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訪問中國。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滿。有一項重要活動，是在中央黨校做講演。確切的題目，我已記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為品牌和產業」。講台下面，幾百位老師學生，目光炯炯，神情肅穆；他們對媒體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現出強烈的關注。我正襟危坐於默多克先生身後，擔任全程翻譯。
連續幾天，尾隨著默多克先生和兒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轉來轉去，拜會官員，接受採訪。熟悉翻譯行業的朋友們都知道，那些正式會見、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實格外輕鬆。可是在黨校的歡迎式上，我還是差點出了大洋相。
當時，致歡迎詞的一位官員，射機關鎗一樣背出一長串專有詞語。無限漫長的兩三秒鐘，我張口結舌。幾百雙殷切但嚴肅的目光，齊刷刷指向默多克先生和我。從那瞬間浸透骨髓的絕望冰水裡，我驟然窺見語言的大無奈、大幽默。總而言之，某些概念在任何西方語言中永遠找不到對應的詞彙，無論我怎樣翻譯，默多克先生也弄不清所以然。事實驗證了我的機智，老先生和聽眾們臉上沒有浮現出錯愕的表情。沒人在意我對中國政治詞典做出的飛躍性篡改。
90年代初，我剛從紐約搬到加州。那時，我的漢語大幅度退化；偶爾用中文寫一封信，讀起來像70年代的初中生作文。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剛到美國不久的中國作家。有一次，我對他說想回家，回中國，重學漢語，找回被我摔破的那一半靈魂。作家朋友聽了，眼睛發直，最後吐出兩個字：我操！
吁出一口痰氣，他恢復了諄諄教誨的耐心，對我說：「你既然英文這麼好，就該全心浸淫於西方文明，回去幹什麼？你以為那地方出的文學還值得一讀嗎？」我沒讀過多少文學，不論中國的還是西方的，自然是啞口無言。
十多年後，我專程趕到北京，坐在台上，協助默多克先生解讀符號與文化的相對性。這些熱情的聽眾，將成為未來的部長、省長，甚至總理。不論出於惡作劇還是無可救藥的拙劣，翻譯能夠讓垃圾被視為精品，或者把金子混同於垃圾。
過了這麼些年，已經萎縮的母語，在我身上死而復生。我終於理解了當年那位作家朋友。他從未學過任何一種外語，因此過分信賴被翻譯過的詞句。在他的想像中，完美無缺的西方文明，與身邊坐著的默多克先生和他的「新聞集團」，早已不再使用同一種語言。
二
遺忘母語是一種奇特的經歷。出國以前，有人對我說：別再回來，忘了這地方。那是80年代初，還沒誰聽說過「南方講話」和「海歸」。有些偏激情緒，傳染給敏感青少年，也順理成章。還有人教我少和中國人來往，只管融入美國人的社會，這樣英語提高得快。我就聽從這勸告，恰好學校裡幾乎沒有中國學生。沒過多久，我就患上了在異國待久的人都熟悉的雙面變態：說英語時，我是一副樣子，一種神態；偶爾講漢語，我又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個人。
內心和人格分裂，很不舒服，一點兒都不浪漫，尤其對一個年輕人而言。時間一長，心中生出各種不可理喻的憤怒、焦慮，還有近乎變態的慾望。英語的我蔑視漢語的我，而漢語的我沉湎於羞怯、自閉和莫名的仇恨中。我的朋友多數是白人，他們會問我出國的經歷。為了避免難堪的沉默，還有顧左右而言他的羞辱和尷尬，我編造各式各樣的縮寫版本。時間一長，自己都忘了哪種版本更貼近真實。
慢慢地，在我能記起的日期或事件，同與之相伴隨的各種感情之間，隔開了一道又黑又深、無法填平的溝壑。我可以談起某件事、某個人，比如我少年時代的摯友，或者喜歡過的女孩，以及第一次性愛；或者寫檢討，被留級、開除，還有許多我永遠無法面對和消除的恥辱。當我說起或想起那些事，好像那是另一個人的事。與我同名的那個倒霉年輕人存在於過去，他的感覺或慾望我無法理解，他與我毫不相干。
中國來的作家朋友，使我對寫作發生興趣，想寫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自然覺得英語更適合於我，能在英語世界裡出名，更讓我陶醉。
根據時髦的模型，我設計了期望轟動的情節：「文革」中長大，家庭悲劇，歷經磨難逃到美國，學習，打工，融入美國社會，等等；要不然，再加上一位美麗的白人女朋友。自然，這樣胡謅的故事不能成立——忸怩作態，兩頭撒謊，塗了又寫，寫了又塗，將自己變成一幅拙劣的異國風情漫畫，並不好玩。這樣來回折騰了一兩年，我終於有了醒悟：必須找回一份記憶，找回忘卻了的語言，必須回中國去，不論我的作家朋友高不高興。
三
許多年後，一個積雪尚未化開的春天，我去了基輔。從機場乘車往城裡走，穿越高速路和兩邊的森林，接近城區時忽然發現，基輔近郊那一片一片高層公寓，同90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樣粗劣的設計，單調雷同，大而無當，缺乏溫暖和曲線。只有心中無愛的人，才會設計出這麼樣的一堆樓房和街道。但也有難以言表的差異，或許因為遠處若隱若現的綠色森林，還有相對開闊的地平線，使基輔那些醜陋高樓，混雜著一團邈遠荒涼的破敗與憂傷。
對於語言不通的過客而言，建築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90年代的中國，大家都在討論賺錢。我在中國，類似的飲酒海聊或徹夜策劃，也或多或少有所參與。當然，最後一切無疾而終。賺錢的機會，屬於能說街頭漢語、熟悉本地社會潛規則的當地人，或許零星幾位快速進入狀態的「海歸」。我只是一位無正當職業的加州亞裔男，回國尋根一段被刻意抹去的憂傷和記憶。而北京，已經成了一座沒有憂傷的城市。
90年代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但我的個人境況終未改善，陷於無底的迷惘與失落。連續幾年，不斷重複一個越來越荒唐可笑的程序：收拾行李，賣掉汽車，中斷租約，飛回北京；兩三個月之後，又懷著無邊的悲涼和決絕，黯然離開。
回想起來，那幾年的狀態，像極了一場痛苦的離婚持久戰。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週而復始，直至油枯燈盡，精疲力竭，終於一拍兩散。我真正放手的，是對於故土和童年記憶的渴望和搜尋。其漫長與刻骨銘心，甚於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訪問結束之後，有親人和朋友勸我留下。無論如何，在北京做同聲翻譯，也算是很好的職業。我不知該如何對他們解釋，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我與過去那個影子的離婚戰已經打完。從那時起，我慢慢地適應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給自己確立一個合適的位置——過客。相敬如賓，平淡如水，隨時來去。
四
1999年，一位新結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個木訥、刻板的男人，過分偏執的寫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師。他叫葦岸，崇拜美國的梭羅。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我趕到北京時，葦岸兄弟已經下葬。
我終日枯坐在屋裡，翻讀葦岸送給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離開中國之前，又去書店買回來兩三本書：剛出版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還有別爾嘉耶夫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當時我這麼想：或許自此一去，再不回頭。在我混亂的心中，悲傷與溫暖，記憶與告別，祖國與天涯，漢語和他鄉，慢慢被水浸透，字跡模糊。
一個故事，最怕一開頭就被人猜到結尾。或者，還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負載悲劇的人物開始，以輕飄飄的漫畫結束。這樣的故事，不該再講下去，否則就成了俗套。所謂古拉格群島，我沒見過。書上講的慘烈故事，與我體驗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實的聯繫。在1989年，20世紀的故事已經結束。
默多克先生是一位和藹的老人。無法想像，我的失憶，或北京的失落，與他能有什麼關係。默多克先生到北京來了。那時，聽說索爾仁尼琴老先生已在莫斯科郊外一片森林中安下了寬敞的新居。
告別前的一天晚上，默多克先生和兒子邀請我喝一杯。老人和兒子佇立窗前，俯視下面蒙在塵埃中的灰牆綠瓦，還有參差的腳手架、起重機。父子倆興致很高，指指點點，看得出來，他們喜愛北京。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概念的勝利。如同60年前訪問蘇聯的歐洲左翼作家站在克里姆林宮上，仰望飄揚的紅旗。我們站在新北京的中央，東方廣場君悅酒店的頂層。底下發生的一切，使我們興奮，也離我們很遠。在樓頂和樓下之間，橫亙著一光年遠的心理時空裂痕，它比從中央公園到長安街要更漫長而且遙遠。
從未認識海子，他的詩句卻給我留下長久的震撼：「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據說，他於1989年3月26日臥軌自殺。在某些情況下，選擇死亡，亦可被理解為對愛的極端表達。我相信一個寫詩的農村孩子渴望接納和愛。我猜想他是靦腆的，土氣的，十分缺少勾引女孩所必需的魅力。海子已死；我沒有故事，沒有詩，只當了加州亞裔男，和默多克先生的翻譯。
這三年裡，《金薔薇》和遇羅克的書我都讀了許多遍。父輩和上一代人，或許在高中就讀了這些書，有些還經歷過類似的故事。因為這些書，我可以直視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譏諷的眼睛。但我決意在他締造和統治的世界，當永遠的流浪者和漂泊者。「開始堅強，最後還堅強。」硬起心腸，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變黑；哪怕家鄉最後的痕跡，從地球上永遠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