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周遊士之盛，以「客」為載體。「理想主義者」系列，以顏、孟徒子徒孫居首，唱「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虛擬「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戰國策·燕一》）之「儒家輝格史學」，藉以支持「道尊於勢」；而以「現實主義者」蘇、張縱橫之流立場，游士之尊原本無甚高義，端在列強惡性競爭一事。「客」階級利益有賴於「勞工陣線集體行動」維持，「道統」「恆心」於我何有哉！孟嘗君之「主客勞資最低待遇標準糾紛」[27]，平原君之「主客勞資最低榮譽標準糾紛」，蘇、張犧牲東道主之「共濟會互助陰謀論」[28]，雖非史實，但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譽，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義，「儒」本有博古之義，其後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說，可見「無恆產者」畢竟多無恆心，理想主義標準不為多數人設。[29]
於是「法西斯主義者」踵「現實主義者」之弊而興，視游士為蠹首：非但不能肩負道統，復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團，賣君於上，病農於下，大為治道之憂。明王不能除滅而廓清之，不足以為道。名法之盛，即徵輿論氣候將轉，「理想主義者」泥足已現，禍將及身。
儒生雖能合縱關東豪傑，誅滅狂秦，所得不過「皮洛士勝利」[30]。親儒者敗，反儒者興，風會難移。孔門抱先王之禮器，與陳王同盡。陳余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義之師而亡全趙。項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斃，魯儒獨以絃歌拒漢。田橫徒有義士，關河終屬無賴。蕭相以文法吏師秦制，漢家宅咸陽以臨關東，意態顯然。
醇儒所恃者，僅存先王之禮樂（即「一切正人君子聯合起來消極抵抗，不承認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權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誠，不能常守。不幸此術亦為區區叔孫通廉價賣與漢家，以博微官。魯二生之心，亦猶田橫島三千死士初聞「拒我納匪」，無奈「道義掃盡」，唯有高歌《龍的傳人》以洩恨。
道統繫於游士，游士繫於賓客，賓客繫於列國，形勢如此。大一統之局難破，「和平演變帝室」「劇秦美周輿論戰」不足以復三代之盛。漢儒主要業務終不過好夢一場。惠帝仁柔，不馳游士、結社之禁。文景清靜，偏急遊俠、妖言之誅。孝武尊儒，而用酷吏興大獄鋤豪強，皆以破「戰國社會形態」，批量生產「秦政散沙社會」，可謂成始皇未了之願。竇相淮王誅死、推恩令行，即「徹底掃蕩關東遊士」總動員令。一時「列侯豪傑死者數萬」，公卿不敢養客。衛青自慶賓客乏人，不致蹈田竇故轍。隴西李氏好接死士，功高不賞，闔門俱盡。太史公亦故老舊家，天然同情歷史殘餘，不能正確認識歷史大方向，怨望主上遇以倡優，平陽歌姬之徒早知其不得善終。
「制度決定論」，漢儒早知之矣。東方朔作賦、揚子雲答難，皆以天漢之「混一六合」為士難之源，零丁反覆，教導後輩接受現實：「夾起尾巴做人」「謹慎是勇敢的第一元素」「貧賤者理應為砍頭滅族機會減少而慶賀」。
然則游士顯然並未因此而絕。唯一變化在於：自許負道統、行王道之「理想主義型」游士漸滅，謀青紫、思坐食之「現實主義型」游士暴增。儒生為相始於公孫弘（「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史記·儒林列傳》），其謹慎避禍之心不下於衛大將軍。然求啖飯所之惡客蟻附蠅趨，雖以公孫子之長於厚顏，亦無如之何。何況政治專制化、社會平民化雙軌並進，雖脫粟布被亦甘之如飴者勢必有增無減。東京常規，「經濟型」賓客取代「政治型」賓客，馬援、竇憲皆以客墾荒、經商，生利自給，不類西京門客皆政客、劍俠不事治生。
此類變形，於西漢歌、謠，已有先聲，其副作用在於門客地位漸次，由「勞心者」淪為「勞力者」，由「士大夫」淪為「依附者」，由「黔首之上」淪為「良民之下」。漢魏「客」「奴」並稱，已成風會而官法猶視「客」為「民之無籍者」，以奴待之者治罪。此時間差甚合「官法永遠慢社會變遷半拍」之理。曹公屯許，以「客」為「強人依附型」農-兵，真乃「繼承歷史而創造傳統」者，六代王室、公卿、豪強無不以此為師。史冊斑斕，一望皆「賜部曲……」「投為部曲……」「沒為部曲……」「遣發部曲……」，終至黃籍空而白籍滿，正兵老弱而部曲充選鋒。
迄於晉宋，「部曲」「私屬」入法。「奴」「客」之別不顯，皆佃農而兼私兵者。五朝門第，賴此支持。唐人猶有餘風。門第之外，佳子弟率以佛門為出路，玄奘即顯例。周孔奄奄，左道烈烈。「南朝四百八十寺」，亦政治社會「驅賢良入方外」之功業。中古西歐、近世蒙藏、武家日本同坐此道。古典華夏-原始儒家-純血統士人歷史循環，道盡於此：始於封建，終於依附；始於貴族，終於門第。「自由的心智，不過如一蓬焰火，凌虛絕頂，剎那澌滅。」至於再創第二中國-新儒家-「宋明型」寒門士大夫維繫國脈，已屬舊邦新族之命，猶如諸歐之奉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