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蘇區的黨
中央蘇區的發展和軍事推動直接相關，武力是中央蘇區創建、發展的第一推動器，這不是什麼革命史話語的表述，而是當年歷史的現實。因此，無論是中共的組織建設還是蘇維埃政權的創立，都與軍事的佔領密不可分，正如紅軍大舉進入贛西南地區後中共報告所談到的：「黨的組織的發展，是紅軍打來之後才發展的，毛澤東起草計劃，要三天發展十萬黨員。」[1]雖然三天發展十萬黨員的說法有些誇張，卻是政治力量通過軍事佔領大力推動的真實寫照。
中共是強調組織嚴密的革命黨，黨的組織在革命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建構強大的黨組織是中共強化自身的必要舉措。政黨的組織力量雖然不能單純用數量衡量，但一定程度的人員覆蓋仍然是必要條件之一，就此而言，中共在控制區域內的數量發展遠非國民黨所可比擬。作為全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並沒有迅速發展，相反在兩廣地區由於清黨的影響還出現萎縮。就江西而言，1928、1932、1934年國民黨員人數分別為10869人、16513人、15410人，增長速度相當緩慢。1935年與人口比僅為1︰722。[2]贛南的會昌縣當時擁有20多萬人口，1929、1930、1931年國民黨員人數卻分別只有216人、189人、140人，1932年後因會昌蘇維埃化，國民黨員人數更是急劇減少。[3]1933年底，江西鄰近省會南昌的豐城、清江兩個大縣分別只有國民黨員250人、210人，黨務工作「無進展，甚至已陷停頓狀態」。[4]根據同年省會南昌的調查，國民黨員也由1920年代末的兩千多人減少到六百來人，且「沒有方法能把這幾百個黨員團結組織起來」。[5]不僅如此，黨員的來源和結構也不合理，代表性大有問題。江西1934年的國民黨黨員分類統計中，農業口（含林漁牧）黨員共計900人，其中業主668人；工業口黨員共計56人，其中廠主27人，職員29人。[6]有產階層在國民黨員中佔據絕對優勢，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民和工人比例甚低。
國民黨當時是奉行「以黨訓政」的非競爭性政黨，即便如其所說，以黨訓政不是黨員訓政，而是以黨義訓政，黨員仍然應該是其發揮統治力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黨員的數量和代表性都無法在社會上形成有效影響時，國民黨組織功能的發揮自是困難重重。所以蔣介石在江西曾批評道：「現在許多黨部和黨員……領了經費，還不能努力剿匪工作，以增加我們剿匪的效能。那麼只成就了一個純粹的黨的衙門，完全是一個假門面，失卻了我們黨員和黨的資格。」[7]這道出了南京政府統治下國民黨黨組織的實況。
和國民黨相比，中共對黨的建設可謂全力以赴。其經典的表述是：「鞏固黨本身的組織，堅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級黨部——從支部起——的積極性，嚴緊黨的紀律，增加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8]對組織的高度重視使中共黨員無論是數量和質量都比國民黨明顯高出一籌。即便是在中共尚未控制大片根據地的1928年，江西全省已經擁有中共黨員4000餘人，包括14個縣委、1個市委、46個區委、118個支部。[9]中央蘇區逐漸發展起來後，中共組織在江西急劇發展。1932年3月，蘇區歸屬江西省轄的16個縣全部建立了縣委，成立124個區委、998個支部，黨員發展到2.3萬餘人。會昌作為新佔領地區，中共黨員人數也達到660人，數倍於此前國民黨員的數量。組織發展較為健全的公略縣黨員與人口比已經超過1︰30。[10]1932年7月，僅對公略、興國、勝利、於都、寧都、樂安、永豐7縣的統計，黨員總數就達到13124人，其中興國一縣達4063人。[11]這已經接近國民黨在江西全省的黨員數。此後，中央蘇區又開展大規模發展黨員的衝鋒運動，1933年6月，全省黨員67904人，9月，黨員達到97451人。[12]這實際還只是中央蘇區劃定的江西省範圍，不包括閩浙贛、湘鄂贛、湘贛蘇區。
福建中共黨組織集中在閩西。1930年3月的統計顯示，福建省有黨員1318人，其中永定、龍巖各有300人，上杭100人，長汀、武平分別為15人、35人，這幾縣的黨員人數佔到全省中共黨員數的一半以上。[13]隨著閩西蘇區的開闢、發展，閩西中共黨組織迅速壯大，1932年3月黨員人數達到6800人左右，1933年6月達20000人。閩西、贛南加上軍隊中幾近半數的黨員，整個中央蘇區黨員最多時應不低於15萬人。[14]以300萬總人口計，黨員在人群中的比例佔到5%。
一定數量的黨員是組織發揮作用的必要前提，黨員質量則是決定組織堅強與否的要素。中共黨的組織原則直接承襲自蘇俄，紀律嚴明、令行禁止，強調犧牲和奉獻精神。這一原則在中央蘇區的中共建設中，基本得到貫徹。中共對發展黨員態度認真，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提出的入黨條件是：「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15]1929年7月，紅四軍第三縱隊政治部編印的《黨員訓練大綱》中，對發展新黨員的步驟作出詳盡提示，要求介紹人在選擇介紹對像時，要從如下幾方面加以考察：「從他的家庭經濟背景，考察是否有革命之須要」；「從他平時做事待人，看他是否忠實可靠」；「從鬥爭中看他是否勇敢不怕得罪人」；「從他的交友中或反對者，各方面看他是否好人」；「在他談話中看他能否守秘密」；「從他的脾氣上看他是否會服從」；「從他平常看書上看他的思想是否革命」。[16]經過嚴格考察之後，若基本符合入黨條件，即由黨組織循談話、討論、通過等程序予以發展。雖然在蘇區農業社會及軍事緊張的現實環境下，中共的無產階級理念未必能夠順利貫徹，組織條件也難以完全滿足，但強調忠實可靠、守秘密、服從等基本品質，遵循可操作的發展程序，還是有助於保證黨的凝聚力和純正性。
和國民黨基層組織多為放任自流的狀況比，中共十分重視基層組織尤其是支部的建設，1932年3月底，興國等15縣共成立支部998個，差不多每鄉有一個支部。[17]中共各級機關對加強支部建設的闡述不勝枚舉。從1931年中共贛西南特委頒布的支部工作條例中，可以看出中共對此所作計劃的具體和詳盡。文件規定：「有三個同志以上即可成立支部」，「支部在十人以上就要分小組」，支部成立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每七天開會一次，小組會每五天開會一次，支部黨員大會每半個月召開一次。支部會議「多討論支部本身工作和實際工作以及工作方法，每次會議均須討論中心問題」。有意思的是，文件還提到：「會場秩序不必太莊嚴亦不必太散漫，同志有時可以嬉笑，但要有限制，以不妨礙工作大家的注意力為原則。」[18]對會場氣氛這樣看似細枝末節卻相當程度上可以影響會議效果的問題也不放過，充分顯示出中共嚴謹細緻的一貫作風。
對黨員的思想教育是中共保持和發揮自身特質的必由之舉。隨著蘇區的發展，各級黨員教育機構次第設立。1932年春，中共蘇區中央局開辦中央黨校。1933年春起，中央蘇區開辦了一系列正規幹部學校，主要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即中央黨校）、蘇維埃大學、列寧團校等。同時，開辦各種短期訓練班，隨時隨地開展對黨員的教育、訓練。江西永新1934年6月設班培訓的幹部（包括任支部書記、縣區常委及開展新區工作等）達104人。[19]1933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局專門就黨內教育計劃問題致信各級黨部，要求從中央到省委、縣委，將舉辦各類短期圳練班作為培訓幹部的一項重要措施。省委訓練班負責訓練造就縣一級幹部、巡視員、縣委訓練班的教員及區一級主要幹部，訓練時間以四星期為限。縣委舉行流動訓練班訓練區一級幹部和部分支部書記及支部流動訓練班的教員。這些經過培訓的幹部充實到各級機關後，對提高幹部隊伍的素質及其忠誠度，嚴密組織，加強中共黨組織和幹部體系的領導能力，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經過當年幹部學校訓練的紅軍幹部回憶：
當時的政治課內容既講馬列主義又講蘇聯的十月革命，也有一些政治工作常識，既有如何在連隊中做好工作，也有如何做好黨的群眾工作方面的知識和課程。這次學校雖然不長，但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不僅使我真正學到或懂得了一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和意義，而且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點。[20]
當然，像中央蘇區黨這樣所謂在深山中成長起來的政治力量，先天不足、後天難調的缺陷也客觀存在。蘇區教育文化落後，民眾很難從理論上瞭解中共的思想體系，為保證黨的力量發揮，又必須要求短期內達到一定的黨員覆蓋，因此對黨員的質量很難提出更高的要求，出身貧寒、忠誠老實幾乎是可以懸揭的高標準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雖然一再強調要把蘇區黨鍛造成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但在當時這未免有點不切實際。尤其1932年後，蘇區超常發展黨員，對中共組織嚴密度的衝擊更大。1933年5月，蘇區開展紅五月徵收黨員運動，一個月內徵收了兩萬多名黨員。這些黨員基本都是由各地列出指標，然後採取速成辦法發展：「十五個縣的報告所寫明的，只有博生、贛縣、瑞金部分的區和尋烏的澄江辦了新黨員訓練班，瑞金部分的用開會的方式訓練了一天。這就看到對新黨員入黨時給以基本訓練的工作，是極少注意到的。」[21]更極端的還有：「博生田頭區山頭王支部質問群眾『你為什麼不加入黨，難道你是反動派麼？』以至如石城壩口區某鄉支部派了兩個同志拿一本簿子一支鉛筆在各村各屋填名字，口裡喊著『加入共產黨』。」這樣發展來的黨員，對黨的認識模糊，江西宜黃「大多數黨員不明瞭黨的組織，往往黨的組織與群眾組織分不清楚，如宜黃吳村區出席縣黨組織代表大會的代表是蘇維埃介紹來的，並介紹非黨員來充當縣黨代表大會做代表」。[22]同時，組織紀律也無法保證，江西會昌反映：「有支部連開會都召集不到來開。」[23]更荒唐的是，江西南廣「有些黨員不承認加入了黨（頭陂、城市、白沙、巴口、長橋，尤其是長橋區有半數不承認加入黨）……一般的是不瞭解為什麼加入黨，黨是什麼（巴口有黨員說加入黨不打路條不作挑夫）」。[24]因此，一些黨員遇到風吹草動，就可能出現問題，1933年初，國民黨軍進攻尋烏，其間全縣653名黨員中，反水的達72人。[25]
短時間內在狹小地區把黨員數量發展到十多萬人，上述問題的出現幾乎是不可避免，這是中共急於在蘇區建構龐大組織網絡必然付出的代價，有利則必有其弊。關鍵是，儘管有不少問題，大發展的結果，還是使中共短時期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了自身的影響力，而中共空前的組織力和嚴密度，雖有被稀釋的現象，尚不足以遭到根本動搖。這主要是因為除黨員外，中共更培養了一支高質量的幹部隊伍，事實上，中共當年所體現出的強大組織力，更多的還是依靠中低級幹部這樣一個可以有效上傳下達的支撐力量得以實現。
幹部是中共組織的堅強骨骼。與中共創建、發展過程中知識階層所具領航者地位一樣，贛南、閩西早期黨組織中，地方上一般都是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起著核心作用。1928年12月，江西省委正式委員13人，其中知識分子佔到8人，候補委員7人中知識分子占5人。[26]1929年8月，閩西蘇區各縣縣委常委統計成分的共23人，其中知識分子14人，農民7人，工人2人，知識分子占60%。[27]何友良對早期東固蘇區的研究顯示，東固領導群體的20人中，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多達17人。[28]這些知識分子幹部投身革命多出於自身的理性選擇，對主義、革命懷抱信仰，有強烈的獻身精神，為中共實現對地方的控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1932年任泰寧溪口區區委書記的鍾國楚回憶，他當時開展工作較好的重要原因是：「有當地幹部，陳家源的支部書記陳國夫，從當時來看他是個知識分子，工作有辦法，還有蔣坊一個知識分子，是團支部書記還是黨支部書記，一時記不清。這兩個同志……是我們工作中的左右手。」[29]
隨著蘇區的發展，蘇區黨員的源流日漸豐富，幹部成分也相應發生變化。1929年6月，江西各縣縣委委員中，知識分子佔到60%。[30]1931年10月湘贛蘇區統計，全蘇區縣委一級的幹部共146人，其源流為：產業工人3人，手工業工人28人，苦力工人3人，店員工人3人，雇農10人，貧農64人，中農10人，兵士2人，知識分子20人，其他3人。[31]作為強調無產階級成分的結果，工人、雇農的比例明顯上升，知識分子比例則下降到13.7%。應該說，這兩種成分的比例都超過了其在蘇區中實際人口的比例，前者代表的是中共的階級立場，後者則反映的是知識分子在發起社會革命時難以替代的地位。
作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大規模發展普通工農尤其是工人入黨，提拔他們充實進領導部門，是中共明確自己階級屬性的必然之舉。為此，中共投入相當精力，開辦黨校、舉辦訓練班，提高幹部素質。從1932年中共河西道委一則開辦短訓班的通知，大致可看出中共在這方面的努力：
目前工作日益開展，新區域工作極需幹部工作，因此，道委決定開辦短期訓練班，時間兩禮拜。望即根據下列指示送學生來，至要！
1.送來的學生，必須是現在區一級工作或擔任支部書記的同志，成份要是工人、雇農、貧農，而且要是本地同志，最好稍能識字的。
2.送來的學生必須身體強健，有活動能力和學習精神，能聽黨調動工作，並無反革命派別嫌疑的。[32]
經過中共的努力，一批新幹部迅速成長。1933年5月的統計，江西縣一級幹部中，工人成分佔到46%，貧農成分佔到44%，其他所有成分只佔10%。[33]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835名代表中，源自產業工人者8人，手藝工人244人，苦力工人53人，店員工人12人，雇農122人，貧農303人，中農25人，商人4人，其他64人。[34]工人、雇農、貧苦農民成為幹部的主力。1933年夏中共中央局對江西省16個縣縣一級幹部所作調查顯示，419名幹部中，1927年以前入黨的13人，占3%；1928～1929年入黨的52人，占12%強；1930年入黨的125人，占30%；1931～1932年入黨的190人，占45%；1933年入黨的39人，占10%弱。參加過游擊戰爭或暴動的185人，占44%；到縣工作之前在支部和區一級工作過的占81%。[35]可以看出，蘇區幹部形成了一個梯級結構，以參加過暴動或游擊戰爭的幹部為核心，同時大批提拔新生代幹部，實現新老結合、新陳代謝。
中共很注意對幹部的宣傳教育，蘇區時期中共高中級幹部多為懷抱著理想投身革命，有很強的獻身精神，工作作風和思想情操都令人印象深刻。黃克誠回憶，當年他由於不贊成攻打中心城市而被批評為右傾，與同事間發生不少爭論：「我同軍政治委員賀昌一起走，他繼續批判我的右傾機會主義，我不服，就跟他爭論。部隊宿營時，我倆還是住到一塊，繼續爭論，吵得很厲害，彼此各持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對賀昌表示，準備同他爭論二十年。賀昌不愧是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作為上級，我無論怎樣同他爭吵，他都不在乎。爭吵歸爭吵，吵過之後，照樣相處，毫不計較，也不影響工作。」[36]一大批能將個人情感、私利和工作、事業清楚分開的幹部的存在，是中共組織和領導力量得以順利發揮的最重要保證。
作為一個還在為自己生存權利奮鬥的政黨，蘇區時期的中共幹部很少沾染官僚作風，工作認真、能吃苦、深入實際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擔任中央婦女部長的周月林回憶：「我們作報告一般都是先列個提綱，到下面去瞭解一些情況，就可以結合著講了。講完後對下面工作存在著什麼障礙，應該怎麼辦，提出來大家討論，拿出解決的辦法。」[37]曾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的李堅真談到她當年的工作體會：
為了管好一個縣，當好這個「家」，我根據自己的特點，依據的是「三勤」，也就是腿勤、手勤、嘴勤。「腿勤」就是經常往下面跑，接觸實際，聯繫群眾，發現問題及時處理。無論在省委或縣委工作，我都很少住在機關，靠的是一雙赤腳板走遍各區、鄉、村，和群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
「手勤」就是走到哪裡，我就在哪裡拿起鋤頭，挑起扁擔和群眾一起勞動。下田插秧、割禾，上山砍柴，挑水煮飯，餵豬樣樣都干。群眾把我當成自己人。
……
「嘴勤」就是多宣傳……我從小特別愛唱山歌，閩西群眾也和我們廣東客家人一樣喜歡唱山歌。我就結合形勢、任務編些山歌和群眾一起唱，通過唱山歌提高群眾的階級覺悟。[38]
千百年來習慣了高高在上的統治者的普通民眾，驟然見到這樣的「縣官」，其反應可想而知，而高中級的幹部以身作則，又會對基層幹部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央蘇區幹部的良好口碑就是由此釀成的。正是有這樣一批富有獻身精神的幹部的存在，使中共即使在組織快速膨脹的形勢下，也能保持一個堅強的核心和集中的凝聚力。
雖然中共提拔了一大批工農幹部，但蘇區時期幹部的核心仍然是經過數年革命洗禮、具有堅強信念和革命精神的知識幹部，知識者所具的這種地位，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通例，共產革命也不例外。知識者得風氣之先，革命尤其是共產革命又充滿著理想和浪漫，共產主義的理念對當年知識階層有著無與倫比的吸引力，成為凝聚這一批革命核心的堅強精神力量。不過，共產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保證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在共產革命的話語中意義非同尋常。而知識階層作為一個整體充其量只能作為革命的同路人，因此無論是蘇俄和共產國際，還是本身就出身於知識階層的中共領導人，對於知識階層在革命中的地位都有一種緣於階級分析的擔憂。體現著中共領導人的信仰和熱情，他們對自身曾經隸屬的那個階層多採取無情的批判和檢視態度，雖然多年後的經驗告訴我們，個體乃至階層的理念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並不一定和其社會政治地位發生必然的聯繫，但當年的邏輯自有其不可移易的權威。所以，仔細考察中共革命的軌跡，可以發現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知識階層的命運大體類似，區別只在於政策執行中的剛性和柔性而已。
1932年中共中央大批幹部到達中央蘇區後，對知識階層執行偏於剛性的政策，具體而言，就是以排除知識階層幹部為實際結局的「唯成分論」盛行：
在幹部路線上大搞唯成分論，過分強調紅軍領導骨幹必須是無產階級成分，無產階級分子，向各地區各部隊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搞亂了幹部隊伍。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只要是無產階級成分的就提拔。[39]
這樣的批評得到了許多當事者回憶的印證，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就連毛澤東當時也忍不住抱怨，一些人對待幹部：「普遍的只講成分，不講工作，只要是出身壞，不管他有怎樣長久的鬥爭歷史，過去與現在怎樣正確執行黨與蘇維埃的路線政策，一律叫做階級異己分子，開除出去了事。」[40]
毛澤東提到的這種現象，在中共中央要求保證黨的無產階級純潔性口號下，確實屢見不鮮。在成分論影響下，蘇區成分高的幹部普遍不被信任，紛紛遭遇被洗刷的命運。勝利縣1932年11月「開除了二十多個同志，開除的原因，大多數是富農分子」。[41]1932年11月至1933年8月，江西樂安洗刷縣、區幹部可確認成分者12人，其中地主、富農11人，貧農只有1人，有4人僅僅是因查田運動中被定為地主成分而遭洗刷，其他的罪名也多是所謂參加勇敢隊、扯佈告等。[42]閩浙贛省委報告，經過1932年初的肅反，「黨的幹部已大大的撤換了……全省的知識分子已去十分之九還要多一點」。[43]通過洗刷，知識分子出身幹部數量已經微乎其微，而工人和貧農出身者佔到幹部隊伍90%左右，成分和出身主導著幹部的命運。
中央蘇區處於教育文化比較落後的山區，要造就一支文化素質較高的幹部隊伍，在這裡先天就存在較大困難。而在強調成分政策影響下，大批洗刷舊幹部，提拔新幹部後，這一不足表現更為明顯。1933年年中的調查，江西縣一級幹部中，1931～1933年入黨的佔到總數的近55%，其中於都、瑞金兩縣「只滿一年或不滿一年黨齡的幹部在兩縣的領導機關中占比較的多數」。這些人中，能寫東西的占37%弱，不能寫的占63%，完全不識字的達到20%。[44]縣一級幹部尚且如此，區、鄉一級更可想見。福建長汀有些區委書記報告工作時，「漲紅了臉，什麼也報告不出」，問他們如何開展工作，「只答覆『我不識字』，『決議又看不懂』就完了」。[45]不少的笑話也由此產生：「在長汀訓練班上，有一個支部書記，我們問他共產青年團是什麼？答：『紅軍的鐵軍』。」[46]「許多問題不要說很少人到群眾中去宣傳，連宣傳人員自己也不明白。據說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紀念日，宣傳員去宣傳，群眾問他『李……盧……在哪裡？』他說：『在團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