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中共是一個有理想、有目標、有組織的革命政黨，一開始就將建立新型政權作為革命的不二法門。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果實被蔣介石奪走後，面對國民黨的武力鎮壓，中共別無選擇地走上了武裝革命之路。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倡導者而言，革命並不僅僅是控制權力的轉移，而是社會政治的全新革命性轉換，因此，建立新政權，實現社會結構的改造，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懸揭的革命政權模式就是當時世界唯一的蘇俄式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代表描述了中國初期蘇維埃政權的狀況：「試圖躲在自己的區域內，用萬里長城將自己同外界隔開，建立一個擺脫賦稅、擺脫地主統治等等的國家。」[56]如果撇去其中的批評性表述，這一判斷大致還是反映出中共蘇維埃革命的追求。
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組織鬆散，政府對地方控制力有限，紳權在地方社會影響重大，晚清紳權尤為伸張。民國時期這種狀況仍基本得到延續，地方豪紳依然相當強勢。根據抗戰時期對78位縣長的調查，他們最感困難的幾件事中，財政困難居首位，其次即為土劣猖狂，有31人選擇，占總數的39.74%，[57]可見地方土劣勢力的強盛。中央蘇區的贛南、閩西在各自的省份都處於較為偏僻山區，離行政中心省會較遠，行政控制力不足，紳權尤為強盛。民國初年，廣昌「一切縣政，多有操在縣紳之手」，縣機關「大都有名無實，為私人分肥機關，絕少有為民眾興利除弊，實事求是者！甚有於民十五年，當革命軍興，適縣長田瑞璜在任病故，由其承審員萬某代理之時，一般縣紳，以為千載一時之良機難得，乃糾集黨羽，大開會議於某祠內，蜂擁縣府，搶奪縣印」。[58]當時，地方官員如不能取得鄉紳的背書，施政十分困難，甚至有遭到驅逐的可能。即使離南昌不遠的東鄉縣也有鄉紳因反對新任區長而將支持新區長的鄉紳打傷，致該區長「難上任」。[59]為保持自身權位，大部分地方官員到任後都選擇和鄉紳妥協，或則各守分際，或則沆瀣一氣，時人記載：「民國以來，任上猶縣長者，雖不敢謂盡屬壞人，但一經與土豪劣紳結合，即不壞者亦壞。」[60]雖然這些對紳權力量的描述不一定全面反映紳權的真實運行狀況，但其負面效應的存在應屬無疑，南昌行營曾判斷：「一二匪黨，不逞之徒，因緣時會，煽其共產邪說，誘惑裹脅，成今日燎原之勢，推窮其故，豈民眾生性好亂，毋以土豪劣紳之厲耳。」[61]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地方治理秉承孫中山的地方自治原則，這與積極的行政控制在理論上有所抵牾。而且，無論是傳統中國既有體制還是當時對中國有著深刻影響的西方社會政治理論，都不傾向過於嚴密的行政控制，這對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影響，所以，在南京政府內部，自治、均權和民主的力量始終不可小覷。同時，國民黨作為新興的以革命自命的政治力量，顯示力量、捨我其誰的集權呼聲高漲，蘇俄體制乃至德意國家的集權發展模式，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也形成相當刺激。由於此，南京政府建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來回拉扯於兩種趨勢之間，政治定位並不十分清晰。一面是經歷十數年分裂狀態的國家，一面是缺乏有效凝聚力的社會，國民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權之間找到平衡點。從江西、福建兩省看，共同的特點是行政控制軟弱，被賦予地方自治功能的縣級行政機構一般只設五個局、科，公務人員很少。1930年代的統計，江西統計的43縣有1237名公務員，平均每縣不足30人；福建統計的45縣只有公務員1134人，平均每縣只有25人。江西44縣中，縣長兼辦司法者36縣，不兼辦者8縣；福建45縣中，縣長兼辦司法者33縣，不兼辦者12縣。[62]大部分縣份司法和行政混淆，體制之有待健全毋須多言。
由於政治形勢混亂及控制不足，當時江西、福建兩省縣長平均任期不到一年，江西1930～1934年間更動縣長265人，平均任期328日，最短的只有9天。[63]福建同期更動縣長289人，平均任期284日，最短的只有4天。[64]多數縣長任期在半年至一年間。這樣頻繁地更動地方官，使其無法真正瞭解、管理地方事務，地方權力更多落入士紳和胥吏手中，這對於地方政治和社會進步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所以，南京中央政府成立後，在江西、福建兩省幾乎看不到地方政治的真正變化。
中共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後，其強大的政治、宣傳組織動員力量迅速顯現，地方政治結構在軍事力量的支持下以階級原則進行重組，地方豪紳很快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央蘇區如毛澤東所言，是槍桿子底下出政權，大多數政權都經由紅軍佔領而建立。通常是先建立革命委員會，待政權鞏固以後，再成立蘇維埃。如下的報告基本可以代表紅軍到達後政權推進的基本路數：
地方工作現建立了五個支部，開了一個群眾大會，選舉了區革命委員會，為羅坊區，共有六個鄉政府，分配土地，沒收豪紳地主財產，現進行調查與分配工作，游擊隊的組織現還未弄好，不過受著我們之宣傳，今已開始自動性了。工作團留了幾個同志在羅坊負責，近日有可能的組織好，才能夠鞏固羅坊一帶政權，使我們向前發展，減少一切困難。[65]
因此，中央蘇區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軍事推進特徵，這種軍事力量對政治和社會的主導作用，是觀察蘇維埃運動須臾不可忘卻的基本背景。即使到1934年蘇區已經歷空前發展時期後，張聞天仍然承認：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話，說我們應該反對依靠大紅軍的觀點，似乎大紅軍一走就什麼工作冒〔冇〕辦法的觀點。但是這種反對，只有當我們真正能組織群眾的武裝鬥爭時才有意義，沒有大紅軍，又沒有群眾的武裝組織的依靠，而想在刀團匪騷擾的區域，建立一個空洞的蘇維埃機關，這種機關顯然經不起刀團匪的一次截擊就會完全坍台的。[66]
由於紅軍的絕對強勢地位，初期蘇維埃政權本身反而相對較為薄弱。來自中共內部的報告指出：「許多蘇維埃政權，不但不能為群眾謀利益還要壓迫群眾，群眾不認識蘇維埃是自己的政權，不敢批評政府監督政府，所以這個政權還是脫離群眾。」[67]「因為蘇維埃負責人脫離群眾命令群眾，在敵進攻時只顧自己逃命或瓜分公家金錢，群眾沒有分，不管群眾的生死，所以永陽鄉蘇要伙夫也要捉來，全區民眾無論一個什麼行動，十分之九要捉群眾，會議也不到，對紅白軍的認識無甚分別。」[68]一些倉促成立的政權領導不力、幹部不足、組織經驗缺乏、政府機關人員缺乏為群眾服務的意識，因此組織不正規、工作中的隨意性等問題尚普遍存在。當時報章記載：
從康都到黎川，有43個挑夫，走到中途，有些哭起來了。後來調查結果，內中有一個年紀已68歲，有一個63歲，一個61歲、56歲，到60歲的有4個，14歲的小孩，也有一個。問他們大家回答說：「我們洛口清太鄉蘇維埃，總是壓迫人，派公事不公平，壯年人偏不派，硬要派我們這些老人，鄉蘇羅主席、賴秘書，總是打人。他們威風很大，拿到政府內就打屁股！還有一個姓丘的現當赤衛隊長，他過去當過兵，非常惡，專門打人……羅主席穿得很好，專偷別人的老婆。」此外水南也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有一個挑夫因為不肯走，就要把他拿去槍斃。[69]
從當時材料反映的事實看，這樣的事例並不罕見：「大多數的政府，群眾並不認識為他們自己的政府，認為不過如象反動統治過去設的什麼一樣，有什麼糾紛即到政府裡去解決。有些群眾實際叫政府為局，如我經過安福的桑田，我問農民政府設在什麼地方，他不懂，結果他答覆我是『局』設在某處才帶我去」。[70]
政府的軟弱狀況，還緣於當時軍事緊張的實際形勢。蘇區建設初期，紅軍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主要精力理所當然放在軍事上，而紅軍主力又不斷處於運動開闢、保衛根據地的狀態，難以在一個固定地區長期指導地方工作，這使主要依靠紅軍開闢、發展、鞏固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基礎先天不足。共產國際遠東局曾引述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胡海1930年的說法：「該同志動身來上海（9月29日）之前，我們紅軍的指揮人員（毛澤東、彭德懷）與政府沒有任何聯繫。政府是一回事，軍隊是另一回事。毛澤東對政府工作幾乎不感興趣。」由於此時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和贛西南地方政權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不排除這一報告有刻意誇大的成分，但其反映的軍隊和地方溝通不暢的問題當非捏造。因此，共產國際遠東局明確建議中共中央：「應該使毛澤東不僅對軍隊的狀況和行動負有責任，而且還要讓他參加政府並對政府的工作負有部分責任。應該任命他為政府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71]
隨著中共在贛南、閩西控制的逐漸穩固，蘇維埃政權建設開始趨於健全，但政權在整個控制體系內的地位，仍然和傳統政治體制有別。貫穿中央蘇區之始終，蘇維埃政權和軍隊、黨的關係大體處於這樣的框架中：軍隊是基礎、政黨是靈魂、政權是手足。
作為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嘗試，蘇維埃政權十分強調人民性和民主監督。在肯定階級分化的基礎上，人民民主建設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標。武裝革命早期，中共的這種民主理念主要體現在部隊建設上。中共建軍初期實行的士兵委員會制度，雖然後來由於與黨領導軍的原則有所衝突未能繼續下去，但在當時中共組織力量有限的狀況下，這一高度的軍內民主制度對有效地凝聚部隊力量，改善官兵關係，提高全軍的責任心和戰鬥力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蘇維埃政權成立後，中共著力建設一個人民性政權。蘇維埃政權沿襲蘇俄的體制和經驗，實行代表會議制度，中華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人民委員會為國家行政機關，負責處理國家的日常政務。蘇區居民凡年滿18歲者，都有權「直接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務」，對蘇維埃政權機關工作人員享有選舉、監督、罷免和撤換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地方政權，實行「議行合一」制。蘇維埃政府基層政權分縣、區、鄉三級，通過選舉產生。省、縣、區蘇維埃政府，均設立與中央政權相應的人員和辦事機構。鄉蘇維埃政府機構較簡單，但一般都設有各種經常和臨時的委員會，如擴紅、土地委員會等，在一些工作先進的鄉，如長岡鄉的常設委員會多達12個，包括擴大紅軍、土地、山林、建設、水利、橋樑、國有財產、倉庫保管、沒收、教育、衛生、防空防毒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有許多一直設立到村，鄉委員會的委員多由各村相關委員會主任代表組成，各村的工作可通過各委員會得到有效溝通。對此，毛澤東十分讚賞，認為：
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於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72]
村代表制度使蘇維埃政權的觸角有效深入到村一級，雖然傳統的保甲制度也具有這一功能，但村代表制度網羅的人員、領域、層級都遠較保甲寬廣，加上中共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使政權效能發揮相當充分：「他的命令，是如水之流下，由區鄉政府，而黨員，而直達群眾。黨員向群眾傳達命令的方式，對農則在田野，對工則在工廠，對商則在市廛。」[73]毛澤東所談到的這樣一種狀況，在瑞金武陽區石水鄉春耕動員中有十分具體的體現：
（1）動員的開始：鄉蘇主席參加區蘇討論春耕的會議回去以後，連同區蘇、區委派去的指導員，首先開了黨團員大會，隨即開了鄉蘇代表會，接著開了貧農團大會，最後開了婦女代表會，赤衛軍、少先隊、兒童團下操時，都著重講說了春耕。鄉蘇和婦女代表會都組織了宣傳隊，男女兩宣傳隊均有宣傳員三人（三村每村一人），隊長一人，都作了春耕的宣傳，貼了標語。這樣就在全鄉開始造成了春耕的熱烈空氣，大家曉得春耕的意義、目的、計劃與進行的方法了。
（2）鄉代表會的領導：鄉代表會起了極大的領導作用。71個代表（內有婦女13人）分在三個村中，每人對其選民60人（工人、雇農的少一些）負起春耕領導之責，每十天鄉代表會開會，報告各村狀況，討論新的辦法。
（3）貧農團的領導：這裡的貧農團有500多人，共有52個小組，每組8人至12人不等，分在三村，每村一個幹事會。全鄉一個總的幹事會。領導春耕的方式：每五天各小組開會一次，每十天三村貧農團各自開會一次，每月開全鄉貧農團大會一次。
（4）婦女代表會的領導：全鄉96個婦女代表，選舉主席團7人。每5天由各個代表召集所屬婦女開會一次，每10天全鄉婦女代表會一次。本鄉婦女（全區亦然）在生產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她們除了犁田、耙田、蒔田之外，什麼事都會做，鏟革皮，割鹵萁，開塘泥，開糞下田，作田塍、田坎，修陂圳，犁田時散糞砍菜子，耘田、巡水，種雜糧、蔬菜，樣樣都會。她們的勞動佔了全鄉生產勞動的50%以上，在武陽區犁田、耙田、蒔田也有少數婦女會做，她們正在學習，使多數人都會做。
（5）兒童在春耕中：由於兒童團的動員，他們在鏟草皮、看牛子、撿狗糞。他們規定三個月內每人撿100斤狗糞給紅軍公田，100斤給紅軍家屬，100斤給自己，撿來了過秤，載在他們的比賽條約。
（6）黨對春耕：黨在春耕中起了極強的總的領導作用。全鄉有黨員150多，團員70多。1個總支（幹事會11人），三村每村1個分支（幹事會3人至5人）。為了春耕，5天開一次小組會，半個月一次分支會，一月開一次總支大會。
（7）耕田隊：男子耕田隊全鄉1個大隊，有大隊長，隊員520多人。分為4個分隊，第一村人口800多，1個耕田分隊，第二村人口1200多，2個耕田分隊，第三村人口700多，1個耕田分隊，每分隊隊員100多人，有分隊長，下分小組，每組5人至10多人不等。女子耕田隊400多人，組織與男子隊同。男女耕田隊共約千人，是專為耕種紅軍公田與幫助紅軍家屬、蘇維埃工作人員耕田而組織的，他們吃了自己的飯去耕，耕的特別好。
（8）突擊隊：黨與政府各1個3個人的突擊隊，3個人分在三村，公開的號召，秘密的考查，各種春耕的會議他們都去參加，可是群眾不曉得他們是突擊隊。
（9）比賽：全鄉都發動了生產比賽，激發了群眾極大的革命熱忱。本鄉的辦法：家與家比，屋（小村）與屋比，村與村比，鄉與鄉比，比什麼？比耕耘、比肥料、比雜糧蔬菜種得好，黨、團、政府與群眾團體會議的緊張，工作的激進，比賽起了大的推動作用。[74]
從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到蘇區組織的嚴密體系：黨、政府、群眾組織，環環相扣，層層相連，整個動員過程有宣傳、有組織、有監督、有領導，堪稱天衣無縫。不過，多少讓人覺得有些突兀的是，春耕本為農民的天然義務，中共為何要在這方面付出如此多的心力，這可能和一段時間內中共土地政策不穩定，農民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有關。從長遠看，解決這些問題，更需要的應該還是政策調整，以利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不僅僅是大規模的組織動員，因為最有效的動員，也有日久生疲的可能。當年的材料顯示，蘇區動員很少會談及或考慮個人需要，這有其特定的理論背景，但無論當時還是日後，利益調整都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忽略了這一點，許多的政策制定可能就會有空中樓閣的風險，畢竟，把理想等同於現實未必就是實現理想的捷徑。
儘管不無可討論之處，蘇維埃政權的群眾動員總體上看還是反映著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人民性立場。蘇維埃制度理論上是建構在民主運作的框架之中。1933年底召開的江西省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明確要求：「對城鄉蘇維埃的工作在廣泛運用民主主義的基礎上，要實行選民的召回權，建立村代表會議及村代表主任制，在鄉和村中組織各種委員會，吸引廣大群眾參加蘇維埃工作。」[75]選民召回權的強調，使代表的權力和責任與選民發生直接的聯繫；而委員會制度既保證了上下通聯，又體現了群眾意志。1933年5月，安遠縣蘇維埃政府要求各地設立茶亭，方便來往行人，對於設立茶亭的經費，縣府要求「當地政府負責召集當地鄉蘇代表會議和各群眾團體會議，討論決定其費的開支，在（再）由當地群眾募捐供給之，切不可借口濫捐」。[76]可見在當時的政權運作體系中，如果充分發揮制度設計的效能，代表會議可以成為反映民意和決定政策的重要一環。中共在實踐中摸索出的這一基層政治運作體制，雖然由於蘇區的現實環境、黨組織與鄉村政權的磨合需要及時局變化等因素未及真正展現和推廣，但體現了中國傳統鄉村政治面貌的充分潛力。
為加強各級蘇維埃政權的建設，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制定與實施了蘇維埃選舉細則，對蘇維埃的選舉原則及方法作出規定，並領導各級蘇維埃展開由下而上的選舉運動。中共有關決議明確指出：「蘇維埃的民主，首先表現於選舉運動。」[77]蘇維埃代表選舉在當時受到相當的重視。從選舉過程看，雖然中共黨組織要求不要直接干預選舉結果，強調「黨對於蘇維埃委員選舉可以擬定名單，但不能直接向群眾提出，只有在群眾中宣傳，使群眾接受這種意見，選舉出來」，[78]但包辦的現象特別在初期事實上難以避免。隨著中共蘇區政權的鞏固，選舉也逐漸制度化，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1933年進行的蘇維埃代表選舉中，各地注意「在選民大會中必須發動選民鬥爭，從鬥爭中來選舉工作積極、鬥爭堅決的真正勞苦工農青年及勞動婦女充當蘇維埃代表，反對過去指派方式」。[79]贛縣的選舉「相當的發動了群眾的鬥爭，如在選舉時選了不好的分子當代表，群眾立即反對（清溪古村區）」。[80]興國、上杭、瑞金等地「普通的以鄉為單位，組織了三人至七人的宣傳隊，比較先進的地方組織了化裝講演，演新戲，俱樂部開晚會，各學校上選舉課等，造成選舉的熱潮」。[81]根據毛澤東1933年的調查，這年年底進行的蘇維埃代表選舉雖然沒有實行直選，而是層級代表選舉，但有些地區選舉還是開展得有聲有色。福建上杭才溪鄉公佈的候選名單得到群眾積極回應：
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內應選九十一人），一村貼一張，每張均寫一百六十多個名字。群眾在各人名下注意見的很多，注兩個字的，五六個字的，十多個字的，兒童們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極」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著「官僚」二字。受牆報批評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評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顧群眾利益、工作表現消極的。有詩歌。內有三張批評鄉蘇對紙業問題解決得不好。[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