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1998年，我第二次訪問聖彼得堡，以前的列寧格勒。
我對新朋友廖沙說，想找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談談對蘇聯的感受。對我的要求，他一臉鄙夷，顧左右而言他。但過了兩天，我接到廖沙電話，說約我出去散步。
5月中旬，空氣涼爽，小山一樣的冰塊在河上漂浮。我們從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出發，走過涅瓦河大橋，穿過冬宮後面的小街、鐵橋、公園，又鑽過幾個黑乎乎、牆壁發霉的大院子，就到了弗拉基米爾大街。又高又瘦的廖沙指著一個很難看的哈根達斯冰激凌店對我說，這兒，就是原來的西貢咖啡館。
見我一臉困惑，廖沙不無同情地解釋說，去見你要見的人之前，先瞭解一些背景。剛才走的路，是一條經典路線。二三十年前，國立大學最棒的姑娘，放學以後都走這條路，來這家咖啡館。這你都不知道，想跟持不同政見者談話？行了，快走！我們要遲到了。
那天晚上的聚會，有廖沙、廖沙的姨媽奧爾嘉和她的好朋友伊琳娜。我記得，一直有丁零響的有軌電車，有氣無力，在窗外坑窪不平的老街上爬行。
那時我尚未丟棄很愚蠢的優越感，比如覺得自己懂英語、來自西方、有綠卡，對俄羅斯也比現在更加無知。但我已察覺什麼地方不對頭，似乎原來讓我確信不疑的一些東西，其實不過是一個尚未破滅的幻象，而且比較土氣。我的生命觀和價值觀，正在由兩頭不靠的一條斷線，變成隨風翻滾的三角風箏。對於天生的悲觀主義者而言，這是一次不壞的修改。
伊琳娜告訴我，以前沒有誰覺得，到下一代人長大的時候，情況會有不同。在俄羅斯，暴政永恆不變。
「那當時……你們生活快樂嗎？」我提了這麼一個讓自己臉紅的愚蠢問題。
多年後，我還能回想起伊琳娜說話的聲音，像舞台上的風琴，每個音節、字尾，都留下豐潤悅耳的回音。我的俄語淺顯粗陋，無法體味和弦一般轉換的詞格和暗喻。這女人40歲上下，臉色蒼白憔悴，白髮蓬亂，像個落魄但高傲的歌劇演員。
「我們非常快樂，你無法想像。」她說。
二
那時他們分享某種心照不宣的潛規則。上頭佈置下來與意識形態相關的煩瑣事務，只需敷衍應付，沒人當真。什麼學習會、討論會等等，浮皮潦草瞎扯一通了事。然後大家有借口怠工逃學，一起出去遊逛、喝酒、泡咖啡館、聊大天。
擔任團委書記的奧爾嘉從中學時代就學會了撰寫（或抄寫）這麼一種類型的文字：
共青團的政治使命在意識形態領域首先體現為對青年人堅持不懈的教育，引導他們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對資產階級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實行毫不妥協的抵制，吸收以蘇維埃愛國主義和無產者國際主義精神為核心的價值理念——共青團基層幹部時刻銘記他們肩負的上述任務。
信手拈來，毫不費力。奧爾嘉對伊琳娜說：聽著，姑娘，這不是俄語，不是托爾斯泰，這是「黨語」，很容易學會的。
在奧爾嘉擔任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東方系阿拉伯語專業年級團委書記的年月中（大約1979~1981年），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群體已經獲得相當的公眾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有那麼一種類型，也或多或少曉得那個群體的人喜歡宣講的觀點。然而許多人宣稱，他們並不特別欣賞具有很強這類色彩的同學或同事。這絕非出於對當局的忠誠或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信仰，只是覺得那些人有點怪，過於較真、鑽牛角尖，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受迫害狂和偏執狂，有不可告人的虛榮動機（在外國出名）。於是出現了一個新造的形容詞——「異議分子腔」（Dissidentnuyushi）。
不可思議的是，具有「異議分子腔」的同學或同事，居然和「靠攏黨的積極分子」被排到同一類型，總之是誇誇其談，喜歡爭論，說些四六不靠、讓大家覺得難堪的掃興話，因而不再被接納為「自己人」的一分子。
在西貢咖啡館的常客中，有探頭探腦的克格勃暗探，也有滿臉嚴肅的異議分子，但多數基本是一臉頑皮的「自己人」。他們之間逐漸形成幾個界限模糊、關係親密、幾乎每日相聚的「小組」，根據不同的興趣排列組合，比如探討文學、自費地質勘探、理論物理或白銀時代詩歌。這些男孩女孩大多出生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斯大林」、「大清洗」等等，對他們來說，是上一代人的事。這些孩子習慣的社會是停滯、安寧的，經濟由國家壟斷，追求物質顯得可笑，而且無望。好幾位物理學博士爭搶看鍋爐房的職位，原因是輕鬆、報酬不低，而且每週只需工作兩個通宵。
這與正統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一種幽默、纖細、包含危險與冷嘲的共生關係。謊言是永久的，自由亦是永久的。買房是誰也沒聽說過的事，因為房子是分配的。穩定職業（未必理想）和固定收入，是國家對公民的許諾。每天和朋友在一起，成群結隊出去拜訪某位被當局打入另冊的前朝遺民，交流一些地下雜誌，對過分嚴肅的一切意識形態（哪怕是挑戰當局）保持距離與冷漠，這是大夥兒共同的生活信條。這裡面，包括共青團幹部奧爾嘉和搖滾樂愛好者伊琳娜。因為西貢咖啡館，她們成為一生的好友。
那段日子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第二年。
三
戈爾巴喬夫說，蘇聯人民是最有教養、有文化的人民。原來的模式主要不是在經濟上失敗，而是從文化道德上破產。人民拒絕這個制度，因為它不尊重人，壓迫、踐踏人民的權利、自尊和人格。
他說得很對，但也有相當數量的事例表明，有一大部分蘇聯人民，也包括不少肚子裡有些墨水、趣味比較高雅的青年男女，事實上接受了這個建築在屍骨和謊言基礎上的強橫制度，並勉強建立和維持了一種單純、質樸、草根性的小群體價值觀。兩三代人過慣了慵懶平穩但是缺乏奢侈品的安靜生活。他們有自己的親情、愛情、喜好、歌曲、戲劇、笑話，深諳鑽空子、偷懶或投機倒把的邪門歪道；他們像生活在任何一個國家的青年一樣，秋天去樹林子裡野餐，春天去野外采蘑菇。統治者的那些什麼黨代會，那些又長又臭的講話，對他們來說分外遙遠，不過是喜劇化的空洞儀式。只有美國白宮的智囊、孤懸海外的異見分子，或身邊一兩個神經有毛病的傻帽，才會天天關注和揣摩那些電視上演出的儀式、讓人昏昏欲睡的措辭，以及模樣大同小異的常委們在主席台上的先後排列。
人民畏懼、蔑視、盡可能躲避，卻也習慣並嚴重依賴這個蛛網般嚴密的龐大體制。他們學會最大限度地爭搶並佔有體制給予人民的各種許諾：免費住房、免費教育，不需要發愁的工作，需要排長隊領取的優質香腸、鹹魚和奶酪。一般來說，他們的生活並不像索爾仁尼琴小說裡描述的那樣悲壯、淒慘，他們也並不似美國「冷戰」評論家們所暗示的那樣，殷切渴望多黨選舉或投票自由。
1987年，由戈爾巴喬夫推動的大改革自上而下進行。一開始大夥兒恍然不知所措，根本沒有主動要求。戈爾巴喬夫一再講：我們不能再這麼生活下去了！他似乎確信，道義上真誠、公正，意味著在政治上也行得通。他這麼想，可能因為在內心深處，一度認為「十月革命」和列寧總歸包含著某種高尚和正義。一開始，改革的基本訴求是回歸列寧——「把道理講清楚，人民會原諒我們的」。
然而，如此劇烈、徹底地摧毀人們早先形成的習慣性依賴，而又不指明新的具體路徑，使得人人都無所適從。歷史證明，蘇聯執政集團無力在一種開放寬容的民主語系中維持運作，管理架構、物資流通和鎮壓機器一併陷入癱瘓。
人們忽然意識到，蘇維埃體制宣講的某些觀念碎片，經過篡改、變異，事實上浸透於最後那一兩代蘇維埃人的內心，比如友愛互助、淡泊功利、對純科學或純藝術的敬仰和渴求。這種不太適合市場競爭的集體心態，與當局的僵硬、偽造和虛飾，形成微妙平衡。兩者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壓迫與被壓迫，其實還有複雜曖昧的相互欺騙、恐懼和共謀。
戈爾巴喬夫認為，用突如其來的誠實取代幾十年的欺騙，可以建立新的、更為明朗的社會平衡。這種理想化假設在現實的人類政治史裡，很難找到成功先例。事實上，改革開放4年之後，戈爾巴喬夫說什麼，西方領袖們還聽一聽，在國內沒有人聽了。
四
1999年，奧爾嘉嫁到美國猶他州，成為摩門教徒。一年後，伊琳娜懸樑自盡。廖沙娶了日本姑娘，遷到名古屋。原來「自費地質勘探隊」的那群朋友，有一兩個出國；剩下的，倘若沒有因為酗酒、商業糾紛或其他不明原因死掉，基本上窮困潦倒，慘淡度日。
20年後的聖彼得堡，準備建一座50層高的國家石油公司（Gazprom）辦公大樓，曾有微弱的抗議聲，但迅速被消音了。市中心頗為繁華，遊客不斷。來來往往，坐在咖啡館裡的，大多是近年遷來的外省新富和他們的情婦女兒們。有足夠證據可以表明，對這一部分人來說，生活比過去好太多了。
蘇聯70年的社會主義，同新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氣質上十分不同。深層次的生活觀念、文化追求、氣質和內涵，不在同一個範圍內。新中國早期對「階級鬥爭」如此強調，而對「人道主義」如此忽視，反映出內心裡對某種生活旋律的厭憎、反感，也許還有嫉妒。生活不允許平靜和夢幻，時時強調殘忍的現實，持續不斷地鬥爭，消滅對手，還「踩上一隻腳」，大手筆「崛起」。
無數人的幸福和生命，在一個大棋盤裡，不值半個銅板。兩種價值底色的深刻差異，將宣傳色彩很重的蘇聯戰爭小說，同1966年「文革」前出版的所謂文學作品做個比較，就可一目瞭然。
1991年的易幟，有無可逆轉的內在動力。在今天的俄羅斯，我沒遇到一個人將其稱為自由解放，除了媒體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國混混兒。另外一群流氓惡棍上台，如此而已。「震盪療法」、掠奪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殘忍與偏執，與20世紀30年代集體化大饑荒並無實質區別。誰都確信掌握了絕對真理，振振有詞地強求他人為自己那套說辭付出幾代人的犧牲。
無可否認，蘇聯政權畏懼批評，非要把所有的異見分子關到集中營裡；還有柏林牆，由手持衝鋒鎗的士兵守著。何至如此？讓大夥兒來去自由，走走看看，翻翻黃色雜誌，政權就要垮？社會主義就要完蛋？無可避免的結論是：統治者不相信自己標榜的主張具有絲毫真實魅力。一打開門，大夥兒果真全跑了。
要控制一個社會，禁錮人的感情和思想，古老的大一統方式大家都熟悉，不用詳細討論。但有新的方法，無須廢黜百家，獨尊某種單一的思想。怎麼辦呢？將一切意識形態、時尚和大眾潮流碎片化、相對化、泡沫化，並根據廣告效率最優原則，將一切信息語言加諸大眾草根，雷人雷語式的脫口秀、咆哮體。這種經營模型，大體上仿照猶太國際傳媒或虛擬金融。如同今日聖彼得堡任何一個遊客購物中心，裡邊有文身刺青、女性自慰品、馬列舊書、蘇維埃革命徽章、格切·瓦拉頭像、仿造的藏傳佛教唐卡、政客醜聞小報、明星情變回憶、先鋒髮型介紹。昂首闊步進來觀賞的小城憤青，無須擔憂被誰剝奪自由。不論他抱有何種顏色的極端觀點，從統計概率上看，一個小憤青未來發展的總趨向，是變成購物場內與他人全然雷同面帶癡笑的一個正常消費者。在一片無邊無際的心靈和語言荒漠上，自由成了一個惡毒的笑話。
你很難期望孤單、脆弱的個人，能夠逾越一個如此無情的歷史進程。被吞噬是無從擺脫的沉默宿命。晚期資本主義「酷斃了」的社會，滋養不出如同帕斯捷爾納克或索爾仁尼琴一樣偉大、清醒的先知和語言修復者。如老年癡呆症患者一般，逐漸趨於偏執、健忘、口吃，身上發出腐臭，沉睡的靈魂隨著脂肪過厚的身軀一道，倒臥不起。不論是「交易家/對沖家」群體還是戰戰兢兢/高高興興擔任他們奴才的愚盲大眾，概不能免。因為喪失了語言和記憶的弱智化蟻民，不能夠擁有面向末世所必需的從容和內心尊嚴。
五
不止一次，在飛機上邂逅剛從北京返回美國的旅客或商人，談及觀感印象，我聽到如下回答：中國好有生氣!看起來，大夥兒活得頂快樂！長城真美！好多小汽車啊！確有一種向上的活力。
如此樂觀的正面評論，來自紅光滿面、興致勃勃的美國旅人，讓我張口結舌，黯然無語。沒有理由懷疑人家的真誠，但諸如此類的粉色語言，遠不能驅散聚集於我心中日漸慘淡的個人偏見。事實上，它的作用恰好相反。中國人活得快樂？先生，您可真有意思！如何獲得了這樣的印象？
必須承認，我的天性趨向於偏執悲觀。任何關於快樂和幸福的熱情宣佈，都會讓我想起一個婚姻瀕臨破裂的白領女人，做完瑜伽、桑拿，容光煥發，約了女友一道去逛名牌商店。
我沒有權利藐視美國遊客的判斷能力，正如沒有人可以批評我對聖彼得堡的感受。說不定他們是對的，我是錯的；儘管我懂一些漢語，而他們不懂。快樂或不快樂，總歸是很難講清的一件事。它涉及神態、氣味、天邊的雲、內心的底色。水喝下去，冷暖只有自己知道。
我的習慣性悲觀，並不局限於遠處的祖國。在美國住了25年，眼見這個夢幻國度從一種樣子，變成另一種樣子。到了2011年，不再有多少人繼續誤解從四面八方慢悠悠飄灑而來的黑色預兆。年復一年，漸漸密集：虛胖、遲緩的身軀，空洞、呆癡的眼神，綿延幾千米的巨型停車場，空曠、憋悶、乾涸、窒息。來自各地的遊客，歐洲、東亞、阿拉伯，對此都有所感。非常有趣的是，唯獨來自繁榮中國匆匆到訪的官員客人，對一般美國人清楚寫在臉上的情緒，似乎視而不見。他們忙著去奧特萊斯，買蔻馳包，眾口一詞地稱讚美國綠樹多、環境好、人素質高。
誤解總歸來自雙方，否則何談「中美互補」？一個社會的底色，與統治集團宣稱的意識形態，不是同一種概念。有時意識形態無可指責，但底色逐漸蒼白萎縮；有時恰好相反，意識形態僵硬甚至黑暗，但社會的深處，暗藏著明快、晶瑩和溫暖。
你可以在幾個月之內，通過幾本小冊子，初步熟悉一種意識形態；但是認識一個民族，則需要多年的浸淫。其中一個關鍵部分，是感受那個民族過去和現在的語言。難以釐清的糾結還在於，一種意識形態，有時會成為民族語言脊背上的轉基因駝峰。兩者同體共生，但是負重前行的母體因之而骨骼扭曲，失去了她固有的矯健，或神韻、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