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現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中國委員會委員，中國軍控與裁軍學會理事，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會理事，亞太學會理事，太平洋學會安全委員會委員，《世界知識》編委；1993至2000年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對外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和主任，分別於1994、1996和1998年在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和美國蒙特利國際問題研究院任客座教授。
今天上午我特別高興能有機會和大家討論我們國家面臨的國際環境。我先介紹一下，大家有什麼想法、意見、問題可以找我，根據大家的問題介紹我所瞭解的情況。
我想跟大家介紹三個方面的情況：一是關於中國崛起的性質和我們國家目前的格局；二是中國崛起的過程，在過程中如何保證順利實施；三是我們國家的國力問題，即軟國力對我國的崛起有什麼作用。
關於政府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問題。第一個主要和大家介紹一下中國崛起的性質和國際格局，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崛起的性質；2.實力地位的相對性；3.結構性的構成。
在講之前，我想給大家介紹和諧關係和國內社會的區別。我們在崛起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是什麼？第一個是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不一樣，有什麼不一樣呢？最重要的是無政府性質，這是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社會；而我們生活的社會是有中央政府的社會，這兩個社會有什麼區別呢？無政府性質是沒有一個組織一個機構壟斷全部的軍事力量，其行為和道德規範、法律規則與有以軍事力量為基礎的中央政府是不一樣的；國內社會是自上而下的有序的社會，從國家主席到普通老百姓，可以按照國家法律辦事，通過強制手段履行法律規定。在國際社會不行，沒有這樣的強制力量。聯合國是個組織，是個供大家討論的地方，是個論壇，不是一個有權力的機關。於是出現規則不一樣，國內社會的規則在國際社會是不執行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盜竊是非法行為，不能說一個地方搞高科技，就偷點北京或天津技術開發區的新技術。任何人都不能這樣做，私人不行，政府也不行，不能為了一個地方的發展盜取別人的技術。但國際社會不是這樣，國內社會不管任何機構、任何組織不能搞盜竊，而國際社會卻是另一種情形——所有的國家都有專門的情報機構，專職工作就是盜竊他國的秘密，而且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不僅這種盜竊變成合法行為，且這種行為沒有不受到國家保護的。在國內，在家裡抓到小偷之後可以送派出所，在國際上知道一個人盜竊自己國家的機密，只能把他驅逐出境。一個小偷到你家偷東西，要處罰他，不能只是把他趕走，在國際社會上懲罰措施只能是趕走。大家如果記得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說中國盜取了美國的導彈技術，基辛格說：「我覺得奇怪的不是中國人偷竊了我們的導彈技術，間諜是人類幾千年來的傳統職業，哪個國家不去盜竊別人的技術？我問的是怎麼會發生這個技術被中國人偷走。」現在不是要檢查中國人的情報做得怎麼樣，而是要檢查自己國家的機關，不是偷東西的人要受處罰，而是丟東西的人要受處罰，丟情報的單位要受處罰。
在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遵循兩種不同的法律規範、道德規範，國際社會的事務無法用國內辦法來應對。簡單地總結一下，國內是契約社會，指我們通過法律行事，像履行契約一樣，大家同意，人大通過，按通過的法律來執行；國際社會是一個叢林社會，依據叢林法則，在這樣的社會中就會發現它是一個不講道德的社會，是文明程度低於國內社會的社會。
我們中國所說的實現民族復興是在什麼條件下呢？在叢林法規則支配下要實現我們的民族復興，僅僅靠勤勞、勇敢、聰明才智是不行的，國際體系中會出現一個國家質量加大即變強大的時候就自動向中心靠攏，弱的就會排到邊上去的現象，人類社會幾千年來自然法則即規律沒有發生變化，強大的國家會成為世界的核心，衰落國家、邊緣化國家會走向世界的邊緣。我們現在就是在崛起的過程中不斷走向世界中心的過程，中國人不是第一次走向世界中心，我們在歷史上多次作為世界中心，作為世界大國，我們這次民族復興就是再一次實現崛起。我們中國現在到底在什麼地位？中國能否走向世界中心？
從2005年統計來看，如果按匯率計算，人民幣同美元的匯率是1:8，如果按購買力計算，中國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不是我們所說的2萬多億，而是600多萬億（這個數字是世界銀行作的統計）。美國壓我們，提高人民幣的匯率，人民幣不是不值錢，美國說我們故意將人民幣壓低，人民幣和美元應當是1美元換2元人民幣，美國人說1美元最多只能換6元人民幣。有一個雜誌——《經濟學家》有一個特別簡單的方法，不知道人民幣現在到底值多少錢，採取「巨無霸指數」的辦法，麥當勞店裡有巨無霸麵包，在中國原來可能賣到13元，美國要賣3美元，麵包的重量、配方、工藝、生產時間、技術是一樣的，為什麼一模一樣的生產過程，結果在兩個國家所賣的價錢不一樣呢？不管錢如何計算，東西是一樣的，把全中國所有的東西都算成麵包，把美國所有的東西都算成麵包，這樣人民幣起碼要增值一倍，1美元對4元人民幣。
我們中國在世界上實力地位不是像我們平常自己想像的這麼低，我們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二。不是說我們還在日本和德國的後面嗎？我們沒有！匯率是市場上一種貨幣和另一種貨幣相互的購買關係，不是真正反映貨幣背後所代表的生產能力，生產總值是一個國家一年能生產多少東西的能力。我們經常在講我們國家怎麼辦，人很多，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很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難道就證明我們國家沒有實力嗎？比如在座的各位沒有我有錢，我自己有1000萬，很多人有100元，難道所有人加起來沒有我一個人多嗎？有可能國家財富是平均分配給每一個人嗎？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把錢平均分配給每個人，財富不可能集中分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部分財富在國家。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1倍，我們國家是13億人，日本現在是1.2億人口，我們11個家庭中只要有一個家庭和日本的生活水平或收入一樣就是一致的。中國經濟實力大還是日本經濟實力大？有一個統計，到2005年底我國出國旅遊人數是3300萬，日本只有1700萬，我們幾乎是日本的一倍；根據旅遊機構的統計，中國每個遊客平均花費比日本人要多40美元。很多人說現在中國腐敗很嚴重，很多是公費旅遊，人家別的國家是花自己的錢，世界上關心的不是中國人出國花的錢是誰給的，我們說的是你們國家或你們家一年裡能拿這麼多錢出去玩，而日本一年拿不出這麼多錢出國旅遊。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看出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
前些日子剛開的中非首腦會議，會上當胡主席向非洲國家領導人介紹我們的政策時說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非洲國家領導人全笑了。他們不相信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他們說：「你們是發展中國家，那麼誰是發達國家？」到沿海城市一看，發達國家沒有這樣的。東莞是個地級市，蓋的非常豪華的會議中心，歐洲一般的國家都不可能有那樣的大會堂——中國一個市蓋的會堂，歐洲一個國家可能都沒有這麼豪華的會堂。中國現在所處的位置決定了中國為什麼現在在世界上遇到很大的問題，中國發展速度這麼快，中國崛起，別的國家怎麼辦？我們從1949年以來第一次開職能部門的工作會議，首次讓各個省一、二把手全部參加，地方大員參加外事工作會議，我們現在要改變過去的觀念，認為外交就是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不對。現在中央文件上講，現在是內政和外部環境兩個大局合為一體，合為一體是我們自己的變化在改變著世界，不是世界變了所以我們要有政策應對，所以我們要考慮如何影響世界。當中國的實力增長時，不可避免地使別的國家實力在全球中的比重下降，我們所佔的比例上升，全世界是一個整體，當我們擴大，別人會縮小。隨著中國的發展別的國家也會發展，中國發展會給別的國家帶來發展是事實，但是我從你那得到的好處如果沒有你從我這得到的多怎麼辦，實力增長你比我增長快怎麼辦？我們出現了結構性的矛盾。如果我們拿了奧運會的冠軍，別的國家就沒有希望，別的國家得了奧運會的冠軍，我們就沒有希望。如果中國的實力在世界的比例中佔第一，是最大，別的所有國家所佔的經濟比重就會下降。
我們必須理解，中國今天的過程是發展還是崛起？發展是說自己和自己比，我去年高考得了540分，今年得了550分，對自己而言是發展；但我今年考550分不一定能考上大學，因為要看分數線，如果今年錄取分數線是560分，我就沒有考上。發展是絕對概念，是說比自己有進步，不證明比別人有進步。去年考540分可能沒考上，而今年考520分可能考上了，因為別人只考了510分。崛起是個相對的概念，誰比誰發展得快，崛起是指國家之間實力差距的縮小，而不是絕對值的增長。確實存在只發展不崛起的國家，全世界90%以上的國家是只發展不崛起，甚至被邊緣化。中國增長速度是十點二，印度增長速度是八點幾，巴西增長速度每年是六點幾，美國是四點幾。我們是幾萬億，美國是十幾萬億。如果我們滿足於發展，國家將無法實現民族復興。
當年小平同志曾經和一位同志有過這樣的一個爭論：「沒有高速的發展，我們共產黨人就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沒有高速發展，我們就不可能讓中國人民自立於民族之林。」毛主席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站起來有多高，站起來是和別人一般高還是站起來之後還在別人腳底下，我們站起來之後要和民族之林中最高的樹一般高，而不是和民族之林中的小樹相比。
什麼叫民族復興？我們都開凱迪拉克，所有人都住別墅照樣實現不了民族復興，你會發現世界上最窮的人都開凱迪拉克，所有人開的車都比凱迪拉克好，最窮的人才住別墅，有錢人住的都是豪宅。民族復興不是自己取得成績，而是要和別人比較，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不管是國民黨人還是共產黨人，為什麼都要堅持民族復興的政治目標？這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人民賦予中國政治家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舉一個我的親身例子：我的孩子是在美國長大的，回國時他從心裡瞧不起中國人——他從小受美國教育，在霸權國家長大，心裡只有一個美國，別人都是落伍國家。到中國覺得哪兒也不好，回家進門第一件事說屋裡熱，把溫度調一下，我讓他開窗戶透透氣，他生氣說：「我難道沒有控制自己溫度的權力嗎？」這樣一個在美國受教育長大的孩子，在中國從五年級開始念，念了兩年人就變了。六年級有一天回家後眼睛放光，說：「爸，今天我們學的歷史課，聽老師說中國在唐朝時也是超級大國。」他問了一個問題：「爸，你怎麼幹的把國家幹成這樣了。」我說：「這不是我幹的，我接手就不行了。」一個這樣的孩子他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他知道中國的歷史，中國有漢唐盛世有康乾盛世，不能接受中國憑什麼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誰使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不能保持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地位？當年台海危機的時候，老百姓寄的信一麻袋一麻袋，老百姓說沒有錢，但如果國家需要多少就捐多少。中國老百姓要求得到的不只是吃飽喝好，中國人要的是尊嚴，中國歷史使得中國老百姓要求中國政治家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會說：「中國最強大，我們怎麼辦？」問題就來了。當我們要實現民族復興，恢復民族輝煌的時候，必須獲得世界最強大國家的地位，於是和美國發生矛盾。
1992年後出現「一超多強」的局面，一個超級大國和幾個大國。「冷戰」時期是兩極格局，兩極格局是美蘇分享世界的主導權，我們現在提倡建立多極世界，有幾個主導國家。我們和美國在政策目標上的分歧，原因在於我們要想實現民族復興，要成為世界主導國之一，意味著美國的絕對主導權被削弱，如現在你是美國國務卿或美國總統，你會採取什麼樣的對華政策？你是幫助中國盡快強大，還是削弱中國使之擠不到世界強國之列？在美國國內出現爭論，對中國是採取扼制政策還是採取接觸政策。爭論的焦點是，中國這樣發展，必然挑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布什2005年來中國訪問，說「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這是對我們的肯定。但他在家裡說：「中國已經不是一個潛在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國家了。」中國是一個對美國霸主地位構成現實威脅的國家了。最近我們成立了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會，是說中美之間的合作發展了還是說中美之間的矛盾加劇了？我們將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美國已經感覺到中國對美國的挑戰已經變得非常現實，而且第一個挑戰就將體現在經濟領域。這次會議使中美雙方都意識到中美在經濟方面的摩擦只會加劇不會緩解，中國在經濟領域和美國的矛盾會越來越大。2008年年底我國貿易會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2014年我們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如果快的話我們明年年底就會超過德國，2010年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看到的是自己將在經濟領域遇到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我們有這麼強大嗎？五年前誰能想到我國會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而日本成為第四大貿易國，我們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而日本是第二大外匯儲備國，我國成為東南亞第一進口國而日本是第二進口國？2002年時都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前日本首相小泉意識到了這點，2001年他一上台就發現中日之間的差距在縮小，中國經濟超過日本將不能阻擋，在經濟上與中國競爭已經沒有任何希望，只能在軍事和政治上發展。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1倍，這麼大的市場，日本怎麼能趕上？只要中國政府繼續堅持讓老百姓搞經濟建設，誰都阻擋不了中國的高速增長。我們和日本發生的這些矛盾很快就會發生在美國身上，我們體會到和日本發生矛盾的尖銳程度，就能體會到輪到美國時問題會更加嚴重。我們看中日關係的走向，有人可能會說不是因為我們經濟超過日本這一個原因就使日本和我們對抗，肯定不會是這一個原因，但這肯定是核心原因。國際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某種程度上來講就像奧運會比賽，特別是大國之間，中小國之間的矛盾沒有這麼尖銳，第108名和第109名沒有根本性區別，它也不去競爭，在世界上第一名和第二名是根本性的區別。原來在東亞地區日本是經濟老大，中國是政治老大，二者沒有競爭。但從2002年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加速，發生超越日本的問題，2003年中國成為貿易大國，2004年旅遊人數超過日本，2006年外匯儲備超過日本。
任何一個大國當經濟被超越的時候，老百姓都非常敏感。我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正是日本要超越美國的時候，有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叫做《即將到來的美日戰爭》，那時候競選者就砸日本電器。我在坐飛機的時候和旁邊的一個福特汽車公司的人聊天，我問他在加州的生意怎麼樣，他說加州是敵占區，是日本人的天下，他們根本進不去。那時居然發生美國人開槍打死日本遊客的事件，這是老百姓的情緒。我有一個英語老師，他們去夏威夷旅遊，日本買了美國很多東西，輿論說日本要買下美國，對美國實施經濟殖民統治，當時反應非常強烈。老太太說：「日本人一掏錢，買項鏈一把一把地買，買20條，你戴得了嗎？」
不是美國人民，所有國家都是這樣。1991年，蘇聯解體時，俄羅斯到處出現的是敵視中國人——老大哥不能接受突然一夜之間變成小兄弟，小兄弟比老大哥有錢。現在俄羅斯習慣而不是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日本人不能接受中國人比他們強。不管怎麼樣，中國經濟發展確實非常快。日本2004年鬧「空心化」，日本企業把資本都投到中國，導致日本經濟停滯。東芝總裁說：「政府的政策讓我掙不到錢，我在日本投資怎麼活？」
現在出現一個問題，當中國經濟發展的時候，對別人構成的影響如何處理？我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崛起必須考慮摩天大樓別擋住別人的陽光。」媒體報道時卻變成了「中國崛起絕不能擋住別人的陽光。」蓋摩天大樓能不擋住別人的陽光嗎？我們當然不承認石油價格高是中國買得多漲起來的，美國買得也非常多呀，但客觀上我國石油進口量是增長最快的。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世界第一，我們光買美國的債券就上萬億。世界石油價格漲，我們不在乎，我們有錢——但有多少國家在乎，他們沒有錢，他們買不起。當我們蓋摩天大樓的時候，在沒蓋之前先算好會擋住別人陽光，想辦法把他們的子女召到公司裡，即使擋住了他們也會認；不事先考慮好，把別人的陽光擋住了，他們會集體上法院起訴，要求解決采光問題，那時花的錢更多，甚至可能發生暴力行為。這就是為什麼中央所說的兩個大局合為一體，為什麼要搞和諧世界的原因。只埋頭掙錢不行，這是我們要實現民族崛起一定要考慮的問題。我們和美國發生矛盾時將是政治、軍事、經濟全面的矛盾。中國要想實現民族崛起，必須要成為超級大國，不成為超級大國不可能崛起；成為超級大國必須是綜合實力大國。蘇聯當時經濟只相當於美國的1/3，但它是超級大國，因為它有與美國相近的軍事力量和共產主義的政治理想。不是綜合實力大國不可能成為超級大國，中央政府從2002年開始認識得非常清楚，提出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首次提出來的。
今年十六屆六中全會是非常重要的會議。會議把國家方向定位為建立和諧世界、和諧社會，而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掙錢社會。我們曾經以階級鬥爭為綱往東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掙錢為目的往西走，現在我們向南走，要建立和諧社會。沒有這個調整，我們根本實現不了民族復興。等我們在這條路走和美國發生像今天與日本似的結構性的矛盾時，是軍事、經濟、政治同時超越的時候，大家可想而知矛盾會有多激烈！除了結構變化，小泉上台之後把日本的國家方向改變。小平同志把階級鬥爭改為經濟建設，胡錦濤將經濟建設改為和諧社會——小泉要修改憲法，以私有經濟為主，日本國內出現了趨勢，會出現日本軍人將成為內閣成員，將在國家重大決策中有了發言權的結果。日本自己的策略是以日美同盟為基石，英美特殊關係為基礎，對亞洲地區實施半吸半抑的合作政策，在區域化發展方面日本和中國不站在一條線上。是否所有大國都這樣？不是。我們和歐洲、俄羅斯、印度沒有結構性的矛盾，我們在同一檔次上發展，他們發展比我們慢，我們之間沒有矛盾。非洲是邊緣化國家，這些國家都不願意接受美國的霸權，歐洲也不想接受——在兩戰之後歐洲感覺到沒有了蘇聯的威脅再接受美國霸權是沒有意義的，以前美國對歐洲實行霸權可以帶來安全保障，現在不需要安全保障了。俄羅斯普京吸取了葉利欽的經驗，十年向美國靠攏的結果是一無所獲。美國為什麼不讓俄羅斯加入西方世界？美國如果讓俄羅斯加入西方世界不是可以一起扼制中國的發展嗎？要想維護你和盟友的團結，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沒有敵人比沒有朋友更可怕。」俄羅斯如果加入北約，北約還會存在嗎？北約是以蘇聯為威脅存在的，如果俄羅斯加入，歐洲會問，俄羅斯成為盟友，那麼北約有什麼意義？北約就會解體！這件事同樣發生在我們身上，有人建議化解美日同盟壓力的辦法是加入美日同盟，我們加入日美同盟，中日美三方同盟，那麼三方衝著誰去呀？如果我們加入，日美同盟就解體了，日本不是不讓進，而是我們一參加他們就會解散，美國要維持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要保持基本隊伍的團結。一個是北約，一個是日美同盟，必須將中國和俄羅斯作為假想敵，寧可讓中國和俄羅斯兩家走到一起，也不能讓兩國加入西方世界，因為我們一加入他們就解散了。
怎麼扼制中國？關於扼制政策和接受政策，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說：「不是要不要扼制，而是是否扼制得住的問題，中國周邊有哪個國家能參加我們的扼制政策？除了日本，連韓國都不會參加，我們怎麼扼制？」接受政策是把中國納入美國軌道，將來美國打仗，日本和中國出錢，這是他們的想法。無法執行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加入世界經濟化體系中去，無法孤立所以無法扼制。美國最後採取雙軌政策，經濟上扼制，是戰略合作夥伴，在軍事上要扼制中國，不能讓中國成為綜合國力強的國家，在全世界採取只要中國人買武器，我們給多少錢他們就給多少錢，而且會給好處的辦法，這個手段非常有效，使得我們在世界上除了俄羅斯沒有其他國家能給我們國家先進的軍事技術。我們想打破美國在軍事上的封鎖，得和經濟一樣走進世界軍事體系，美國之所以扼制我們是因為我們的國防建設長期以來是封閉性的，孤立於世界軍事體系外，如果走進世界軍事體系，美國是扼制不了我們的。胡錦濤總書記新領導班子成立後，加大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軍事合作，自2002年開始大規模向外派遣維和部隊，到處參加軍事演習，到處觀摩，和很多國家搞軍事交流。如果這個政策繼續發展，發展到中亞地區的軍事合作水平，美國想封鎖我們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未來的格局已經不像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時的形勢，現在出現兩種可能，可能是多極，也有可能是兩極即中美兩極，其他大國也在發展，但同中國的差距在拉大，最後的結果是在一定時期內出現中美兩個超級大國。現在世界上認為中國不是超級大國的大概有13億，即中國人，13億人以外的人都會認為中國是超級大國。
我們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能否保證從現在開始到實現順利進行，即有沒有安全保障呢？我想說我們沒有安全保障。世界上能夠崛起的國家只有幾個，自古以來歷史上的國家有幾萬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的國家加在一起超不過20個。俄羅斯每次離超級大國還差一步時都會掉下來，沒有保障我們無法實現這個目標。
有和平沒有安全問題。和平是指沒有戰爭，安全有三種狀態：和平狀態、戰爭狀態、非戰非和狀態。安全是指程度，不是指狀態，有比較安全、不太安全和不安全，絕對安全是不存在的，沒有絕對安全。安全是指不確定、威脅和恐懼，是心理上的，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我們國家現在處於一個不安全的狀態，連不太安全的水平都到不了，我們的安全環境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是日益惡化而不是日益改善。安全是指生命有無保障，我們覺得我們國家我們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是越來越有保障還是越來越沒有保障？我們原來沒有3000多萬人出國旅遊的事情，不存在海外安全的問題。現在有3000多萬人出國旅遊，那麼誰為3000多萬人的安全負責？西班牙馬德里燒了中國的鞋城，法國學生失業鬧暴動把中國人的倉庫燒了，印尼發生暴亂殺中國人，這麼多倉庫為什麼只燒中國人的倉庫？我們中國出國旅遊的人的安全無法得到保障，且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這是經濟發展帶來的。經濟像氣球越吹越大，氣球外面的罩即軍隊的罩沒有跟上，氣球暴露的面越來越大，任何一點一扎可能就會爆。胡錦濤總書記對部隊提出新的從來沒有的政治任務：「為我國拓展的國家利益提供安全保障，中國軍隊不能只是國內防禦型的軍事力量，必須是具有對外作戰能力的部隊。」印尼海嘯發生後各個國家派船去接，中國卻沒有船。由於國防力量長期滯後，國防建設力量沒有與經濟建設同期發展，出現了嚴重的安全問題。更大的危險是台灣問題，為什麼中央政府在台灣政策上提出「在台灣問題上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家民族主權完整」的政策？這個聲明對我們以往對台政策進行了兩點重大聲明，和平統一不是首要任務，不是當前的任務，對台任務要完成的是扼制台獨。扼制是武力方式的，以和平方式如何扼制？為何不惜一切代價？很多人反對「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說違背十六大的精神。美國人問不惜一切代價是否包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當時很多人反對以武力扼制，很多人甚至同意台獨，認為如果發生衝突將使經濟建設毀於一旦，使經濟建設倒退30年，沿海地區將夷為一片平地，這是危言聳聽。
中央在現在仍堅持這樣的政策，2005年最後明確表示，我們當然要為經濟建設爭取一個和平環境，如果發生重大台獨事件，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事來之後只能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台獨真的值得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嗎？值得把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都搭進去嗎？台灣不是經濟問題，不是人權問題，不是政治權力問題，台灣是主權問題，是台灣要獲得獨立的戶口的問題。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問題上，戶主的姓「中國」是不變的，只是名字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但台灣要將戶口本的姓改成「台灣」，這不是政權之爭而是主權之爭。台灣之所以敢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阻止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我們不是打不過台灣。台灣值不值得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台獨發展是不可阻擋的，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統計的台獨支持率的結果。陳水扁在2004年的就職演說中說：「在2008年5月20日將交給台灣人民合身合宜合用的新國家憲法。」國家為何不惜一切代價？如果台灣獨立，結果是什麼？如果台灣獨立，我們失去的是維護國家統一的合法性。前蘇聯解體時的軍事力量和美國幾乎平起平坐，我們對台灣島的一寸土地都控制不了，蘇聯解體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也是無產階級領導人，台灣獨立，我們靠什麼維持國家不解體？我們沒有別的，我們只有決心，中國軍隊經常打敗仗，但打了敗仗我們還要繼續打，我們的軍隊有個特點，就是打不死，能打到底，軍隊打仗贏的是最後一場而不是第一場，有這樣的決心我們就能維護國家穩定。2004年為何會出現台海局勢我們從被動轉為主動？一年之內國防力量不會有根本性的提高，是中央政策發生變化，這樣的政策調整告訴全世界我們是真的，部隊提出「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中央必須下這樣一個決心。如果我們出現蘇聯解體的結果，死的人將不是蘇聯的人數，狀態不會比蘇聯好。蘇聯解體後，1990年到1998年人口減少了500萬，27歲到67歲的工作人員死亡人數上升40%，沒有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所以中央下決心，國家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為了國家的生存，付出什麼代價都是值得的。我們國家從1950年到現在的經驗是打仗沒有破壞過我國的經濟建設，朝鮮戰爭時正是我們建國後百廢待興時期，雖然五年內打了三年仗，但第一個「五年計劃」仍然提前完成，抗美援朝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高速上升時期。
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才能建設成為超級大國。綜合國力有什麼呢？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關係是不一樣的，軟實力有文化實力和政治實力，叫做資源性實力，有人用，才發揮作用，沒人用不發揮作用；政治實力是操作性實力，沒有使用能力時這些資源是沒有意義的，零乘以任何數等於零，經驗是蘇聯的解體，蘇聯解體時經濟、軍事、文化實力非常強大，但連最基本的生存都保證不了，因為政治實力在一瞬間降為零，所有的力量都用不上了。軟國力和硬國力即政治國力和其他國力是乘的關係不是加的關係。國力的綜合作用不是美國學者發明的，古時候就有，兩千年前中國人就知道不是綜合國力強的國家想稱王稱霸是不可能的。國內政治能力靠「誠信」——政府的誠信。2006年3月份政府工作會議，各級領導對中央這條政策發表意見，《人民日報》登了人大代表的討論，有人提出「要和諧先致富」，「和諧的基礎是公平與正義」。利用這些政治軍事資源的能力來源於政府的誠信，當政府號召老百姓做事情的時候，老百姓會相信做這件事有好處，政府不會騙我，政府誠信對我們維護國內安定即成為超級大國，實現民族復興是根本性的，我們的錢再多，如果沒有道義，我們無法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美國有民主自由的政治，這種政治觀念是值得學習的，而如果中國不是這樣的國家，就不會讓人家學習，誠信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政府抓「社保、低保」，這是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背後的政治因素是什麼？農民工不給工資，能有誠信嗎？社會如何看待政府，是講誠信的政府還是欺騙的政府？這些關係到國家的崛起，關係到民族復興。現在我國是世界上極少數沒有私人支票的國家，銀行的答覆是社會沒有誠信。私人支票是中國人發明的，是宋代晉商發明的，當年梁山的好漢們都使用支票，那時叫銀票，連土匪的信譽都比現在強。我小時候，在門上寫明「鑰匙放在腳墊下」，現在誰還敢這麼寫？中國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國家，泰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與中國無關，但很多人說馬德里燒中國鞋城是因為中國人勤勞、聰明、勇敢，勤勞是說中國人一周營業七天，而天主教徒週末要去教堂；說中國人聰明是因為中國人敢偷稅漏稅；勇敢是說中國人敢賣假貨。中國人有錢後，中國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穿西裝的騙子到處都是。中央從2005年10月份提出要採取建設和諧世界的外交政策，這是外交政策的重大改革，外交工作的核心不是掙錢，而是和別人搞好關係。如果要搞好關係，實際要提高政治能力；我們的經濟、軍事實力靠國內發展，政治實力也需要從國內抓起，如果國內政治實力不上升，先要抓國內和諧社會，就是抓軟國力，軟國力和硬國力平衡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就能提高。錢是和諧社會的基礎是錯誤的，要和諧先致富是錯誤的。有錢就能和諧嗎？
比起20世紀50年代我們有錢了，但我們和諧了嗎？芬蘭現在還是掛一把笤帚告訴別人家裡沒人，紐約所有的人出門都會打開音響怕別人知道家裡沒人。富人犯罪率高還是窮人犯罪率高？酒色財氣是四大犯罪動因，財富也是犯罪動因，為了錢人們什麼都會做，政府要減少人們對財富的追求帶來的不良後果。致富光榮，世界能找出比致富更不光榮的事嗎？致富要講手段和方式，我們要建立美好的社會，不是一個富足而邪惡的社會，富足不保證社會的和諧。我們強調太多競爭，而忽視了公平，誰上車誰有座是平等，老幼婦孺上車有座是公平，社會公平才和諧。人們不憎恨有錢人，但憎恨獲得財富的不正當手段。原來強調結果，忽視了手段，忽視了財富來源的合法性。我們現在國內要建立和諧社會與國際和諧是一致的，只要在國內提高軟國力，在國際也會上升。這屆政府從去年建立和諧世界，今年開始抓和諧建設，中非首腦會議效果非常好。為什麼美國這些國家對非洲提供的經濟援助比我國多，但不像非洲國家和我們國家那麼友好？是因為我們不附加政治條件，他們均附加政治條件。錢和合理公平的政策相結合，發揮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只有錢。
對崛起這件事有很多討論，問題不在於說不說，在於我們知不知道。發展型的問題幾率非常小，我們在崛起的階段，兩年前沒人想到人民幣匯率可能會成為中美之間最大的經濟問題，「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就是匯率問題」，這種問題會不斷發展。我們現在的性質是崛起不是發展，我們無論有什麼樣的困難——是崛起中的困難，我們雖然有困難，但我們非常希望在困難面前堅持現在的政策。戰勝自己就能戰勝世界，中國人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如果有就是自己。我們得有一點時代感，不能老把責任推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老是要把中華崛起的任務交給下一代。斯大林死的時候老冤家丘吉爾說了一句話：「斯大林接手（蘇聯）的時候這是個農耕國家，當他去世的時候，這是個擁有核武器的世界工業大國。」斯大林用23年把俄羅斯建設成為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只要我們堅持以和諧方針建設和諧社會，我們不搞政治運動，在我們這一代實現崛起完全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