保證、治安得以維持的話，則清朝可以延續到子孫萬代，相反則難保不久之後人民會爆發革命、顛覆清朝。
當時的中國實際上存在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地方的農民和城市的勞動者窮困潦倒，無法獨立生存。極端地說，他們處於只有將勞動力完全賣給資本家才能勉強苟活的狀態。換言之，生產所需要的資本掌握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從資本家之中選拔出來，做學問、中科舉、走上仕途之人便是官僚。官僚是資本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官僚與資本家的結合甚為密切，官僚掌握政權以擁護資本家，資本家分出一部分利益為官僚做後盾。這種結合從實際的運作方法來看絕不公正，多數情況下採取特權與賄賂交換的形式。
雍正帝企圖切斷這種結合。支給官僚養廉銀，即令其至少可以維持生活的任職地補貼。因為官僚應當是天子的公僕，而不能是資本家的私僕。這樣的「新生活運動」在理論上正確無疑、無可置喙，但給過去一直串通一氣的官僚和資本家帶上了約束的腳鐐，雙方明顯痛感不便。不僅限於這個問題，在清朝，對任何社會問題不滿的聲音立即會驅使人心轉向民族革命和攘夷思想。
曾靜事件中就曾出現過這樣的狀況。他站在社會改革論的立場上，憎惡世上盛行的不正義行為，指出所有社會的不合理不僅是宋、明以來的積弊，更是清朝施政不周的結果，其鋒芒直指雍正帝。然而曾靜所指摘的社會的不公、貧富懸殊、官僚與資本家勾結等陋習也正是雍正帝想要竭力摒除的。這也許是曾靜在雍正帝面前最終屈服、雍正帝也赦免了曾靜的理由之一。馴服像曾靜一般的空想家易如反掌，困難的是馴服社會上擁有實力的人——官僚和資本家。
雍正帝的統治時間僅有十三年，他的王朝按常理說並不是那麼短暫的，但與總體而言統治時間較長的清朝其他諸位皇帝相比甚為短暫。但是雍正帝式的施政方式最多只能維持十三年左右可能就達到極限了。我這麼說有兩層意思。第一，雍正帝這樣的天子獨斷萬機，個人能力和健康終究不能持久。雍正帝非常中意的李衛某次敘述下屬官吏的無能：
我的布政使彭維新〔非懶惰偷安有心遲延之人，〕緣此人過於小心。文書收發〔柴米瑣屑必親自經手，是以每日辦事必至四更仍然諸務叢集。臣見其為案牘所困深加憐惜，〕不得不代為辦理，而臣有總督之事，〔豈能事事周到而保無貽誤也。〕
對於李衛的抱怨，雍正帝安慰道：
〔大笑覽之。卿與之同處一城，日逐代一藩司辦理事件即雲難勝，恐致貽誤，朕代各省督撫辦理者十居六七，恐致貽誤之念更當何如耶？〕
其實，連地方官的工作也不得不分擔的施政方式只有雍正帝才能夠做到，但即使是雍正帝，最終能否堅持幾十年也值得懷疑。縱觀歷史上的帝王事跡，梁武帝、唐玄宗、萬曆帝在即位之初都是勵精圖治之君，但中途厭倦，將政事委於臣子，因而適得其反，政治出現日益混亂的傾向。若是雍正帝更為長壽，糟糕的話可能心氣一變，對政事草率了事，若不然，則可能因身體有恙，或者老耄昏庸，總而言之，難以維持像從前一樣緊張有序的政治光景了。
第二，前文已提及，官僚和資本家階級的不滿已經積攢了十三年，因為還處於適當的程度故而隱忍未發，若是超過這個限度一直持續下去的話，就會以某種形式爆發出來。前文提到曾靜的自白書，其中列舉了數條對雍正帝的個人攻擊，可知地方讀書人無論何時都對他有著根深蒂固的反感。雍正帝駕崩時，一般官員是不是都會產生「哎呀呀，總算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呢？世間流傳著雍正帝是被女劍客所暗殺的傳言，也可以被視為知識階層的希望所映射的影像。因為雍正帝確實是在某些方面被詛咒「早點死才好」的天子。
雍正十三年八月，這個歷史上無人能與之比肩的獨裁君主因病逝世。他的嫡子寶親王即位，是為乾隆帝。乾隆帝即位後，清朝的政策立刻發生巨大轉變，回歸到康熙時代的寬大政治。出人意料的是，這次政策轉換的中心人物正是備受雍正帝信任的滿族人鄂爾泰和漢人文人政治家張廷玉。張廷玉是安徽省桐城人，生於官宦之家，進士出身，是典型的官僚，雍正三年以後連續擔任內閣首班、大學士之職，設立軍機處後，兼軍機大臣，被雍正帝稱為股肱之臣。
進入乾隆時代，鄂爾泰與張廷玉並列佔據朝廷官僚的首班，代表滿族人與漢人兩大勢力，但是二人對於改變原來的施政方針並無異議，大概因為他們二人一致認同若不是雍正帝就無法施行雍正帝式的政治這一觀點。但也許二人最終在目的上多少有些不同。鄂爾泰因為是滿族人，總是站在滿族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若像雍正帝一般無視社會上有權勢者的意向，則滿洲民族的前途、與之唇齒相依的清朝的前途令人擔憂。君主掌握著政治上最終的決定權，因此無論多麼有權勢的官僚，上面的一句話就可以讓他沉默，甚至能夠將他消滅。但是，這是一個個單獨的官僚，而不是官僚階級。雍正帝的努力終於改變了官僚組織中極小的一部分，但官僚制度依舊存在。不受擁有這種不死之術的官僚階級的歡迎，就不是為清朝著想。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官僚的私慾，允許他們與資本家勾結，讓清朝與他們利益相關、休戚與共，這才是讓清朝永存、保持滿族人的既得利益的最為安全的方式。
與之相對，漢人張廷玉的想法又有些許不同。漢人的文化是不滅的，無論在政治上被何等異民族王朝控制都毫不動搖，這一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已經被證明。異民族王朝的漢化是歷史的必然，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無論是什麼樣的王朝，只要是漢文化的保護者，漢人的上策是支持這個政權。漢人希望清政府不要多管閒事，讓漢人自治，只在武力上提供保護，使之不受外敵侵害便好。但是，漢文化換句話說就是儒家文化，而雍正帝的做法怎麼看都傾向於法家。委任大臣做大臣的工作，委任地方官做地方官的工作，既然委任便不再橫加干涉是儒家的政治。這也是最為自然且永久的方法。像雍正帝一般法家化的、連地方官的工作都想帶到宮中親力親為的做法讓人不敢恭維。清朝適當地尊重漢文化，作為漢文化的保護者就可以了。換言之，優遇學者，讓官僚生活富足。因為他最終也是為了清朝，所以如此引導清朝也成為他作為臣子盡忠的理由。
無論如何，在乾隆以後，清朝與知識階級、官僚階級最終融為一體。從一方面而言，這意味著清朝的存在依存於官僚階級。可以說清朝選擇了一條最為容易的路，但也可以說是命運使然，清朝終有一天不得不走上這條道路。
清朝定下迎合官僚階級、與之融為一體的方針，在做出如此讓步的同時，也要求得到相應的回報，那就是讓漢人忘記清朝是異民族建立的，甚至想要他們忘記夷狄曾經存在於中國邊境的事實。「夷」等文字被大量從古書中抹去，有可能顯露清朝前身的明代記錄全部作為禁書被焚燬。不僅如此，連雍正帝敕制的《大義覺迷錄》在乾隆時代也被列入禁書。活到那時的曾靜也被拉出來砍了頭。有幸的是，清朝統治時間很長，因此這個政策顯示出了效果。到了清末，漢人忘記了清朝的建立者是異民族，不，甚至連滿族人都忘記了自己與漢人不同，是滿族人的子孫。滿族人，這個歷史上的偉大民族被吸收到漢民族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中開始再次出現雍正帝所擔心的不健康的現象並且日益嚴重。由於官僚和資本家的結合，綱紀紊亂、官場腐敗的事態從乾隆中葉開始已經越來越嚴重，清朝到末年最終陷入令人目不忍睹的無政府混亂狀態。
既然一進入乾隆時代就恢復了康熙時代所謂的寬大政治，那麼中間雍正帝苦心孤詣十三年的政治完全沒有意義嗎？不。在清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中，雍正帝存在的意義極為重大。若是康熙帝的寬大政治直接延續到乾隆時代的寬大政治，那麼官場腐敗無疑會毫無節制地加速發展。清朝末期的官場腐敗也許會提前百餘年出現，清朝或許等不到西洋文化的進攻便早已從內部分崩離析了。
清朝的領土範圍在乾隆時代到達頂點，但無論是乾隆帝的武功還是其留傳於後世的文化事業，都是因為有了雍正時代的民力涵養和豐富的物資積蓄才得以實現的。歷史總是輕率地忽視幕後的力量，甚至異口同聲地對其進行口誅筆伐。不管雍正帝在中國文化人之中如何惡名昭著，在清朝學者之中獨放異彩的、性情乖戾的諷刺家章學誠對他的讚賞依舊值得我們傾聽：
今觀雍正年傳志碑狀之文，盛稱杜絕饋遺，清苦自守，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1]
不得不說這恐怕是超過朝廷御用學者純粹的阿諛奉承百倍的，對雍正帝的最高讚美之辭。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完成了一次對歷史記載中的雍正帝的事跡及其時代背景的全方位觀察。但還有一個問題：作為個人的雍正帝的性格又是什麼樣的呢？如果我是小說家，一定會首先抓住他的性格，再以此為中心展開敘事。然而，作為一個笨拙的歷史學家，我無法使用如此巧妙的技巧，不得不另尋他途，最終只能在文獻學的規範內，試著歸納和想像他的性格，以此來作為本書的結尾。
雍正帝的血管中還奔流著樸素純真、堅韌不拔、不服輸的滿洲民族的血液。但是勇武的滿洲民族在入主中原、與漢族混居後逐漸被同化，失去了過去的蠻勇。雍正帝之父康熙帝還保持著大部分狩獵民族的勇敢，康熙帝年長的皇子們也大多繼承了父親的氣質，但雍正帝多少有些不同。雍正帝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都無疑是一個小心謹慎、性格內向的人。他的兄弟們都隨心所欲、膽大妄為，又是打架又是喝酒，也為爭做皇太子進行政治運動。然而畏畏縮縮的雍正帝並沒有參與其間。這也有他的生母身份低微令他感到自卑的原因吧。他總是獨自蜷縮在角落裡，自然也被從兄弟之間的交往中孤立開來。但最為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性格，他不是不想參與到兄弟們吵吵嚷嚷的政治運動中，但天性使他難以深入其中。
雍正帝對性格內向的自己一定也十分焦慮。他認為這是自己性格的弱點，在內心呼喊著想要變得強大起來，想要像兄弟們一樣隨心所欲的他不知對自己感到多麼失望。他學禪的動機大概也出於此。因為若生來便是豪傑的人，一定對禪的修行不以為然。雍正帝的禪學是滿洲民族終於進入反省期的徵兆之一。
我們經常將內向的性格和軟弱的性格相混淆。其實越是內向謹慎的人越是堅強，過於爭強好勝的人很少能笑視成敗。雍正帝正是這種內向之人。在與兄弟們的公開競爭中，他表現得很堅強。他希望成為更加強大的人，並不斷地提高自身修養，不要被欺騙，不要被蒙蔽，小心再小心，最終形成了無比堅固的像混凝土堡壘一般的性格。
當即位成為同時肩負大清王朝和滿洲民族命運的雍正帝后，他下決心必須讓自己更加強大。他下決心必須對他人強硬，同時對自己更加強硬。但是誤認為自己性格軟弱的他在下定決心之前徘徊躊躇，終於在天命上發現了安身立命之地。與其說他信仰天，不如說他仰賴於天。天命令他成為一個完美無缺的獨裁君主，他必須徹底地履行這個義務，若有阻擋獨裁君主光輝的人則絕不輕饒。於是他開始對過去瞧不起自己的兄弟們進行迫害，不斷加壓，直到兄弟們從心底完全屈服為止。迫害之手同樣伸向了過去自己的心腹之臣隆科多和年羹堯。對手越強，雍正帝越拼盡全力鎮壓到底，決不允許他人違背崇高的天命。
對於曾靜等人的謀反，雍正帝付出了驚人的努力。對於曾靜這麼一個不起眼的鄉下書生，若是一般的獨裁君主便可能將這可惡的傢伙砍頭了事，但他鼓起渾身勇氣，全力處理這個問題。他從各個方面分析解剖曾靜的思想，加以反擊，不說到對方心悅誠服絕不罷休。
從即位以來，他日理萬機，毫無空閒。與此同時，自幼習字作文的他，在著作方面著有《世宗皇帝御制文集》，但我尚沒有機會過目。在書法方面，他造詣頗深，筆鋒強勁，正如其人。在印章方面，多用包在橢圓之中的「為君難」三字的印章。另外，雍正帝的品質甚至影響到當時官窯燒造的瓷器。雍正年制的宮中使用的陶瓷，多為質地之上掛白衣，形成光滑潔白的表面，再描繪五彩的花鳥或紋樣。描線每一點每一畫都一絲不苟，其端正嚴謹的感覺宛如雍正帝就在面前。官窯的監督官經常聽取雍正帝的批評意見，努力令皇帝滿意，因此皇帝的意向甚至皇帝本人的性格都在陶瓷器上得以反映。
最近[2]在故宮發現了數種雍正帝的肖像畫，其中有一幅稀有的肖像，它大概出自宮中的西洋傳教士之手。繁忙的雍正帝有時也有頭戴歐式假髮接見傳教士的空閒時間，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總之，雍正帝本性樸素善良，是代表了當時滿族人性格特點的人物。因此，他希望成為中國式的獨裁君主，並在向這個目標一味努力前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創造了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獨特的獨裁體制。對強者雖然過於嚴苛，但無上愛護毫無抵抗、毫無防備能力的普通人民，哪怕粉身碎骨也要保證他們的生活。他不喜好戰爭，這一方面源於他過於好勝、不能放手一賭輸贏的天性，另一方面源於他深切的同情心，他認為戰爭是最不合算的，不知會給人民帶來多麼深重的苦難。因此，他這一代沒有赫赫武功。他也沒有御駕親征，恐怕即使親自指揮軍隊也不甚高明。我們提到獨裁君主立即會聯想到戰爭，但雍正帝則不同，他是厭惡戰爭、喜好和平的獨裁君主。但是，沒有建立武功的皇帝會立即被歷史遺忘，真是可悲可歎！
更為可悲的是他感人至深、充滿善意的政治也因為採取獨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出人意料地得到極少回報，而且還產生了與預期相反的效果。專制君主制能夠在中國存續數千年，是因為它具有某種程度的靈活性，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若是君主制沒有任何理想，完全恣意妄為，或者如硬殼一般頑固不化地鎮壓人民，中國人民無論如何逆來順受都必定會將其打破，創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幸或不幸，歷代明君聖主不斷改良君主制的理想和實施，維繫著沉默大眾的信賴。雍正帝的獨裁政治正處於其頂峰。於是，信賴獨裁製的民眾被引上了若不是獨裁製國家便無法得到治理的方向。這對中國人民來說的確是可悲的結果。從這一點而言，不得不說雍正帝的政治實在是充滿善意的惡意政治。
[1] 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古文十弊》，《章氏遺書》卷五。——譯者注
[2] 指本書撰寫時的20世紀50年代。——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