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北宋宮殿苑囿寺觀都市
宋大祖受周禪，仍以開封為東京，累朝建設於此，故日增月異，極稱繁華，洛陽為宋西京，退處屏藩，拱衛京畿，附帶繁榮而己。真宗時，雖以大祖舊藩稱應天府，建為南京（今河南商丘縣），乃即衛城為言，奉大祖、太宗聖像，終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門“猶是雙門，未嘗改作”。仁宗以大名府為北京，則因契丹聲言南下，權為軍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將親征，以代其謀”；亦非美術或經濟之動態，實少所營建。
北宋政治經濟文化之力量，集中於東京建設者百數十年。汴京宮室坊市繁複增盛之狀，乃最代表北宋建築發展之趨勢。
東京舊為汗州，唐建中節度使重築，週二十里許，宋初號裡城，新坡為周顯德所築，週四十八里許，號曰外城。宋太祖因其制，僅略廣城東北隅，仿洛陽制度修大內宮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頗多，復置京新城外八廂”。神宗徽宗再繕外城，則建敵樓甕城，又稍增廣，城始週五十里餘。
太宗之世，城內已“比漢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繼則“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厲，至於“棟字密接，略元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礦供建築之活躍、不言而喻，汁京因其水路交通，成為經濟中樞，乃商業之雄邑，而建為國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輿之下，士庶走集”，其繁榮尤急促；宮私建置均隨環境展拓，非若隋唐兩京皇帝坊市之預佈計劃，經緯井井者也。其特殊佈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漸改善者，後代或模仿以為定制。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橋樑之盛，為其壯觀，河街橋市，景象尤為殊異。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東南隅出，有橋十一。汴河則自東水門外七里，至西水門外，共有橋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東北入，有橋五，金水河從西北水門入城，夾牆遮alt入大內，灌後苑池浦，共有橋三。
橋最著者，為汴河上之州橋，正名大漢橋，正對大內御街，即范成大所謂“州橋南北是大街”者也。橋低平，不道舟船，唯西河平船可過，其下嚴密排石柱，皆青石為之；又有石樑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鐫刻海馬、水獸、飛雲之狀。“……州橋之北，御路東西，兩闕樓觀對聳。……”金元兩都之周橋，蓋有意仿此，為宮前制度之一。橋以結構巧異稱者，為東水門外之虹橋，“無柱，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
大內本唐節度使治所，梁建都以為建昌宮，晉號大寧宮，周加營繕，皆末增大，“如王者之制”。大祖始“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宮城週五裡”。南三門，正門名凡數易，至仁宗明道後，始稱宣德，兩側稱左掖右掖。宮城東西之門，稱東華西華，北門曰拱宸。東華門北更有便門，“西與內直門相直”，成曲屈形。稱alt門。此門之設及其位置，與太祖所廣皇城之東北隅，或大略有關。
宣德門又稱宣德樓，“下列五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自宣德門南去，“坊巷御街……約闊三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其間。自政和問，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權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兩行，中心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朱杈子外。杈子內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春夏之日，望之如繡”。宣德樓建築極壯麗，宮前佈置又改繕至此，無怪金元傚法作“千步廊”之制矣。
大內正殿之大致，據史志概括所述，則“王南門（大慶門）內、正殿曰大慶、正衙曰文德。……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昇平樓，宮中現宴之所也。後宮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
大慶殿本為梁之正衙，稱崇元殿，在周為外朝，至末太祖重修，改為乾元殿，後五十年間曾兩掖火災，重建易名大慶。至仁宗景枯中（公元一O三四年），始又展拓為廣庭。“改為大慶殿九間，挾各五間，東西廊各六十間，有龍墀沙墀，正值朝會冊尊號御此殿。……郊祀齋宿殿之後閣……”。又十餘年，皇祐中“饗明堂，恭謝天地，即此殿行禮”。“仁宗御篆明堂字行禮則揭之”。
秦漢至唐敘述大殿之略者，多舉其台基之高峻為共規模之要點；獨宋之史志及記敘無一語及於大殿之台基，僅稱大慶殿有龍墀沙墀之制。
“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亦五代舊有，後唐曰端明，在周為中朝，宋初改文明。後災重建，改名文德。“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紫宸與垂拱之間有柱廊相通，每日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
文德殿之位置實堪注意。蓋據各種記載廣德、紫宸、垂拱三殿成東西約略橫列之一組，文德既為“過殿”居其中軸，反不處於大慶殿之正中線上，而在其西北偏也。宋殿之區布情況，即此四大殿論之，似已非絕對均稱或設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線者。
初，太祖營治宮殿“既成，帝坐萬歲殿（福寧殿在垂拱後，國初曰萬歲），洞開諸門，端直如繩，歎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矣’。今對於中線引直似極感興味。又“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頂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左右升龍銀台等諸門皆然”。福寧為帝之正寢，柔儀為其後殿，乃後寢，故垂拱之南北中心線，頗為重要。
大慶殿之前為大慶門，其後為紫宸殿，再後，越東華西華橫街之北，則有崇政殿，再後更有景福殿，實亦有南北中線之成立、唯各大殿東西部位零落，相距頗遠，多與日後發展之便。“如皇儀在垂拱之西，集英宴殿自成一組，又在皇儀之西，似皆非有密切關係者，故福寧之兩側後又建置太后宮，如慶寺寶慈，而無困難”，而柔儀之西，日後又有睿思殿等。
崇政初為太祖之簡賢講武，“有柱廊，次北為景福殿，臨放生地”，規模甚壯。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試進士於此，後增置東西兩閣，時設講讀，諸帝日常“觀陣圖，或對藩夷，及宴近臣，賜花作樂於此”，蓋為宮後宏壯而又實用之常御正殿，非唯“閱事之所”而已。
宋宮城以內稱宮者，初有慶聖及延福，均在後苑，為真宗奉道教所置。廣聖宮供奉道家神像，後示奉真宗神御，內有五殿，一閣曰降真，延福宮內有三殿，其中靈顧殿，亦為奉真宗聖容之所。真宗鹹平中，“宰臣等言：漢制帝母所居稱宮，如長樂積慶……等，請命有司為皇太后李建宮立名。……沼以滋福殿〔即皇儀）為萬安宮”。
母后之宮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為慈壽宮，至神宗時曹為太皇太后，故改名慶壽（在福寧殿東）；又為太后建寶慈宮（在福寧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既尊為宮，內立兩殿，或三殿，與宋以前所謂“宮”者規模大異。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時改名稱宮，如英宗之慶寧宮，神宗之睿成宮皆是。
初，宋內廷藏書之所最壯麗者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館，及其中秘閣，收藏天下圖籍，“棟字之制皆帝親授”，後苑又有太清樓，尤在崇政殿西北，樓“與延春儀鳳翔鸞諸閣相接，貯四庫書”。真宗常“曲宴後苑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聖制御書，及親為四庫群書，宴太清樓下。”作詩賜射賞花釣魚等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龍圖閣奉大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並重待制學士宮，自是每帝置一閣”。
天章寶文兩閣（在龍圖後集英殿西）。為真仁兩帝時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顯謨閣，哲宗之徽猷閣，皆後追建。唯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徽宗御筆則藏敷文閣。是所謂宋“文閣”者也。每閣東西序皆有殿，尤圖閣四序曰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天章閣兩序曰群玉蕊珠；寶文閣兩序曰嘉德延康。內庭風雅，以此為最，有宋珍視圖書輸墨之風，歷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極盛。宋代精神實多無形寓此類建築之上。
後苑禁中諸殿，龍圖等閣，及太后各宮，無在崇政殿之東者。唯太子讀書之資善堂在元符觀，居宮之東北隅，蓋宮東部為百司供應之所，如六尚局，御廚殿等及禁衛輦官親從等所在。東華門及宮城供應入口；其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所在。”
所謂外諸司，供應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車駕及百物之司，雖散處宮城外，亦仍在舊城外城之東部。蓋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兩河出城處兩岸為依據。糧倉均沿河而設，由東水門外虹橋至陳州門裡，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餘處。東京宮城以內佈置。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趨勢之影響。後苑部署偏於宮之西北者。亦緣於“金水河由西北水門入大內，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
考宋諸帝土木之功。國初太祖朝（公元九六○—九七六年）建設未嘗求奢，而多豪壯，或因周廟之制，宋初視為當然，故每有建置，動輒數百間。如太極詔“干右掖門街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賜蜀主孟昶；又於“朱雀門外建大第甲於輦下，名禮賢宅，以行錢俶”，及“開寶寺重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皆為豪舉壯觀。
及太宗世（公元九七六—九九七年），規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啟聖院，“六年而功畢，殿宇凡九百餘間，皆以琉璃瓦覆之”。又建上清太平宮：“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實啟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宮殿之端。其它如崇文院，三館，秘閣之建築，“輪央壯麗，冠乎內庭，近世鮮比”。“端拱中，開寶寺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錫上疏曰：眾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畫家郭忠恕，巧匠喻浩，皆當時建築人材，超絕流輩者也。
真宗朝（公元九九七—一○二二年）愈崇道教，趨祥異之說，盛禮縟儀，費金最多。作玉清照應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謂為修宮使，調諸州工匠為之，七年而成”。不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麗製作。所用木石彩色顏料均四方精選。殿宇外有山池亭閣之設，環殿及廊廡皆遍繪壁畫。藝術之精，冠於北宋歷朝宮觀。殿上梁曰“上皆親臨護，……工人以文繒裹梁，金飾木，寓龍負之輅以千。……修宮使以下及營繕掌事者，鹹賜以衣帶金帛”。此宮興作之嚴重，實為特殊，此後真宗其它建置莫能及，但南熏門外奉五嶽之會靈觀，及大內南，奉聖祖之景靈宮（宮之南壁繪趙氏事跡二十八事）則皆制度華美，均以丁謂董其事。京師以外，宮觀亦多宏大，且詔天下州府，皆建道觀一所，即以天慶為名。
仁宗之世（公元一○二三—一○六三年），夏始自大，屢年構兵，國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務重修。明道元年（公元一○三二年），修文德殿成，宮中又大火，延燒八殿，皆大內主要，如紫宸，垂拱，福寧，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呂夷簡為修幕大內發四路工匠給役，又出內庫乘輿物及緡錢二十萬助其費”。先此兩年（天聖八年），玉清照應宮因雷雨災，時帝幼，太后垂簾泣告輔臣，眾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吁是宮不復修，僅葺兩殿。二十五年後（至和中），始又增繕兩殿，改名萬壽觀，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現存之開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罷修寺觀。
歐陽修上疏《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中云：“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有零。又有睦親宅，神御殷，……醴泉觀……等處物料不可悉數，……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百餘處。……使厚地不生它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又云：“……累年火災，自玉清照應，洞真、上清、鴻慶、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見天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終仁宗朝，四十年間，焚燬舊建，與重修勞費，適成國家雙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僅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六七年），土木之事已於司馬光《乞停寢京城不急修造》之疏個見其端倪。蓋是時宮室之修造，非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時以土木之宏麗取悅上心。人君之側，實多如溫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之人也。
神宗（公元一○六七—一○八五年）行新政，富改革精神以強國富民為目的，故“宮室弗營，池苟完，而府寺是崇”。所作蓋多衙署之建置：如“東西兩府御史台、太學等”皆是也。
元豐中，繕葺城垣，浚治壕塹，亦皆市政之事。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宮中，及宮外諸寺觀，未合禮制，故創各帝原廟之制。建六殿於景寧宮內，以奉祖宗像，又別為三殿以奉母后。熙寧中，從司天監之奏，請建中太一宮，但僅就五嶽觀舊址為之。遵故事“太一”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行度所至，國民受其福”，實不得不從民意。太宗建東太一宮四十五午，至仁宗天聖建西太一宮，至是又四十五年也。
哲宗（公元一○八六—一一○○年）製作多承神宗之訓，完成御史台其一也。又於禁中神宗睿思殿後建宣和殿。末年則建景寧西宮於馳道西，亦如神宗所創原廟制度，及崩，徽宗即位續成之。宮期年完工，以神宗原廟為首，哲宗次之。哲宗即位之初、宣仁太后垂簾，時上清太平宮已久毀於火，後重建，稱上清儲祥宮，以內庭物及金六千兩成之。蘇軟承旨撰碑。碑云：“……雄麗艦深，凡七百餘間……”宮之規模雖不如大宗時，當尚可觀。
迨徽宗立（公元一一○一—一一二五年），以天縱藝資，入紹大統，其好奢麗之習，出自天性。且奸邪盈朝，掊剝橫賦，倡豐亨豫大之說，故尤侈為營建。崇寧大觀以還，大內朝寢均麗若瓊瑤，宮苑殿閣又增於昔矣。其著者如“政和三年辟延福新宮於大內之北拱宸門外；悉移其地供應諸庫，及兩僧寺，兩軍營，而作焉”。宮共五位，分任五人，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其殿閣亭台園苑之制，已為民岳前驅，“疊石為山，鑿池為海，作石樑以升山亭，築土岡以植杏林，又為茅亭鶴莊之屬”，以仿天然。此後作擷芳園，“稱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西自天波門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實沿金水可橫貫舊城北面之全部。“名景龍江，絕岸至龍德宮，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又作上清寶菉宮，“密連禁署，內列亭台館舍，不可勝計。……開景龍門，城上作復道通宮內，……徽宗數從復道往來”。其它如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於禁中，又鑄九鼎，置九成富於五嶽觀後。
政和以後，年年營建，皆工程浩大，綴飾繁縟之作。及造艮岳萬壽山，驅役萬夫，大興土木；五六年間，窮索珍奇，綱運花石；盡天下之巧工絕技，以營假山，池沼，至於山周十餘里，峰高九十步；怪石嶄崖，洞峽溪澗，巧牟造化；而亭台館閣，日增月益，不可殫記；其部署締構頗越乎常軌，非建築壯健之姿態，實失藝術真旨。時金已亡遼，宋人納歲幣於金，引狼入室，宮庭猶營建不已，後世目艮岳為亡回之孽，固非無因也。
宋初宮苑已非秦漢遊獵時代林囿之規模，即與盛唐離宮園館相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餘年間，御苑作風漸趨綺麗纖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後所辟諸苑為甚。玉津園，太祖之世習射觀稼而已，乾德初，置瓊林苑，太宗鑿金明池於苑北，於是各朝每歲駕幸觀樓船。水嬉，賜群臣宴射於此。後苑池名象瀛山，殿閣臨水，雲屋連簃。諸帝常規御書，流杯泛觴游宴於玉宸等殿。“太宗雍熙三年，後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命群臣賦詩賞花曲宴自此始”。
金明池佈置情狀，政和以後所紀，當經徽宗增置展拓而成。“地在順天門街北，周圍約九里三十步，池東西徑七里許。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西北臨水殿。……又西去數百步乃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欄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謂之駱駝虹，若飛虹之狀。橋盡處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鎊向背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殿上下迴廊。……橋之南立欞星門，門裡對立綵樓。……門相對街南有磚石瓷砌高台，上有樓，現騎射百戲於此……”。規制之綺麗窈窕與朱畫中樓閣廊廡最為迫肖。
徽宗之延福擷芳及艮岳萬壽山佈置又大異，朱勉，蔡攸輩窮搜太湖靈壁等地花石以實之，“宣和五年，朱勉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闡，數月乃至。……”蓋所著重者及峰巒崖之締構；珍禽奇石，環花異木之積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後以樓閣點綴其問。作風又不同於瓊林苑金明池等矣。疊山之風，至南宋乃盛行於江南私園，迄元明情不稍衰。
真仁以後，殖貨致富者愈眾，巨量交易出入京師，官方管理之設備及民間商業之建築，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賈擁有資產者之園圃第宅，皆爭尚靡麗，京師每歲所需木材之夥，使宮民由各路市木不巳，又有以此居積取利者，營造之盛實普遍民間。
市街店樓之各種建築，因汴京之富，乃登峰造極。商業區如“潘樓街……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娛樂場如所謂“瓦子”，“其中大小勻欄五十餘座，……中瓦蓮花棚牡丹棚；裡瓦夜叉棚，像棚；最大者可容數千人”。酒店則“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入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映。……白磯樓後改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其它店面如“馬行街南北十幾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鹹巨富。……上元交燒燈，尤壯觀”。
住宅則仁宗景祐個已是“士民之族，罔遵矩度，爭尚紛華。……室屋宏麗，交窮土木之工”。“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飾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
市政上特種設備，如“望大樓……於高處磚砌，……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儲藏救火用具。每坊巷三百步設有軍巡鋪屋一所，容鋪兵五人”。新城戰棚皆“旦暮修整”。“城裡牙道各植榆柳，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
工藝所在，則有綾錦院、築院、栽造院，官窯等等之產生。工商影響所及，雖遠至蜀中錦官城，如神宗元豐六年，亦“作錦院於府治之東。……創樓於前，以為積藏待發之所。……織室吏捨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
有宋一代，宮庭多崇奉道教，故宮觀景盛，對佛寺唯稟續唐風，仍其既成勢力，不時修建。汁京梵剎多唐之舊，及宋增修改名者。太祖開寶三年，改唐封禪寺為開寶寺“重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太宗端拱中建塔，極其偉麗”。塔八角十三層，乃木工喻浩所作，後真宗賜名靈感，至仁宗慶歷四年塔毀，乃於其東上方院建鐵色琉璃磚塔，亦為八角十三層俗稱鐵塔，至今猶存，為開封古跡之一。
又加開寶二年詔重建唐龍興寺，太宗賜額太平興國寺。天清寺則周世宗創建於陳州門裡繁台之上，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太宗重建。明初重建，削塔之頂，僅留三級，今日俗稱婆塔者是。寶相寺亦五代創建，內有彌勒大像，五百羅漢塑像，元末始為兵毀。
規模最宏者為相國寺，寺建於北齊天保中，唐睿宗景雲二年（公元七一一年）改為相國寺；玄宗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建資聖閣；宋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年）敕建三門，制樓其上，賜額大相國寺。曹翰曾奪廬山東林寺五百羅漢北歸，詔置寺中。當時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餘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它物者，必由於此。實為東京最大之商場”。寺內“有兩琉璃塔，……東西塔院。大殿兩廊皆國相名公筆跡，左壁畫熾盛光拂降九曜鬼百戲。右壁拂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朵廊皆壁隱樓殿人物，莫非精妙。”
京外名剎當首推正定府龍興寺。寺隋開皇創建，初為龍藏寺，宋開寶四年，於原有講殿之後建大悲閣，內鑄銅觀音像，高與閣等。宋太祖曾幸之，像至今屹立，閣已殘破不堪修葺，其周圍廊廡塑壁，雖僅餘鱗爪，尚有可觀者。寺中宋構如摩尼殿，慈氏閣，轉輪藏等，亦倖存至今。
北宋道觀，始於太祖，改周之大清觀為建隆觀，亦詔以揚州行宮為建隆觀。太宗建上清太平宮，規模始大。真宗尤溺於符讖之說，營建最多，尤侈麗無比，大中祥符元年，即建隆觀增建為玉清照應宮，凡役工日三四萬。“初議營官科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續晝，每畫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制度宏麗，屋宇稍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又詔天下遍置天慶觀，迄於徽宗，惑於道士林靈素等，作上請寶菉宮。亦沼“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宣和元年，竟詔天下更寺院為宮觀，次年始復寺院額。
洛陽宋為西京，山陵在焉。“開寶初，遣王仁珪等修洛陽宮室，太祖至洛，睹其壯麗，王等並進秩。……太祖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常有遷都之意”，臣下諫而未果。宮城周九里有奇，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偉麗之建築也。東西北各有一門。曰蒼龍，曰金虎，曰拱宸。正殿曰太極殿，前有左右龍尾道及日樓月樓。“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規模可稱宏壯。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各門與宮城東西諸門相直，內則諸司處之。
京城週五十二里余，尤大於汴京。神宗曾詔修西京大內。徽宗政加元年至六年間之重修，預為謁陵西幸之備，規模尤大。“以真漆為飾，工役甚大，為費不資”。至於洛陽園林之盛，幾與汴京相伯仲。重臣致仕，往往徑第西洛。自富鄭公至呂文穆等十九園。其館榭池台配造之巧，亦可見當時洛陽經營之勞，與財力之盛也。
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三年），李誡作營造法式，其中所定建築規制，較與宋遼早期手法，已迥然不同。
蓋宋初票承唐末五代作風，結構猶碩健質樸。太宗太平興國（公元九六年）以後，至徽宗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一年），百餘年間，營建旺盛，木造規制已迅速變更；崇寧所定，多去前之碩大，易以纖靡，其趨勢乃刻意修飾而不重魁偉矣。徽宗末季，政和迄宣和間，銳意製作，所本風格，尤尚綺麗，正為實施營造法式之時期，現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八年）之永壽寺雨華宮，與太原天聖間（公元一二三—一三一年）之晉祠等，結構秀整猶帶雄勁，骨幹雖已無唐制之碩建龐大，細部猶未有崇寧法式之繁瑣纖弱，可稱其為北宋中堅之典型風格也。
第三節 遼之都市及宮殿
契丹之初為東北部落，遊牧射生，以給日用，故“草居野處靡有定所”。至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並東西奚，統一本族八部，國勢始張。其漢化創業之始，用幽州人韓延徽等，“營都邑，建言殿，法度井井”，中原所為者悉備。
迨援立石晉，太宗耶律德光得晉所獻燕雲十六州，改元會同（公元九三八年），建號稱遼，詔以皇都臨潢府（今熱河林西縣）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定遼陳為東京。遼勢力從此侵入雲朔幽薊（今山西、河北北部）。危患北宋，百數十年。
聖宗統和二十五年（公元一七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以大定府為中京（今熱河朝陽平泉，赤峰等縣地），又三十餘年至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四四年），更以大同府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
遼東為漢舊郡，渤海人居之，奚與渤海皆深受唐風之熏染，契丹部落之崛起與五代為同時，耶律氏實宗唐末邊疆之文化，同化於漢族，進而承襲中原北首州縣文物制度之雄者也。
契丹本富於鹽鐵之列，其初有“回國使”往來販易，鬻其牛羊，毳，蜀，馳馬，皮革，金珠，藥材等以市他國貨物，其後遼更與北宋、西夏、高麗、女真諸國沿邊所在，共置榷場市易，商業甚形發達，都市因此繁盛。其都市街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其中“邑屋市肆有綾錦之作，宦者，伎術，教坊，角抵，儒僧尼道皆中國人，並汾幽薊為多”。
遼世重佛教，營僧寺，刊經藏，不遺餘力，嘗“擇良工於燕薊”。凡宮殿佛寺主要建築，實均與北宋相同。益兩者均上承唐制，繼五代之餘，下啟金元之中國傳統木構也。
太祖於神冊三年（公元九一八年）治城臨潢，名曰皇都；二十一年後，至太宗，改稱上京。太祖建元神冊之前，所居之地曾稱西樓。“阿保機以其所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起東樓，北……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蓋阿保機自立之始，創建明王樓。初末築成，其都亦未有名稱。如“以所獲僧……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以居之”。“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壬戌上發自西樓”等。“契丹好鬼貴日，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豈西樓時期，契丹營建乃保有漢，魏，盛唐建樓之古風；而又保留其部族東向為尊之特徵欽？
遼建“殿”之事，始於太祖八年冬，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早於城皇都約四年，其方向如何，今無考。“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之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制度似略改。迫晉遣使上尊號，太宗“詔番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辟承天門受禮，改皇都為上京”。以後開皇五蠻及宣政殿皆數見於太宗紀。
上京“城高二丈，……幅員二十七里。……其北謂之皇城，……中有大內。……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華西華。……通內出入之所”。城正南街兩側為各司衙寺觀國子監，孔子廟及二倉。天雄寺與八作司相對，均在大內南。“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市容整備，其形制已無所異於漢族。然至聖宗開泰五年，距此時已八十年，宋人記雲“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然則遼上京制度，殆始終留有其部族特殊尊東向之風俗。
遼陽之大部建設為遼以前渤海大氏所遺，而大氏又本唐之舊郡，“擬建宮闕”。遼初以為東丹王國，葺其城，後升為南京，又改東京。“幅員二十里，共入門，……宮城在城東北隅……南為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壤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內建二殿。……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
今遼南京古冀州地，唐屬幽州范陽郡；唐末劉仁恭嘗據以僭帝號。石晉對地入於遼。太宗立為南京，又曰燕京，是為北京奠都之始。城有八門，其四至廣闊，雖屢經史家考證，仍久惑後人。地理志稱“方三十六里”，其它或稱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或言三十六里“乃並大內計度”者，其說不一。
但燕城令人注意者，乃其基址與今日北京城闕之關係。其址蓋在今北京宣武門迤西，越右安廣寧門郊外之地。金之中都承其舊城而展拓之，非元明清建都之北京城也。今其址之北面有舊城及會城門村等可考。其東南隅有古之憫忠寺（今之法源寺）可考，而今郊外之“鵝房營，有土城角，作曲尺式，倖存未鏟；有豁口俗呼鳳凰嘴，當因遼城丹鳳門得名”，乃燕城之西南隅也。今日北京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廠等皆在燕城東壁之外。
遼太宗升幽州為南京，初無遷都之舉，故不經意於營建，即以幽州子城為大內，位於大城之西南隅；宮殿門樓一仍其舊，曲州經安史之徒，暨劉仁恭父子割據僭號，已有所設施，如拱宸門元和殿等，太宗入時均已有之。太宗但於西城顛詔建一“涼殿”，特書於本紀，豈仍循其“西樓”遺意者耶？
南京初雖仍幽州之舊，未事張皇改建，但至“景宗保寧五年，春正月，御五鳳樓觀燈”，及“聖宗開泰駐蹕，宴於內果園”之時，當已有若於增置，“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觀之”，其時市坊繁盛之概，約略可見。
及興宗重熙五年（公元一三六年）始詔修南京宮闕府署，遼宮廷土木之功雖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圖則多雄偉。迨金世宗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八八年）距此時已百五十餘年，而金主尚謂其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
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其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遼代建築類北宋初期形制，以雄樸為主，結構完固，不尚華飾，證之文獻實物，均可徵信。今日山西大同應縣所倖存之重熙清寧等遼建，實為海內遺物之尤足珍貴者也。
第四節 金之都市 宮 殿 佛寺
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肅慎也。唐初，其黑水一部曾附高麗，其後渤海強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屬於契丹。其在甫者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號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統一部落，修弓矢，備器械，日臻強盛，不受遼籍。至太祖敗遼兵，招渤海，乃建號稱大金。收國元年（公元一一一五年），更節節進攻。數年之間，盡得遼舊地，進逼宋境。
金建會寧府為上京，“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當尚為部落帳幕時期。及“升皇帝寨為會寧府，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核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略無禁制。……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皆聚觀於殿側”。
“至熙宗皇統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始設五路工匠，澈而新之，規模雖仿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宋使賀金太宗登位時，所見之上京，則“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曠野同，有居民千餘家，近閥北有阜園，繞三數頃，高丈餘，雲皇城也。山棚之左日桃園洞，右日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土壇方闊數丈，名龍墀”。類一道觀所改，亦非個原州縣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真之初無城郭，國主屋舍車馬……與其下無異，……所獨享者唯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處栽柳以作禁宮而已。殿宇繞壁盡置火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坐於炕，后妃躬侍飲食”。
金初部落色彩濃厚，漢化成分甚微，破遼之時劫奪俘虜；徒遼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馬，分賜將帥諸軍。燕京經此洗劫，僅餘空城。既破壞遼之建設，更進而滋擾宋土，初索歲幣銀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宋。既盟復悔。乃破太原真定，兵臨汴京城下，擄徽欽二帝北去。所經城邑蕩毀，老幼流離鮮能恢復。至征江淮諸州，焚燬屠城，所為愈酷。終金太宗之世，上京會寧草創，宮室簡陋，未曾著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他可想見。
金以武力與中原文物接觸，十餘年後亦步遼之後塵，得漢人輔翼，反受影響，乃逐漸摹仿中原。至熙宗繼位，稍崇儀制，親祭孔子廟，詔封衍聖公等。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三五年），建天開殿干爻刺，此後時幸，若行宮焉。上京則於天眷元年（公元一一三八年）四月，“命少府監……營建宮空”，雖云：“止從儉素”，“十二月言成”，為時過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後有“明德宮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五雲樓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廟，社稷等建置。皇統六年，以“會寧府太狹，才如郡制，……設五路工匠，撤而新之”。天眷皇統間，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跡，遺物中多有天眷年號者。
自海陵王弒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為時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築活動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時（公元一一四九—一一六—年）。
海陵既跋度狂躁，對於營建惟求侈麗，不殫工費，或“賜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舉營造宮”，所為皆任性。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按圖興修，規模宏大”。貞元元年，遷入燕京，“稱中都，以遷都詔中外”。以宋之汴京為南京，大定為北京，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乃迎太后居中部壽康宮；增妃嬪以實後宮，臨常武殿擊鞠，登寶昌門觀角抵，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園苑則有瑤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稱，生活與其營建皆息息相關。又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其簏。正隆元年，奉遷金始祖以下梓宮葬山陵，翌年，“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削上京號，“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既而慕汴京風土，急於巡幸，於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年），復詔營建宮室於南京。
汴京烽燧之餘，蹂躪燼毀，至是侈其營繕，仍宋之舊，勉力恢復。“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但海陵雖崇飾言闕，民間固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各剎若大相國寺亦“傾簷缺吻，天復舊觀”。汴都此時已失其政治經濟地位，絕無繁榮之可能。
中都宮殿營建既畢，又增高燕城，辟其四面十二門，廣遼舊城之東壁約三里，世宗以後均都於此，與宋剖分疆宇，昇平殷富將五十餘載，始遭北人兵燹，其間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觀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張浩等，“取真定材木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制度實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則幾倍於汴之皇城，而與洛陽相埒。自內城南門天津橋北之宣陽門至應天樓，東西千步廊各二百餘間，中間馳道宏闊，兩旁植柳。有東西橫街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廟三省六部。宣陽門以金釘繪龍鳳，“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應天門初名通天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宮闕門戶皆用青琉璃瓦，兩旁相去里許為左右掖門。內城四角皆有垛樓。宣華，玉華。拱宸各門均“金碧翬飛，規制宏麗”。
“內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樓閣倍之”。其正朝曰大安殿，東西亦皆有廊廡，東北為母后壽康宮及太子東宮（初稱隆慶），大安殿後宣叫門內為仁政殿，乃常胡之所，殿則為遼故物，其朵殿為兩高樓，稱東西上閣門，“西出玉華門則為同樂園，若瑤迫、蓬瀛、柳生、杏村在焉”，宮中十六位妃嬪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毆如泰和神龍等均近魚藻池，後苑亦偏宮西，一若汴京。遼時木有樓閣球場在右掖門南，經金營建，乃有常武殿等為擊球習射之所。太廟標名衍慶之宮，在千步廊東。金庭規制堂皇，儀衛華整，宋使范成大，雖雲“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但亦稱其“工巧無遺力”。
中都外城市置，尤為特異。金初滅遼，粘罕有志都燕，為百年計，“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地塹，一如邊城。……穿復道與內城通……”。
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終金之世未毀。世宗之立，由於勸進，頗以省約為務，在位二十九年，始終以大定為年號，世稱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麗，不欲擾民，故少所增建。
元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入中都，“詔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三年又敕有司“宮中張設，毋得塗金”，有詔修遼東邊堡，頗重守禦政策，即位數年，與宋講好，國內承平，土木之功漸舉，重修災後泰和神龍宴殿，六年幸大同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有護古物之意。大定七年，建社稷壇；十四年，增建衍慶宮，圖畫功臣於左右廡，如宋制。
十九年，建京城北離宮，宮始稱大寧（後改壽寧、壽安），即明昌後之萬寧言，章宗李妃“妝台”所在。瑤光台，瓊華島始終為明清宮苑勝地，今日北京北海團城及瓊華塔所在也。二十一年。復修會寧宮殿，以甓束其坡。二十六年，曾自言“膚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二十八年盛譽遼之仁政殿之不尚虛華，而能經久，歎曰：“……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奸，侵克工物；上則戶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苛辦；至有工役才華，隨即欹漏者；……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海陵專事虛華，急於營建，又遼宋劫後，匠師星散，金時構造之工已遜前代巨構甚遠，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後，惟章宗之世（公元一一九—一二八年），略有營造，大者如盧溝石橋，增修曲阜孔廟，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岳廟等普遍修繕之活動。趙州小石橋至今仍存，亦為明昌原物。至於中都宮苑之間，章宗建置多為游幸娛樂之所。常幸南園玉泉山，香山。北苑萬寧宮尤多增設。瑤光殿之作，後世稱章宗李妃妝台。瓊華閣及絳捎翠霄兩殿，亦為大定後所增。“宸紀鄭氏又嘗見白石，愛而輦歸，築崖洞干芳華閣，用工二萬，牛馬七百”，貽內侍余琬以艮岳亡國之諷。
章宗末季，南與宋戰，北御元軍，十年之間，迫事愈頻，承安之後，已非營建時代。衛紹王繼位，政亂兵敗，中都被圍，“城中乏薪，拆絳綃殿，翠霄殿，瓊華閣材分給四城”。距燕京城破之時（公元一二一五年）已不及三年，衛紹王廢，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乃侖皇南遷。都汴之後，修城葺庫，一切從簡，無所謂建設。
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盡失，復南下入宋，以圖自存。迄於金亡，二十年間，中原中部重遭爭奪，城邑多成戎燼之餘，宋遼金三朝文物得以倖存至今者難矣。幸遼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產自給，易朝之際，雖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復，而得後代之資助增建者。今日遼寧，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圖，每有遼金雄大原構滲與其中，已是我國建築遺產重要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