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關於西方（以及1890年後的日本）衝擊對世界其他部分的影響，以及有關帝國主義的「帝國」方面對宗主國的重要性，我們仍有許多問題需要澄清。
第一類問題比第二類容易解答。帝國主義對經濟的影響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還是它們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為母國與屬國間的關係是高度不對稱的。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是戲劇化也是決定性的，而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卻可能微不足道，無關宏旨。古巴的興亡要視糖價和美國是否願意進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開發」國家——比如說瑞典——也不會因為古巴所生產的糖突然全部從市場上消失，而感到嚴重不便，因為它們不會只依賴這個地區作為其食糖供應地。對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區而言，其所有的進口貨幾乎都來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國，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幾乎都是運往這些國家，但是，宗主國與非洲、亞洲和大洋洲的貿易，雖然在1870—1914年間稍有增加，都仍不過是聊備一格。在整個19世紀，大約80%的歐洲貿易，包括進口和出口，都是在「已開發」國家之間進行的，歐洲的國外投資亦然。[15] 就流向海外的貨物和投資而論，它們大多進入一小撮以歐裔殖民者為主並且迅速成長的經濟中——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阿根廷等，當然，還有美國。在這一點上，從尼加拉瓜和馬來亞所看到的帝國主義時代，和從德國或法國所看到的帝國主義時代是很不一樣的。
在幾個宗主國之中，帝國主義顯然對英國最重要。因為英國的經濟霸權，向來是以它和海外市場以及農產品來源的特殊關係為關鍵。事實上，我們可以說：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的製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間的興盛歲月以外，從未在正值工業化的經濟市場上特別具有競爭力。因此，盡可能保持它對非歐洲世界的出入特權，對英國的經濟而言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16] 19世紀晚期，它在這個方面表現得相當成功，眨眼之間便將正式或實際上屬於英國君主的面積擴大到地表的1/4（英國制的地圖驕傲地將這1/4染成紅色）。如果我們把實際上屬於英國衛星經濟、由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非正式帝國」也算在內，那麼地球上大概有1/3的地區在經濟上是英國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為英國甚至將它奇怪的郵筒形狀外銷到葡萄牙，也把類似哈羅德百貨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這樣的典型的英國機構外銷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這個間接受其影響的區域，有許多已逐漸受到其他強國的滲透，尤以拉丁美洲為最。
然而，除了那個最大、最豐富的礦脈——南非的鑽石和黃金——以外，這種成功的防衛性作業和「新」帝國主義的擴張並沒有多大關係。南非的礦脈立時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萬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貝茲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們大多數也立即被納入英國上流社會——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銀子誇耀自己，這個上流社會對暴發的接受度是無與倫比的。它也引起了一場規模最大的殖民地衝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South African War），這場戰爭壓制了當地兩個小共和國的抵抗，這兩個小共和國是由務農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英國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於對其已有屬國和領地更有系統的開發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經濟地位——在像南美洲這樣的地區，英國是當地出口貨的主要進口國，也是主要投資國。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國的經濟活動大多是在實質上獨立的國家，如白人的自治領，或像美國和拉丁美洲這樣的地區進行。在這些地方，英國的政治行動不曾也不能進行。因為，當（大蕭條以後所建立的）外國債券持有人聯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面對著名的拉丁美洲暫停償債或以貶值的通貨償債而叫苦連天之時，英國政府無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資人，因為它愛莫能助。在這方面，大蕭條是一場決定性的考驗，因為它引起了一場重大的國際債務危機，也使宗主國的銀行陷入嚴重災難。1890年的「巴林危機」（Baring crisis），起因便是巴林銀行太過無節制地捲入拖欠債務的阿根廷財政漩渦。而英國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設法讓這個大商號不致破產。如果政府準備以外交勢力支持投資人（1905年後越來越如此），那麼它想要對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國政府支持的他國企業，而非依賴於它的世界的政府。〔當時確有幾樁炮艇經濟事件，例如委內瑞拉、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們對這種普遍現象的改變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團體和政府支持英國的經濟利益，有的則持敵視態度。當然，如果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英國政府和資本家不會不支持有助於英國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間的「太平洋戰爭」中，他們便支持智利對抗秘魯，而1891年時，他們卻支持智利總統巴爾馬塞達（Balmaceda）的敵人。事實上，英國支持的主角是硝酸鹽。〕
事實上，如果把好壞年份放在一起考慮，英國資本家從他們非正式或「自由的」帝國中，還真是獲利不少。1914年時，英國幾近半數的長期公共投資是放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1900年後，超過一半的英國儲金是花在海外投資上。
當然，英國也在新的殖民世界中取得了它應有的一份。而由於英國的國力和經驗，它的這一份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大，或許也更有價值。如果說法國佔領了西非的大半，那麼英國在這個地區所佔有的四個殖民地卻控制了較密集的非洲人口、較大的生產能力和貿易優勢。[17] 可是，英國的目的並不在於擴張，而是在於避免別國入侵這些它已用貿易和資本予以主宰的領土，當時大半的海外世界均是如此。
然而，其他的強國是否也能從它們的殖民地擴張中獲得合乎比例的利益？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正式殖民只是全球性經濟擴張和競爭的一環。而對兩大工業強國——德國和美國——而言，殖民並非它們的主要環節。再者，如前所述，與非工業世界的特殊關係對英國具有極大的經濟重要性，對其他國家卻不然（可能只有荷蘭例外）。我們只能相當有把握地說：首先，在尋求殖民地的驅策力上，經濟潛力較小的宗主國也有適度的增加。對這樣的國家來說，殖民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它們的經濟和政治劣勢——對法國而言，則是可以彌補它在人口和軍事上的劣勢。其次，在所有國家中，都有一些特殊經濟團體——其中最顯著的是與海外貿易有關的經濟團體以及使用海外原料的工業——強力敦促政府進行殖民擴張，而它們所持的理由自然是以國家利益作為幌子。最後，雖然有些這樣的團體從這種擴張當中得到許多好處〔比方說，1913年時，「西非法國公司」（Compagnie Francais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支付26%的股息[18] 〕，然而大多數名副其實的新殖民地卻沒吸收到多少資本，而其經濟結果也非常令人失望。〔雖然1913年時，法蘭西帝國貿易的55%都是以母國為對象，法國卻未能將其新殖民地充分整合到它的保護主義系統當中。這些地區和其他區域以及宗主國之間已有固定的經濟往來。由於未能打破這樣的固有模式，法國不得不通過漢堡（Hamburg）、安特衛普（Antwerp）和利物浦（Liverpool），購買它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產品，比如橡膠、皮革和毛皮、熱帶木材等。〕簡而言之，新殖民主義是一個由諸多國家經濟體所進行的經濟和政治競爭時代的副產品，同時又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得以加強。然而，就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貿易額在其總貿易額中所佔的百分比不斷增加這件事而論，這個貿易保護主義並非十分成功。
可是，帝國的年代不僅是一個經濟和政治現象，也是一個文化現象。地球上少數「已開發」地區征服全球的行為，已藉著武力和制度，藉著示範和社會轉型，改變了人們的意象、理想和希望。在依附性國家當中，這種改變除了對當地的精英分子之外，對其他任何人都未造成什麼影響。不過，我們當然也應該記住：在某些區域，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帝國主義或與之有關的基督教傳教工作，創造了接受西式教育的社會精英。今日非洲國家使用法語與英語的分野，恰恰反映出法國和英國殖民帝國的分佈。（這兩個殖民帝國在1918年後，瓜分了原德國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大洋洲的基督教傳教工作曾使許多人改信西方宗教以外，大多數的殖民地人民都盡可能不去改變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時，令比較剛愎的傳教士懊惱的是：殖民地人民所接納的西方進口宗教很少是信仰本身，而多半是西方宗教中有利於他們的傳統信仰和制度系統的成分，或符合他們需要的成分。正如由熱心的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員帶給太平洋島嶼的戶外運動一樣，西方觀察家所見到的殖民地宗教，往往和薩摩亞群島（Samoan）的板球一樣令人意外。甚至在那些傳統宗教只流於形式的地方也不例外。但是，殖民地也很容易發明它們自己特有的基督教，這個情形在南非（真正有大批原住民改信宗教的非洲地區之一）尤其顯著。南非的「埃塞俄比亞運動」（Ethiopian movement），早在1892年便脫離了傳教團體，建立了一種與白人認同較少的基督教。
因而，帝國主義帶給依附性世界的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當然，早在這個時代之前，它便已展開這項工作。對於所有面臨依賴或征服的政府和精英而言，這幾十年的經驗已使他們明白：如果不西化，便會被毀滅（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七、八和十一章）。而事實上，在帝國時代啟發這些精英分子的各種意識形態，在時間上都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至19世紀中期。當時它們採取了奧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形式，這個現代化的學說，啟發了巴西、墨西哥以及早期的土耳其革命政府（參見第十二章）。精英分子對西方的抗拒仍是西化的，即使在他們基於宗教、道德、意識形態或政治實用主義而反對全盤西化之際亦然。穿著纏腰布、身懷紡錘（勸阻工業化）的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不僅受到艾哈邁達巴德市（Ahmedabad）機械化棉紡廠主的支持和資助，而其本人也是一個顯然受到西方意識形態影響並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律師。如果我們只把他看成一個印度傳統主義者，便無法真正瞭解他。
事實上，甘地本人充分說明帝國主義時代的特有影響。甘地出身於地位相當於一般商人和放貸者的階級，這個階級以往與英國統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關係不大，可是他卻得以在英國接受專業和政治教育。19世紀80年代晚期，甘地開始著手撰寫一本英國生活指南，以期對像他這樣家境普通卻想去英國唸書的學生提供幫助。在那個時候，去英國唸書是印度有志青年最渴望的選擇。這本指南以絕佳的英文寫成，書中指導他們許多事情，從如何搭乘輪船前往倫敦和尋找宿舍，到虔誠的印度教徒該如何解決飲食問題，乃至如何習慣西方人自己刮鬍子而不依賴理髮師的習俗[19] 。甘地顯然既不將自己視為一個無條件的西化者，也不無條件地反對英國事物。與日後許多殖民地解放先驅在其宗主國短暫停留期間的情形一樣，甘地選擇到意識形態與他較為投合的西方社交圈中走動。以他的情形而言，他選擇了英國素食主義圈——他們絕對也是贊成其他「進步」思想的人。
甘地學會在一個由「新帝國主義」所創造的環境中，運用消極抵抗的辦法，動員傳統民眾去達成非傳統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這個辦法是西方和東方的融合，因為他公開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和托爾斯泰的影響。（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人們無法想像來自俄國的政治花粉如何能在印度受精開花，但是到了20世紀第一個10年，這種現象在印度的激進圈中已十分普遍。不久之後，在中國和日本的激進分子當中也將非常普遍。）因鑽石和黃金而繁榮的南非，吸引了許多印度普通移民。在這個新奇的環境中，種族歧視為不屬於精英階級的印度人創造了一種隨時可以進行現代政治動員的形勢。甘地便是藉著在南非為印度人的人權奮鬥，而得到他的政治經驗並贏得他的政治驅動力的。那時，他還無法在印度本國進行這些活動。最後他回到印度，成為印度民族運動中的關鍵人物，但這是1914年戰爭爆發之後的事。
簡而言之，帝國的年代一方面創造了培養反帝國主義領袖的環境，一方面也創造了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開始回應其呼聲的環境。但是，如果我們以對西方的反抗為主軸，來陳述在西方宗主國支配和影響下的民族和區域歷史，將會是一種時代錯誤和誤解。它之所以是一種時代錯誤，是因為大多數地區最重要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時代，除了下面將談到的例外情形以外，都是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期間。它之所以是一個誤解，是因為它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內容——獨立、民族自決、領土國家的形成等（參見第六章）——引入尚未也尚不可能包含它的歷史記錄當中。事實上，最先接觸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精英分子。他們是借由造訪西方和西方設立的教育機構而接觸到這些觀念，因為這些觀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機構裡面形成的。從英國回來的印度年輕人，可能帶回來馬志尼（Mazzini）和加裡波第（Garibaldi）的標語，但是當時恐怕沒有幾個旁遮普（Punjab）居民，更別提像蘇丹（Sudan）這樣地區的居民，會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
因此，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文化遺產，是它為各類少數精英所興辦的西式教育。因為，少數因此具有讀寫能力的幸運者，可進而發現一條陞遷捷徑，亦即承擔教士、教師、官僚或辦公室工作人員等白領工作。在某些地區，他們也可能出任新統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們穿著統治者的服飾，並接受他們對時間、地點和內政的奇異想法。當然，這些人都是具有行動潛力的少數精英，這便是為什麼這個甚至以人類的一生壽命來衡量也是相當短暫的殖民主義時代，卻會留下如此長遠影響的原因。丘吉爾曾經說過：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個殖民主義經驗（由最初的佔領到獨立國家的形成），也不過就是一個人的壽命那麼長，這的確是個驚人的事實。
依附性地區對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麼反作用呢？自從16世紀起，異國經驗便是歐洲擴張的一項副產品，不過，啟蒙時代的哲學觀察家，往往將歐洲和歐洲殖民者以外的奇異國度視為歐洲文明的道德測量器。擁有高度文明的異國，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點——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擾的異族，則往往被視為高尚的野蠻人，其自然而且令人欽慕的舉止正說明了文明社會的腐化。19世紀的新奇之處，是歐洲人越來越認為非歐洲人及其社會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後，甚至幼稚。它們應該是被征服的對象，至少應該是必須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對象，而代表這個唯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傳教士和一隊隊攜帶槍炮、烈酒的武裝士兵。在某種意義上，非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在這個唯有靠武力和軍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時代，顯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壯麗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蠻人不止一次的焚燒搶掠？式微中的莫臥兒帝國首都，一個在薩蒂亞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 ）中顯得如此美麗的城市，又何曾抵抗住英國人的進攻？對於一般歐洲人而言，這些地方已成為他們輕視的對象。他們所喜歡的只是戰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進殖民地軍隊的戰士〔錫克教徒、廓爾喀人、柏柏爾人（Berber）、阿富汗人、貝都因人（Bedouin）〕。奧斯曼帝國贏得了勉強的敬意，因為它雖然已趨沒落，卻還擁有足以抵抗歐洲軍隊的步兵。當日本開始不斷在戰場上贏得勝利之後，它才逐漸被歐洲人平等視之。
然而，也就是這種緊密的全球交通網絡，這種可以輕易踏上外國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間接地加強了西方世界和異國世界的衝突和交融。真正認識到這兩點並加以思考的人並不多，雖然在帝國主義時期確有增加，因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為這兩個世界的中間人，他們包括以航海為業的知識分子〔比如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和最偉大的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員〔比如東方通路易·馬西農（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聞從業者〔比如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過，異國事物已日漸成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爾·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歡迎的青少年小說中，想像中的德國主角漫遊於美國的蠻荒西部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東方世界，有時也溜進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驚險小說的惡棍中，已出現了不可思議但權力無邊的東方人，如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小說中的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英國男孩所讀的廉價雜誌故事中，也塑造了一個富有的印度人，他操著大家想像中的那種奇怪的半吊子英語。它甚至已成為日常經驗當中一個偶然但可預料到的部分：野牛比爾（Buffalo Bill）的「蠻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滿異國情調的牛仔和印第安人，於1887年後征服了歐洲，而在越來越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偉大的萬國博覽會中，也可看到這類展覽。不論其原意為何，這些奇異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紀錄片式的，而是意識形態的，一般而言都加強了「文明人」對「原始人」的優越感。它們之所以充滿帝國主義的偏頗，乃是由於——如康拉德的小說所示——異國世界與人們日常生活的聯結，主要是通過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滲透。從實際的帝國經驗當中借來的日常用語，多半都用在負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壞罷工者稱為「crumiri」（北非某個部落語）；意大利政客將南方的投票部隊喚作「ascari」（殖民地原住民軍隊）；「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國的印第安酋長，在歐洲則成了政治頭子的同義詞；「caids」（北非原住民酋長）指的是法國的幫派頭目。
但是，這類異國經驗也有比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員和士兵（商人對這類事情沒什麼興趣），開始認真探究他們自己的社會與他們所統治的社會之間的差異。他們也對此進行了許多傑出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國），並改變了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這項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統治，或有助於殖民地統治的副產品，而且大半無疑是基於對西方知識優越於一切的堅定感和自信感。宗教這個領域或許是一個例外，對於公平的觀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們並不十分肯定。帝國主義也使西方人對來自東方（或自稱來自東方）的精神事物興趣大增，有時還進而信仰。[20] 儘管後殖民理論對這種認知多有批評，我們仍不應將西方學術中的這一支簡單貶為對非歐洲文化的傲慢譭謗。至少，它們當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當看重非歐洲文化的，認為它們應予以尊敬，並從中獲取教益。在藝術領域，尤其是在視覺藝術領域，西方先鋒派對非西方文化是一視同仁的。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他們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啟發。這種情形不僅見於代表精粹文明的異國藝術（如日本藝術，日本藝術對法國畫家的影響非常明顯），也見於那些被視為「原始的」異國藝術，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藝術。無疑，它們的「原始風味」是它們的主要吸引力，但我們無法否認，20世紀早期的前衛人士教會了歐洲人把這樣的作品視為藝術品（往往是偉大的藝術品），教導他們只看其藝術本身，而不論其出處為何。
帝國主義的最後一方面也必須一提，亦即：它對宗主國統治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帝國主義使這兩個階級的勝利變得更戲劇化，好像沒有什麼事是它們辦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於西北歐的國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憤憤不平的是：有些帝國主義者甚至喜歡強調條頓（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績。這兩個民族之間雖然不乏敵對競爭，然而據說卻是具有親密關係的，這一點可從希特勒對英國的不情願的敬意中得到證明。這些國家的少數上層和中產階級——官員、行政人員、商人、工程師——有效地行使著支配權。1890年前後，6 000多一點兒的英國官員，在7萬多一點兒的歐洲士兵協助下，統治了幾乎3億印度人。歐洲士兵和為數多得多的原住民軍隊一樣，只是聽取命令的傭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軍隊——愛爾蘭人——中抽調組成的。這是一個極端的情形，但絕非不普遍。絕對的優越性莫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