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天，有一個年輕女孩從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一所中學畢業。對那時的中歐女孩來說，這是相當不尋常的成就。為了慶賀她畢業，她的父母決定送她出國旅行。不過在當時，讓一個富裕人家的18歲女子單獨暴露於危險和誘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因此他們想找一位適當的親戚來照顧她。幸運的是，在過去幾代由波蘭和匈牙利西遷致富而且接受過良好教育的親戚中，有一家過得特別好。奧爾貝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東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麥那（Smyrna）、阿勒頗（Aleppo）和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開了一家連鎖商店。在20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和中東有許多生意可做，而奧地利長久以來便是中歐對東方貿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個適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館，又是一個國際性的歐洲中產階級高級聚居地。在當地用法文很容易溝通，而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魯塞爾附近的一家寄宿學校已學會流利的法文。當然，埃及有許多阿拉伯人。奧爾貝特叔叔欣然歡迎他的親戚。於是這位小姐乘坐一艘輪船由的裡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該港是奧匈帝國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寄居地。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來的母親。
若干年以前，一個年輕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從倫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他的父親在19世紀70年代由俄屬波蘭移民到英國，以製造傢俱為業。他在倫敦東區和曼徹斯特（Manchester）過著不穩定的生活，盡量設法養育他原配所生的一個女兒和繼室所生的8個兒女（其中大多數是在英國出生）。除了一個兒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沒有經商的天分或意願。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機會受到一點兒教育，日後成為南美的採礦工程師，當時南美尚是大英帝國一個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熱衷於學習英文和英國文化，並且積極地英國化。其中一個後來成為演員，一個繼承了家中的傢俱製造業，一個成為小學教師，另外兩個進入當時正在發展中的郵政服務業。那個時候，英國剛佔領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個兄弟便到尼羅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國的一小部分——埃及從事郵政和電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認為埃及很適合他的另外一個兄弟，這個兄弟非常聰明、和氣，有音樂天分，體育運動樣樣精通，並且具有輕量級拳賽冠軍的水準，如果不需要靠自己謀生，他的特質可讓他的生活過得十分愜意。事實上，他正是那種在殖民地的貨運事務所工作遠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國人。
這個年輕人便是作者未來的父親。因此，他是在帝國年代的經濟和政治活動使他們相聚的地方遇見未來的妻子的。這個地方便是亞歷山大港郊外的體育運動俱樂部，後來他們的第一個家便在這個俱樂部附近。在本書所談的時代之前，在這樣的地方發生這樣的邂逅，並使這樣的兩個人締結姻緣，都是極端不可能的事。讀者應該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傳式的逸事作為本書的開始，有更嚴肅的理由。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在歷史和記憶之間都有一塊不太明確的過渡區。這塊過渡區是介於兩種過去之間，其一是可相對不帶感情予以研究的過去，其二是摻雜了自身的記憶與背景的過去。對於個人來說，這塊過渡區是由現存的家庭傳統或記憶開始的那一點起，一直到嬰兒時代結束——也就是，比方說，從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認或解說的最早的一幅家庭照片起，到當公眾和私人的命運被認為是不可分開而且互相決定的時候止〔「我在戰爭結束前不久遇見他」；「肯尼迪總統（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為我那個時候還在波士頓」〕。這塊過渡區在時間上可長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異。但是，永遠會有這麼一塊時間上的無人之地。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或對於任何人來說，它絕對是歷史最難把握的一部分。對於作者本人而言，由於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出生，而父母在1914年時分別是33歲和19歲，帝國的年代正好處於這個不太明確的區域。
但是，不僅個人如此，社會也是這樣。我們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書所討論的這個時代成長，或在其直接的影響下成長。或許在20世紀將要結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復如此（誰又能確知），但在20世紀的前2/3，情形確實是這樣。
比方說，讓我們來看一看對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名單：1914年時，列寧〔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歲，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歲，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歲，凱恩斯（J. Maynard Keynes）32歲，希特勒（Adolf Hitler）25歲，阿登納（Konrad Adenauer，1945年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締造者）38歲，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40歲，甘地（Mahatma Gandhi）45歲，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25歲，毛澤東21歲，胡志明、鐵托〔Josip Broz（Tito）〕與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均為22歲，也就是比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小兩歲，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歲。再看一看文化領域內的重要人物。比如根據1977年出版的《現代思想辭典》（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 ）所收錄的文化人物為抽樣標本，其結果如下：
由此我們可明顯看出，即使到了20世紀70年代，人們仍認為帝國的年代對這個時代的思想形成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不論我們同不同意這個觀點，它在歷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因此，不僅是少數與1914年前直接有關的在世者，面臨著如何看待他們的私人過渡區的問題，而且，在比較非個人的層次上，每一個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因為1980年乃是由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個時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說較遠的過去對我們而言較不重要，但是它與我們的關係是不一樣的。在處理遙遠的時代時，我們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來者的身份面對它們，很像西方的人類學家著手調查巴布亞（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樣，如果它們在地理上、紀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夠遙遠的，這樣的時期，便可以完全通過死者的無生命遺物——書寫、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們是歷史學家，則我們知道我們所寫的，只能由其他的陌生人來判斷和糾正——對於這樣的陌生人而言，「過去也是另一個國度」。我們的確是借由我們自己的時代、地點和形勢來假設過去，也傾向於以我們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過去，去看待那些我們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們的看法允許我們認出的事物。不過，我們在工作的時候也帶著我們這一行慣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檔案和其他一手資料，閱讀數量龐大的二手文獻，一路走過我們前輩學者許多代以來所積累的辯論和異議，走過不斷變化的風尚和不同的解釋與重要的階段，永遠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問問題。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爭論一個我們不復記憶的過去的其他當代人以外，我們的工作也不會遭遇什麼阻力。因為，甚至我們以為我們所知道的1789年的法國或喬治三世時期的英國，也是我們通過官方或民間學究所學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識。
當歷史學家想要努力鑽研仍有目擊者存活的時代時，兩種相當不同的歷史概念便互相衝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補充：學術性的和實際存在的、檔案的和個人記憶的。由於每個人都已在心中與自己的一生達成妥協，因此每一個人都是他們所處時代的歷史學家。如同冒險進入「口述歷史」領域的人所知道的，從絕大多數人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歷史學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們的貢獻，卻有基本的重要性。對那些訪問老兵和政客的學者而言，從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資料，將較接受他們訪問者記憶中的資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們卻可能誤解這些文字上的資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學家那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學家，可能會被那些曾經經歷過這場戰爭的人加以糾正。這些人回憶往事，搖搖頭說：「但是事情根本不是這樣。」不過，彼此對峙的這兩種歷史觀點，在不同的意義上都是對於過去的合乎邏輯的重建。歷史學家有意識地以為它們是如此，這樣至少可以予以說明。
但是，不明確區域的歷史則不同。其本身是有關過去的自相矛盾未能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時比較模糊，有時顯然精確，永遠是由學術與公眾和私人的二手記憶所傳達。它仍是我們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們個人所能影響的。它所形成的，類似那些斑駁的古代地圖——充滿了不可靠的輪廓和空白，搭配著怪物和符號。這些怪物和符號被現代的大眾媒體所誇大。正因為這個不明確的區域對我們而言很重要，遂使媒體也對它全神貫注。多謝媒體的恩賜，這種片段和象徵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為持久記憶的一部分：「泰坦尼克」（Titanic）號郵輪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它在沉沒後的75年，還具有最初的衝擊力，不斷出現在報紙雜誌的大標題中。而當我們為了某種原因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時期，我們心頭閃過的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歷史學家聯想起過去的形象和逸事〔當無敵艦隊接近英國時，德雷克（Drake）在玩滾木球遊戲，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的鑽石項鏈或「讓他們吃蛋糕」，華盛頓正在橫渡特拉華河（Delaware River）〕，與時代的聯繫更密切。後面這些形象和逸事沒有一件會片刻影響到嚴肅的歷史學家。它們超出了我們的領域。但是，即使我們是專業人士，我們能保證以同樣冷靜的態度，看待帝國時代那些已成為神話的形象，如「泰坦尼克」號郵輪、舊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嗎？
與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相比較，帝國的時代都更大聲疾呼要求摘下神秘面紗，正因為我們（包括歷史學家在內）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們裡面。這並不意味著它要求揭露或揭發貪污腐敗（它所肇始的一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