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有另外一股女權主義混入關於婦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辯論之中，此即性解放。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許多婦女公開傳播類似節育這種得到正派人士支持的主張，卻遭到無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貝贊特夫人的子女撫養權因此被剝奪；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瑪麗·斯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撫養權稍後也被剝奪。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進入任何運動的組織。只要在必要時能夠保持體面，普魯斯特（Proust）偉大小說中的巴黎上等階級社會，或像納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這類獨立而且往往準備充足的女同性戀，會很輕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論它是正統還是異端。但是，像從普魯斯特的小說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將性解放和社會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會的轉型混為一談，而且，他也不歡迎這樣的轉型。相反，社會革命分子的確致力於婦女性選擇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爾所讚美的傅立葉（Fourier）性烏托邦，尚未完全被遺忘〕，而這樣的運動吸引了反傳統者、烏托邦主義者、狂放不羈者，以及各種各樣的反文化宣傳者，包括那些宣稱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寢的人。像愛德華·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這樣的同性戀，像哈夫切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這樣擁護性寬容的人，以及像貝贊特和奧利弗·施賴納（Olive Schreiner）這類各具品位的解放婦女，均被吸引到19世紀80年代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小圈子裡。沒有結婚證書的自由結合不僅被接受，在反教權運動特別強烈的地方，它簡直是必需。可是，從列寧日後與太過注意性問題的女性同志發生小衝突一事，可以看出關於「自由戀愛」應該指什麼，而它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又佔了什麼樣的地位，大家的意見仍然很不一致。心理學家奧托·葛羅茲（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也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學生。他的成功，是通過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識和藝術環境〔至少是通過他的情人裡希特霍芬（Richthofen）姊妹——韋伯、勞倫斯（D. H. 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過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這樣提倡無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對馬克思沒有什麼好感的尼采派哲學家。雖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羈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讚頌（但也遭到其他人的反對，說他是道德之敵），而且贊成任何會毀滅現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卻是一個幾乎無法放進任何政治組織的自負者。簡而言之，就作為一項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問題比它所解決的問題要多。在反傳統先鋒的圈子外，它的計劃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個大問題，是在一個擁有平等權利、機會和待遇的社會中，婦女的未來確切性質是什麼。在此，要緊的是家庭的未來，因為它的關鍵在於為人母的女性。婦女由家務的負擔中解放出來比較容易想像，中等和上等階級（尤其是在英國），大致藉著用人和藉著將其男性子孫及早送進寄宿學校的辦法，擺脫家務的負擔。在一個用人不容易請到的國家，美國的婦女向來鼓吹節約勞動力的家庭技術轉型，如今也開始如願以償。在1912年的《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 ）中，克裡斯蒂娜·弗雷德裡克（Christine Frederick）甚至將「科學管理」引進家庭（參見第二章）。1880年以後，煤氣炊具開始普及，不過速度不是很快。自戰前的最後幾年起，電氣炊具也開始普及，而且比較快速。「真空吸塵器」一詞在1903年出現，而1909年以後，電熨斗已出現在持懷疑態度的公眾面前。但是它們的勝利還有待兩次大戰的間歇期的到來。衣服的燙洗也開始機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現），1880—1910年間，美國洗衣機產量增加了5倍。[23]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工藝技術的理想國抱有同樣的熱忱。他們贊成比較集體化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於幼兒學校、托兒所和食堂的供應（如早期的學校餐廳），以便婦女可以將為人母的責任與工作和其他活動結合在一起。
婦女解放運動難道不會指向以某種其他的人類組合方式，取代現有的核心家庭嗎？在這個民族學空前發達的時代，人們已知道核心家庭絕不是歷史上唯一的家庭形式。芬蘭人類學家韋斯特馬克（Westermarck）的《人類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1891）到1921年時已銷售了五版，並被譯為法文、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已做出必要的革命性結論。可是，雖然烏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開始實驗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產物將是位於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屯墾制度），但我們卻可以有把握地說：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領袖和甚至更絕大多數的支持者，更別提沒有那麼「進步」的個人，他們對未來的展望，是雖有轉型核心但基本不變的家庭。但是，對於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親為其主要事業的婦女，大家的看法卻不一致。正如蕭伯納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記者所說的，婦女的解放主要是關於她自己。[24] 雖然有些社會主義的溫和派為家庭和爐灶辯護（例如德國的「修正主義者」），但左翼的理論家一般都認為婦女的解放將因其出外就業或對外界的興趣而達成，因而他們極力地鼓勵之。可是，一旦把解放和為母之道結合起來，問題就沒那麼容易解決了。
這個時期中，大量（或許大多數）已解放的中產階級婦女，如果她們選擇在男人的世界闖出一番事業，則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將是不生育、拒絕結婚和往往（例如在英國）真的守貞。這種現象不僅反映了對男性的敵意，有時也偽裝女性對另一性別的優越感，如在盎格魯——撒克遜投票權運動的邊緣所看到的那樣。它也不只是當時人口結構的副產品，那個時候，有的國家女性多於男性（1911年在英國，女性較男性多133萬多人），使許多女人不可能結婚。結婚仍是許多非體力勞動的職業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們會在結婚的那天放棄教書或辦公室職位，即使並不需要這樣做。這種情形反映了將兩種要求很高的職業結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難。在那個時候，只有異常的物力和協助才能使一個女人同時勝任這兩項工作。在缺乏這樣的物力和協助的情形下，像阿馬莉·裡巴·塞德爾（Amalie Ryba Seidl，1876—1952）這樣的工作人員和女權主義者，不得不放棄在奧地利社會主義政黨中畢生的尚武政策達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為她的丈夫生三個孩子。[25] 而照我們的標準來說更不可原諒的是，傑出但為人所忽略的歷史學家伯莎·紐沃爾（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認為她必須辭去劍橋大學格頓學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職，因為她的父親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這已是遲至1925年的事了，[26] 但是，自我犧牲的代價很高。選擇事業的婦女——例如羅莎·盧森堡——知道她們必須付出這個代價，而且正在付出這個代價。[27]
那麼，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間，婦女的情況有了多大的變化？這不是一個如何去衡量變化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去判斷變化的問題。這些變化，就任何標準來說，對為數甚多的婦女（或許對都市化和工業化西方的絕大多數的婦女）而言，都是很可觀的，而對於少數的中產階級婦女，更是戲劇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說明的是：這些婦女全部加起來，也只構成全人類女性的一個小百分比。）根據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權）簡單而初步的標準，在婦女進入此前認為是男性專利的職業和專業上，當時已有極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顧常識，甚至不顧資產階級的習俗，獨佔這些職業和專業。例如男性的婦科醫生主張：由婦女去醫治婦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適合的。到1914年時，雖然只有很少婦女能跨過這道鴻溝，但是在原則上，這條路已經打通了。雖然表面上與此相反，婦女為爭取平等公民權的奮鬥（以投票權為象徵）卻行將獲得重大勝利。不論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駁，不到10年，在奧地利、捷克、丹麥、德國、愛爾蘭、荷蘭、挪威、波蘭、俄國、瑞典、英國和美國，婦女在全國性選舉中都已初次獲得選舉權。〔事實上，在歐洲只有拉丁語系國家（包括法國）、匈牙利、東南歐和東歐比較落後的地區，以及瑞士，婦女尚未享有投票權。〕顯然，這個了不起的改變，是1914年前奮鬥的極致。至於在民法面前的平等權利，雖然有些比較重大的不平等已經廢除，但得失卻沒有這麼明顯。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這時並沒有重大進展，除了可以不計的例外情形，婦女與男子做同樣的工作，可預期的待遇卻低得多。她們可望得到的工作，由於被視為「婦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我們可以說，在拿破侖以後的一個世紀，法國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權」，現在也延伸到婦女身上。女性行將和男性一樣獲得相等的公民權，而且，不論怎麼吝嗇和狹窄，事業之門現在也向她們的才能開放，就像對男性一樣。如今回顧，我們很容易看出這些進步的局限性，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權」的局限性一樣。它們是受到女性歡迎的，但並不足夠，尤其是對於絕大多數因貧困和婚姻而不得不依靠男性為生的女性而言，是不夠的。
但是，即使是對那些認為解放乃勢所必然的婦女——地位穩固的中產階級婦女（雖然也許不包括新舊小資產階級或下層中產階級的婦女），以及適於工作年齡的年輕未婚女性——來說，它也產生了一大問題。如果解放是指從私人和往往獨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個人關係的範圍中解脫出來，也就是由她們長久以來禁錮其間的場所中逃出，她們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們特有的婦女氣質——那些並不是在一個為男子所設計的世界中男人強加給她們的氣質？換句話說，女性如何能以女性的身份，在一個為不同構造的性別而設計的公共活動範圍內與他們競爭？
由於每一代關懷婦女社會地位的人所面對的情況都不同，這個問題或許根本沒有永恆的答案。每一個答案或每一組答案，可能都只能滿足回答者所面對的歷史。那些投身解放運動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女性，她們的答案是什麼？我們對於在政治上活躍、文化上能言善辯的傑出開拓先鋒，所知甚多，但對於不活躍和不能言善辯的先鋒卻所知甚少。我們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風靡西方的解放婦女的風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進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藝術放任主義者）所預見的風格，是結合了兩個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妝品的普遍使用，化妝在以往雖然是以取悅男子為業的女性（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藝人員）的特色，可是戰後的「爵士樂一代」已公開地普遍使用化妝品。她們現在開始展示身體上的若幹部分，由雙腿開始（19世紀的女性必須將雙腿遮起來，不讓好色的男人看見）。其二是戰後的流行款式，這些款式是要盡量減少使婦女看上去與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徵——剪短傳統的長髮，將胸部弄得盡可能得平坦。和短裙一樣，束腹的拋棄和胸罩的行動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喚自由的象徵。這些是老一輩的父親、丈夫或其他掌握傳統家長權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們還暗示了其他什麼嗎？或許，在職業婦女先鋒可可·香奈兒（Coco Chanel，1883—1971）所發明的「小黑裙」的流行風潮中，它們也反映了婦女在工作和公開場合中的非正式裝扮，也必須展現出優雅的一面。但是這一點我們只能臆測。可是，我們很難否認：解放後的流行跡象，指出的是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戰爭期間的許多其他事物一樣，1918年的婦女解放流行風潮，最初都是由戰前的前衛款式中拓展出來的。更精確地說，它們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亞區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馬特區（Montmartre）和蒙巴納斯區（Montparnasse）、切爾西（Chelsea）、施瓦賓格（Schwabing）等。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構想，包括其意識形態上的危機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藝術中找到雖然經常令人迷惑難解，但卻具有特色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