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葛特魯德·斯泰因最後分手的方式是相當奇特的。我們曾是極親密的朋友，我給她幹了許多實事，諸如把她那本大部頭作品與福特商妥先以連載方式發表，用打字機幫她把原稿打出來，並閱讀校樣，我們眼看會成為比我原先可能希望的更好的朋友。跟顯貴的女人交朋友，對男人來說不會有多大的前途，儘管在交情變得更為親密或者惡化以前，這種友誼能令人感到相當愉快，而跟那些真正雄心勃勃的女作家交往，其前途通常甚至更為渺茫。有一次，我借口說不知道斯泰因小姐是否在家，有一陣子沒有順道去花園路27號，她就說，「可是海明威，你在這地方有任意出入的自由啊。難道你不知道？我說的是真心話。什麼時候來都行，女僕」——她提到她的名字，可我已經忘了——「會照料你的，你一定要當作是自己的家等我回來。」
我沒有濫用這個自由，但有時會順道過訪，那女僕會給我斟一杯酒，我會觀賞那裡的油畫，如果斯泰因小姐不回來，我會向女僕道謝，留下口信離去。斯泰因小姐和她的一個伴侶正做好準備要乘斯泰因小姐的汽車到南方去，而這一天她要我下午去給她送別。她要我們去作客，哈德莉和我那時正待在旅館裡，但是哈德莉和我另有計劃，我們另有地方要去。自然，這事我們絕口不提，但是起先你仍舊希望能去，繼而卻去不成了。我懂得一點兒如何不去拜訪人的方法。我不得不學會這一套。很久以後，畢加索〔1〕告訴我，凡是有錢的人家請他去，他總是答應去的，因為這一來使人家感到非常高興，不過隨後會發生什麼事，他去不成了。可是這跟斯泰因小姐一點沒關係，他說的是其他人。
那是個明媚的春日，我從天文台廣場穿過那小巧的盧森堡花園。七葉樹正綻放著花朵，許多小孩在礫石鋪地的走道上遊戲，他們的保姆則在長椅上坐著，我看見樹林裡有斑尾林鴿，有些我看不見但是聽得見。
我還沒有按鈴女僕就把門開了，她叫我進屋去等著。斯泰因小姐隨時會下樓來。那時還不到晌午，可是女僕卻給我倒了一杯白蘭地，放在我手裡，快活地眨眨眼。這無色的烈酒在我的舌頭上感覺極佳，當酒香猶留在我嘴裡時，我聽見有人在跟斯泰因小姐說話，一個人跟另一個人像那樣說話是我從未聽見過的；從來沒有聽見過，不論在什麼地方，也不論在什麼時候。
接著傳來了斯泰因小姐的懇求聲和央求聲，她說，「別這樣，小貓咪。別這樣。別這樣，請別這樣。我什麼都願幹，小貓咪，可是請別這麼幹。請別這樣。請別這樣，小貓咪。」
我一口氣喝下剩酒，把酒杯放在桌上，便往門口走去。女僕向我搖搖手指，低聲說，「別走。她馬上就要下來了。」
「我得走了，」我說，盡可能不再聽下去，但是在我走出去時那話音仍在繼續，我要聽不見的唯一辦法就是溜之大吉。聽到那話音教人受不了，而那回答的聲音教人更受不了。
到了院子裡，我對女僕說，「請你這麼說，我進了院子，見到了你。說我不能等待因為一位朋友病了。替我祝她們一路順風。我會寫信給她的。」
「就這麼說定了，先生。多可惜，你沒法等下去。」
「是啊，」我說。「真可惜。」
對我來說，事情就這樣了結了，做得夠蠢的，儘管我後來仍舊為她幹一些小差事，必要時露一下面，帶領那些她要求見見面的人上她那兒去，然後等到一個新階段來臨，一批新的朋友來到她家，他們才和大多數男朋友一起被打發走。看到一些新的毫無價值的畫和那些名作一起掛進了工作室是令人悲哀的，但是這已經無關緊要了。在我看來就是無關緊要了。她幾乎跟我們所有喜愛她的人都吵了嘴，除了胡安·格裡斯，她無法跟他吵架了，因為他已經死了〔2〕。我不能肯定他會計較這種事情，因為他已對什麼都不計較了，這從他的繪畫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
最後她跟這些新朋友也吵架了，可是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再去注意這種事了。她變得看起來像個羅馬皇帝，如果你喜歡你的女人看起來都像羅馬皇帝，那敢情好。但是畢加索曾給她畫過像，我還記得她那時看起來像個來自弗留利地區的女人。
到最後，每個人，也許並不是每個人，都和她言歸於好，為了不致顯得妄自尊大或者理直氣壯。我也這樣做了。但是不論在我心裡還是在我腦子裡，我再也不能真誠地和人友好相待了。如果你在腦子裡再也不能跟人友好相待，這才是最糟不過的事。但是實際情況比這要複雜得多。
註釋
〔1〕 畢加索，即繪畫大師巴勃羅·畢加索，其時亦在巴黎，聲名初起，與海明威有交往。
〔2〕 胡安·格裡斯（Juan Gris，1887—1927），西班牙畫家，1906年移居巴黎，與畢加索共同開創立體派畫派，作品以拼貼畫和靜物油畫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