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儒道愚君政策，於元平之間，和平演變不戰而勝。《改革與新思維》[32]型罪己詔大累竹木，或許頗能酬報殉道醇儒百年吶喊。然則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張少帥投奔革命、馬『總統』皈依民主」，其顯效乃在平庸化、猥瑣化，小人儒之惟富貴是尚，莫盛於今。反覺《鹽鐵論》時代之壁壘分明、各從其道磊落可愛，「與佛朗哥鬥爭時代生活多愉快」[33]。
大道既定，所爭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偽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獨夫雖去，賢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賢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賢」「讓國」者數，而天位終屬外戚。雖然，巨公究系王道干城，身負董子、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敗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漸台死黨數千。儒學「天真時代」，一去不返。
「周政原教旨主義」與「秦政原教旨主義」同歸於盡，於是南陽紳士之政權、汝穎（漢魏之蘇杭）名士之清議，相率棄「制度決定論」之「致命的自負」，歸於抱殘求庸之「人事決定論」。儒學自孔子「貴族立憲主義」、孟子「民主啟蒙主義」、秦漢「人民反法西斯統戰教會」，流於其邏輯終點——狄更斯式溫情主義「在人不在法」「爭輿論不爭制度」。溫公羨艷者，即伊拉斯謨、胡適及一切文人最珍貴夢想——「教育改進社會」「輿論領導政治」。
東京政治合法性建構，具體而微，成於叔皮、孟堅父子《王命論》《兩都賦》。「天命之有定」「知王者之無外」針鋒所向，恰在秦漢新三朝之「奮私智」「識函谷之可關」。東京君臣跨叔季而徑續成周洛邑之大，不藉形勝，不以兵車，然而，「輿論共識政治」竟落實為朋黨、派系、清流之禍。
虛脫之弊，不下暴戾。東京名士絕望之心，尚遠過於先儒，以其「喪失天真」之故，不復深信吾子吾道足恃。楚漢之禍烈於衰周，新莽之難烈於暴秦，今日之禍烈於新莽，不知後聖當以何術以救危亡。
且夫漢季之亂，確有異於前代之新生事物，今人習見之「饑民戰爭」「群眾政治」即是。平民化原系儒家及一切「愛民主義者」正面價值，然則其效未盡可欲。貴族封建制非無國難，唯其社會組織堅實，前方—後方、政治階級—非政治階級界限清晰。解放平民之自然後果，即在「總體戰」取代「競技戰」 [34]、「動物性鬥爭」取代「費厄潑賴 」 [35]。全民皆攻擊對象，並非偶然：劫質及於婦孺，始於漢氏。趙太守長於談判、橋太尉不憫人質（小布什主義「不與恐怖分子妥協」），皆以此負一時物望。回顧周秦，劫質尚以政治階級為敵，不乏任俠之氣，此間歷史形態學含義，類似老革命者恩格斯初聞愛爾蘭共和軍以敵國平民而非政府為敵。
貴族亡，未嘗消弭禍亂，僅能去民變之組織性、理想性。項王、田橫、留侯之流「有綱領有目的」者出局，代之者為赤眉、黃巾之流，延及闖獻、拳民，模式不改。群眾散沙天然乏組織力，能代凝結核者非邪教即梁山，無論理想或行為，取徑必不能高，大有助於政治殘虐化、流氓化及社會功利化、短視化。
華夏之早熟先衰，種因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