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出去的決心
以前在單位上班的時候，每次去外地拍照片，兒子會說「爸爸要出差了」。辭職之後，每當我收拾行李要出門時，兒子還會問：「爸爸你又要出差啊？」 大概在他心裡，大人出門做事情，就是出差了。
我試著糾正他：「不對，爸爸這不是出差，被公家派出去幹活叫出差，爸爸這是自己派自己。爸爸不喜歡出差，所以才辭職了。」這個有點繞的答案可能讓他更納悶，一時半會兒是糾正不過來的，他還是太小。
幾年前的一個展覽上，楊延康老師問我是不是還在當記者，當時他說，到了三十五歲就不要再干了，原因是「經濟不獨立，人格就不獨立」。這裡，我無意否定任何職業從業者的人格，其中的意思我想應該是：在上班之外，有些事需要動用更獨立的人格去做、更忠於自己的內心去做，而且該有時間觀念了。有些事是需要夢想家先去做的吧，敢不敢一步步去做，實際上是信心問題。有句話說得好：為什麼會有一扇門在那裡，是因為首先那裡有堵牆。
廣州一位女作家聽說我辭職後，在網上歎道：「理想和現實，生存和生活之間，竟然可以選擇。」我看了挺納悶的，作家平時不就是探討這理想和現實的嗎？怎麼會產生感慨？沒錯，我選擇了。聽說人類的煩惱就是來自有選擇，因為時常會面臨「兩樣都想要」的局面。太多人認為這是一種冒險的選擇，動搖了絕大多數人認定不可以動搖的東西。領導、師長、親友來好言相勸的很多，我也聽夠了「藝術有風險，投身需謹慎」的逆耳忠言。
「你知道人類最大的武器是什麼嗎？」「是豁出去的決心。」 伊阪幸太郎曾用這樣的句式明確告訴過我們。
我在給報社遞交辭職表格的時候，一級一級找領導簽字蓋章，一位對我有點耳聞的大領導看著表格中的「辭職理由」問我：「你說是因為個人原因，是什麼個人原因呢？」「身體原因吧，我身體不太好。」為了順利而快速地辦妥，也為了給領導一個台階，我毫不猶豫地詛咒了一下自己。「嗯，好。」於是他簽下了「同意」。其實說身體不好也有道理，就算是我腦子壞了吧。一切已漸行漸遠，轉不過彎來了，回不了頭了。錢，我掙過的，志不在此。
辭職之後不久，因我自己要辦社會保險，保險公司讓我提供離職證明。我打電話回報社人力資源部，電話那頭的女領導聲音輕柔卻宛如鐵板，說「已經給你了呀，在檔案袋裡」。我說給我的檔案袋是密封的，我怎麼拿出來呢？她說：「那你不能拆開，除非你不找下一個單位。」也就是說，在我真心要找「下一個單位」之前，我也不能自費買社保。體制的繩索在我逃離後竟然還追著送我一程，看來最終要與它恩斷義絕了。
這也不是叛逆，我只是不想一直等到與不爽反目時，發現已沒有機會和時間，那樣更被動且悲哀。要做的事，都要在時間裡實施，我還有更要緊的事。人流太洶湧了，我們都是跟著這個時代在走，我大概是屬於那種跟著跟著停住了腳步的人，想了又想，然後還想跑到別處和跑回去看看。
不管這是不是個理想的時代，我要去實現理想。
跟自己生活在一起
黃金周，高速公路堵塞，旅遊景區烏央烏央的、人滿為患。這種時候，是我要特別避開的，人多拍不成照片，物價又被抬得死貴，是斷然不能混跡其中的。宅在家中，看著網上各地黃金周災難般的場景，心中還有一絲慶幸：定期襲來的疫症又被我躲過去了，就像唐伯虎挨揍時說「幸好我及時地護住了臉，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假期結束，大家紛紛回去上班了，人類的紛擾消停了，便到了我這樣的人出門的時間了。不想當「黃金周攝影師」，就要在非黃金周時間走上一條「離群」的路。
要上演的是「當眾孤獨」還是「我要作死給你們看」呢？反正，我要用冒險的方式去做這個事了，因為我覺得不去冒險比冒險更危險。在這個社會上，「不乖」的代價是巨大的。離開體制，無疑是選擇了最大的「不乖」，而這個「不乖」帶來的首當其衝、最立竿見影的難為就是錢。因為你選擇了要面對坐吃山空，甚至時常會有來自內心的沒有著落的深淵感。
但是，自由的空氣是新鮮的！
與之前的所有身份都拜拜了，我可以看看自己什麼都不是之後，究竟會是什麼。當我在給別人提供簡歷時寫下「自由攝影師」時，倍感新鮮奇妙。「從眾」的生活要變為「從己」，由與眾多人相處變為與自己相處。我甚至發現，從小到大幾乎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跟自己生活在一起。面對任何事，原先的同事協作、行業經驗、個人脾氣什麼的都不好使了，消失了。脫掉了種種外殼，低頭看看自己尚有一些天真還在，甚好，今後就要過與它相守的日子。自己的一切行為都將是自己說了算，都不再是「出差」。
一切將歸為具體。具體，是我對攝影的一個重要認識。一切要落實到「是就是是」、「有就是有」。決心是可用的能量，但決心還遠遠不是我們努力的終端。可靠的思維與行事變得空前重要，必須不虛假，必須不敷衍，必須不懦弱。
一念起，萬水千山。
把自己身體和情緒都融入到自然的循環流轉中去，是件奇妙的事。可能前一天還是人意山光俱有喜態，第二天就是盤纏和身體兩敗俱傷。前年冬天，我一個人從衡山最高處的祝融峰往西，到了藏經殿再往南下山，伴著林間的夕照走了五個多小時，行至擲缽峰時，便再也走不動。一會兒冷一會兒發汗，我有些頭昏，索性在峰頂大石上歇息。四周空無一人，寂靜無聲。已經可以看到遠處山下南台寺的塔了，前兩年來時認識的正休小和尚就在那塔邊住，苦得只有一床一桌。還有旁邊的福嚴寺，裡面的登願師父從愛好攝影改為主攻畫畫了，不知道現在畫得怎麼樣了。每次來衡山都會見他們，聽他們跟我講些佛的道理，但又怕見他們，特別是正休師父，每次都跟我念叨放下、放下。我真的想跟他說，我已經放下這麼多了，也只能放下這麼多了。跑出來看看這個世界，還不就是因為放不下。擲缽峰，好名字，莫不是有某個和尚在此扔了飯碗的故事？我想在這多待一會兒。真正出得門來，總是把時間壓得過於緊湊，不是累就是急，很少能有氣定神閒的時刻。我更索性在大石上仰面朝天躺下，拿出手機，打開「塤」軟件吹上一曲，送一程高天流雲。我彷彿在這自然的高空中懸停了。
散落在野外的著慌與聚集在寫字樓裡的自危，我心裡知道，同樣是不好過的。它們偶爾也會在我心頭躥出來，打上一仗。幾秒鐘之後，「野外」就打敗了「寫字樓」，還狠跺上一腳。
像一次凱旋
傳說中的四十天外出攝影疲勞週期很快就到了。每次出行一個多月後，身心開始倦怠，便是想回家的時候了。
每次回到廣州，快到家時，我會給兒子打個電話通知。他會開心地跑下樓，來院子裡迎我。頭髮變長了的兒子會靦腆地盯住我看，想必他也有熟悉的陌生感。平時在家的時候，是我給他理髮。在我小時候，也一直是我的父親給我理髮，這就形成自家備有理發工具的傳統了。每次出門前，我就把孩子的頭髮剃得很短，脖子上刷一圈他特別喜歡的涼涼的痱子粉。一個多月後回來再看，腦袋已經長得毛茸茸的了，又可以再理一次，再刷一次涼涼的痱子粉。兒子見到我時總會憨笑著，像是不知道說什麼好，總會有一句「爸爸我好想你啊」。我也總是笑著撫著他的頭，讓自己背著大包的身形盡量輕鬆舒展，陪著他堅定踏上樓梯走回家中。盡量讓每一次回歸看上去都像一次小小的凱旋，起碼要像一個不那麼疲憊的戰士。
不善表達的妻子總是在我進門時微笑著說：「歡迎回家。」是的，我不完全是為他們而出行，但一定是因為他們而回還。
兒子總是會很快問我，有沒有給他帶玩的或吃的，這也是以前我出差時落下的毛病。雖然現在已不是出差了，但通常只要回程不太匆忙，我也總會給他帶一點兒小東小西，比如在一些學校附近的小店裡，給他選兩樣很便宜又看著挺像樣的刀槍。
廣州的氣溫總是那麼適合沖膠卷。回家後的幾天，我總是盡快沖洗完那些不能報銷、卻又是確確實實被我在各個地點報銷了的膠卷，將它們顯影之後再看一遍，再經歷一次幾十天來的所有指望與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