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由已開發或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核心地帶決定其步調的世界經濟，非常容易變成一個由「先進地區」支配「落後地區」的世界，簡而言之，也就是變成一個帝國的世界。但是，矛盾的是，1875—1914年這段時期之所以可稱為「帝國的年代」，不僅是因為它發展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同時也基於另一個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稱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配得上「皇帝」這個稱號的統治者人數，恐怕正是在這段時期達到最大值。
在歐洲，德國、奧匈帝國、俄國、土耳其和（就其作為印度領主而論的）英國的統治者，都自稱是「皇帝」。其中有兩個（德國和英印）乃是19世紀70年代的新產物。它們沖抵了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終結的損失，而且還綽綽有餘。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中國、日本、波斯以及埃塞俄比亞和摩洛哥，習慣上其統治者也被承認有此稱號。而在1889年之前，巴西還有一個美洲皇帝存在。我們也許還可在這張名單上加上一到兩個更為虛幻的「皇帝」。1918年時，這張名單中的5個已經消失。而如今（1987年），在這群精選出來的超級君主當中，只剩下一個有名無實的皇帝，亦即日本天皇，這個日本皇帝的政治姿態甚低，而政治影響力也無關緊要。〔摩洛哥的蘇丹比較喜歡「國王」（king）的稱號。伊斯蘭教世界其他的小蘇丹，都不會也不可能被視為「諸王之王」。〕
在比較重要的意義上，本書所論時期顯然是一個新型的帝國時代——殖民帝國的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軍事霸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不曾遭遇到嚴重挑戰，但是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的25年間，西方國家還不曾企圖將這種霸權正式轉化為有系統的征伐、兼併和統治。1880—1914年間，這種有計劃的侵略野心開始出現，而歐洲和美洲以外的絕大部分，都被瓜分成一小撮國家——主要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美國和日本——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管轄區。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過程所犧牲的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前工業時代的歐洲殖民帝國。西班牙雖企圖延伸它在西北非所控制的領地，然而它的受害還是比葡萄牙嚴重。不過葡萄牙在非洲的主要領地〔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zambrique）〕之所以能保存下來，主要是由於它們的近代競爭對手無法在如何瓜分它們的問題上達成協議。可是1898年時，卻沒有類似的競爭可以阻止美國奪取西班牙帝國在美洲的遺跡（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在太平洋的遺跡（菲律賓）。在名義上，亞洲偉大的傳統帝國大致仍保持獨立，不過西方列強已在其領土內割劃出一塊塊「勢力範圍」，乃至直接管轄區；這樣的區域有時甚至可涵蓋其所有領土（如在1907年英、俄、波斯協議中所規定的）。事實上，這些國家在軍事和政治上的無能，使這種變相佔領的方式被視為理所當然。它們之所以還能維持名義上的獨立，或是因為它們是方便的緩衝國（如暹羅——現在的泰國——將英國和法國的東南亞殖民地分隔開來，或如阿富汗隔開了英國和俄國）；或是因為敵對的帝國強權無法對分割的方式達成協議；或是僅僅因為它們的面積太大。唯一能抗拒正式殖民征服企圖的非歐洲國家是埃塞俄比亞，它曾令意大利這個勢力最弱的帝國主義國家一無進展。
世界上有兩大區域事實上已被完全瓜分：非洲和太平洋地區。太平洋上已無獨立國家，這整個地區當時已完全為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美國以及（擴張規模仍然有限的）日本所瓜分。及至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亞、無關緊要的西非利比裡亞共和國，以及部分摩洛哥尚未完全被征服以外，非洲已完全屬於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葡萄牙和（多少沾點兒邊的）西班牙所有。如前所述，亞洲仍保持了大部分名義上的獨立地區，雖然較古老的歐洲帝國已開始從其原有的領地當中進行擴張或連接工作：例如英國將緬甸併入它的印度帝國，並且在中國西藏地區、波斯和波斯灣地區建立或加強它的勢力範圍；俄國則是深入中亞，並（較不成功地）延伸至太平洋岸的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荷蘭人在印尼的邊遠區域建立了更堅實的控制；法國征服了中南半島（拿破侖三世在位時所發動），日本借由犧牲中國在朝鮮和台灣地區的權益（1895年）以及犧牲俄國的權益，建立了兩個幾乎是全新的帝國。地球上只有一個廣大地區還大致未受到這個瓜分過程的影響。就這方面來說，1914年的美洲，和1875年乃至19世紀20年代並沒有什麼不同。除了加拿大、加勒比海群島（Caribbean Islands）以及加勒比海沿海地區以外，美洲擁有一群獨特的獨立自主共和國，而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政治地位除了它們的鄰國外，也很少為人所看重。它們在經濟上是已開發世界的附庸一事，再明顯不過。可是，即使是越來越致力在這個廣大地區維護其政治和軍事霸權的美國，也沒有認真考慮過要將它加以征服或統治。美國唯一直接兼併的地區僅限於波多黎各（古巴仍保有名義上的獨立）以及新開鑿的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兩側。這片土地乃是另一個小型的名義上獨立的共和國的一部分。由於一場輕而易舉便告成功的地方革命，這個小獨立共和國得以與面積大得多的哥倫比亞（Colombia）分開。在拉丁美洲，列強的經濟控制和必要的政治強大壓力，都是在沒有正式征服的情況下取得的。當然，美洲也是當時地球上唯一沒有列強激烈競爭的廣大地區。除了英國以外，其他歐洲國家在美洲所擁有的殖民地都不超過18世紀殖民帝國的零星遺跡（主要是加勒比海），而這些遺跡多半沒有重大的經濟或其他重要性。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認為有什麼好理由值得去向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挑戰並進而與美國為敵。（門羅主義是美國政府於1823年正式提出的，其後又予以重述和修訂。宣言中表示美國對於任何歐洲列強在西半球的殖民和政治干預都將予以反抗。後來該主義遂被引申為美國是西半球上唯一有權力在任何地方進行干預的強國。隨著美國國勢日益增強，歐洲國家也越來越不敢對門羅主義掉以輕心。）
這種由一小撮國家瓜分世界的情形（也就是這本書名的由來），堪稱是地球日益分為強與弱、進步與落後這個趨勢的最壯觀表現，這個趨勢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1876—1915年間，地球上大約有1/4的陸地，是在六七個國家之間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英國的領土增加了400萬平方英里左右，法國的領土增加了350萬平方英里左右，德國取得100多萬平方英里，比利時和意大利各取得將近100萬平方英里。美國取得約10萬平方英里，主要是奪自西班牙之手；日本從中國、俄國和朝鮮取得的面積也有約10萬平方英里。葡萄牙在非洲的舊式殖民地擴張了大約30萬平方英里。西班牙雖然在淨值上是一個輸家（輸給美國），卻也設法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撿拾了一些石頭較多的領土。俄羅斯帝國的發展比較難以度量，因為它完全是進入鄰接地區，並且是繼續沙皇專制政權好幾個世紀以來的領土擴張。再者，我們下面將會看到，日本也奪取了俄國的一些領土。在主要的殖民帝國中，只有荷蘭不曾——或者拒絕——取得新領土。它只擴大了對印尼群島的實際控制，長期以來，荷蘭人一直是正式佔有印尼群島。在小型的殖民國家當中，瑞典清除了它唯一剩下的殖民地，把這個西印度小島賣給法國；丹麥也將採取同樣的行動，只留下冰島和格陵蘭（Greenland）作為其屬地。
然而，最壯觀的現象卻不一定最重要。當世界局勢觀察家在19世紀90年代晚期開始分析這個似乎是國家和國際發展模式當中的明顯新局面時，他們認為殖民帝國的創立只是其許多方面之一；與19世紀中期由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主控的情形顯著不同。正統觀察家認為：一般而言，這是一個國家擴張的新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中，如前所述，政治和經濟因素已經無法清楚分開，而政府在國內和國外都發揮了越來越積極和重要的作用。非正統觀察家更是明確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這個新階段乃是源自他們在這一發展中所目睹的各種不同趨勢。列寧於1916年出版的小書，是對這個不久便被稱為「帝國主義」現象的最有力分析。在這本總共10章的小書中，一直到第6章才討論到「列強的瓜分世界」。[3]
不過，就算殖民主義只是世界事務一般變化的一個方面，它顯然也是最快速明顯的方面。它可作為更廣泛分析的起點，因為「帝國主義」一詞，是在19世紀90年代對殖民地征伐的討論中，首次成為政治和新聞詞彙的一部分。同時它也在這個時期取得其經濟含義，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這個詞彙以往所代表的政治和軍事擴張形態，對瞭解這個時期的帝國主義幫助不大。皇帝和帝國當然是古老的，但帝國主義卻是相當新穎的。這個詞語（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尚未出現，馬克思死於1883年）在19世紀70年代首次進入英國政治，19世紀70年代晚期，尚被視為一個新詞，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突然變成一般用語。及至1900年知識分子開始為它著書立說之時，套用最早對它加以討論的英國自由黨員霍布森（J. A. Hobson）的話說：「（它已）掛在每個人的嘴上，用以表示當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運動。」[4] 簡而言之，它是為了描述一個全新現象而設計的全新詞彙。這個明顯的事實，已足以在諸多有關「帝國主義」的激烈辯論中剔除掉下列學派的看法，亦即：「它不是什麼新觀念，事實上它或許只是前資本主義的遺存。」無論如何，當時人們的確認為它是新穎的，並把它當作一件新事物來討論。
圍繞這個棘手主題的各種議論非常熱烈、密集而且混亂，以致歷史學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理清它們，以便可以看出實際現象的本身。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大多數議論並不是針對1875—1914年間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而是關於馬克思主義——一個很容易引起強烈感情的主題，也是關於列寧式的帝國主義分析，它湊巧將成為1917年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思想，也將成為「第三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思想。使這個議論特別風行的原因，在於那些支持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人，自19世紀90年代起便拼得你死我活，於是，這個詞語言本身也逐漸染上一種惡劣色彩，直至今日仍看不出去除的可能。「民主」一詞因為具有正面有利的含義，甚至其敵人也喜歡宣稱自己「民主」，然而「帝國主義」卻正相反，它通常是遭到非議的，因此一定是別人幹的。1914年時，很多政客以自稱帝國主義者為傲，但是在20世紀之後的進程中，他們幾乎已銷聲匿跡。
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分析是以當代作家的各式看法為依據，這些作家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它的要點是：新興帝國主義的經濟乃是根植於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殊新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偉大的資本主義強權將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勢力範圍。而列強在瓜分過程中的競爭，便是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在此我們不需討論「壟斷資本主義」如何導致殖民主義（關於這點，即使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也有分歧），也不需研究這種分析如何在20世紀後期擴大成範圍更大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假定，海外經濟擴張和海外世界的開發利用，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批評這些理論並不特別有趣，對於本書的脈絡而言，也不太相關。我們只需注意一點，那就是有關帝國主義的討論，非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與馬克思派的分析家相反，而這種情形遂使這個議題變得更加混亂。非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否認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的帝國主義，與一般資本主義或與19世紀晚期出現的資本主義特殊階段有任何必然關係。他們否認帝國主義有任何重要的經濟根源，否認它在經濟上有利於宗主國，他們也不承認落後地區的開發利用對資本主義有任何必要意義，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經濟也不見得有任何負面影響。他們強調帝國主義並未引起帝國強權之間不可收拾的敵對競爭，而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也沒有確切關係。他們排斥經濟上的解釋，而致力於心理、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解釋。不過，他們通常會刻意迴避國內政治的危險領域，因為馬克思主義分析家往往強調帝國主義的政策和宣傳對宗主國統治階級的好處，即它可抵消大眾勞工運動對勞動階級日漸增強的吸引力。這些反擊，有的強勁而且有效，不過若干論點卻彼此互不相容。事實上，許多反帝國主義的開創性論述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是，反帝國主義論述的缺點在於：它並沒有真正解釋經濟、政治、國家與國際事務上的種種發展在時間上的巧合，這種巧合對1900年左右的人們而言實在極其明顯，以致他們想要找出一個通盤解釋。它也無法解釋為何當時人會認為「帝國主義」既是新事物又是歷史上的中心發展。簡言之，這類文獻大半不過是在否認當時十足明顯、現在也十足明顯的事實。
把列寧主義和反列寧主義放在一邊，歷史學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顯事實，也是19世紀90年代沒有人會否認的事實，即瓜分世界有其經濟上的重要性。證明這一點並不等於解釋了這一時期帝國主義的所有關係。經濟發展並不是某種啞劇表演，而歷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就這一點而論，即使是全神貫注於如何從南非金礦和鑽石礦中牟利的商人，也絕不能被視作一架賺錢機器，他對於那些顯然與帝國擴張有關的政治、情感、意識形態、愛國情操乃至種族訴求，不可能完全無動於衷。不過，如果我們可以確定這段時期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經濟發展趨勢與其向偏遠地區的擴張具有某種經濟上的關聯，那麼再將全部的解釋重心放在與此無關的帝國主義動機上，便顯得不太合理。即使是那些似乎和征服非西方世界具有關聯的動機，如敵對列強的戰略考慮，在分析的時候也必須記住它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中東的政治雖然絕不能以簡單的經濟理由予以說明，但如果不將石油考慮在內，也無法得到確切的討論。
於是，19世紀最主要的事實之一便是單一全球經濟的創建，這個經濟一步步進入世界最偏遠的角落。藉著貿易、交通，以及貨物、資金和人口的流動，這個日趨緊密的網絡逐漸將已開發國家聯繫在一起，也將它們與未開發國家結成一體（參見《資本的年代》第三章）。要不是這樣，歐洲國家沒有理由對剛果盆地（Congo basin）這類地方的事務感興趣，或為某個太平洋上的環礁進行外交談判。這種經濟全球化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它在19世紀中期以相當大的幅度加速進行。1875—1914年間，它仍然繼續增長，雖然在速度上相對來說較不驚人，但就份量和數量而言卻大了許多。1848—1875年間，歐洲的出口量增長了四倍以上，但1875—1915年間卻只增加了一倍。1840—1870年間，世界的商船噸位僅由1 000萬噸上升到1 600萬噸，但隨後的40年間卻翻了一番，同時全世界鐵路網已由1870年的20萬公里，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00萬公里以上。
這個日漸緊密的交通網，甚至將落後和先前的偏遠地區引入了世界經濟，並在富有、進步的古老中心地區，創造出對這些遼遠地區的新興趣。事實上，一旦人們進入這些地區之後，許多這樣的區域乍看之下簡直就是「已開發」世界的延伸。歐洲人已在此殖民開發，滅絕或趕走了原住民，創建出了城市，而無疑也將適時創造出工業文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以西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阿爾及利亞以及南美洲的南端。總之，上述地區雖然遙遠，但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卻與那些因為氣候關係而使白人殖民者不感興趣的地區不同，引用一位當時的傑出帝國行政官員的話，「小量的歐洲人還是可以來此，以他的資金、精力和知識，發展出最可獲利的商業，並且取得其先進文明所需的產品。」[5]
那個先進的文明現在正需要外來產物。由於氣候或地質因素，當時科技發展所需要的某些原料，只有在遙遠的地方才能找到，或只有在遙遠的地方才能大量獲取。例如這個時期的典型產物內燃機，靠的便是石油和橡膠。當時絕大多數的石油仍舊來自美國和歐洲（俄國以及產量少得多的羅馬尼亞），可是，中東的油田已成為層出不窮的外交衝突和欺詐的主題。橡膠完全是熱帶產物，歐洲人利用殘暴壓搾的手段，從剛果和亞馬孫雨林區取得，而這種暴虐的行徑正好成為早期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抗議目標。不久之後，馬來亞也開始廣植橡膠樹。錫來自亞洲和南美洲。此前許多無關緊要的非鐵金屬，如今已成為高科技所需的鋼合金的必要成分。這類非鐵金屬有些在「已開發」世界隨處可得，尤其是在美國；另一些則不然。新興的電氣和汽車工業亟須一種最古老的金屬——銅。銅的主要蘊藏區以及最終生產者，都是20世紀後期所謂的「第三世界」——智利、秘魯、扎伊爾（Zaire）和贊比亞（Zambia）。當然，對於貴金屬永遠無法滿足的需求始終是存在的。這種需求在本書所論時期將南非轉化成全世界最大的黃金出產地，當然還包括它的鑽石財富。礦業是將帝國主義引入世界各地的主要先鋒，也是最有效的先鋒，因為它們的利潤令人萬分心動，就算專為它修築鐵路支線也是值得的。
除了新技術的需求外，宗主國的大量消耗也為糧食製造了一個迅速擴展的市場。單純就數量而言，這個市場乃是由溫帶的基本糧食所主宰。穀物和肉類已在歐洲殖民者的若干區域——南北美洲、俄國和澳大利亞——廉價地大量生產。但是它也改變了長久以來（至少在德國）特別被稱為「殖民地貨物」的產品市場，它們已在「已開發」世界的食品雜貨店中銷售，這類產品包括糖、茶、咖啡、可可粉以及其衍生物。隨著快速運輸和保藏方法的改善，如今也可享用到熱帶和副熱帶水果，它們使「香蕉共和國」成為可能。
英國人在19世紀40年代每人平均消耗1.5磅的茶葉，19世紀60年代提高到3.26磅，19世紀90年代更升到5.7磅，這些數字表示19世紀90年代英國每年平均要進口2.24億磅茶葉，而19世紀60年代只需9 800萬磅，19世紀40年代更低至4 000萬磅。不過，當英國人拋棄了他們以前所喝的幾杯咖啡，而灌滿了來自印度和錫蘭（Ceylon）的茶水時，美國人和德國人卻以越來越驚人的份量在進口咖啡——尤其是由拉丁美洲進口。20世紀初期，居住在紐約的家庭每週約需消耗掉一磅咖啡。教友派的飲料和巧克力製造商樂於推出各種不含酒精的點心，其原料多半來自西非和南美。1885年創辦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波士頓精明商人，在加勒比海地區創立了他們的私人帝國，以供應美國先前認為無足輕重的香蕉。當時的市場首次充分證明了新興廣告業的效能，而充分利用這個市場的肥皂製造商，已將目光轉向非洲的植物油。種植園、領地和農場，是帝國經濟的第二支柱。宗主國的商人和金融業者則是第三支柱。
雖然這些發展創造了大企業的新分支，而這樣的大企業（如石油公司），其贏利是與地球某些特殊部分牢不可分的，不過它們並未改變已經工業化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的情況和性質。然而，它們卻改變了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它們將這些地區轉變成一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綜合體。這些地方日漸成為一種或兩種農產品的專業生產地。它們把農產品出口到世界市場，而把自身完全寄托在世界市場難以預測的變化上。馬來亞越來越等同於橡膠和錫，巴西是咖啡，智利是硝酸鹽，烏拉圭是肉類，古巴則是糖和雪茄。事實上，除了美國以外，甚至白種人的殖民地在這個階段也無法進行工業化，因為它們也受到這種國際專門分工的限制。這些殖民地可以變得極度繁榮，即使是用歐洲標準來衡量亦然，尤其是當其居民系由自由、好鬥的歐洲移民所組成時，這些居民在選舉產生的議會中一般都具有政治影響力，而他們的民主激進主義可能相當令人害怕，不過原住民通常是被排除在「居民」之外。（事實上，白人的民主政治通常不允許原住民享有他們為吝嗇的白人所贏得的利益，它甚至拒絕承認原住民是一個完整的人。）在帝國的年代，一個想要移民海外的歐洲人，最好是去澳大利亞、新西蘭、阿根廷或烏拉圭。別的地方，包括美國在內，都不是很理想。這些國家都發展出勞工和激進民主政黨，甚至政府，以及搶在歐洲國家之前很久的大規模公共社會福利制度（新西蘭、烏拉圭）。但是，它們的繁榮只是歐洲（基本上也就是英國）工業經濟的補充，工業化對它們沒有好處，至少對與農產品外銷有利害關係的人沒有好處。母國也不會歡迎它們的工業化。不論官方的說法如何，殖民地和非正式屬地的作用只是補充母國的經濟，而非與它們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