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蘇區的成長
1930年代，中央蘇區成為全國各蘇區中的「中央」，絕非浪得虛名。由於朱毛紅軍在贛南一帶的出色表現，早在1930年前後，這裡已經成為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道路問題討論的重心。1930年7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信中共中央，將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問題作為開展農村武裝鬥爭的必要條件，強調：「完全掌握農民武裝鬥爭的一切形式，尤其是直接著手組建惟一能保證我們鞏固勝利的正規部隊，只有在牢牢佔領並保持具有鞏固和進一步擴大蘇維埃政權的足夠政治經濟前提的根據地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同時指出：「我們越是迅速地具有這樣的根據地，越是迅速到把武裝鬥爭從各種獨特的游擊戰變為正規軍作戰形式，我們就越能迅速地保證從組織上掌握農民革命運動，就越能迅速地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從而保證革命的勝利。」[1]根據這一判斷，8月8日，共產國際再電中共中央，進一步指出：
必須選擇和開闢能保證組建和加強這種軍隊的根據地。對根據地的基本要求是：相當程度是農民運動，從容組建的可能性，獲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證今後能奪取一個有足夠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發展前景。目前顯然贛南、閩南、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2]
這裡提到的三個地區此時只有贛南地區已經有大規模的紅軍活動，而先後在這一地區活動過的朱德、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的部隊，正是中共武裝的精英。當時共產國際代表判斷，在所有紅軍部隊中，「朱德和毛澤東的軍以及處在他們影響下的兩個軍（第3軍和第12軍）是最好的。彭德懷的軍以及在他影響下的兩個軍（第8軍和第16軍），與他們差別不大」。[3]中共中央也明確肯定：「四軍是中國紅軍主力的主力」。[4]顯然，已有根據地基礎，又擁有優良紅軍和堅強領導人的贛南更有可能滿足共產國際建立中心根據地的要求。不過考慮到自己遠在千里之外，畢竟對當地情況不太熟悉，共產國際並不想在這樣的具體問題上遽下定論，在有關電報後面不忘補充說：「更詳細地核實這一情況只能在當地進行」。[5]這是1927年莫斯科在中國遭遇挫敗後，指導方式開始調整的一個例證。
共產國際提出這一計劃，正是此時實際控制中共中央的李立三錯誤向著最為極端的方向發展之時，某種程度上，這本身就是為著減消李立三的錯誤而提出的。因此，在被狂熱中的中共中央冷藏了近一個月後，隨著進攻長沙的失敗及李立三總暴動方針的破產，尤其是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共產國際這一指示開始得到更多重視。首先是關於建立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得到落實。6、7月間，共產國際數次要求中共中央在蘇區「成立有權威的中央局，採取一切措施盡可能加強紅軍」，[6]但正沉浸在革命高潮美好想像中的中共中央當時對此無暇顧及。周恩來同年底談道，這時的中共中央「對於蘇維埃區域的工作，並不放在黨的工作之第一位……同時反對我在國際提出的建立根據地的意見，認為是右傾，保守觀念。六月間，國際來電提出建立蘇區的中央政府，也未被重視」。[7]8月底，李立三的狂熱漸現退潮之勢後，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總行委主席團會議上提出成立蘇區中央局的建議。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最終確定了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名單。同時，周恩來「在政治局提出自己前往蘇區的建議」，由於大家都認為「他在政治局裡簡直是改進黨的工作和改造黨不可替代的人物」，[8]這一提議未能通過，但體現了此時中共中央開始高度重視蘇區建設。接著，中共中央初步明確了中央根據地的範圍，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關於蘇區的工作計劃中談道：「我們現在確定湘鄂贛聯接到贛西南為一大區域，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環繞著它的首先是贛東北與湘鄂邊兩個蘇區根據地，再則，鄂東北與閩粵贛兩個蘇區也很重要。」[9]決定：「在中央蘇區立即設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導整個蘇維埃區域之黨的組織，同時，並在蘇區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以統一各蘇區的軍事指揮。」[10]這是我們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中央蘇區這一概念。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文件中提到的贛南和閩粵贛（即閩西）兩塊根據地實際成為中央蘇區的組成部分。1931年2月，共產國際代表使用了「江西的主要根據地」[11]的提法，3月，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報告中出現「朱〔德〕—毛〔澤東〕的中央（蘇）區」[12]這一概念，中央蘇區的地位已經初步奠定。
贛南及贛西南蘇區受到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當然和這裡卓有成效的蘇區建設密不可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軍政領導人在其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隨著蘇維埃區域的持續壯大，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關注不斷加強，這裡作為全國蘇維埃中心的地位也更加鞏固。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此，贛南、閩西作為中央蘇區的地位終於實至名歸。
隨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日益重視根據地建設，一大批軍政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更是人員流向的重點。1930年9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共向中央蘇區派出67人，其中57人到達。[13]蘇區中央局也正式在中央蘇區開始運行。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1932年下半年，共產國際東方地區書記處鑒於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難以立足，建議將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14]11月，王明致信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式提出「將中央遷往中央蘇區」。[15]年底，共產國際決定：「採納王明同志的建議，將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和赤色工會總理事會從上海遷往蘇區。」[16]1933年初，中共中央遷往中央蘇區，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指揮中心。
大批領導人進入中央蘇區，一時間使這裡人才濟濟，並使蘇區原有的組織體系發生巨大變化。雖然共產國際對毛澤東、朱德等蘇區創建者予以高度評價，指示「對於毛澤東，必須採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態度和施行同志式的影響，為他提供充分的機會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擔任負責工作」。[17]中共中央則強調：「我們堅主採取一切方法，根據黨的路線，縮小爭論；無嚴重破壞紀律之事，則絕不應採取任何組織結論。」[18]而像周恩來這樣的新領導人對毛澤東也相當尊重，1932年6月，他向中共中央報告：「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19]但是一批黨內現有地位高於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的到來，使毛澤東不再可能像從前那樣成為蘇區事實上的掌控者，而越來越被有意無意地置於邊緣位置。尤其當中共中央把毛澤東視作右傾方針的代表時，不僅是他本人，他的工作作風、思想方式、應對辦法都遭到質疑，與其有關的一批富有實際經驗的蘇區原有幹部也被冷落甚而被鬥爭，這對蘇區長遠建設、發展並不有利。
歷史運行真是十分複雜，正因為毛澤東、朱德等的出色表現，使贛南、閩西蘇區成為中共活動的中心，而這種中心的到來，卻又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毛澤東等在蘇區的權威。對於毛澤東而言，確實難免會有情何以堪的感覺。當然，也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共中央就是摘桃派，中共中央實際上的接管中央蘇區，首先是由中共嚴格的組織紀律所決定，在這方面，個人或團體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其次，各個蘇區的發展固然包含著領導人的天才創造，但畢竟是在中共中央統一領導之下，與中共中央的指導和幫助不能分開；另外，中共中央到來前，中央蘇區在肅AB團等問題上犯下嚴重錯誤，領導威信其實已經受到影響，黃克誠回憶其與紅軍幹部何篤才間的一段經歷，頗值參考：
何篤才是有功的幹部之一。但由於他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當中，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站到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麼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待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對何篤才的這番話，我是在一年以後才品味出其中的某些道理。本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其所以會如此，蘇區的同志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
除了新中央與老幹部之間的衝突外，中共中央到來後，即就活躍於第一線的領導人而言，當時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也遠未形成，領導者之間、前方與後方之間的掣肘現象常有發生。周恩來在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時就抱怨：「關於行動部署，尤其是許多關聯到戰術上問題的部署，請求中央、中央局須給前方活動以機斷餘地和應有的職權，否則命令我們攻擊某城而非以訓令指示方針，則我們處在情況變化或不利的條件下，使負責者非常困難處置。」[21]即使是被認為同處留蘇陣營的張聞天和博古，暗中也不是沒有相互角力，張聞天後來曾談到他和博古此一時期的分歧，認為：「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暗中是駁我的個別意見的。」[22]廣昌戰役後，圍繞著戰役方針問題，中共中央內部也有爭論。張聞天回憶，廣昌戰役後的一次會議上，他曾提出質疑：「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污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23]楊尚昆後來也談到了這場爭論，他回憶的會議結果是「恩來同志當場調停，宣佈散會」。[24]
當然，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這些問題還不明顯，而且蘇區正處於其發展的高峰期。1933年的第四次反「圍剿」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首次在紅軍中運用大兵團伏擊戰法，取得重大勝利，毛澤東也不吝美言，讚譽其為「空前光榮偉大勝利」。[25]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國民黨軍在江西處於守勢，紅軍乘機在贛中、贛東北一帶積極活動，擴大蘇區範圍，中央蘇區疆域進一步擴大，跨有閩贛兩省數十個縣。到第五次反「圍剿」前夕，中央蘇區在江西達到極盛，除佔據贛南一半以上地域外，北延到南城、黎川地區，面積在4萬平方公里左右。
隨著中央蘇區的不斷壯大，人才空前集聚並擁有了中共中央機關的中央蘇區領導層當然不是毫無作為。七大的建軍報告初稿中曾寫道：「事實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本身是一個發展的東西一個發展的過程，是在不斷克服困難和錯誤之中把自己堅強起來，我們更應該堅持這種服從真理追求真理的正確態度。」[26]這一判斷在蘇區時期其實同樣適應。也就是說，雖然毛澤東在蘇區發展壯大中表現的卓越才能超乎於包括博古在內的中共中央許多人之上，但不能認為蘇區建設就一定會由於毛澤東地位的變化而升降。中共中央進入蘇區後取得了一些值得列舉的政績：1933年，在連續兩年歉收後，中央蘇區迎來了蘇維埃政府建立後的第一個豐收年，產量接近革命前的水平，毛澤東1933年對才溪鄉的調查展示的雖是比較好的狀況，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暴動後（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產低落約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復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雜糧如蕃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則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過了暴動前百分之十。暴動後全區荒了許多田，去年開發了一小部分。今年大開，開了一千三百多擔。」[27]雖然收成的好壞和自然氣候有著一定的關係，但土地明確歸農戶所有等一系列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措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仍不可忽視。同時，中共中央在經濟、勞動等政策上也作出了一系列比較符合實際的決策。軍隊和地方的正規化建設由於中共中央的到來都有了長足的進展。第四次反「圍剿」時，由於對軍隊基本戰鬥技能培訓明顯加強，紅軍將領深切感受到：「射擊技能之不夠在過去成為部隊普遍的現象，而這次戰鬥中射擊技能之進步並成績確有不可抹煞之事實。」[28]
中共中央到來後，隨著大批具有相當文化水準人員的陸續進入，中央蘇區的文化教育空前發達。各種雜誌、報紙紛紛創刊，反映著當時中共中央的態度，輿論批評的氣氛尚較活躍，並由此給後人留下了更完整、全面認識中央蘇區的珍貴史料。在肅反問題上，雖然肅反擴大化趨勢仍不能克服，但富田事變前後的嚴重肅反錯誤已被糾正，黨內的所謂「殘酷鬥爭」主要體現在思想方面，組織上的措施明顯比此前謹慎，即使是被集中批判的對象羅明，也沒有遭受肉體上的摧殘。大批幹部的到來也使監督體系和民主決策有了一定的發展。軍隊正規化建設正在加強，幹部的使用更程序化，蘇維埃政權的組織體制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這些，代表著蘇維埃政權軍事、政治上不斷發展的現實和趨勢，中共中央作為工作的主持者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應完全抹殺。所以，1944年六屆七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指出：「自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但尚有其正確的部分，應該進行適當的分析，不要否定一切。」[29]這一說法是中肯的。
當然，和毛澤東時代注重實際、認真調查研究、在實踐中艱辛探索從而迅速使蘇區獲得發展壯大相比，毛澤東逐漸淡出決策層後，中央蘇區確實存在著一些嚴重的問題，毛澤東曾談道：「在1927～1935年而特別是1931～1935年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而陷於孤立，處於極端危險的地位。」[30]他所作的更具體解釋是：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左」……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群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結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31]
出現這些問題，既有蘇區本身的原因，也有中共中央指導的失誤，既可看作探索中的失誤，也不能忽視理論指導和實踐上的欠缺。畢竟，經過國民黨方面的數次破獲和打擊後，193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是一個十分年輕的領導群體，兩位主要領導人秦邦憲、張聞天分別只有24歲、31歲。即使考慮到中共是一個年輕的政黨，秦、張兩人的年齡和經歷仍然顯得太過單薄，在如此複雜的形勢下，完成對中國革命的指導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裡並沒有以他個人的政治沉浮作為蘇區政策變化的時點，這應屬客觀的實事求是態度。事實上，面對當時民族危機和政治生存的複雜局勢，中共黨內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足為奇，而在克服這些問題的道路上，也凝聚著許許多多中共黨人的心血。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王明雖然遠在數千里外的莫斯科，但他當時的動向仍值得特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