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裡，我個人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教了將近十年的「中國目錄學」（Chinese Bibliography）。在史學這一部門之內，我把當今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大致分為三大派：一、中國傳統史學派；二、中國馬克思史學派；三、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
史學裡本有「史實」（factual history）和「釋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兩個重要部門。史學家治學的目的第一便是在追求真實的歷史；第二步便是把可靠的歷史事實「概念化」（conceptualize），以期逐漸摸索出歷史事實演變中可能存在的「客觀規律」（objective reality），或可能不存在的客觀規律。「不存在」的本身也是一種「存在」、一種「規律」。事實上，楊振寧、李政道兩教授就是研究宇宙中的一種客觀不存在而獲得諾貝爾獎金的，這對我們學歷史的也應該有所啟發。
學術本是天下之公器。治學之人不應對任何一種學說未加深入研究，便囫圇吞棗地對它存有成見。各派學者之間應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相互觀摩，相互學習。絕對無法協調的理論也可和平共存，彼此尊重，是則是之，非則非之。學術不是政治，無相互排斥之必要；學術也不是軍事，兩軍對陣，一定要以勝利第一的心情，不擇語言，不擇手段，非打個你死我活不可。
作為一個目錄學教師，我個人當年便認為我的任務只是對受教諸生把各學派做個客觀、平實而詳盡的介紹，不以私見去妄事臧否。同樣的，作為一個名大學的研究生，學生本身也已經是個學者，學者便應有為學的獨立見解。授課者只是把知識傳播給他們，是非之間讓他們自己去選擇。大學教授不應自貶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學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當代中國史學的三大主流但是在我那十年教學期間，細翻手頭教材，我對上述三派之間的「壁壘森嚴」和「老死不相往來」，甚至偶爾的隔洋對罵、口不擇言的情況不能不感到震驚，甚至恐懼。我那時在哥大兼任中文圖書部主任，上課堂往往是推著一兩部書車一道去的。現炒現賣，任何佐證一索即得，資料是異常豐富的。
且看中國傳統史學
就談談中國傳統史學吧。
我國傳統史學家自左丘明、孔丘、司馬遷而下，實是舉世無匹的。我們試翻《四庫全書總目》裡的史部目錄，看看那五百六十五種史學名著的「提要」（那一千五百八十七種「存目」就不必談了）；再去翻翻歐洲史學同一時期類似的書目，一比便知高下。「四庫」（全書修於兩百年前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而後，由乾嘉而清末而民初，由戴震、章學誠而羅振玉、章太炎、王國維、柳詒徵到繆鳳林……這近兩百年來的成就也是驚人的。所以許多對中國傳統文明有自卑感的朋友，也實在大可不必。
但是史學——縱使是只研究中國歷史的史學——畢竟有中西之分、有古今之別。上述的數百種名著雖是舉世無雙，在類別上說則只佔四分之一。他們都屬於中國傳統史學這一範疇之內，屬於線裝書之列。線裝書也是這一學派的最適當的代名詞。可是線裝書在世界傳統史學上雖具有最崇高的學術地位，但線裝書也有線裝書的局限性。這裡我不是說這些寫線裝書的傳統史學的收山大師的傳世巨著之內，沒有西方史學和現代史學的「法則」和「觀點」，只是他們著作內的「現代法則」和「現代觀點」卻為他們的「傳統光芒」所掩蓋，使有心讀者感到兩者之間的份量不成比例。
筆者不揣淺陋，曾試把當代傳統史學這一派作了幾項概括的敘述：第一是為「五經」作注，作者們完全接受傳統儒教的「意蒂牢結」；第二是「人治」史學，把歷史發展看成是君子和小人之爭，英雄造時勢遠大於時勢造英雄；第三，它是社會科學發展之前或早期發展的產品；第四，是以通史為主的泛論史學，除小考據之外，不注重專題研究。
筆者作此概括之論，絕無小視傳統史學之意。相反的，以上所舉的幾位史學家，都可說是我的前輩老師。他們白首窮經的功力，是我輩後學高山仰止的，也是後學輩所望塵莫及的。筆者曾另有拙作評大千張爰之畫，認為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但是大千之作終系略帶「現代新意」的「傳統國畫」，基本上是和梅蘭芳的京戲一樣還是傳統藝術，他們都是傳統藝術的收山大師。筆者作此持平之論，急於文藝現代化的朋友們還認為我對上述大師們有過譽之辭呢。
總之，我國文明的傳統是太光輝了；百年動亂，現代化的步調走得也太慢了。因此深植於傳統之內的老輩學人（包括胡適之先生），是擺脫不掉傳統的，事實上也不應擺脫——我們的傳統也沒有什麼真正害人的「毒素」嘛。有些真能大幅度擺脫傳統的學人，卻往往由於傳統訓練不足，而流於淺薄皮相。這真是我們學術現代化過程中的待解之結。在文藝上如此，在史學上更是如此。
再看中國馬克思史學
中國傳統史學既有其崇高的成就，亦有其局限性，已如上述。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亦有其兩面性：一面是它原也是一種學術性的「突破」（breakthrough）；另一面則是它的填表式的自我束縛，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有其「客觀實在」的公式可循，其他一切皆是「上層建築」，英雄是時勢造的，聖賢豪傑也都是上層建築，孔子只是個奴隸主的發言人。
我把上述兩派史學都加上「中國」二字，顯示其特有的「中國性」（Chineseness）。馬克思主義原是洋貨，但是筆者在這裡所特別提出的則只限於20年代以後，尤其是大陸政權易手以後，大陸上一術獨崇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
馬克思是位有極深厚功力的歐洲史學家。但是他出生的日耳曼文化背景使他習染於「絕對主義」（absolutism）。絕對主義很接近日耳曼民族尤其是普魯士人的民族性，因而它也是日耳曼學派的整個風氣。絕對主義是一種極有說服力而也相當霸道的哲學法則，但它很難讓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史學家所接受。性喜「實用」而討厭「抽像」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則把他們概括為「普魯士絕對主義者」（Prussian Absolutists），所以馬克思歷史學在國際史學界一直未造成氣候。可是在今日中國大陸上卻一枝獨秀，已為大陸一般史學家所服膺。習慣成自然，今日已造成「罷黜百家，獨崇馬術」的局面。這一學術風氣之形成，不能不說是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所促成的。新文化運動者，在打倒「孔家店」以後，無以善其後。因此那已有兩千年習於「獨崇」一術的中國學術界，乃另覓皈依，實在也是時勢使然。再者，那些倒孔人士，在孔倒以後所提倡的科學、民主的口號，原是一攤混沌水。在社會科學的法則上說，這個口號本身就不科學，因為它語意不清，在治學上令人無所適從。
舉個例子來說吧，胡適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標語的本身，最多只能說是一條科學法則，白馬非馬，科學法則並不是科學。或以這法則來向胡氏發問，中國古代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乎？奴隸社會乎？胡適派的新文化主義者，則對這一問題既無「假設」，也未「求證」。他們的態度是置之不理。
胡適的學生、筆者的老師顧頡剛先生，曾用胡適的法則，大膽假設出大禹是一條蟲。設問顧老師，禹是一條蟲或是個大王爺，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究竟有什麼重要分別。顧老師亦未加說明。顧老師之說，為考據而考據也。禹是一條蟲，略帶新意則有之，談起「社會科學處理」（social science approach）來，那就沒有太大關係了。
可是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就不同了。他們既假設，又求證，並說出一個「絕對真理」來——他們認為人類的社會發展是分為五個階段——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包括共產主義）——向前邁進的，這是個「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客觀實在。因此在這派史學家看來，歷史工作者的任務，便是對這項「五段」發展的繼續肯定，剩下的細枝末節的爭辯和考證，都只是圍繞這項真理打轉的上層建築。
因此，從整體上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和中國傳統史學派頗有其相似之處。後者的主旨是為「五經」作注，前者則為「五段」作注。「五經」和「五段」都是各該派完全肯定、不容絲毫懷疑的絕對真理。
所以中國馬克思主義派的歷史學，實是一種「填表」的歷史學，研究的是怎樣把中國五千年的史實，填進這個五段論式的表裡去。但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歷史上未嘗發生過「資本主義」，而「原始公社」又因混沌初開、文獻無征，因此中華四千年史就變成「奴隸」和「封建」的兩段論了。這兩段如何分期，曾引起大陸上史學界一度熱烈的爭辯。最後總算是主將郭沫若親自出馬，才算得出個粗可服眾的結論——郭氏把「奴隸」和「封建」兩段的分期，安排在春秋戰國之交。至於「封建時代」的下限呢，那就因毛澤東曾說過「解放前的中國社會基本上是封建社會」，郭氏乃把封建下限拉長到1949年。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毋庸諱言的是相當武斷的學術宗派。它的信徒們數十年來在社會改革中追求解放，而在學術研究中卻作繭自縛，造成反解放的罷黜百家的局面，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圈圈之外言難服眾，造不出氣候來，都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不論怎樣，這一派的結論是出於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中國之外，站在它背後的所謂「普遍真理」，還有千百萬言頗足嘩眾的詮釋，比起那缺少科學論證的中國傳統史學和空喊「科學」而不見科學研究成果的新文化主義者們，它就要實際得多了。所以在「孔家店」既倒之後，它能乘虛而入，取而代之，實在不是沒有原因的。在意識形態上站穩了陣地，再有武力做後盾，那麼槍桿就要出政權了。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大致說來功力不足以罷黜百家，學理可能極其脆弱，但是除非中國史學界也出了一批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能以科學實驗室的方法，把它這個「客觀實在」，反證出既不「客觀」，也不「實在」，否則他們這套學理就要繼續客觀、繼續實在了。但是今日專研中國歷史的史學界，還未出過楊、李、吳；有之，則是一些吹鬍子、瞪眼睛之士，或是些充耳不聞之士，大家老死不相往來，那就只有各是其是了。
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
至於筆者所說的第三派——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到目前為止，其主要根據地似乎還紮在北美、西歐和日本。他族研究員之外，也包括大批外籍華裔學者。這批華裔學人在祖國由於學術宗派和職業容量關係，近三十年來被迫寄跡異邦，鍥而不捨，今日與他裔學者相結合，竟亦蔚成（海外）大國，成為治中國史的一股洪流——少數學者返回台灣與本省史學家相互交流融合，亦頗足稱頌。所以今日在台史學界的主流也屬於這一派，但難免有少許政治干擾，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
筆者把這派史學加一個「現代西方」這頂帽子的另一原因，便是這派史學原從「比較史學」開始，而發源於海外；更確切一點兒說，發源於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Jesuits）。這些傳教士原都是飽學之士，但是他們的飽學卻是以基督教文明為主體，一旦碰到能與他們並駕齊驅、甚或猶有過之的非基督教文明，他們就難免發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這種文化震撼形之於傳教士書簡，在歐洲也發生了餘震，這樣便引發了早期的「漢學」（Sinology）。
學術文化之演進原如長江大河，是綿延不絕的。這些早期的天主教徒所奠的基礎，便由19世紀的基督教傳教士嬗遞了下去，結出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豐盛的漢學果實。在此同一時期，西方社會科學的進步是一日千里的。荀子說：「蓬生麻中，不扶而直。」20世紀在西方發生的「漢學」，也是當時社會科學裡的「麻」中之「蓬」。社會科學的發展帶動了漢學的發展，至二次大戰後乃發展出今日幾乎喧賓奪主的「中國學」（或譯「華學」Chinese Studies）來。「漢學」本是白種學者的專業，「中國學」中，華裔學者也逐漸變成其中的主力部隊了。
這宗由「漢學」的社會科學的發展而逐漸導引出來的中國史學現代化，在五四時代本已開始滋長，並發生了左右分流的現象。北伐以後的「社會史論戰」，便是場美不勝收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裡早期的「百花齊放」，而所謂「30年代」，也是現代西方中國史學派收穫最豐盛的季節。
「30年代」在中國文藝史上和學術史上都是個里程碑，那是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所播下的種子，至此剛有幼苗滋長，繼續下去必然會有個「百家爭鳴」的成熟時期。可是這個光輝的30年代剛過一半，便被日本侵華的戰火所摧毀了。
抗戰時期的艱苦是筆者這一輩中國同胞所親身體驗的。抗戰之後，大陸政權易手，在歷史研究上說就只剩上述的中國馬克思史學派一家了。
但是學術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政治力量禁止不了的。禮失求諸野，這一宗受西方社會科學影響的現代史學派在海外茁壯之後，在今日中國政府開放政策、留學政策之下又發生了倒流現象，這一遠景，當另文續之以就教於方家。
上述三派既各有短長，獨立發展難免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們希望今後中國治史者，能兼采三家之長，能鑄造一個綜合性的第四家才好——這也是我個人對貴會的一點期望。
1987年9月5日清晨匆草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