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
今天我想將我在不同年代的思索與筆記整理成文，旨在把我所偏愛的兩個觀點聯繫起來：即人成長為人的三階段觀點和人的兩種基本類型觀點。第一個觀點對我尤為重要，太神聖了，我認為它就是絕對真理。第二個觀點純屬主觀想法，我自己也不希望對它予以過多的重視；不過偶爾在對生活與歷史進行考察時，它對我很有用。人成長為人的路程始於無罪（天堂、童年、不擔負責任的前階段）。由此走向有罪，走向對善與惡的覺醒，走向應付文化、道德、宗教與人類理想所提出的要求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生活對任何一個真正投入而又不從眾趨同的個人來說，將不可避免地以絕望告終，即他終會悟到，道德沒有實現的可能，遵從沒有百分之百的遵從，服務沒有全心全意的服務以及正義與善境乃可望而不可即之境界。絕望所導致的或是消失滅亡，或是進入一種精神的第三境界，使人能體驗一種超越道德、法律的狀態，使人能朝著獲得徹悟與解脫的方向邁進，使人能達到一種新的、更高的不擔負責任的境界，簡單地說，使人進入信仰。不管信仰採取的是何種形式或表現，其內容總是一致的：我們應盡量避惡從善；我們對世界以及我們本人之不完善不負有責任；我們主宰不了自己而是受主宰者；在我們的認知範圍之外還有一個上帝或一個“它”—— 是我們服侍亦是我們可以托付的主人。
此種說法是歐洲式，也可以說幾乎是基督式的說法。印度的婆羅門（這個教，如果將與之抗爭的運動——佛教，也包括在內的話，則可以說是人類在神學上最高的成就）雖具有不同的範疇，但都能夠對人生過程作出相同的解釋。其階段的順序大約是：純樸的人因受恐懼與慾望所支配而渴求得到解脫；解脫的辦法與道路就是瑜伽術——一種教人克制衝動的修煉。至於把瑜伽純粹當做一種物質與機械的反省修行或作為一種最高尚的精神鍛煉來修煉則無關緊要——其意義總是：教人們蔑視表象世界與感官世界，通過靜思去感覺我們固有的、與世界精神合一的心靈、自性（Atman）。瑜伽恰恰相當於我們的第二階段——它以修行來尋求解脫。普通百姓對之讚賞有加，亦估計過高；純樸的人則容易把修行人當成聖者或看破紅塵的高人。瑜伽其實只不過是一個階段，仍以絕望告終。有關釋迦牟尼佛的傳說（還有成百的其他傳說）都對此有很好的說明。只有當瑜伽被徹悟取代，只有當它被領悟為一種有所求之為、一種勤奮、一種貪慾與飢渴，只有當從表象生活中醒過來的人發現自己乃永恆不滅，乃精神中的精神，乃自性時，他才會成為無動於衷的生活觀察者，才能自在地有為或無為，自在地享受或禁慾，如此而不為表面之我所動。其表面之我已完全變成了自性。聖者們的這種“覺醒”（與佛的涅槃同義）相當於我們的第三階段。再用另一種象徵語言來說，它就是等同於老子所說的“道”的階段；“道”的道路就是從對仁義的有以為到對罪與德的無以為而至“道”。對我來說，這些至關重要的精神體驗有其相互關聯的意義，因為逐漸地經過多年，甚至幾十年的間歇中，我隱約對一個核心問題的感知一再在印度人、中國人與基督教徒對人生所作的解釋中和發現中得到證實，而且處處以相似的象徵表現出來。人是什麼、人之苦難與人之所求，世世代代、全球各地都一致無異，這沒有比通過上述體驗能得到更有力的證實。至於我們——如許多現代人，把這種對人類的思考與體驗用宗教哲學概念來表達的方式看成一種過時且已為今人所超越的表達方式則無關緊要。我這篇文章所用的“神學”這個詞，就我來說，它含有時代的色彩，它將是會被淘汰消失掉的某一時期的產物。藝術與語言同樣也可能只屬於人類歷史某些階段特有的表達工具；它們也有可能會被淘汰、被取代。然而，在我看來，在任何一個階段，在人們追求真理時，沒有什麼比感知到種族、膚色、語言與文化的區別是基於完全的一致性，感知到人非千差萬別，精神亦非千差萬別而只有“一個人類”、“一個精神”這些體會更為重要，更令人感到慰藉。
再概述一下：人成長為人的過程是從無罪到有罪，從有罪到絕望，從絕望到滅亡或解脫，即非為了逃避道德與文化而再返回童年的天堂，而是去經受兩者的洗禮直至能根據自己的信仰來生活。
當然在任何一個階段都可能出現倒退。但要一個已經覺醒過來的人從善惡統治的王國再逃回無罪的天堂是較難做到的。更可能經常發生的則是，那些有過徹悟與解脫體驗的人很容易再跌入第二階段，重遭其法則、恐懼以及那些無法實現的生活要求的折磨。
這就是我所知的心靈發展史的人成長為人的各個階段。這些階段是從我個人的經驗中也從很多其他人的見證中得知的。在歷史的任何時代，在任何宗教、任何生活方式中總是有這些相同的典型體驗，總是有相同的階段，相同的順序：無罪童年的喪失；在法律之下伸張正義的努力；接踵而來的是通過修行或認知以求擺脫有罪的徒勞奮鬥而導致的絕望；最後乃從地獄走出來而進入一個變化了的不同世界、一種新一類的無罪。人類已千百次用絕佳的象徵比喻為自己描述了這個發展過程：我們最熟悉的象徵比喻就是從天國的亞當到解脫了的耶穌基督這個過程。
當然，很多這些象徵性的描繪還為我們展示了更進一步更高層次的發展：變為聖雄，變為上帝，變為一塵不染、擺脫生死輪迴的純粹精神體。所有宗教對這些理想並不陌生，我常常也有過當至人、無痛者、聖者或仙人這種美好的理想。至於這種理想是否只不過是一個美妙的夢，是否曾經成為經驗與事實，是否曾經真正有人成為上帝，我則一無所知。但我確知人的發展史的那幾個主要階段；凡體驗過這些階段的過去人和現代人都知道它們的存在；它們是現實。其實，那些夢想中的人成長為人的更高階段，不管有無，其能存在於我們的夢中、理想中、文學中或嚮往的目標中應讓我們感到欣慰。如果過去曾經有人真正體驗過這些更高的階段，那他們不會把這些體驗大肆宣揚，而且其性質對那些沒體驗過該階段的人來說是不能理解的，亦無法言傳的。在所有宗教的聖人傳說中都提及此類體驗，聽起來確實可信。在小宗派異教團體與假冒大師的邪說中經常也提及類似的體驗，但全都帶有幻覺或有意欺詐的標誌。
在此要補充說的是，並不僅僅是心靈那些神秘的最後階段與體驗無法被人理解，無法被清楚地表達出來，那些人生歷程更早的，包括最初的經歷也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能理解，才能被言傳。一個在初級無罪階段裡生活的人是永遠無法理解那些出自有罪境界、絕望境界、解脫境界的人的自白。對他來說，這些自白聽起來有如外國民族的神話故事對一個沒讀過多少書的讀者那麼荒誕無稽。與此相反，任何人都能在別人的講述中毫無疑問地與迅速地認出那些他本人有過的典型的心靈體驗——即使是從外國陌生的神學中翻譯過來的體驗。任何真正有過一種特殊體驗的基督教徒毫無疑問能認得出聖保羅、帕斯卡爾、馬丁·路德與伊格納修斯所有過的特殊體驗[1]與他曾有過的是相似的。而任何一個更深入接受信仰核心因而超越了單純“基督教式”體驗模式的基督教徒肯定能在其他宗教信仰者中，從各種特徵中覺察到所有那些用了不同象徵語言表達的基本心靈體驗。
要把我個人從基督教開始的心靈發展史講述出來，以及根據它來勾畫出我個人方式的信仰則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所有的書都可以作為出發點。這些書對讀者群中的一小部分人有某種意義：即他們自己最重要的的體驗以及勝利與失敗在書中得到了證實與闡明。這部分的讀者為數不多——有過心靈體驗的人本來就不很多。大部分人根本成不了人，他們滯留在原始狀態中，滯留在充滿衝突與發展的幼稚人世間；大部分人甚至連“第二階段”都摸不著，而只停留在不擔負責任的慾望與兒時夢想的動物境界中；他們對關於一種超越他們朦朧意識的境界的傳說，關於善與惡的傳說，關於一種對善惡的絕望的傳說，關於一種走出苦難進入受徹悟光華沐浴的狀態的傳說都會感到荒謬可笑。
人的心靈發展史與自性實現可能有千萬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但這個發展史的過程及其各階段的順序卻亙古不變——去觀察許許多多不同類型的人用許許多多不同的方式來體驗、來積極投入於、來受折磨於這一必然不變的過程可以說是歷史學家、心理學家、文學作家們能從中獲得最大滿足的一種癖好。
在我們靠自己的智力對人生這個多姿多彩的畫冊進行理性分析和系統分類所做的各種努力中，其中較明顯的而古已有之的努力就是把人按其類型進行分類與歸類。現在，在我依據我個人的方式與經驗來描述兩種對立的人類基本類型時，我完全意識到這種把人類分成幾種所謂的基本類型的做法只不過是一種遊戲而已。人並不能分類成有限的幾個或無數個類型；哲學家如果無條件地去相信某一個類型學說則要鑄成大錯。但作為一種遊戲，作為一種把我們凌亂的經驗素材整理出來的嘗試，並作為一個整理我們人生經驗的不足可信的手段，這種把人分成不同類型的做法則是存在著的（大多數人只是一直不自覺地在做著）。即使小孩也可能把他眼裡所看到的人按人類原始意象中的爸爸、媽媽、保姆進行區別、分類。我把人分成兩個主要類型源於我的閱歷與書本知識，我稱之為理性者與虔誠者。世界，對我來說，就可以這麼輕而易舉地按照這非常粗糙的模式來劃分歸類。當然，這種劃分歸類只是短暫的事，沒過一會兒世界又變為一個無法看透的謎。我早已不相信人們對紛繁的萬事萬象的認識與洞察會高於這幸福的瞬間所呈現的表面條理性，會高於這個時不時可以體驗到的小小樂趣，即在一秒鐘內自我欺騙地把混沌想像成宇宙。
如果我在這種幸福的瞬間把我那“理性—虔誠”的模式套用到世界歷史的話，那麼人類在這一瞬間對我來說，就只是由這兩種類型的人所組成。我也就認為我知道任何一個歷史人物屬於哪個類型，也知道自己準確屬於哪個類型——我屬於虔誠者這類，不屬於理性者那類。可是轉眼間，當那愉快的思考體驗結束時，剛理出的那輪廓清晰的世界又垮掉了，成為一片茫無頭緒的紛亂；我方纔還以為看得很清楚的事，即釋迦牟尼佛、聖保羅、愷撒大帝或列寧是屬於兩種類型中的哪一個，但現在卻又完全模糊了；並且遺憾的是，我對自己的看法也同樣模糊了。方纔我還準確地知道自己是一個虔誠者——可現在我卻在我身上一點一點地發現理性者的特徵，那些十分突出的令我渾身不舒服的特徵。
一切知的命運亦是如此。知即是行動，知即是體驗。它並非一成不變。它的壽命只是瞬間。——現在我將嘗試以不做任何系統分析的方式來大約勾畫出為我的思想遊戲提供了一個模式的兩種類型的人。
理性者最相信的莫過於人的理性。他認為它不僅是一個挺好的才能，而且簡直就是最高的一切。
理性者認為他自身就含有世界與他本人生命的“意義”。他把一個合理安排有序的個體生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條理性與切實可行性套用到世界與歷史上去。因此他相信進步。他看到人們今天比以往能更好地開槍射中目標，更快捷地旅遊，他不想也不願意看到與這些進步相對立的千百個倒退。他認為現代人比孔子、蘇格拉底或耶穌更進化，更高級了，因為現代人具有一些更強的技術能力。理性者認為地球是聽任人去開發搾取的。他最害怕的敵人是死亡，是想到生命和事業的有限性。他盡量不去想它，實在不得不想到它時，他就逃到活動中去，通過對財物、對知識、對法律、對合理地控制（統治）世界的加倍追求來與死亡抗爭。他對永生不死的信念就是對進步的信念；他認為作為進步永恆鏈中積極參與的一環可免遭徹底消失的命運。
理性者有時對那些不認同他的進步觀點與妨礙他實現他邏輯合理的理想的虔誠者易於產生憎恨和過激的情緒。人們可以回想一下那些革命者的狂熱，回憶一下所有進步的、民主又講理的以及社會主義者作家對那些不同信仰者所發表的極強烈厭惡與無耐心的意見。
理性者看來在生活的實際操作中對他自己的信仰比虔誠者更有信心。他覺得他代表理性天母，有權發號施令，有權組織一切，有權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因為他認為他要別人接受的都是好事：衛生、道德、民主，等等。
理性者追求權力，為的是貫徹“好事”。他的最大危害也在於此——在追求權力方面，在濫用權力方面，在喜歡發號施令方面，在進行恐怖威嚇方面。托洛茨基很不忍看到一個農民挨打，但是為了他的想法他可以毫不猶疑地讓幾十萬人被殺掉。
理性者很容易對制度有所偏愛。由於理性者們追求並擁有權力，他們不僅可以蔑視或憎恨虔誠者，還可以迫害、控告、殺害他。他們承擔擁有權力並將其用於“好事”上的責任，為此任何手段包括使用大炮都無不當之處。當大自然與他所謂的“愚蠢”一再是那麼頑強時，理性者偶爾會失去信心——有些時候，他會由於他必須迫害、懲罰或殺害他人而感到痛苦萬分。
理性者處於最佳狀態的情況是：儘管有眾多相互矛盾之處，他堅信理性歸根到底與創造和主宰世界的精神是同一的、合一的。
理性者把世界合理化並對它施以暴力。他總是容易變得嚴肅認真。他是一個教育者。
理性者一向不太相信他的直覺。
理性者在大自然與藝術面前總是無所適從。一會兒蔑視它們，一會兒又迷信般地高估它們。為古老藝術品付出百萬高價或為鳥類、野獸、印第安人建立保護區的人就是他。
敬畏是虔誠者的信仰與生活感情的依據。其表現主要有兩個特徵：一是對自然有強烈的感覺；一是相信有一個超越理性的世界規則。虔誠者雖然視理性為一個挺好的才能，但並不認為它是一個足以用來徹底認識，更不要說用來主宰世界的手段。
虔誠者認為，人是為地球服務的一分子。在死亡與生命有限的恐怖降臨到他身上時，他則使自己相信創世者（或大自然）也是通過此種使人畏懼的手段來實現其目的的；他不認為對死亡的試圖忘卻或抵抗是件好事，相反，既能敬畏且又虔誠地獻身於一個更高的意志才是好事。
他不相信進步，因為自然而非理性才是他的模本，而且還因為他在自然中覺察不到進步，而只覺察到無數種看不出有何最終目標的生命力的生生死死與自我實現。
虔誠者有時候容易對理性者產生憎恨與過激的情緒，聖經裡充滿了有關對無信仰與世俗理想的過激行為的可怕例子。但是虔誠者在處於少有的最佳狀態時，他也能感受到那種精神體驗的閃光而使他相信，理性者在崇高理想名義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狂熱與粗暴，以及一切戰爭、一切迫害與奴役，最終都是服務於上帝的目的的。
虔誠者不追求權力，逼迫某人做某事是他最不願幹的。他不喜歡發號施令，這是他最大的優點。可是，他對真正值得追求的事物卻過於消極，容易陷入清靜無為和自我沉思。他經常僅滿足於心懷某種理想，卻不去為其實現而奮鬥。既然上帝（或大自然）比我們人更為強大，他也就不願意多加插手。
虔誠者很容易對各種神話有所偏愛。虔誠者會憎恨或蔑視，但他卻不會迫害或殺害他人。蘇格拉底或耶穌絕不會是迫害者或殺害者，而永遠是受難者。可是，虔誠者經常輕率地使自己承擔不輕的責任。對不能積極地去實現他美好的理想，還有對他自己的毀滅以及敵人因殺了他而承擔的罪責他都負有責任。
虔誠者將世界神話化，又經常不將它當一回事。他總是那麼傾向於遊戲人間。他不教孩子，而熱衷於誇獎他們。虔誠者總是那麼傾向於不相信他的理智。
在自然與藝術面前，虔誠者總是那麼很有把握，瀟灑自如，而在教育與知識面前他卻不知所措，難以適從。一會兒將後兩者視為廢物而不能公正對待，一會兒對它們又迷信般地過高估計。舉一個撞到一起的極端例子：比如一個虔誠者將自己置身於一台理性機器中，他在一場他不願意參與但又受理性者指使的審判或戰爭中死亡——在此種情況下雙方總是有責任的。理性者要負的責任是因為有死罪、有監獄、有戰爭、有大炮的存在。而虔誠者並沒有在對消除這一切有何作為。在世界史中有關虔誠者被理性者殺害的例子沒有比蘇格拉底與耶穌的審判更形象、更像征性的了：對兩者的審判都呈現了一種恐怖的雙義性特徵。難道雅典人，難道彼拉多[2] 不能輕易地找到一個借口而又不失威信地使被告獲得釋放嗎？難道蘇格拉底，難道耶穌除了以一種英雄式的受害殘酷性使敵人背負錯判之責並以死來戰勝他們之外，就不能以較輕微的消耗來避免悲劇的發生嗎？肯定能。但悲劇是不能避免的，因為它們並非事故，而是兩個對立世界的衝撞。
在以上的分類中，我處處把“虔誠者”與“理性者”對立起來，但希望讀者自始至終能明白對這兩種稱呼的純粹的心理學含義。當然從表現上看來，以往經常攜刀帶劍的是“虔誠者” 而流血的是“理性者”（如在中世紀的宗教法庭時期）。然而，對我來說，虔誠者不一定是神父，理性者不一定是樂於思考的人。當西班牙審判異端的宗教法庭把一個“無神論者”送上火場時，審判者是理性者、組織者、強者，其犧牲者則是虔誠者。
必須說明的是，儘管我的分類模式有點極端，我完全無意認為，虔誠者一定沒有奮鬥精神，理性者肯定與天才無緣。在兩個陣營裡都成長著天才，煥發著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黑格爾、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也應該是一個吧）這些“理性者”我都視為天才。另一方面，像托爾斯泰這樣的虔誠者和反暴力者畢竟為了“追求實現”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其實，我覺得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一個標誌是：他雖然代表他類型中一個特別成功的典型，但同時對對立極又有一種隱蔽的[2]渴望，對他的對立類型在心中懷有一種無言的尊重。純粹沉湎於數字的人絕不是天才之料，純粹沉湎於靈感的人亦如是。某些出類拔萃的人物似乎恰恰在這兩種基本類型中擺來擺去，他們受控於兩種根本相互對立，卻不相互抵消反而相輔相成的天賦；虔誠的數學家（如帕斯卡爾）就是這類眾多的例子之一。
既然虔誠與理性的天才能相互瞭解得很好，相互暗暗地愛慕對方，一個被另一個吸引著，那我們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精神體驗一向也就是理性與敬畏的和解，即把兩大對立面視為對等存在的認識。
結束語：
最後如果我們把兩種模式互相應用於對方，即把人成長為人的三階段模式應用到人的兩種基本類型，我們會發現，三階段的意義對兩種類型的人雖說是相同的，但我們也會看到在這相同點上，兩種類型人的危險和希望卻不相同。對兩種類型的人來說，童年與無罪的階段是相同的。但兩種類型的人在走向人成長為人的第一步時，在走進善與惡的世界中時，就會有不同的表現。虔誠者會更像兒童，他不會急著要，也不甚願意離開天堂而去體驗有罪之生。然而他將在下一個階段——從有罪到徹悟的階段，具有更強壯的翅膀。他其實會盡可能地不去想中間的階段（弗洛伊德稱之為“文化中的不適”），盡可能地去擺脫它。由於他在有罪與不適的世界中確實感到格格不入，他在某種情況下將較容易地上升到下一個解脫的階段。然而，偶爾他也會很容易想要並成功地逃回兒童時期的天堂，逃回無善惡、無所謂責任的世界中去。相反的，在第二階段，在有罪的階段中，在文化、文明、有作為的階段中，理性者確實感到很自在。他很快會忘卻童年的最後遺跡而不受其干擾，他喜愛工作，樂於接受需要擔負責任的職務；他既不懷念失去的童年，亦不熱切渴望從善惡中解脫出來，雖然這種體驗也是他所渴望並能辦得到的。比起虔誠者，他較容易相信道德與文化所提出的問題都可獲得解決；然而，他卻較難達到絕望的中間狀態——即體驗到他一切努力的失敗及主持正義的無謂。但當絕望降臨時，也許他不會像虔誠者那麼容易受誘於逃入成人之前的世界中或不用擔負任何責任的狀態中。
在無罪的階段中，虔誠者與理性者之間的對抗有如不同天賦孩子之間的對抗。
在第二階段中，成為有知之人後，兩個對立極的對抗已具有國家行動性質的激烈性、狂熱性和悲劇性。
在第三階段中，這兩類對抗者開始認識對方，不再是認識到對方的相異性，而是認識到相互的依賴性。他們開始愛慕對方，開始想念對方。由此就有可能開發人的本質；然而這種開發至今尚未呈現在世人眼前。
（胡祖庶 譯）
[1] 上述四人分別指非猶太裔耶穌使徒保羅（Paulus），法國數學家、哲學家帕斯卡爾（B. Pascal），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 Luther）與西班牙貴族與天主教耶穌會創始人伊格納修斯（Ignatius von Loyola），他們都因為曾經歷過一場特殊的體驗而實現了人生的轉折。
[2] 彼拉多（Pilatus），審判耶穌的羅馬帝國的一個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