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4年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當時，我正從布拉格遷到柏林。我以為，遷到一個新的國家、新的城市，能夠忘卻人屆中年癱瘓飄忽的內心困境。
我德語差，也不喜歡去博物館，或是跟著大隊遊客去朝拜文化名勝。住下來之後，坐地鐵或步行去探索這座一度分割為二的傳奇城市，便是主要的功課。牆早已拆除。精力格外充沛的獵奇者，用一兩天時間，成功地追蹤整堵牆的路線或遺跡。我提不起那精神，更有興趣的是揣摩這個城市現在時態的生活。
這裡位於柏林牆遺址附近，是「冷戰」時期東、西方的交界處，雖然東、西劃分更多是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然而這一歷史形成的邊界感，至今依稀可見。動物園附近至今立有蘇軍戰爭紀念碑；很多東、西柏林的景觀差異仍被人為保留，包括不同的紅綠燈系統。身處這一昔日的前哨地帶，你會更加強烈地感到與東邊那個廣大世界命運上的聯繫。
我從動物園車站出發，乘S線穿過公園和弗裡德裡希大道，再往東走。對我而言，這便是百走不厭的文明時空探險。一過亞歷山大廣場，上來一部分乘客，下去一部分乘客。全車廂人的著裝風格、神態，還有各種微妙情緒的流露，便有了不可忽視的落差，其明顯程度，超過20世紀80年代從北京海澱區搭乘大巴進入宣武區。
這人群氛圍的強烈變化，還包含著某種難以言說的婉轉，不似從香港新界向北穿越羅湖那樣改天換地。然而，S線車短短10分鐘後駛入華沙大街站台時，完全像進入了一個新的國家，連年輕姑娘閃眼偷看陌生男人的眼神，也同西邊有明顯的不同：多了些鮮活、直率與好奇，少了點西邊時尚小妞或白領麗人通常套在臉上的彬彬有禮、淡漠而得體的距離感和厭倦感。那時，我還沒看過電影《再見列寧》，也不認識「Ostalgie」（東部懷舊症）這個新詞。
有朋友告訴我，柏林各街區的居民，不愛相互串聯。東區的原住民，有自己愛去的酒吧、飯館、商店。休閒時，他們大抵不朝西邊走，哪怕只隔一個或半個地鐵站，彷彿對方並不存在。價格的差異似乎也並不是主要的原因。申豪瑟小道和普林茨勞威爾堡是兩個本來屬於東區的地域，1989年後，被來自西歐北美各國的逐酷老青年或少青年以及售酷商人大面積佔據。其基本氛圍和文化生態，大致類似於20年前的紐約東村。或者，在更廣泛、更扭曲的意義上，也與北京商業化前後的畫家村有若干可類比處。撇開《明鏡》週刊或政府發言人熱情洋溢的言論，普通人大多冷漠平和地奔忙於各自的生活，並嚴格保持著無形和有形的距離。15年前，圍牆倒塌，千百萬人流淚擁抱狂歡，像是已經遙遠得讓人無從追憶。
二
每天清晨，固定不變，我去動物園車站免費瀏覽當日的英文報刊，花一個半歐元吃一根又紅又粗的德國香腸配芥末。上癮之後，發現其鮮美敦實超過美國或中國類似產品不下百倍。我每天在動物園車站來往進出，各國女學生，自然成了時不時老起臉皮上前搭訕邂逅的理想人選。
過了些天，我發現東、西區之間居然有個老圖書館。建築風格呆板醜陋，卻因原始老舊而更覺得可愛。20世紀40年代末，佔領柏林的美軍將它作為禮物贈送給被炸得體無完膚的柏林市。每天開門時，總有一大群人蜂擁而入，有嘰嘰喳喳的土耳其妞，不敢判斷究竟來自哪裡的俄語妞，較為嚴肅的德語妞，似乎並無固定職業的電腦狂、讀書狂，形跡誠懇或可疑的非洲黑人，還有顯然在德國本土生長的老光棍、老瘋子、老讀報癖，不一而足。大夥兒一排排坐在擺滿書籍的明亮的大屋子裡虛耗生命。這後現代西歐社會福利主義末期靜謐和諧、衰頹墮落、無所作為的幽默場景，無法不讓我樂不思蜀。
冬天已到，每天不到下午3點半，天色便略略發灰。圖書館窗外U線城鐵下方的小河裡漂著干樹枝，還有木呆的水鴨子。水色透亮而近乎深黑，在緩緩流淌的沉鬱和蒼涼裡，夾雜著凝重的溫暖。
聽不太明白德語電視節目，我只好看英國廣播公司和CNN的國際新聞：死了幾十萬人的印度洋大海嘯，基輔獨立廣場上舉著橙色彩旗的抗議人群。寒夜，姑娘和小伙子們在帳篷裡擠作一堆，高聲叫喊「尤先科！尤先科！」。這位一度被他們熱愛的民主領袖，據說遭到俄羅斯秘密部門下毒陷害，滿臉長出令人不寒而慄的麻子。如今看來已經痊癒，不過外交內政乏善可陳。「橙色革命」5年之後，尤先科加入新一輪總統大選，得票率不及6%。而當時硬被轟下台的專制保守分子亞努科維奇則捲土重來，得票率遙遙領先。
三
2004年歲末，我終於在柏林夏洛特堡找到一個不錯的小公寓。它的位置不在我時時流連的東區，而是在西區的正中央，離動物園車站只需步行15分鐘。據說在東、西柏林分割的時代，這裡是很時尚很熱鬧的區域。現在，一走出繁雜的商業街，仍然有僻靜的林蔭道、老房子，若干個小畫廊和昂貴的古舊傢俱店。最近，聽說有人已經將那個區私下改名為「夏洛特格勒」，與昔日的列寧格勒或斯大林格勒交相輝映。
在歐洲，這幾年到處能碰見說俄語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打工大嬸。來自烏克蘭的似乎佔絕大多數，而夏洛特堡也逐漸變為俄語者的天下。理發、找房子時，意外用上我那半通不通的俄語，有一種難以表述的熟悉甚至親切。也許，這裡邊包含著某些模糊的、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內心認同感。
電視上烏克蘭新總統尤先科，每天都發表慷慨激昂的新論點，大概的意思是，烏克蘭將加入歐盟，擁抱西方文明。他還下令成立了一個新的部級單位，名曰「融入歐洲部」，雇了幾百號人，全權負責統籌烏克蘭與歐洲融合接軌的各項事宜。這份殷切和急迫，比起百多年前日本人所講的「脫亞入歐」，大約有過之而無不及。
仔細想來，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源頭，乃是第聶伯河邊的基輔，遂有「基輔羅斯」之稱。這片土地、這種人群一旦從心理、文化、情感和政治體制上徹底轉向，那廣袤寬闊的俄羅斯母親，便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種轉變和這份渴望，在它迅速成為明日黃花之前，有其不可忽略且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緣文明重要性。
在歷史上，烏克蘭獨立建國的時間不長。它的一部分曾經屬於波蘭。列寧和托洛茨基在新政權立足未穩之際，違心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又把一大塊土地劃給了德國。說到底，尤先科總統要框定和澄清的，是這個新的烏克蘭國家究竟姓什麼叫什麼。
1989年之後的東歐，民主投票、市場經濟、私有化、美式開放媒體、大眾文化的普世真理魔方，有著不可撼動的堅固信仰。流行的觀念是：哪怕再糟糕、再落後的社會群體，但凡服用過一兩貼上述大補藥方，就鐵定可在短期內峰迴路轉、鳥語花香。也有例外，比如前南斯拉夫，即便服用了十全大補藥，因為拎不清楚姓什麼叫什麼，終究未能逃脫血濺五百里的慘烈殺戮。
在2004年，我已經比較熟悉俄羅斯，卻從未去過烏克蘭。我未曾親身體驗過夾帶古代哥薩克遺風的豪放、自私與放蕩，更不能體會，種族混雜的烏克蘭人，連續好幾代生活在過分粗獷荒蕪的俄羅斯天空陰影下，開拓一小片心靈和精神的空間，是他們多麼樸實的渴望。
四
德國東邊的人，不存在姓什麼叫什麼的問題。他們講德語，血管裡流淌著純粹的日耳曼血液。但是，他們曾經擁有的自己喜愛的球星、流行歌曲、廣告招貼、粗魯笑話，一夜之間被一掃而光。德國東部瀰漫的懷舊情緒，疑似時下中國一些下崗老工人懷念改革前的時光。生活在自己的國家裡，而完全失去自己一度習慣並賴以生存的話語、群體、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氛圍，在自己的國家變成了外國人。在歐洲，有相當多的人，對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國籍歸屬感到困惑，處於永久的漂流狀態。
我是黃種漢族人，生長在中國，德國不是我的國家。對我來說，牆，還有對自由的渴望，都不是陌生的詞語。精神和生命的癱瘓，始於20世紀90年代。於是，我去了美國，然後便失卻了對美國的信仰。我無法指明究竟是誰、哪個機構或組織剝奪了美國和我的自由。似乎用任何傳統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框架，都難以解釋這新穎而且史無前例的體驗。無論如何，2001年夏天，我終於溜出美國，竄到歐洲。這對我而言，無異於第二次解放。在柏林，歐洲的心臟地帶，兩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東、西方分割後又重新聚合的裂口，我呼吸到溫情、記憶、幻滅、冷嘲、滄桑，還有超越意識形態混濁洪流的某種更悠遠而深邃的脈動，它安撫了我無依無靠卻貪婪依舊的流浪靈魂。
五
在柏林，斷斷續續，我一直待到2008年秋天，經歷了個人生活中一些永難忘懷的變故。離開柏林前的那年夏天，我意外看到一大群平素沉默寡言、鮮與他族人交往的中國人聚成一堆，青筋弩張，橫眉怒目；揮著小紅旗，嗷嗷吼叫，還不時對旁觀路人做拳打腳踢狀。那段時間，我沉湎於失去所愛的錐心創痛中。
之所以預感到將要降臨一場巨型金融風暴，是因為我已逃離美國，這意味著我以美元計算的收入將日漸減少。我在柏林也將要從一個優遊浪漫的旅行者，變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窮光蛋了。我知道在柏林我似乎是待不下去了。
毫無疑問，一個過度自我放縱的時代行將結束。美國的倒塌和「橙色革命」的無疾而終，皆在意料之中。試圖分析這段破滅過程的理論建構，恐怕將趕不上倒塌過程自身山崩海嘯之力度和速度。而新時代的牛人牛語，會屬於那群口齒不清、眉毛眼睛都沒太長開的中國青少年？這未免有點不知哪兒跟哪兒。
美國有一個龐大的傳媒和品牌產業，它將每代青年人叛逆的姿態高效率地消化為酷潮流。酷還是不酷，跟姓什麼叫什麼有相同的含義。若是兩三代年輕人被動地接受一個虛偽、滑稽而且猥瑣的集體身份，他們一定不高興。因為他們年輕，希望自己酷和性感，並被人尊重。我知道我已不是年輕人。
在同代人中，我有幾位很好的朋友。大家似乎分散在拋物線的某一個點上，都被甩了出去。從此四散各方，再也尋不到共同追憶並澄清各自真實姓名與身份的氛圍和場合。雖然終歸沒有學好德語，但我從歷經劫難、死後重生的德意志民族那裡，找到了遙遠然而實在的內心共鳴。見識了過度的執著、敗亡和廢墟，卻未曾忘卻自己古老的詩歌和語言。民族和文化的身份，不外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