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日本資產階級報紙關於蔣介石和共產黨人進行談判的傳言」通過決定：「責成東方地區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說明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蔣介石進行談判。」[32]共產國際專門就此一問題作出決定，粗粗看，似只是對既有方針的繼續，細細觀察，卻可發現其背景並不簡單。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遠東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個重大挑戰。就蘇俄而言，日本的威脅已經十分現實，盡力防止其北進成為蘇俄重要戰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蘇俄極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與廣田見面時明確表示：「蘇聯政府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一貫實行嚴格的和平與和平關係的政策。它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係，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33]因此，此時中共方面和蔣介石的任何接觸，都有可能導致日本作出國共在蘇俄指導下攜手抗日的判斷，對日蘇關係穩定顯然不利，這是蘇俄方面極力要避免的。
雖然蘇俄不願公開刺激日本，但面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謀應對之策。中蘇兩國出於戰略利益的需要開始明顯表現出接近勢頭。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剛發生時，蘇俄即通過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議恢復邦交，表示：「現今日本覬覦滿蒙，國境方面中日緊張。當此時機，中國政府何不重訂對蘇對日政策，采對俄親善方針而使本國能專心對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國之對日實力必佔優勢，而造福於今日之中國。」[34]對此，南京政府雖屢經討論，終以雙方意識形態差異，拒絕蘇方提議，斷言：「蘇俄對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國。蘇俄狡猾，斷無輕棄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對莫代表所轉告之各種建議，我絕不許可，並應予以反駁。」[35]9月底，為應對九一八事變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特種外交委員會討論了對蘇復交問題，在此問題上開始採取彈性態度，強調：「對俄復交事可進行但不必立刻實行，以保留與歐美交涉之作用並為有條件之交涉。」[36]1932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決議，決定與蘇俄進行復交的秘密談判。12月12日，中蘇雙方互換照會，宣佈自即日起，中蘇兩國正式恢復正常的外交與領事關係。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顏惠慶為駐蘇大使，蘇俄政府派遣鮑格莫洛夫為駐華大使。
蘇俄對南京政府態度的變化，不可能不導致其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調整。雖然出於對日本反應的顧慮，這種調整進行得小心謹慎，而且在南京政府堅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與南京方面的武力對抗之路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微調的跡象其實已經在逐漸顯露，1931年11月後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1945年談道：
在1932～1935年期間……我逐漸對一些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起了些思想上的變化，因而在有些政策問題方面，與當時當權的其它教條主義同志有些原則的分歧，例如在政治上——在1932年春不同意臨時中央對上海十九路軍抗戰是反動性戰爭的估計，不同意他們反對「工農兵學商聯合」的口號；同年冬，代中央寫了提議在滿洲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致滿洲黨的信；在1932年～1933年長期向米夫說服和鬥爭的結果，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議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左」傾錯誤，並寫了經濟政策一文；1934年底在新條件與新策略等文中提出了建立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口號；1935年代中央起草八一宣言及寫《新形勢與新政策》一文等。在組織上——不同意臨時中央在白區亂用「右傾機會主義」大帽子，亂打黨和團的許多地方組織和幹部；不同意臨時中央在蘇區反「羅明路線」，反毛主席及其它同志的鬥爭等。[37]
1945年當時，王明正處於被痛打的落水狗地位，他的這些表態沒有得到多少重視。撇開王明這段話自我表功的成分，可以看出，王明實際上道出了蘇俄和共產國際新形勢下調整中國革命政策的過程。
1932年9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2次全會上，王明發言提到了民族革命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但論者一般以為這還只是此前中共已經提出的下層統一戰線的翻版。不過，到1933年1月，隨著他先後起草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言》及《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及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的發表、發出，表明王明的思想確實已在發生不應忽略的變化。前一宣言表示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願在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創立義勇軍以保衛國家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38]這一表態區別於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運政策，開始突破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框。後一指示信則明確提出：「我們總策略方針，是一方面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鬥爭。另一方面準備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及統一戰線內部階級鬥爭的基礎，準備滿洲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前途。」信中強調在執行反日統一戰線策略時應高度注意：
堅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即無產階級的政黨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評和揭穿統一戰線內團體中的一切不澈底，動搖，叛變，變節，投降的企圖和事實。堅決的無情的反對右傾分子把奪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策略，變為投降和作資產階級尾巴的一種企圖和趨勢。但同時要和「左」傾關門主義，及在政策的實際工作中想跳過現在階段的企圖和趨勢宣佈無情的戰爭，因為這可過早的破壞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現在所規定的必須的統一戰線。並且這在客觀上實際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39]
同月，王明發表《東三省情形與抗日統一戰線策略》一文，重複了指示信的基本內容，同時批評：「中國共產黨底東三省組織，犯了許多策略上的錯誤。東三省組織不懂得和不善於實行反日的統一戰線的策略。」[40]
1933年11月，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3次會議上，王明發表講演，就蘇維埃建設和軍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觀點。對於中共正在面對的第五次「圍剿」，王明強調，中共中央正在執行的軍事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
反對那種「左」的冒險的傾向，其具體表現，就是完全否認有暫時地部分地軍事策略上的退卻底可能和必要（例如，為避免和敵人過大力量底作戰；或者為的抽出時間準備和找到好的機會再作進攻等等），就是對於保存紅軍實力有第一等意義這一點估計得不足或根本不瞭解，機械地瞭解鞏固根據地任務，甚至以為可以犧牲大量紅軍力量去達到這一目的。[41]
對於蘇區的經濟政策，王明肯定：「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了專門關於合作社條例（譬如在中央蘇區在這一個時期中就成立了五百個以上的生產、消費和信用合作社）；關於國家和私人的借貸條例；關於允許在蘇區工商業投資條例；關於徵求專門人材啟事；關於工人監督生產和在蘇維埃監督之下允許土地買賣的條例；以及關於禁止不斷平分土地的指令。」[42]同時他批評：「許多黨和蘇維埃組織對於在中農當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夠，而且有時候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首先就是左傾幼稚的態度）。」[43]這些，或者是中共中央已經採取的，或者是王明希望中共中央做到的，其核心內容都體現著糾正此前過激方針的思路。
王明講演中有一段話特別引人注目：「在黨和群眾組織當中，有許多同志對於黨的任務底瞭解和執行，時常是一成不變地、瑣碎地、教條式地，時常是不曾估計具體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不曾在新的條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黨應當在這個問題方面，起一個根本的轉變。」[44]王明在此要求不能教條地、一成不變地對待黨的任務，而應根據主客觀實際，在新條件下採用新方法。頗具意味的是，正是王明，日後被作為是這一時期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王明這個名字，在許多人心目中，幾乎成了教條主義的代名詞。
當然，王明強調應拋棄教條的態度並不等於他本人就不教條，評判歷史人物，更應該注意的不是其原則闡述，而是其實際作為。就此看，這一階段，王明確實表現出了比較理性的態度。1933年12月底，王明在莫斯科與即將回國的中共幹部談話時，批評中共中央濫用機會主義帽子對待幹部，強調這樣做使得「中國黨的同志差不多沒有一個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失了『機會主義』原來的政治上的嚴重性」；同時，「大家都駭怕，因此壓殺了同志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45]次年4月，他和康生兩次致信中共中央，再次批評黨內鬥爭「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或誇大的批評」及「黨內鬥爭方式」不策略的弱點，明確表示不贊成中共中央反羅明路線時，「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的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46]
王明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毛澤東的作用。和在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同，遠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會感到毛澤東的潛在威脅，也不需要通過批評前任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因此，他可以以平靜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1934年3月，當蘇區中央提出「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47]時，有王明參加的共產國際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48]這一決定對毛澤東當然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1934年前後，王明通過對國內外形勢的系統分析，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一些不應忽視的新思路。在談到針對國民黨軍的兵運工作時，他明確指出：
我們現在對於敵人軍隊提出的任務，已經是奪取敵人軍隊要比瓦解敵人軍隊更重要些……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們作了相當的工作，有時候甚至於簡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這個軍隊從帝國主義後備軍和中國反革命的武裝支柱，變成為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以及賣國賊底戰鬥力量。
我們的軍事工作，現在當然仍和以前一樣，主要的是奪取士兵群眾。但是，我們現在同樣應當注意在敵人的下級以至中級軍官成分當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級軍官和各種軍事學校的青年學生當中，有許多是真正熱誠的所謂「愛國志士」，他們真正願意為民族解放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拚命。[49]
王明要求爭取中下級軍官，並把爭取敵人軍隊看作比瓦解敵人軍隊更重要的任務，表明中共對國民黨軍隊的判斷已在持續發生變化。1934年11月，王明進一步談道，在武裝保護祖國的旗幟下，中共不僅可以奪取南京部隊中的很大一部分中下級軍官，而且還有更多的可能：
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級將領，在自己軍隊和廣大民眾底革命情緒逼迫之下，不能不實行公開的反日反蔣武裝行動，同時，就不能不允許共產黨和革命組織在他們統治範圍內公開宣傳和活動自由，結果時常形成很便利的條件，可以使我黨不僅有奪取很大部分軍隊，而且甚至整師整軍的隊伍到革命運動方面來。
我們黨在敵人軍隊中工作的目的，已經不僅是在於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於奪取他們到武裝挽救祖國鬥爭方面來。[50]
這一系列的認識，事實上已經相當程度上觸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問題，為共產國際七大期間，中共提出建立除少數人之外的各政治力量抗日大聯合奠定了基礎。王明主持起草的「八一宣言」宣示的統一戰線方針，是蘇俄和共產國際調整中國革命政策的邏輯結果。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成員，中國黨的代表，王明在中國問題上的看法，對共產國際的政策也應有其重要影響。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及王明在蘇俄、共產國際指導下作出的政策轉變，和其處身莫斯科，相對離開國內國共對立的殘酷環境，可以盱衡國內及世界大勢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莫斯科政策總體向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趨向，折射出國內國際局勢已在悄悄發生深刻變化，提示著中國革命在形勢成熟時，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新的抉擇。其潛流所及，會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只是這些對當年處身國共對抗前沿的中共中央而言，還太過遙遠，生存，尚為中央蘇區的不二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