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有個枇杷山公園，是個主城區的制高點。公園的最高處有個亭子，叫做紅星亭。 紅星亭的基座周圍還有一片不大的平台，由水泥欄杆圍攏，形成了一個絕佳的觀景台。馬格南圖片社的女攝影師伊芙·阿諾德（Eve Arnold，馬格南的第一位女攝影師,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關於影星瑪麗蓮·夢露的眾多影像）曾於1979年到過重慶。除了拍過當時還很原生態的朝天門碼頭之外，還到過這個紅星亭，拍下了平台上兩位男士抱在一起跳交誼舞的照片，非常生動。
在到過紅星亭之前就知道那張照片，更是因為攝影的關係，我對它好感增加。也就是說，在瞭解的人心中，它像一個攝影的人文景點。每次到了這裡，想像一下當時那個交誼舞的場景，小感慨一下時代的變遷，就覺得蠻有意思。
不過，有一件很沒意思的事是，觀景台的周圍早已長起一圈高高的樹！這個觀景台，本來是可以俯瞰渝中區的好位置，可現在卻看不成了，視線幾乎被欄杆外山坡上長起的樹擋住，只能透過縫隙看點遠景或者抬頭看天。在阿諾德的照片中，平台欄杆外還是一覽無遺的，樹是在隨後的三十多年里長起來的，還是後來種上的？不知道了。
觀景台周圍的這些樹應該砍掉——這是我到這裡的第一反應。可以登高觀景是這個位置的優勢，前人在這裡建了亭子，也應是此番心意。後來我又去過幾次，還是那個樣子，一圈樹擋著視線。我曾跟同去的一個記者朋友說，這些樹怎麼不砍掉呢，或者移走，你說是不是？本想獲得共鳴的我，得到那位記者的回答是：那不行！樹怎麼可以砍？
我一時語塞。我們從小都被教育愛護樹木，綠化意識在國人心中應該位置很堅固了，起碼在道理上如此。但是，樹不應該出現在它們不應該出現的位置，紅星亭周圍的視覺價值不是幾棵樹提供的綠色和氧氣所能敵的。我們為什麼不能犧牲局部氧氣來換取更多的心曠神怡呢？只是不知道山上的樹木歸公園管還是歸園林部門管，反正現在公園也都不賣票了，能不能看到遠處也不會被認為是此處的財富。要砍樹或移樹，那是犯錯誤或要花錢的。
官僚本位主義是政府的通病，教條主義在民間還根深葉茂。
類似的例子全國各地還有不少，很多景點、廣場、公園的設計，缺少視覺規劃。這個要求不應該算高，大家到這裡來，視覺體驗是基本感受之一。我們遺憾地看到很多不倫不類的結果：上古圖騰、西式風格、地方特產加政治理念等等在一起雜糅，信手胡搭，呈現出一大坨精神文明拼盤。很多蠢極了的廣場設計，讓你在拍照時死都避不開的蠢而且醜的綠化帶、花台、圖騰柱，還有地面上無厘頭的粗重線條格子，氣得你想找設計師拚命。只能咬著牙猜想 ：它們是不是要賴在那裡一兩百年後才可以被毀掉重造？
思想和生活中，也都會長出雜草，長出那些不期長大卻沒用的枝杈。怎麼辦呢？砍！
有一次我出門前跟朋友聊到，我在猶豫該不該帶上洗面奶。朋友當時就笑了，覺得洗面奶又不是很重，何必糾結。其實我覺得這也不是矯情，不是故意要做一個「謬種」式的人。我太知道顧東顧西、婆婆媽媽的後果了，與洗面奶同一層面的東西還有好幾樣，帶不帶？一些東西的加入代表著在曠野上顧及生活質量的雜念，雜念一提升，正事就受影響。清潔和舒爽並不代表朝向美的皈依，蕪雜的事情不知不覺堆滿一途。
在一個朋友家，我赫然見他的電腦顯示器周圍貼滿了便箋紙，記滿了近期依次要做的事，甚是壯觀。我並不否認這位朋友的條理心，也不鄙視他的記性，只是擔心他會不會被這些蒿草連天般的便箋糊住了主心骨。
一個人週身牽絆的事太多太多，領導、上司、父母、妻兒、女朋友、丈母娘……總讓人任性不得。如果有人能相對解決多數問題，隨性起飛、遠眺，我認為那一定是運氣。那定是老天在生命的藩籬上偷偷開了一條縫，讓個別人突圍。比如我。
一個自由人，物質自理同時，還要精神自理，「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所以心中還是請洗面奶和臉見諒了。誘惑與慾望催逐人不斷地想獲得，並不斷地動心、心動，然後妄念生長，畫地為牢地生活在內心肆意構築的城堡之中；或者帶著大把的愚妄上路，搜羅到的依舊是粉飾、點綴生活的聲色犬馬。究其原因，那是你最初就覺得它們好，認為那是氧氣、那是綠化，那是你最終要游去的殷實彼岸。
如沒有自我掙脫的心氣，沒有態度，思想的輸出也會被遮擋、堵塞。很多攝影師在清新、唯美、巧合這些層面上徘徊太久，苦於無法升級。其實，藝術不是去做表面「和美」的印證，它往往是反主流反商業審美的，它是要提出問題甚至呈現悖論。就看能不能識破這個障眼法，向「大家都認為這是對的」的媚物砍上一刀。我聽到過一句話「沒有態度的都是小清新」，很好地把順應別人審美的類型作了無情歸納。
藝術家總在小心調節著遠慮與近憂、自由與制度、感性與理性之間的關係，意欲突破。其實，就算跳出了「原單位」那個體制，身外就沒有別的制度了嗎？就真自由了嗎？文化制度、藝術市場、新的群體關係等等讓你發現你只不過是興致勃勃地衝進了二級藩籬。
大時代，是大如來，它的掌心真的好大。這似乎是一場拉鋸戰、運動戰，不斷地突破條條框框、披荊斬棘、登高遠眺已然成了一件永遠的事。現實像條瘋狗，撕咬你的褲腳，在任何一個你不經意路過的街角，它都會躥將出來。
2012年夏天，我應邀參加「Think+大聲思考」演講活動。活動開始前的幾天，主創團隊的買天讓等人來到廣州，當晚約了我在街邊喝啤酒聊天，商討我的演講內容和方案。他們對讓一個自由攝影師去演講並無經驗，我也心中沒譜。只記得他們整晚一直對我鼓勵、鼓勵，讓我抓住重點、講出自己心目中的攝影是什麼樣的。午夜時分的街邊，買天讓問：「嚴明，你覺得自己最重要、最特別之處是什麼？」我喝了口啤酒，抬起頭，很認真地告訴他：「是我腦子裡沒有屎。」
有時你越是嚴肅地標榜開明的精神，奇葩的事卻越是來挑逗你的神經。
前年冬天，我與鄭州的陳卓等朋友在內蒙開車拍照，天氣實在太冷，只要走下車一分鐘，身體就會失溫，只能沒命地往車上跑。坐在車上也是腿腳冰涼，一路愛跟我聊搖滾的神勇小戰士陳卓終於受不了了，跑下車買了一包衛生巾回來，神氣活現地演示怎麼墊在鞋子裡。說防潮又保暖，還問我要不要。我尷尬地搖頭說：「我怕晚上脫鞋子時發現腳底流血……」雖然之前說過我不是個教條的人，但衛生巾的引進還是太出人意表。去年冬天，我與陳卓及北京的朋友伍科去登黃山，陳卓又故伎重演，登山前買來衛生巾，說會很吸汗。伍科興致勃勃地接受了，我還在猶豫：「我的鞋挺緊的，塞不下吧……」「拉倒吧，給你一副日用型的，我來教你怎麼用……」終於我的開放思想升了級。這下不僅腦裡沒屎了，連宿便也被清空了。效果不用說，挺好，我的腳也沒有流血。
這個小小觀念的轉化中，我歡喜地看到比我年輕的人更敢想敢幹的樣子。
與他們開車在路上時，聊過大量說起來理所應當卻總不得實現的事。比如：藝人就是可以在街頭表演，寺廟就是不應該賣門票，除夕那天就是應該放假……
相比之下，紅星亭四周的那一圈樹砍掉，倒是最容易的。趁遠近的高樓還沒有高過枇杷山之前，讓每一個登臨的人，能拉長鏡頭，看得到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