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迫切需要某種歷史透視法，是因為20世紀後期的人們，事實上還牽扯在止於1914年的那個時期之中。這也許是由於1914年8月是歷史上最不可否認的「轉折點」之一。當時人認為它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現代人也一樣。我們當然可以說這種感覺是不對的，並且堅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些年間確有一貫的連續性和轉折處。畢竟，歷史不是公共汽車——當車子抵達終點時，便換下所有的乘客、司機及乘務人員。不過，如果有一些日期不只是為了劃分時代的方便，那麼1914年8月便是其中之一。在當時人的感覺中，它代表了資產階級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終止，也標誌著「漫長的19世紀」的終止。歷史學家已學會談論這個「漫長的19世紀」，它也是我們這一套三冊書的主題——本書是最後一冊。
無疑，這就是它能吸引這麼多業餘和專業史家，與文化、文學和藝術題目有關的作家、傳記作家、電影和電視節目製作人，以及同樣多的時裝設計師的原因。我猜想：在過去的15年間，僅在英語世界每個月至少有一本關於1889—1914年的重要書籍或論文出現。它們大多數是寫給歷史學家或其他專家看的，因為如前所寫，這段時期不但對於現代文化的發展非常重要，也為大量而且激烈的歷史辯論提供了框架。這些國際或國內的辯論大多始於1914年的前幾年。它們的主題非常廣泛，舉幾個例子來說，有帝國主義、勞工和社會主義的發展、英國的經濟衰退、俄國革命的性質和起源等。在所有的辯論主題中，最著名的顯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到現在已有好幾千冊，而且繼續以可觀的速度爭相推出。它是一個活的主題，因為不幸的是，自1914年後，世界大戰起源的問題便揮之不去。事實上，在人類的歷史中，帝國年代所關心的事物顯然與現代的重疊性最大。
將純粹專論性的文獻放在一旁不談，這個時期大多數的作家可分為兩類：回顧類與前瞻類。每一類往往都將注意力集中於本時期一兩個最明顯的要點上。在某種意義上，由1914年8月這個不能通過的峽谷的這一頭望向那一頭，它似乎是異常遙遠且無法回歸的。而同時，矛盾的是，許多仍舊是20世紀晚期特色的事物，均是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最後30年。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驕傲之塔》（The Proud Tower ），是描寫戰前（1890—1914年）世界的暢銷書。它是前一類最為人所熟悉的例子。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對於現代法人組織管理的研究——《看得見的手》（The Visible Hand ）可代表第二類。
就產量及銷路而言，回顧類幾乎一定佔優勢。一去不返的過去，對於優秀的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挑戰。他們知道就時代已經不同這一點來說，它是不可瞭解的，但是它也具有使人產生懷古思想的極大誘惑力。最不具理解力和最易動感情的人，也會不斷嘗試去重新捕捉那個時代：一個上等和中產階級傾向於賦予它黃金色彩的時代，一個「美好的時代」（belle epoque）。當然，這種辦法非常合乎娛樂業者和其他傳媒製作人、時裝設計家的口味。在電影和電視的推波助瀾下，它恐怕已成為公眾最熟悉的版本。這種視點當然是令人不滿的，雖然它無疑捕捉到了這個時期的一個高度可見面，畢竟是這一方面將「財閥政治」和「有閒階級」這樣的詞彙引入公眾的談話之中。這種版本是否比那些思想成熟但情感更為戀舊的作家版本更不切實際，恐怕尚有爭論餘地。這些作家希望證明：如果沒有那些可以避免的錯誤或不可預測的事件，失去的樂園當年也不會失去；沒有這些錯誤和事件，當年更不會有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或任何應對1914年前的世界的失落負責的事物。
另一些歷史學家比較注意與大斷裂相反的事物，也就是說，許許多多具有我們當代特色的事物，乃是起源於1914年以前的幾十年，有些起源是非常突然的。他們致力於尋找那些明顯的根苗和前例。在政治上，構成大多數西歐國家政府或主要反對勢力的勞工和社會主義政黨，都是1875—1914年的衍生物，而其家族的另一支——統治東歐的共產黨亦然（統治非歐洲世界的共產黨，也是倣傚東歐共產黨組織，不過在時代上晚於這一時期）。事實上，民選政府、現代民眾政黨、全國性有組織的工會，以及現代福利法，也都是衍生自1875—1914年年間。
在「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名目下，這一時期的「先鋒」（avant garde）風格接掌了20世紀大半的高尚文化產品。甚至到今天，雖然有一些先鋒派或其他學派不再接受這種傳統，他們卻仍使用他們所拒絕的說法來形容自己（後現代主義）。同時，我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這一時期三項創舉的支配：現代形式的廣告業、現代報紙雜誌的傾銷，以及（直接或通過電視的）電影。科學和工業技術在1875—1914年後顯然有長足進步，但是，普朗克（Planck）、愛因斯坦和尼爾·玻爾（Niels Bohr）那個時代的科學與現代科學之間，還是有明顯的連續性存在。至於工業技術方面，石油動力的汽車、飛機，都是帝國年代的發明，直到今天仍主宰著我們的自然風景和都市面貌。我們已改進了帝國時期所發明的電話和無線電通信，但未能予以更換。回顧歷史，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或許已不再符合1914年以前所建立的構架，但絕大多數的定向指標仍是有用的。
然而，以這樣的方式介紹過去是不夠的。帝國年代與現在是否連續的問題無疑仍然十分重要，因為我們的感情仍然直接牽扯在這段歷史之中。不過，從歷史學家的觀點看來，在孤立的情形下，連續和不連續是無足輕重的事。那麼，我們該如何為這個時期定位？過去與現代的關係畢竟是寫史者與讀史者最關心的所在。他們都想要，也應該想要瞭解過去如何變為現在，他們也都想要瞭解過去，但主要的阻礙是過去不似現在。
《帝國的年代》雖然可以獨立成冊，但主要是作為「19世紀世界歷史全盤考察系列」的第三冊和最後一冊。這裡所謂的「19世紀」是指「漫長的19世紀」，也就是大約從1776年至1914年。作者最初無意著手這麼一項具有瘋狂野心的計劃。這些年間，我斷斷續續寫成這三冊書，除了第三冊外，其他兩冊最初都不是這三部曲的一部分。它們之所以可以連貫，是因為它們對19世紀有一個統一的看法。由於這個共同看法已能連貫《革命的年代》和《資本的年代》，並且延伸到《帝國的年代》（我希望如此），它當然有助於連貫帝國的年代與其後的年代。
我用以組織19世紀的中軸，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特有的資本主義的勝利和轉型。這三部曲是由富有決定性的「雙元突破」開始的：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法國和美國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資本主義不斷追求經濟增長與全球擴張的帶動下，創造了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制度；後者則在互有關聯的古典政治經濟和功利主義哲學的補充下，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公共製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冊——《革命的年代》便是以這種「雙元革命」的概念為主軸。
「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濟十足的信心來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現——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這是第二冊的主題。這一冊涵蓋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蕭條的19世紀70年代。在這段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景和經濟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它們的實際勝利非常明顯。法國大革命所針對的「舊制度」，其政治阻力已被克服，而這些舊制度本身，看上去也正在接受一個凱歌高奏的資產階級領導權，接受它所代表的經濟、制度和文化進步。在經濟上，原先受限於腹地狹隘所導致的各種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困難，這時已獲克服，這主要得歸功於工業轉型的擴散以及世界市場的大幅度拓展。在社會上，革命年代貧民爆炸性的不滿情緒此時也逐漸平息。簡而言之，持續而無限制的資產階級進步的主要障礙似乎均已剷除，因而其內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難，一時間似乎還不致引起憂慮。在歐洲，這個時期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革命分子，似乎較任何其他時期都少。
可是，資本年代的矛盾卻滲透並支配了帝國的年代。在西方世界，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和平時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個同樣無與倫比的世界戰爭時代。不論它所展現的外貌如何，在發達工業經濟體中，它是一個社會日益穩定的時代。這個時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征服並統治龐大帝國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邊激起反叛和革命的聯合力量，這些力量終將吞噬這個時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籠罩在對全球戰爭的恐懼與事實之下，籠罩在對革命的恐懼（或希望）之下。而這兩種恐懼都是直接根源於帝國年代所表現的歷史形勢。
由工業資本主義所創造，也為工業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工人階級，其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運動已在這期間突然出現，並且要求推翻資本主義。他們是出現在高度繁榮和擴張的經濟中，出現在那些他們擁有最強大勢力的國家中，並出現在資本主義帶給他們的境遇不像以前那麼悲慘的時刻。在這個時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經延伸到（或行將延伸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苦大眾，甚至有史以來第一次涵蓋了婦女。但是這個延伸的代價，卻是迫使其中堅階級（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退守到政權邊緣。因為選舉式的民主政治，亦是自由主義進步不可避免的產物，已在大多數國家掃除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對於資產階級而言，這是一個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機而且必須轉型的時代。他們傳統的道德基礎，正在他們自己所累積的財富、舒適和壓力下崩潰。連它作為一個統治階級的存在，都逐漸受到其經濟制度轉型的危害。為股東共有而且僱傭經理和行政人員的大企業機構或法人，開始取代了擁有和管理其本人企業的真正個人和家族。
這樣的矛盾無窮無盡，充滿了整個帝國年代。事實上，如本書所記，這個時代的基本模式，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社會和世界，逐漸向其「離奇死亡」邁進。它在到達最高點的時刻死去，成為所有矛盾的最大犧牲者，而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進而產生的。
尤有甚者，這一時期的文化和知識生活，竟充分意識到這個逆轉模式，充分意識到這個世界行將死亡，意識到它們需要另一個世界。然而，真正符合這個時代特徵的是，對於即將到來的劇變，人們既早有預期，又始終誤解和不信。世界戰爭即將來臨，但是沒有任何人，甚至最棒的先知，能確切知道它會是什麼樣的戰爭。而當世界真正處於地獄邊緣之際，決策者卻完全不相信他們正在衝向地獄。偉大的新社會主義運動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對他們的多數而言，在某種意義上，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不斷增加的多數自然會凌駕於日漸消減的少數之上。然而，對那些期望真正造反的人而言，它卻是一場戰鬥，這場戰鬥的首要目標便是創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此作為邁向下一階段的必要前奏。因而，革命分子即使想要超越帝國年代，也還得先留在裡面。
在科學和藝術方面，19世紀的正統被推翻，但是從來沒有這麼多新近受過教育的學識之士，更堅信那些在當時甚至連先鋒派都拒絕的事物。如果發達世界的民意測驗家1914年前曾經計算持希望樂觀態度與失望悲觀態度的人數，那麼他將發現持希望樂觀態度的人佔了大多數。矛盾的是，他們的比例在新的一個世紀（也就是當西方世界接近1914年時）竟會比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來得更高。當然，這份樂觀不但包括那些相信資本主義未來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它會被廢棄的人。
與其他時期相比，帝國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處在於：在這個時代內部，不存在其他逆轉的歷史模式，或可逐漸破壞其時代基礎的歷史模式。它是一個全然內化的歷史轉型過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續發展。這個漫長的19世紀的特異之處，在於這個世紀將世界變得面目全非的巨大革命力量，竟是倚靠在一種特定的、有其歷史性的脆弱工具之上。正好像世界經濟的轉型，在一段非常重要的短暫時期，是與英國這個中型國家的命運認同一樣。當代世界的發展，也與19世紀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認同。與它有關的構想、價值、假設和制度，它們在資本年代似乎獲得的勝利程度，正顯示出這個勝利在歷史上的短暫性質。
在本書所涵蓋的這段歷史時期，西方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社會與文明，顯然並不代表現代工業世界的永恆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發展的一個階段。支撐20世紀世界經濟的結構，即使當它們還是資本主義形式的時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紀70年代會接受的「私人企業」式經濟結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支配世界革命的記憶，已不復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滲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瞭解的那種資產階級文化。當時完全掌握世界經濟、思想和軍事主力的大陸，如今已不再是世界經濟、思想和軍事的主力。不管是一般的歷史或特殊的資本主義歷史，都不曾在1914年告終，不過世界的極大部分，都已經通過革命進入一個基本上不同類型的經濟形式。帝國的年代，或列寧所謂的「帝國主義」的年代，顯然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事實上列寧也沒有說它是。他只是在他那本深富影響力的小冊子的初版中，稱它為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在他死後，帝國主義重被命名為「最高階段」。）可是，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觀察家，而且不僅是敵視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家，會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幾十年的歷史，那個他們活過的世界，並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階段。無論如何，它似乎已為一個與過去非常不同的世界做了準備。而自1914年以後，世界果真變得與以往完全不同，雖然它的改變方式與大多數先知所預期或預言的不一樣。我們已不再能回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社會。20世紀晚期對於復興19世紀資本主義精神的呼籲，證明這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自1914年以後，資產階級的世紀已屬於歷史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