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
戰後的頭幾年，我曾嘗試過兩次，用一種童話的、半諧謔的形式，向當時認為我變得有點不對勁的朋友們綜述一番我的生平。其中，我個人比較屬意的那篇《魔術師的童年》已經成了孤稿，另一篇，我大膽模仿讓·保羅把未來預估進去的“推斷式傳記”，則登在柏林的《新觀察報》上，收進本書時曾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訂。有好幾年的時間，我曾經計劃過把這兩篇傳記融合到一起，卻始終沒有找到一條途徑來調和這兩篇在筆調和風格上都各異其趣的作品。
我出生在近世紀的末期，中世紀重臨之前的幾年，我的星宿是人馬座，又恰逢木星的友善照射。我出生的時間是7月裡一個炎炎夏日的傍晚，那一刻的氣溫是我一生中有意無意間摯愛和追求的，只要不是這個溫度，我就會嗒然若失。我在寒冷的地方從來就無法生活，所以我畢生所有出於自願的旅行都是往南方去的。我的父母親都是虔誠的教徒，我愛他們很深，要不是人們早早就把十誡中的第四誡教給了我，我或許會愛得更深。可惜戒律和我始終是格格不入，哪怕它們說得再有道理或者用心再好不過——其實我的生性溫順不下於綿羊，好指使宛如肥皂泡，卻偏偏，尤其是在我的少年時代，對任何內容的戒律都不稍遷就，只要一聽到“你應該”打頭的話，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強的勁兒就會油然而生。可想而知，這項特性對我的學校生活影響至巨而且讓我很吃了些苦頭。雖然在那門挺有趣的課——他們把它稱做“世界史”——上，教師們老教導我們說，世界是由那樣的人們所統治、所支配、所改變的，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不惜與沿襲下來的法律決裂，我們還被教導說，這些人是值得人頂禮膜拜的。可是這些話和這整門課同樣是一派謊言，因為，要是我們之中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出於好意或惡意，膽敢對任何一條戒律質疑，或哪怕對任何一項無聊的習俗或規矩表示抗議，那麼他不僅不會受到尊敬或被推薦為我們的榜樣，反倒會受到懲罰和奚落，被卑屈的教師們壓服。
幸運的是，我早在入學之前就已經學會了許多對生活來說最重要和最可珍貴的東西：我生性機警、溫和而又敏感，憑這些我就能得到很多樂趣，即使後來我對玄學大為著迷，以致有時故意壓制或棄絕我的感性，我也從未失去那種敏銳和細膩的氣韻，特別是在辨音識容方面，這一點深深羼入到我的思想之中，即使在那些看起來很抽像的部分裡。也就是說，早在入學之前，我對於生活就已經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對我們的城市瞭如指掌，無論在養雞場、森林、果園還是工匠師傅們的作坊裡，我都老到在行，我會認各種樹木、鳥類和蝴蝶，會唱不少的歌，會咬起牙吹口哨，還會許許多多生活上大大用得著的事。學校裡的各門功課我也學得一點不費勁而又津津有味，特別是拉丁文，學起來更是其樂無窮，我會用拉丁文寫詩，幾乎和用德文一樣早。拜一位教師和一位助理教師之賜，我在二年級就學會了說謊和使用外交辭令的藝術，此前我曾經因為童稚的率直和輕信吃了不少苦頭。這兩位先生使我幡然大悟，誠實和愛好真理這兩樣品質完全不是他們要在學生身上找的東西。有一回，他們認定我在班上幹了件壞事，那是件小得很的事，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幹的，可是他們見我死不承認，就把一件芝麻小事宣揚得沸沸騰騰，他們給了我一頓好揍，不惜使出各種逼供的手段，結果雖然沒有逼出我的招認，倒是把我一向把教師們看做正人君子的篤信趕了個精光。雖然在以後的日子裡，感謝上帝，我還是認識了好些值得敬佩的好老師，可是災難已經造成，打那以後，不僅對於老師們，對於一切權威，我與他們的關係都變得別彆扭扭，戒心十足。大體說來，直到初二、初三，我算得上是個好學生，至少我的成績在班上總是頭幾名。等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每個想造就自己的人都避免不了的戰鬥一開始，我和學校的衝突才愈演愈烈起來。二十年後，我才慢慢懂得了這些戰鬥的意義，當時卻不甚了了，只知道它們像一場災難似的，團團把我圍住，我就是無力免脫。
事情是這樣的：從十三歲開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為的主意。這一決心雖然昭如日月，可是隨著認識的日益增加，困擾也就接踵而來。一個人可以選教師、牧師、醫生、工匠、商人或郵局職員，又可以選音樂家、畫家或建築師作為職業，對任何一門行業，都有一條引向它的路，都有專門的學校或者培訓班。惟獨對於作家這一行，卻是一應皆無！當作家當然可以，而且還被視為一種榮譽，但這是就有成就和出了名的作家而言，大多數的作家則在達到這步田地之前早就一命嗚呼了。至於當未來的作家，則大出情理之外，而一個心眼兒地要當未來的作家，就更是純粹兒戲。很快地我就看清楚了這一點。現實告訴我：作家是已經成了作家的人當的，卻不是想當的人可以當的。此外：對文學作品的興趣和個人的文學天分往往引起教師們的側目，有這樣稟賦的人不是遭忌，就是飽受奚落，甚至有時還被羞辱個夠。作家就像英雄，或任何俊秀不凡、超群絕俗的人物或言行一樣：若是屬於歷史的，那就會傳為美談，學校的課本上也會對之頌揚有加，若是屬於眼前的現實的，那就是大逆不道，必然要受到仇視。看來教師們所受的訓練和所肩負的職責也正在於，阻止出色的、童心不泯的人成長和杜絕偉行壯舉的發生。
於是在我和我的遙遠的目標之間橫亙著一道深淵，一切都變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動：我成為作家的宏願，而且不論難易，不問榮辱，一切在所不計。這番宏願所帶來的精彩閱歷——或不如說災難——如下：
當我十三歲，這個鬥爭剛開始時，人們根據我在家裡和學校的表現，認為把我送到另一個城市的拉丁文學校就讀可能還會使我有救。因此一年後我就成了一所神學院的寄讀生，我在那兒學寫希伯來字母，已經快要弄通，可是一股內心的狂潮忽然把我淹沒，我逃出了學校，結果受到了被嚴格關禁閉的處罰，最後則是以退學告終。
我又在一所高等文科中學裡努力了一陣子，以維繫升大學的一線希望，可是結局又是禁閉和退學。於是我轉而去做商店的學徒，才學了三天，我又逃之夭夭，幾天幾夜不見人影，著實讓我父母操了一番心。我嘗試做了半年父親的助手，又在一家塔鍾廠的機械車間做了一年半的學徒。
總之，不論人們怎麼為我張羅，這四年多的時間沒有一件事能夠順順當當，沒有一家學校要我，沒有一行叫我學得下去。想把我調教成一個有用的人的每一番努力都以失敗告終，而且多次鬧出出逃或退學之類的麻煩和不光彩。雖然這樣，人們倒是都承認我資質頗佳，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認為我是十分的盡心盡力！我一直是努力有加，不敢稍存鬆懈之心——我雖然對燕如之德極為景慕，卻從來沒有能學到幾分。從十五歲起，當學校教育已經成了絕路，我就開始自覺地、全力以赴地自己教育自己。托天之幸，家裡有外祖父巨大的藏書室，整個大廳裡塞滿了古籍舊書，其中整個德國文學和18世紀哲學幾乎盡在包羅之列，我耽讀其中，樂趣無窮。從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這幾年間，我不僅僅為我的文學習作寫滿了大疊大疊的紙，而且遍讀了幾乎半個世界的各國文學作品，對藝術史、語言、哲學著實下了一番工夫，這些加在一起，恐怕作為一個常規的大學學程都綽綽有餘。
之後我就學做書商，終於能夠賺錢養活自己了。書本對於我，本來就比老虎鉗和鑄鐵的齒輪更為可親，後兩樣東西在我做機械匠學徒時就著實領教過了。最初一段時間，我得以在新的和最新的文學作品之海中遨遊，甚至於被淹沒，覺得樂也陶陶，醺然欲醉。可是不久我就發現，對於精神領域，僅僅生活在眼前或一些新事物中是庸俗不堪、難有長進的，惟有對過去的、已成歷史的，對古老的和遠古的東西保持經常的接觸才能開啟精神生活之門。因此，當最初的興頭過去之後，一股擺脫被新書的浪潮淹沒而返回舊書箱之中的渴望便油然而生，為了實現它，我就從書店轉行到舊書店。不過，我操這門行業的目的無非是為了餬口，因此，二十六歲，在我出了一本銷路不錯的書之後，我就把舊書店的工作也辭掉了。
這時，歷盡風浪，幾經艱辛，我終於達到了我的目的：當初可望而不可即的，如今竟然成了事實，我成了一個作家，在和整個世界的搏鬥中，我似乎贏了一仗。求學和成長年代那幾度使我瀕臨絕境的辛酸歷程，終於被淡忘了，終於可以相顧一笑了——過去對我疑慮重重的親友們，也對我和顏悅色相待了。我成了勝利者，現在，儘管我幹的仍然是當初被視為最蠢最無價值的事，可是人們卻一如我自己頗為欣賞自己一樣，表示大為欣賞。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年復一年苦苦挨過的孤獨、苦行和危險是多麼回首堪驚，受到首肯和承認使我如沐春風，我開始成為一個滿足的人。
我的外在生活有很長一段時期過得安靜順適。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有了房子和花園。我寫我的書，被認為是頗受歡迎的作家，生活頗能自得其樂。1905年我協助創辦了一份雜誌，它的主要特點是反對威廉二世的個人統治，不過我實際上並不怎樣關心這份雜誌的政治目標。我暢遊了瑞士、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印度，一切都平平穩穩，順順當當。
到了1914年的那個夏天，突然之間，裡裡外外，一切都變了樣。真相漸漸為人所知，我們迄今所過的好日子是建立在一個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接下去的則是壞日子，這真是一個深刻的教訓。所謂的大時代開始了，我很難說，對於它的來臨我是否比所有的人都更有準備更有認識。惟一使我與眾不同的是，我沒有像許多人那樣，從歡欣鼓舞中去尋求慰藉。這麼一來，我保全了我自己，卻得罪了周圍的世界，我必須重進學校學習，拋掉我對自己和整個世界的滿意，帶著這一番經歷，重頭跨越嶄新的人生門檻。
我永遠忘不了發生在戰爭第一年的一件小事：我訪問了一家傷兵醫院，我原想借此嘗試一下，有沒有可能以志願工作者的身份來更好地適應這經歷了劇變的世界，當時在我看來，這還是有可能的。在那裡我認識了一位老姑娘，她一向靠遺產過著頗為優裕的生活，現在則在這家醫院當一名護士。她滿懷熱情地告訴我，她能趕上這個大時代，是多麼幸福和驕傲。我完全能理解她，對於這樣一位婦女，戰爭簡直求之不得，她可以借此走出無所事事的、純粹只為自己的老處女生活，投入到一個熱烈的、有價值的生命之中。可是當她向我敘述她的幸福時，我們所站的走廊裡滿是綁捆著繃帶、傷勢嚴重的士兵，兩邊的大房間裡滿是少胳膊缺腿的垂死者，愈聽我的心愈往下沉，不管我對這位老小姐的興高采烈多麼理解，我卻不能贊同她，與她有同感。如果這樣一位意氣洋洋的護士因為看護十個傷兵而得到快樂，那麼這位女士的幸運就來得太昂貴了。
不，我不能分享對那個大時代的歡呼，因此從一開始，我就深為戰爭所苦，並且為了自衛，不得不常年地掙扎著同那宛如晴空霹靂、驟然而至、貌似外來的厄運對抗，而在我的周圍，似乎人人都在為我的厄運鼓掌稱快。每當我在報章上讀到一些作家的評論，他們為在戰爭中找到福祉而陶然，或是一些教授們的呼籲，或是一些名詩人在他們的書齋裡炮製出來的頌揚戰爭的讚歌，我的痛苦就更進一步。
1915年的一天，我無意中公開流露了我的痛苦，又對所謂的才德之士一味只知挑撥仇恨、傳播謊言和對這場災難揄揚無度略吐了幾句微言。這相當含蓄的訴苦帶來的後果是，我在自己祖國的報紙上被宣佈為叛國者——這真是一項新的經歷，因為雖然我和報紙打過不少交道，還從未嘗過千夫所指的滋味。提出這一譴責的那篇文章被我國二十家報紙轉載，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在報界工作的我相信為數不少，但敢於站出來為我說話的只有兩個人。老朋友們對我說，他們用乳汁餵養了我這條忘恩負義的毒蛇，今後他們的乳汁將只用來孝敬皇上和帝國，再不會有我這妖蛇的份了。素不相識的人的辱罵信成疊寄來，書商們通知我，像我這樣居心叵測的作家從此算是被銷了號。在許多這樣的信上，我初次見到這麼一枚小小的圓形飾章，上面的印文是：上帝懲罰英國。
人們也許會想，我會為這場誤會笑掉大牙，但是我笑不出來。這麼一件實際上的眥睚小事為我帶來了我生命中的第二次蛻變。
重提一下：我的第一次蛻變是在我立志當作家之後。此前的模範生黑塞從那之後就成了壞學生，他被處罰，被開除，做不成一樣好事，而他的父母則為他操心操個沒完——這一切只是由於他在這現實的或貌似現實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心聲之間看不到一個和解的可能。現在，在戰爭年代，一切又回來了。我又看到自己在和世界起著衝突，而原先我和它可說相處得不錯。我又走上了背運，孤單無援，獨自忍受著痛苦，我所說所想的一切，又不斷地被攻擊，被曲解。我又看到一道絕望的鴻溝，橫亙在現實和我所期許的事物之間。
可是這一次我卻難以推脫而不反躬自省。不久之後，我就不得不承認，我的一切磨難都是自找的，而不是哪個外來的力量加給我的。因為指責整個世界都是瘋狂的、野蠻的是沒有哪個人，也沒有哪個神有此權利的，更何況是我呢。那麼，像我現在這樣和整個世道都過不去，毛病肯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果不其然，我確實是病得不輕，而要探明病象和病因卻不是件好受的事。首要的是，我為當初的與世無爭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何況，這所謂的無爭也正如當時的外界和平一樣，已經開始腐爛了。我原以為，自己經過了青少年時代漫長而艱巨的奮鬥，終於成了一名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我所成。在這期間，成功和優裕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影響了我，我變得自滿了，變得不愛動腦筋了。其實要是我好好審視一下自己，則所謂作家云云，實際上跟一位寫消閒作品的賣文者已經相去無幾。我的日子已經過得太順當了。現在，患難當頭，不知何日才是了局，若日子永遠是個最有效的好學校，我總算慢慢學會了，面對這世界的你爭我奪，我既不能螳臂當車，總可以致力於反省自己在這整個紛亂和罪愆中所擔當的角色。至於我的這番苦心孤詣能從我的作品中被體會多少，就只好聽任讀者們做主了。可是我心裡永遠藏著一個秘密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民族，縱然不是作為全體，也會有許許多多清醒而具有責任感的個人，來做一番類似的檢討，不再僅僅是埋怨和詬罵這可惡的戰爭、可惡的敵人和可惡的革命，而是捫心自問：我是怎樣犯上罪的？我要怎樣才能恢復清白？因為，人人都能重獲清白，只要他能認清並了斷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
當我在作品和生活中開始透露出這一巨變時，許多朋友都大搖其頭，有的甚至棄我而去。這當然只是我生活大變樣的一端，我還失去了房子、家庭、財產和舒服的日子。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天天都要告別，也天天都感到驚異，我怎麼能熬過這一切而照樣活著，照樣愛著這離奇的生命中的某些東西，而這生命卻似乎從來只知道給我痛苦、失望和損失。
有一點我該補述一下：在戰爭期間，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護著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無援，直到我上面說的蛻變開始之前，我都無時無刻不為自己的不幸命運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護了我，像裝甲一樣使我免於接觸外面的世界。戰爭期間我所生活的城市伯爾尼是那樣一個充斥著政治陰謀、間諜活動、賄賂收買和投機操縱的淵藪，地球上少有哪個地方把這一切表現得這麼集中，周旋在德國、中立國和敵國的外交捭闔之間，它一夜之間變得人口過剩，雲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壇掮客、間諜、新聞記者、豪商富賈和投機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軍人之間，還和來自各國，包括與德國敵對的國家的人時相過從，我的周圍像是一張交織著間諜與反間諜、密探、陰謀，以及政治交易與私人買賣的網——而我在那些年頭裡對這一切竟懵然無知！我被摸底，被竊聽，被密查，時而被敵對國，時而被中立國，又時而被自己的同胞們列為可疑對象，而我卻全然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後，我才風聞到一些枝枝節節。簡直難以理解，我竟然能在這樣一個氛圍中我行我素、安然無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這麼過來了。
戰爭結束了，我的蛻變於焉告終，可是我經受的考驗之苦卻也同時達到了高潮。這痛苦不再與戰爭和世界命運有關，德國的戰敗，對於我們生活在國外的人自從兩年前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帶來的恐慌不安也已成為過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內省和對一己命運的思考之中，雖然我常常感到，我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整個人類命運的問題。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現出世界上的各式戰爭、殺戮、癲狂、窮極奢侈和貪生怕死。我必須首先把自我矜持拋在一邊，繼而把自我貶抑也棄之不顧，必須擺脫一切，專心致志地把這場劫亂想通看透，懷著一個時明時滅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後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無辜。每一個如夢初醒並且有真覺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這條荒漠中的窄徑——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當朋友們背棄我時，我感到傷心，卻並不慍然。我感到負擔反而是在自己這一邊，當這班過去的朋友說，我從前是個多麼平易可親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難題簡直莫名其妙時，他們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我早已不談品味、風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個能夠理解我的語言的人。當他們指責我說，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與和諧，可能還是他們有理。這些字眼徒然使我發笑而已——對於一個被宣判了死刑、在隨時會倒塌的危牆之間奔突逃命的人來說，美與和諧到底有何意義呢？是否，與我夙來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稱不上一個作家，而我在美的領域裡的汲汲追求，只不過是個錯誤呢？真相如何，對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經歷盡艱辛、吃盡苦頭、通過了自己靈魂內的地獄之旅才獲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虛套，恐怕我一向引為自豪的天分或適任也是一種自欺而已。這是多麼微不足道！我當初滿懷虛榮和童真之樂而引為己任的追求也已蕩然無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務，或不如說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詩歌、哲學或某門學科的領域，而是寄托在，讓少許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強韌的東西能夠在我身上持續不絕，也寄托在對某些事物的絕對忠貞之上，也即我還能感覺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些事物。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神。——後來，當這些劍拔弩張的時期過去之後，這一切就顯得完全是兩回事了，因為當初的實情和它們的名稱已失去了意義，前日還被奉為神聖的，今天可能會被視為滑稽可笑了。
當戰爭對於我來說也終於成為過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遷居到瑞士的一個僻靜角落，並且隱居起來。由於我一生對印度和中國的智慧頗事涉獵（這是得自祖輩和父輩的家傳），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經歷用東方式的形象化語言寫了出來，人們就常常稱我為“佛教徒”，對此我只有暗自發笑，因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們說的也不能算全錯，我到後來才發現，其中確實含著真理的一粟。假如一個人自己選擇宗教不是癡想的話，我一定會順從內心最深處的召喚皈依一個舊式的宗教：儒教、婆羅門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會這樣做，倒不是因為我天生對這些宗教感到親近，而是出於一種追求反極的渴望，因為我不僅湊巧是兩位虔誠新教徒的兒子，從性情和稟賦來說，我也是個十足的新教徒（這一點和我對當前新教教會的深刻反感並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總是對自己的教會像對別的教一樣抗拒的，因為他的本質決定了他重視未來更甚於現在。在這一層意義上，說佛祖曾是新教徒也未嘗不可。
自從這次蛻變之後，我對於自己的作家資格和文學作品的價值徹底失去了信心。寫作對我不再是樂趣，可是一個人沒有一點兒樂趣又不行，我即使在最艱難的處境下也沒有放棄這一要求。我可以捨棄公正、理智、生命和人世的意義，我見識過，世界可以把這些微言大義拋個一乾二淨而照活不誤——可是要我連一點點樂趣都不能有我卻做不到。正是這份還企求些微樂趣的熱望，成了我體內那微弱的一股火焰，有此一端，我才得以維繫我的信念於不墜並且自信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天地。我經常在一瓶薄醪之中尋找我的樂趣、我的夢、我對世事的忘懷，而它也往往助我匪淺，理應在此受到讚頌，但是它還不夠。於是，有一天我又發現了一項新的樂趣。我年已不惑，但突然開始畫起畫來。我並不是以畫家自居或想成為畫家。可是畫畫真是奇妙，它使人更開心，也更有耐性。而且畫完畫手指總是紅紅綠綠，不像寫文章只會把手指弄黑。對此許多朋友們也很不諒解。我總是不走運——每逢我打算做一件美妙的、能讓我開心的而我又想做得不得了的事時，總是讓人們不舒服。他們只願看到，人人都保持老樣子，一點不要改變面貌。可是我的面貌偏偏不肯安分，它就愛不時改變，不這樣它就受不了。
人們還對我提出另一項指責，對此我自己也覺得頗有道理。他們說我脫離現實，說不論我寫的詩文也好，畫的畫也好，都與現實不符。是的，我寫作時經常忘記有教養的讀者對一本正經的書的要求，更糟的是我對現實確實毫不尊重。我覺得現實是最不必在意的，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敗興，而美的、談得上一點情調的事物卻得之不易。現實是怎樣也不能叫人滿意，怎樣也不能博得敬慕的，因為它是生命的信手之作和失意之筆。這個尷尬的、永遠令人失望的和沉悶的現實卻又是我們無論怎樣也無力改變的，我們否定它，把自己想得強過它，不過是聊以自慰而已。
那種人情之常的對現實的尊重在我的作品中已經是寥寥無幾，而當我作畫時，則往往樹木長出了面孔，房屋或笑，或哭，或跳起了舞，但畫裡的樹到底是梨樹還是栗樹，則撲朔迷離，大多數時候都叫人難以辨認。對這一指摘我當然無從抵賴。我承認，我自己的生活對我來說經常就是個不折不扣的童話，若不是借了法術之力，我所看到和感到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內心早就脫節走調了。
我還做了一些傻事，比如有一次我對名詩人席勒說了幾句無關宏旨的批評意見，立刻，整個西南德國的九柱戲俱樂部全都揭竿而起，宣佈我是給祖國的神聖傳統抹黑的人。可是現在，從幾年前開始我就已經學會，不再說任何褻瀆神聖和使人面紅耳赤的話。我認為這是個長進。
由於所謂的現實對我已無大意義，而重重往事常如今日之事佔滿我的心頭，眼前的諸事諸物則又遙不可及，我就做不到像常人一樣，把未來之事和過去之事分辨清楚。我有不少時間都生活在未來之中，這樣一來，我的生平也就大可不必只寫到今天為止，而不妨任其延伸下去。
下面我就簡述一下我一生的完整輪廓。在1930年以前的幾年內，我又寫了幾本書，此後我就收山不幹了。有兩位勤奮的年輕人曾在他們的博士論文中討論過我是否算得上是個詩人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定論。他們在周詳地考察了近代文學之後得到一個結論，認為在近代，那種造就詩人的靈液已經稀薄不堪，以致詩人與賣文者的區別已經無從鑒定。根據這一客觀考查，兩位博士學位候選人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其中比較通達的一位認為，像這樣詩意淡薄得可憐的作品已經不配再叫做詩，既然平庸的文藝作品不可能經久長存，不如就讓那些自稱為詩的東西自動壽終正寢好了。另一位則是個死心眼的詩的崇拜者，連那些詩意寥寥的作品他也對之優禮有加，因此他認為，寧可錯把一百個非詩人封為詩人，也不要漏過任何一位，因為有可能他的血液中會有一滴來自詩的靈山帕納塞斯。
我的常課就是畫畫和研究中國魔術，但也對音樂愈來愈醉心。我晚年的一項宏願就是寫一部像歌劇那樣的東西，在這部大劇裡，人的生命的所謂現實不很受到重視，甚至還被嘲笑，而是借神性的萬千寶相閃耀出它的永恆價值。生活的魔術化與我很相投，我從來沒能做一個“現代人”，我一直都認為霍夫曼的《金罐》，或甚至《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是比所有的世界史和自然史更有價值的教科書（其實在這些史書中我也總讀得出精彩的寓言）。我已經步入了生命的那個階段，那裡，繼續塑造一個已成型的、鮮明得幾乎過頭的個性並且還要進一步加深其鮮明性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代之而來的是要求自己去做到，聽任我這天生之材淹然物化，而且出於不甘淪為陳跡，把自己歸宿到永恆的、忘卻時間的行列中去。在我看來，要表達這一思想和心境，只有通過童話才辦得到，而歌劇又是童話的最高形式，這或許是由於我對於我們橫遭誤用和奄奄一息的語言中的文字戲法已無多大信心，而音樂於我卻還是一棵生機盎然的樹，它的枝頭上還能結出樂園裡的蘋果。我要在我的歌劇中完成我在寫作中一直未能全盤如願的工作：賦予人的生命以更高更美的意義。我要讚美自然，描述它的發展，後者到了某一時刻就會被命定的痛苦驅向精神，即自然的遙遠的對極，而擺動在自然和精神這兩極之間的生命就應該像彩虹橫空那樣絢麗多姿和盡善盡美。
可惜的是，我始終未能完成這部歌劇。這情形就和我的寫作經歷一樣，當我發現，一切我認為該說的，早就在《金罐》和《亨利希·馮·奧夫特丁根》被說過了，而且比我所能做到的精純何止千倍時，我就只有擱筆興歎了。我譜寫我的歌劇的情況也正是這樣。正當我做了多年音樂方面的準備並且寫完幾種劇詞的草稿之後，我再度盡可能深入地在腦海中復演了一遍我這部作品的內在意義和內容，這時我才突然如醍醐灌頂，原來我在我的歌劇中所苦苦追求的，早已在《魔笛》中被精彩萬分地表現無遺。
於是我只好把這件工作棄置一旁，轉而把全副精力用在實實在在的魔術操演上。我的藝術家之夢或許只是一種自欺，寫出《金罐》或《魔笛》那樣的作品或許我力有未逮，但是玩魔術我可是天賦過人。為了探究所謂現實的無常與變化之道，我原來就對《老子》和《易經》頗事鑽研。現在我運用魔術之力來隨心所欲地變化現實，不瞞大家說，這可真是其樂無窮。不過我也得承認，我並沒有老守著那塊被人稱為造福的所謂白魔術的淨土，而是受到心裡那股不安分的火苗的驅使，越來越涉足作祟的所謂黑魔術的疆土。
到了七十多歲的時候，剛被兩所大學授以名譽博士不久，我就因為利用魔術誘拐一位少女而受到法庭指控。在監獄裡，我請求允許我繼續畫畫，當局接受了我的請求。朋友們給我帶來顏料和面具，我就在我牢房的牆壁上畫了一幅小小的風景畫。我終於又重新回到了藝術，我嘗試當個藝術家，認定所遭遇的一切挫折都不能阻止我，再度重傾這瓊漿玉露的金盃，再度像個嬉戲中的兒童那樣，在自己面前建造一個可愛的遊樂世界，再度把智慧和抽像的學問棄若敝履而重注於原始的製造搬弄之樂。我又畫畫了，調色、潤筆、再度酣飲這無窮無盡的魔力：朱色的嘹亮之音、黃色的豐滿之音、藍色的深沉之音以及它們所混成的音樂，直至隱沒在遙不可及的、蒼白的灰色之中。我快樂地、童真地玩著這創造的遊戲，我牢房牆上的風景畫就這樣畫成了。這幅風景包含了曾為我一生帶來歡樂的一切：河流與山脈、海水與雲彩、收穫的農夫，以及一切使我賞心悅目之物。在畫的中央則是一列小小的火車。它正朝著一座山馳去，車頭已經駛進一座小山洞，活像一條頭已經鑽進蘋果的毛蟲，洞口則冒出一團團的黑煙。我還不曾有過哪次遊戲像這次這樣令我陶醉，重返藝苑之樂不僅使我忘了我是個囚徒，是個被指控者，而且今生今世恐怕難有重見天日的可能——我甚至忘了練習魔術，因為我覺得拿起蘸著稀薄的油漆的畫筆，隨便畫棵小樹，或畫片小雲，就深合魔術之道了。
在這期間，早就和我一刀兩斷的所謂現實則施盡一切手段，來嘲弄我的夢，不停地想要把它砸個粉碎。我幾乎每天都得被押到一間邪乎透頂的房間，那兒，一群面目可憎的人坐在一大堆案卷之間，對我盤問訓斥，對我的話則擺出一副不可輕信之態，他們時而當我是三歲孩童，時而又當我是個江洋大盜。一個人其實用不著做什麼被告就足可領教這一套由衙門、文件和檔案所形成的莫測高深而又實實在在的地獄世界。在人類挖空心思才設計而成的形形式式的地獄之中，我認為上面所說那種應該被推為地獄之最。哪怕你想搬個家或結個婚，領個居留證或護照，你就得置身這所地獄之中，在堆滿紙張的悶人房間裡度日如年，被一些無精打采卻又匆忙倉促、拒人千里的人盤問申斥，你的最簡單、最真實的陳述一概被視為謊話，你一會兒像個小學生似的被對待，一會兒又像個兇犯。當然，這滋味誰都領教過。要不是我的顏料不斷地帶給我安慰和歡樂，要不是我的畫，那小幅美麗的風景賜予我新鮮空氣和生機，我早就在這卷宗之獄中被悶死，或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有一次，我正站在我牢房牆上的畫前，看守又帶著那煩人的傳訊書跑來，又要把我從我的快樂工作中硬拉出來。我心頭突然泛起一絲倦意，一股說不清的、對整個這套折騰和這整個殘忍的、無靈性的現實的厭惡之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該是了結這番折磨的時候了。既然我被禁止不受干擾地繼續我的無辜的藝術家遊戲，我就不得不運用一下那個更認真的，我畢生花了多年心血在它上面的藝術了。沒有魔術，在這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我默誦了一遍那條中國口訣，屏息站在畫前一分鐘，我的精魄就離開了這現實的虛妄之境。我友善地請看守們稍候片刻，說我得登上我畫中的火車，在上面查看點東西，他們像往常一樣笑了起來，以為我是個瘋子。
於是我就把自己變小，直向畫裡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車，馳進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們還能看到從洞口冒出的團團黑煙，一會兒煙就消散了，整幅畫和我也跟著杳然不見。
看守們不知所措地愣在當場。
（歐凡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