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兒子，以及前妻，都先他而死——被毒殺、處決、流放失蹤，或精神失常而病歿。已近60歲的老先生，與和他生活了30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亞坎區，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舊思路敏捷，文筆犀利。在孤獨而漫長的深夜，他懷疑自己；一個支撐了他大半生的信念，慢慢開始動搖，他甚至考慮過自我了斷。
很多人來看望這位傳奇老人。即便淪落至此，他還是擁有無數崇拜者。當然也有人痛恨他，不遠萬里派來刺客，有一回竟然用機槍掃射臥室。
雖然歷史被數度篡改，但誰都不會忘記那張獨特的臉——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施泰因，生於烏克蘭一個猶太商人家庭。被逮捕流放後，他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拋下妻兒，從一個偏遠的流放地漏夜逃亡，假名字就一直沿用下來。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劃者、組織者，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列寧的摯友。在最瘋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他乘坐鐵甲列車穿梭於歐亞大平原，一邊讀法文小說，一邊指揮血腥廝殺……
柯亞坎區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蔭蔥蔥，院牆高深。僻靜的街上，偶爾見到一兩位方頭大耳、穿著大花短褲的美國遊客。他們旁若無人的談笑提醒了我：現在不是30年代，而是一個世紀的末尾。
60多年前，被開除蘇共黨籍和蘇聯國籍的托洛茨基，連續遭到幾個歐洲國家入境拒絕，卻意外獲得墨西哥接納。邀請者包括墨西哥總統，還有著名藝術家、弗裡達的丈夫迭戈·裡維拉。那時，墨西哥仍停留在今天我們無法辨認的時代。藝術家地位之尊貴，超越老闆大亨甚至國王總統。裡維拉最新的構想，是由全球藝術家組成共產主義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裡，正好做公關策劃和形象顧問。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續了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婦收拾起不多的家當，搬到距離迭戈和弗裡達家4個街區的另一棟小房子裡。據說有過一些無端的政治分歧。更嚴重的問題是，在疲憊傷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28歲的弗裡達之間，出現了某些不便張揚的微妙感情。
這裡是他夫妻倆最後的家。機槍掃射事件之後，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鐵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狀的大碉堡。窄小的園子內，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擺著鮮花。墓碑上邊，一面紅旗在風中飄動。
墓中長眠的老革命者，最後死於一把猝不及防的冰鎬。從照片上看，老人頭上裹著紗布，被一群醫生、警察圍在中間，手執一卷報紙，怒斥由斯大林同志派來的不速之客。彌留三天之後，撒手而去。
托洛茨基故居的臥室和書房狹長，展品只寥寥幾件。我仔細辨識蓋了郵戳的明信片上優美細膩的鋼筆字跡，認出「親愛的」、「全世界勞動者」等俄文。還有一排照片，兩位老人，頭髮花白，坐在野外，攥著一束熱帶花草，旁邊蹲著他們心愛的小兔子。
二
托洛茨基是相當精確的預言家，特別是在他永遠喪失家園和祖國之後。
他曾經估算出希特勒進攻波蘭的大致時間段，誤差只有幾個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他又預言希特勒大約將於1941年下半年突襲蘇聯。他亦最早提出「歐洲合眾國」的構想，主張超越國界，組建一個聯邦式的整體。唯一沒有兌現的，是他為之奮鬥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勞工階級大革命。
托洛茨基恃才傲物，為人自負狂妄。鐵心支持他的人多數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氣重。短短幾年，以他在蘇共黨內的雄厚資歷，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他和列寧共同塑造了一個新的體制。在那個體制的頂峰，只容得下一個人，其餘的或者匍匐，或者被消滅。這恐怕是托洛茨基未能預見到的。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時，似乎並非決意置他於死地。以後恨他到偏執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應該與兩人的個性有關。托洛茨基見過世面，通曉歐美，文筆優美而且有力，攻人短處時毫不留情。要他從此退隱江湖不問政治，實在強其所難。斯大林亦是曠世雄才，自尊極強，然而個性綿密內斂，若論口才和文化視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遜色。據內幕人士說，到了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寫一篇文章，編輯部墨跡未乾，抄件早經特工渠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書桌。然後，工作人員便隔門聽到陣陣咆哮，伴隨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聲音。
1937年，大清洗，罪名多多少少圍繞著「托匪」、「托派間諜」這麼幾個標籤。當初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圍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上百萬的普通百姓、軍人、藝術家，背著莫名的罪過服刑或受死。沒有遺言，沒有墓碑，了無痕跡。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並非沒有原則性的分歧。其一是階級專政：既然是無產階級革命，則應該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實行整個階級的專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來的政委們專政，革命豈非白折騰一場。其二是連續革命：蘇聯人應當誘發最先進的西方國家一道革命，實行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關上大門自己鬧軍事共產，終歸沒有前途。
聽說托洛茨基要撰寫一部名為《斯大林》的長篇專著，克里姆林宮便下達了格殺令。
三
我到歐洲漂游數年，有一回，我驚異地發現，精心擬定的行程，竟然與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線大體重合。比照傳記中發黃的地圖，我逐站核實，唏噓良久。
可以核對的事實是，不論是在維也納還是在柏林、日內瓦，托洛茨基獲得了當地社會民主黨的慷慨資助。第二國際的互助機制，那時尚未瓦解。馬克思於1883年去世，恩格斯於1895年去世，他們留下這座大廟，在歐洲剩下兩位掌門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國政府驅趕至瑞士，後來去英國與老病的恩格斯為伴，樂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馬克思的故鄉，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大。西歐大陸連續幾十年未發生戰爭，經濟繁榮，各國的工資水準持續上升，包括最底層的工人。德國實行過一段新權威主義，後來俾斯麥退休，選舉逐漸放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幾上升到三十幾。在100年前，社會民主黨在西歐和中歐，經過馬克思之後幾十年的緩慢博弈，正在進入主流社會。
在維也納的那段日子裡，托洛茨基認識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觀念理想都與他極其相似的波蘭猶太女子，名叫羅莎·盧森堡。她比托洛茨基年長8歲，一樣地心高氣傲、聰敏絕頂——德國社會民主黨裡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與羅莎關係奇特，既互不相讓又惺惺相惜。羅莎遇害後，托洛茨基曾寄予深情的贊詞。也許正因為他們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歷史才將他們的姓名和思想緊緊拴在一起。兩人最後遇難的方式，也神奇地類似——頭顱骨被敲碎——懲罰那顆不安分的腦袋。
四
那一連串小國家，各有引人肅然起敬之處，亦各有必須防範之處。搭上火車，三四個小時就能穿越一條新的國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歷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國家的人民，為何不愛互訪，特別是老年人。也許是幾十年的積怨、血腥的記憶，或者乾脆就是沒頭沒腦的勢利和輕蔑。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在過去100年裡，他們各自的邊界，不是堅固的城牆，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滾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100年前，作為獨立國家，其中的大多數並不存在。
我慢慢還發現有些不便隨意觸碰的話題，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遠的、隱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開始冒出污黃色的氣泡。不是完全針對解體了的蘇聯，或是消散了的紅色意識形態，更多更主要的，是針對托洛茨基和羅莎共同的種族。
不止一個人悄悄地告訴我，歐洲20世紀的戰爭與革命，千萬人無辜死亡的大災難，總歸與「他們」有關。不論是金融大亨，還是赤色激進分子，「他們」總是要破壞和瓦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因為「他們」最習慣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於另一個國家。
我不太相信這些話。無論如何，托洛茨基、羅莎和考茨基不可能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於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投票支持戰爭，法國、英國的左派黨或工人黨也做了相似的決定。這意味著，各國的工人大眾總體而言支持祖國和政府。這也意味著，歐洲工人階級為了老闆和將軍們，開始了自相殘殺。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這一天已經破滅和死亡。
羅莎生於1871年，與巴黎公社那個短命的組織同年，與那首響徹全球的《國際歌》同年。她追隨列寧和托洛茨基，宣佈與社會民主黨決裂，成立了另一個黨，取名「英特納雄奈爾」，這個詞的意思是：無產者的國際主義。
這是羅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線。法西斯主義者對所謂「猶太國際陰謀」的解釋失之膚淺。不能否認，作為個人，他們真誠而無私。在無意識中，他們背負著那個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靈和悲劇命運，雖然他們自己不能承認。
後來德國戰敗，亦爆發革命，但情況完全沒有朝著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羅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她不樂觀，但是，為了不背棄同志和同伴，她賠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20年。
在柏林梯爾公園西南角，羅莎的屍體被士兵拋入運河。在她的紀念雕塑旁，有人手抄了她最後一篇文章的結尾。這個女人的口才和雄辯，不遜於托洛茨基：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明天，槍炮聲再度響起；你們將嚇得面無人色。一聲嘹亮的號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來臨：這是我，過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