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所在的江西、福建在全國都不屬於教育發達地區，以江西為例，該省1930年代全省縣教育經費尚不及江蘇兩個大縣教育經費之和。1929年的數據顯示，江西兒童入學率在全國居第26位，初等教育經費居第18位，每人負擔初等教育經費比居第25位，均在全國平均線以下。[107]贛南、閩西在兩省中又都屬於偏僻、貧窮地區，教育基礎更差。
在中共的革命話語中，蘇維埃革命不僅是一場武裝革命、政治革命，同時還是一場思想革命、社會革命，因此，對群眾宣傳革命理念，改變蘇區民眾教育文化落後狀況，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共對宣傳鼓動向來十分重視，曾任粵軍香翰屏部參謀的李一之深入觀察中共宣傳活動後發現：「全部紅軍有整個的宣傳計劃，各部隊紅軍皆能取一致之步調，同一之意思，劃一之口號標語以為宣傳。」「共匪所至，字跡不拘大小優劣，必在牆壁遍塗標語，或標貼文字宣傳，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至其對俘虜對民眾等亦能盡量宣傳」。[108]中共的宣傳有的放矢，用心縝密，陳毅曾舉例加以說明：「比如紅軍標語打倒土豪劣紳這樣寫的時候很少，因為太空洞而不具體，我們必需先調查當地某幾個人是群眾最恨的，調查以後則寫標語時就要成為打倒土豪劣紳某某等，這個口號無論如何不浮泛，引起群眾深的認識。」[109]
標語口號簡單直接，明白易懂，視聽衝擊強烈，對文化水平不高人群宣傳效果好。曾被紅軍監禁的外國傳教士回憶：「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這些標語都是由宣傳班寫成的，這些人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110]國民黨軍佔領後進入蘇區的調查人員也發現，紅軍標語「滿坑滿谷，隨處可見。而國軍到時，則每於標語相當之處，塗改數字，以為國軍之宣傳焉」。[111]一個是書寫不厭其煩，一個是塗抹都敷衍了事，國共兩黨宣傳、辦事用心程度的差異，於此真是昭然若揭。
在蘇區內部，中共更將宣傳和教育相結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所能做到的範圍內，開始實施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積極引導青年勞動群眾參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宣言》宣示：一切工農勞苦群眾及其子弟，有享受國家免費教育之權。教育之權歸蘇維埃掌管，「政權組織教育機關與宗教事業絕對分開」。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中共對文化教育的重視不減。1933年4月，中央教育部發佈第一號訓令《目前的教育任務》，指出蘇區文化教育的任務，是用教育與學習的方法，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打破舊思想舊習慣的傳統，以深入思想鬥爭和階級鬥爭，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同年7月，中央教育部發佈訓令，強調：「在國內戰爭環境中，蘇區文化教育不應是和平的建設事業，恰恰相反，文化教育應成為戰爭動員中一個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廣大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廣大群眾積極參加一切戰爭動員工作，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設的戰鬥任務。」[112]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建設的中心任務：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努力掃除文盲，創造大批領導鬥爭的高級幹部。
中共在教育方面的努力，頗令蔣介石折服，他不無心儀地談道：
匪區裡面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紀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們現在各地方的情形卻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學校就完全停下來了，土匪他們什麼經費可以少，教育經費一定要籌到，我們卻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經費來做旁的用。[113]
不過，如果深入觀察中共在教育方面的作為，可以發現，蔣這段話其實並未真正發現問題的關鍵，蘇區在教育上的投入經費並不像其想像的那樣多。湘贛蘇區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一年中，共支出252612元，其中用於教育的經費為275元，只佔總支出的1‰強。[114]就這一點而言，遠遠無法和同時期國民政府3%左右的教育支出相比。中共開展教育的主要思路是利用民間力量、民間財力辦教育，學校經費「原則上或由學生自納，或由人民捐款」。同時大力提倡因地制宜、節省辦學：「黑板常利用祠堂、廟宇之牌匾，加以刨平，塗以光油；或即就壁上刷黑一塊。燈油粉筆，由學生自備。」[115]
因為教育的目標更多是立足於現實的思想宣傳，中共對教育普及的重視遠超過正規的漸進教育。在當時背景下，加強基礎教育是迅速提高蘇區人民文化水平相對現實可行的道路，因此，小學教育最受中共重視，蘇區實施的五年義務教育以推廣小學教育為目標。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設大會特別對教育部門在小學教育上的失誤提出批評，認為其「對於組織小學教員的問題上，沒有系統的工作」，[116]要求進一步加強對小學教育的管理、發展。為穩定、發展小學教育，1934年2月16日臨時中央政府頒布《小學教員優待條例》，明文規定小學教員的生活費與當地政府工作人員同等，並同樣享受群眾幫助耕田和減納土地稅、免費治病等待遇；城市沒有分田的小學教員，可給以其他物質上的幫助或資助其家屬；小學教員每年給獎一次，連續取得第一等獎金兩次者，按年增加原有獎金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通過蘇維埃政權的努力，中央蘇區小學教育發展相當迅速。1933年底，江西、福建、粵贛3省的2931個鄉中，設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學齡兒童的多數進入小學讀書，興國兒童入學率達到60%。[117]紅軍離開蘇區後，1935年，由國民政府福建教育廳組織的視察注意到：「勞動小學，長汀一縣，有三百餘所。在小學課程，更注意課外活動，其目的都是注重關於守哨、偵探、放哨等工作。」[118]
和重視小學教育的出發點一樣，為提高蘇區民眾文化水平，加強宣傳效果，在文盲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蘇區開展社會教育勢在必行。1933年底，蘇區共設有夜校6462所，受教成人達94517人，尤其是「婦女群眾要求教育的熱烈，實為從來所未見」。[119]掃除文盲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各鄉均要求組織識字團，由文化委員負責，「編十人一小組，設組長一人，三日召集組長前來教以三二個字，再由組長教各團員，並寫字繪圖在黑板或大紙上佈置在通衢大道」。[120]據興國高興圩黃嶺鄉報告，該鄉設有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之下有識字班——全鄉九十多班，四五人組一班，十六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女都加入」，通過努力，「現在七歲以上的男女都識得字」。[121]同時，各地廣泛設立俱樂部、書報社，「各鄉至少要組織一個，樂器向民間搜集及政府購辦，大村莊盡可能訂新報，其油火由政府供給」。[122]在蘇區工作中走在前面的興國，「全縣列寧小學有四百八十餘所，夜校一千餘所。經過這些文化機關，連續不斷的提高著群眾的政治文化水平，教育著廣泛的文盲的勞苦工農，所以興國群眾對於革命的認識比較的更深刻，對於鬥爭的參加也比較的更勇敢更堅決了……現在黨團員佔全人口百分之一十以上，並且建立了強有力的代表制」。[123]根據國民黨方面收復甦區後的調查：
每一偽鄉政府之文化部，必到處設有識字牌，每日書有宣傳性或麻醉性之語句強迫附近民眾，無論男女老幼務必前往認識並通曉其語意而後止。故當該縣初收復時，試任叩一兒童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等之意義，彼必能不假思索，對答如流，一如素有研究者然。土匪亦往往設立學校（如列寧小學等），但設備簡陋，有黑板一方（且有時即利匾額改制）即可開設，桌椅粉筆等，均由學生自備，教師僅稍識之無者，即可充任。授課時間無一定，輒利用為匪軍服役之餘暇以為之（如放哨偵探等，土匪時利用兒童擔任），有時晚間也須上課。[124]
蘇區教育注重通俗易懂，如當時小學一年級的語文教材為《三字經》，第一頁就是：「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125]其非常簡明地傳遞出階級觀念、男女平權和反抗意識。在湘贛蘇區，「無論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國際歌，少先歌……及各種革命歌曲，尤其是階級意識的強，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及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幾乎成了每個群眾的口頭禪」。[126]對蘇區普遍的群眾教育，國民黨方面評判：
匪黨之所謂「文化教育」、「提高工農群眾文化水平」，其麻醉力量較任何宣傳煽惑為尤大。蓋以邪說灌輸腦海之中，改造群眾之心理，潛形默化，卒至相率盲從，日趨危途，甘受欺騙而不自覺。嘗觀匪列寧室牆報處之「識字競賽」，其進步之程度與麻醉之力量，殊可驚異。[127]
中共在教育上取得的成效，當年多種材料均有反映。據福建上杭才溪區的調查，1934年1月，全區8782人中，除小孩外有6400餘人，能看《鬥爭》的約有8%，能看《紅色中華》與寫淺白信的約有6%，能看路條與打條子的約有8%，能識50至100字的約占30%，完全不識字的只有10%。[128]在一個文盲占90%以上的鄉村地區，短時期內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任職於國民黨中央的王子壯當年曾在日記中寫道：「今晨在黨部黃君禹同志考察江西匪區歸來談在彼所見云：匪區民眾教育的確較普通發達，人民知識程度以高數載。赤匪佔據數載而能維持者，悉在組織民眾之作用發揮盡致。」[129]
中共對教育的高度重視，既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打破專制政治的愚民統治，也是為了正面宣傳中共的政治理念，加深民眾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因此，中共的教育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採用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紅色歌謠就是中共潛移默化影響民眾思想的一個重要方法：「仿鄉村最通俗的曲調，作成最淺近的歌文，散發各鄉村告農民婦女小孩們去唱。」[130]「常仿民歌山曲，將其所需要，用以麻醉人民者編為教科書、宣傳品，迫令婦女兒童，持誦成熟。」[131]如《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以及《十罵蔣介石》等歌曲在蘇區被廣泛傳唱。在此背景下，蘇區教育的實用性、宣傳性要重於基本知識的輸送，教育界主張的「十年樹人的計劃」就被批評為：「離開了當前的革命需要而從事和平的建設傾向，是目前文化教育工作主要的錯誤。」[132]
蘇區教育重視現實功用的傾向，和其處身環境的不確定性大有關聯，雖然中共成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但畢竟宣傳意義遠大於實際，還不可能與南京政府全面抗衡。在自身無法準確把握未來時，某種程度上的短期行為應可理解。而且，在資源短缺的戰爭背景下，蘇區教師缺乏，經費短少，「每個教師三元伙食費還不可得，而中央政府頒布了對教員的待遇的條例，各縣限於經濟而不能實施」。[133]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下，蘇區教育文化方面的成績已實屬難得，無法過於苛求。
需要提出討論的仍然是蘇區的知識分子政策。發展蘇區的文化教育，必須依靠知識分子，但如同中共黨內知識分子遭遇洗刷一樣，蘇區內的知識分子群體處境一度也不容樂觀。張國燾在其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就明確表示：「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134]中央蘇區雖然話沒有說得這麼直白，但基本處理方法大同小異。張聞天所說的「吃知識分子」[135]的現象普遍存在。與此相關，當國民黨軍進攻蘇區時，教育界反水現象相當嚴重：「廣昌縣教育部長雷德勝，在敵人還沒有來到的時候，就實行叛變逃到白區。接著，城市區的教育部長、甘竹區的教育部長、長生區的正副部長都反水了。而且城市區的教員等有十多人投降敵人」。[136]國民黨方面一份關於江西各地在反抗革命中殞命人士材料顯示，在所列65人中，鄉村知識分子達35人，超過半數；35人中受過小學教育者10人，中學（含師範等中等專業教育）24人，大學預科1人；從職業上看，主要是兩大類，一為教育，有12人是縣教育局長、中小學校長和教員，一為政治，15人為縣區黨部人員。[137]勝利縣1932年8月在押犯人621人中，腐朽文人達312人，占總數的50%多。其他包括豪紳地主90人，富農62人，流氓33人，中農33人，貧農88人，工人6人。[138]這些數據顯示出知識分子與蘇維埃政權間存在相當距離，而這難免會對蘇區的文化教育構成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