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茲拉·龐德〔1〕始終是個好朋友，他總給別人辦事。他和他的妻子多蘿西住在鄉村聖母院路的工作室，這間工作室之窮和葛特魯德·斯泰因的工作室之富達到同樣的程度。但是那裡光線很好，生了一隻爐子取暖，有許多埃茲拉熟識的日本藝術家的畫作。他們都是貴族世家出身，蓄著長髮。他們的頭髮黑黑的，閃爍發亮，俯身鞠躬時頭髮就會甩到前面，這給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不喜歡他們的畫。我看不懂這些作品，不過它們也並沒有什麼神秘之處，而一旦我看懂了，它們在我看來也沒有什麼意義。我為此感到遺憾，但是對此我毫無辦法。
多蘿西的畫我非常喜歡，我認為多蘿西很美，身段長得美妙極了。我也喜歡戈迪埃—布爾澤斯卡〔2〕為埃茲拉塑的那座頭像，我也喜歡埃茲拉給我看的關於這位雕塑家的作品的所有照片，這些照片附在埃茲拉寫的關於他的那部書裡。埃茲拉還喜歡皮卡比阿〔3〕的那幅畫，但那時我認為它一無價值。我也不喜歡溫登姆·劉易斯〔4〕的那幅畫，而埃茲拉卻喜歡得不得了。他喜歡他那些朋友的作品，這作為對朋友的忠誠是一種美德，但作為評論則能成為災難性的。我們從來不為這些事爭論，因為我對於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是閉口不談的。如果一個人喜歡他朋友們的畫或者著作，我想那很可能就像那些愛自己的家庭的人，你去批評他們的家庭是不禮貌的。有時候你能忍住很長一段時間才批評你自己的或者妻子的家人，但是對於拙劣的畫家就比較容易，因為他們並不做出可怕的事情來，也不像家人那樣能造成私人感情上的傷害。對於拙劣的畫家你只消不去看他們的作品就行了。但是即使你能做到不去考慮家人，不去聽他們說什麼，並且做到不寫回信，他們在許多方面還是能造成危害的。埃茲拉對人比我和善，也比我更具有基督教精神。他自己的著作，寫得對頭的話，都是非常完美的，而他犯錯誤時是那麼真誠，對自己的謬誤是那麼執著，對人又是那麼和善，以致我總認為他是屬於聖徒一類的人物。他也暴躁易怒，但是也許很多聖徒都是這樣的吧。
埃茲拉要我教他拳擊，正是在有天下午我們在他工作室裡你來我往地練拳時，我第一次見到溫登姆·劉易斯。那時埃茲拉練習拳擊還不很久，讓他當著什麼熟人的面練拳，我感到有點窘，就盡可能使他看起來打得漂亮些。但是效果並不十分好，因為他懂得了怎樣推擋，可是我仍然在勉力教他把左手用來出手擊拳，始終把左腳跨向前方，然後把右腳挪上與之平行。這不過是些基本步法。我始終沒有教會他打左鉤拳，而要教會他如何縮短右拳出手的幅度則要留待以後再說了。
溫登姆·劉易斯戴了一頂寬邊的黑帽，像這個拉丁區的一個角色，穿著打扮像從《波希米亞人》〔5〕中走出來的。他長著一張使我想起青蛙的臉，不是那種大牛蛙而不過是只普通青蛙，而對他來說巴黎這個水塘未免太大了。那時我們認為每個作家或者畫家可以穿他擁有的任何服裝，對於藝術家並沒有規定的制服；可是劉易斯卻穿著大戰前的藝術家的那種制服。看到他使人發窘，他卻傲慢地看著我閃開埃茲拉開頭用左手的連連出擊或者用戴著拳擊手套的沒握緊的右手擋住它們。
我想停止練拳，但劉易斯堅持要我們打下去，於是我看出儘管他對我們到底在幹什麼一無所知，他正在等待，希望看到埃茲拉被我打傷。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生〔6〕。我決不反擊，只是讓埃茲拉始終隨著我走動著，伸出左手，用右拳打出幾下，然後我說我們結束吧，便用一大罐水沖洗了身子，用毛巾擦乾，穿上我的長袖運動衫。
我們喝了一點什麼飲料，我聽埃茲拉和劉易斯談起在倫敦和巴黎的一些人。我小心地注視著劉易斯，並不做出在瞧他的樣子，就像你在拳擊時那樣，可我認為我從沒見過比他的神情更討人厭的人。有些人顯出一副凶相，就像馬賽中的駿馬，顯示出是良種一樣。他們有一種像硬性下疳那樣的尊嚴。劉易斯並不流露出凶相；他只是神情顯得討人厭而已。
在走回家的途中，我竭力在想他使我想起了什麼，結果使我想起了許多事情。全都是有關醫學方面的，除了腳趾頭壓傷以外，這是一個俚語詞兒。我試圖把他的臉分成一個個局部來描述，但只能做到寫那雙眼睛。我第一次看到那雙眼睛時，上面壓著那頂黑帽，看上去像是一個強姦未遂者的眼睛。
「我今天見到了一個我見過的最討厭的人，」我對我的妻子說。
「塔迪，別告訴我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她說。「請別告訴我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們就要吃晚飯了。」
大約一個星期後，我見到斯泰因小姐，告訴她結識了溫登姆·劉易斯，問她曾見過他沒有。
「我管他叫尺蠖〔7〕，」她說。「他從倫敦來到這兒，只要看到一張好畫，就從口袋裡掏出鉛筆，你就看到他用拇指按在鉛筆上測量那幅畫。一面仔細察看著畫，一面測量著尺寸大小，看那畫是怎樣確切地畫成的。然後他回到倫敦把它畫出來，可就是畫得不對頭。他沒能看出那幅畫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樣，我就把他看成尺蠖。這個稱呼比我自己想的他是什麼要更和善並更符合基督教精神。後來，我竭力試著喜歡他，跟他做朋友，就像我對埃茲拉的幾乎所有朋友，在他向我解釋他們是怎樣的人物後那樣。但是上面所說的乃是我在埃茲拉的工作室中第一天看到他時他給我的印象。
埃茲拉是我認識的最慷慨，也是最無私的作家。他幫助他信任的詩人、畫家、雕刻家以及散文作家，他也願意幫助任何人，不論是否信任他們，只要他們處境困難。他為每個人操心，在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他最操心的是托·斯·艾略特，據埃茲拉告訴我，艾略特不得不在倫敦一家銀行裡工作，因此沒有足夠的時間而只能在不適當的時候發揮一個詩人的作用。
埃茲拉和納塔利·巴尼小姐創辦了一個叫做「才智之士」的組織，她是一位有錢的美國女人，是藝術事業的贊助人。巴尼小姐曾是我那前輩雷米·德·古爾蒙〔8〕的朋友，她在家裡定期舉行沙龍，花園裡有一座希臘小神廟。許多相當有錢的美國和法國女人都有沙龍，我很早就考慮到這些地方雖好，我還是避開為妙，不過我以為在花園裡有一座希臘小神廟的還只有巴尼小姐一個人。
埃茲拉曾把介紹「才智之士」組織的小冊子給我看，而巴尼小姐容許他把那座希臘小神廟印在小冊子上。「才智之士」的計劃是我們大家不管收入多少，都捐獻一部分來提供一筆基金，把艾略特先生從那家銀行中解脫出來，使他有了錢，可以寫詩。在我看來這是個好主意，並且埃茲拉相信等我們把艾略特先生從銀行裡解脫出來以後，就可以一鼓作氣地把每個人都安頓好。
我把這事稍稍搞混了，因為總是把艾略特稱作梅傑·艾略特，假裝把他跟梅傑·道格拉斯混淆在一起，而梅傑·道格拉斯是一位經濟學家，埃茲拉對他的觀點懷有很高的熱情。但是埃茲拉明白我的心情是正常的，而且滿懷著「才智之士」組織的精神，儘管在我向朋友們請求資助基金使梅傑·艾略特得以從銀行中脫身時，有人會說一位少校〔9〕究竟在銀行裡幹什麼，再說，要是他被軍事組織裁掉，難道他沒有養老金，或者至少總有點退役金吧？這一來會使埃茲拉感到煩惱。
碰到這樣的情況，我會向朋友們解釋說這一切都不相干。要麼你心目中有「才智之士」，要麼你心目中沒有。如果你心目中有，你就願意捐款使少校從銀行裡解脫出來。如果你心目中沒有，那就太糟啦。難道他們不瞭解那座小希臘神廟的意義嗎？不瞭解？我想是這樣。太糟啦，老弟。把你的錢藏好。我們不會碰它的。
作為「才智之士」組織的一個成員，在那些日子裡我為它幹得很起勁，而我最快樂的夢想乃是看到那位少校大步走出銀行成為一個自由人。我記不起「才智之士」這個組織最後是怎樣垮掉的，但是我想這跟《荒原》的出版多少有關，這部長詩為少校獲得了《日晷》雜誌的詩歌獎〔10〕，過後不久，一位有貴族稱號的夫人資助艾略特的一份名為《標準》的評論雜誌，這樣，埃茲拉和我就不必再為他操心了。那座小希臘神廟，我想，一定還在花園裡。但是我們沒有能單憑「才智之士」的基金使這位少校從銀行裡脫身出來，這始終使我感到失望，因為在我的夢想中早已想像他也許住進了那座希臘小神廟，也許我能跟埃茲拉一起去那兒串門，給他戴上桂冠。我知道哪兒有上好的月桂樹，我能騎自己的自行車去採集月桂樹葉，我還想，任何時候他感到寂寞，或者任何時候埃茲拉看完另一首像《荒原》那樣的長詩的原稿或校樣，我們都可以給他戴上桂冠。從道義上說，這件事像許多事情一樣，結果被我弄得很糟，因為那筆我專門留作把少校從銀行裡解脫出來的錢，我拿了去到昂吉安賽馬場，押在那些在興奮劑的影響下進行跳欄賽的馬身上了。在兩次賽馬會上，我下賭注的那些服用興奮劑的馬勝過了沒有服用興奮劑或者服用得不夠的牲口，只有一次比賽中我們的想像力給刺激得過了頭，那馬兒竟在起跑前就把騎師甩下鞍來，搶先跑了整整一圈障礙跑道，獨自優美地跳過障礙，那樣子就像你有時在夢裡跳躍那樣。等它被騎師逮住重新騎上馬背，它一路領先，表現得很體面，正如法國賽馬術語所說的那樣，可是我終究賭輸了。
如果那筆賭注歸入了「才智之士」，我也許會感到快活些，可是這個組織已不復存在了。但我又安慰自己，要是我下的那些賭注贏了，我給「才智之士」的捐獻就能大大超過我原來意欲捐獻的數字了。
那是個明媚的春日，我從天文台廣場穿過那小巧的盧森堡花園。七葉樹正綻放著花朵，許多小孩在礫石鋪地的走道上遊戲，他們的保姆則在長椅上坐著，我看見樹林裡有斑尾林鴿，有些我看不見但是聽得見。
我還沒有按鈴女僕就把門開了，她叫我進屋去等著。斯泰因小姐隨時會下樓來。那時還不到晌午，可是女僕卻給我倒了一杯白蘭地，放在我手裡，快活地眨眨眼。這無色的烈酒在我的舌頭上感覺極佳，當酒香猶留在我嘴裡時，我聽見有人在跟斯泰因小姐說話，一個人跟另一個人像那樣說話是我從未聽見過的；從來沒有聽見過，不論在什麼地方，也不論在什麼時候。
註釋
〔1〕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美國現代派詩歌大師。16歲就讀於賓州大學即開始寫詩，曾短期任教於瓦巴什學院，1908年去歐洲，在倫敦，與休姆等詩人發起意象派詩歌運動。1920年偕妻子多蘿西來到巴黎，積極支持並幫助T. S. 艾略特的長詩《荒原》的修改與出版，鼓勵並指導當時在巴黎的青年作家如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喬伊斯等人的文學創作，直至1924年去意大利拉巴洛定居為止。
〔2〕 戈迪埃—布爾澤斯卡（Henri Gaudier-Brzeska，1891—1915），法國最早的抽像派雕塑家，「漩渦主義」運動的著名倡導者。1913年前往倫敦，詩人龐德成為他的贊助人和宣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
〔3〕 皮卡比阿（Francis Picabia，1879—1953），法國油畫家、插圖家、設計師、作家和編輯。1911年參加立體派黃金小組，1913年在紐約軍械庫展覽會和艾爾弗雷德·施蒂格列茨的分離派攝影畫廊展出作品。
〔4〕 劉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國畫家、作家，漩渦畫派創始人。在三十年代取得很大成就，創作了《巴塞羅那的投降》和《詩人艾略特》等有名畫作，也寫出了長篇小說《愛情的復仇》等優秀作品。
〔5〕 《波希米亞人》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三幕歌劇，寫巴黎拉丁區窮藝術家的生活，故又譯為《藝術家的生涯》。
〔6〕 劉易斯對他在1922年7月戲劇性地被介紹給海明威有如下的記述：當他推開龐德的工作室的門時，他見到「一個身材魁偉的年輕人，上身赤裸著直至腰部，軀幹白得令人眩目，正站在離我不遠處。他高大，英俊，而且神色安詳，正用他的拳擊手套擊退——我認為並沒有什麼過分用力——埃茲拉發出的一次激動的攻擊。在最後一下向那眩目的太陽神經叢揮舞拳頭之後（毫不費力地讓那僅穿著褲子的塑像避開了），龐德向後跌倒在他的沙發椅上。那年輕人就是海明威。」（見傑弗裡·邁耶斯的《海明威傳》第85頁）從以上記述，海明威這裡所說的「我看出儘管他對我們到底在幹什麼一無所知，他正在等待，希望看到埃茲拉被我打傷……」以及把劉易斯描繪成一個凶神惡煞般的人，只是他初見劉易斯時毫沒來由的錯覺和偏見，後來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海明威在回憶當年初識的印象，仍如實地寫出他當時真實的感覺，即使那是不正確的。
〔7〕 尺蠖英文名measuring worm，意為「在測量的軟體蠕蟲」，斯泰因這比喻很是生動。
〔8〕 雷米·德·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國作家，他的評論文章對法國象徵派美學理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對龐德和艾略特影響頗大。
〔9〕 梅傑（Major）一詞意為「少校」。
〔10〕 1921年冬天，艾略特與埃茲拉·龐德相遇於巴黎，長詩《荒原》經龐德刪削後，分別在艾略特自己編輯的倫敦《標準》雜誌1922年10月號和《日晷》1922年12月號上發表。不久，因長詩「對美國文學所作出的貢獻」而獲該年《日晷》的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