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與故土一拍兩散 > 精英階層的癱瘓    >

精英階層的癱瘓   

這些天該是最開心的日子,曉晶終於到了紐約。可是,大衛為什麼如此疲乏、消沉、百無聊賴?內心似乎有些微妙的變化,卻缺乏勇氣去面對或想明白。他生怕有所流露被曉晶發現,不論睡得多晚,總會和她做愛。如同一匹氣喘吁吁的老馬,跋山涉水,背負沉重的負擔,盡力找回不久前尚且熾熱的激情。38歲的男人,總不至於如此疲軟。

從下飛機開始,曉晶就表現出從未有過的亢奮。馬不停蹄地掃蕩各種商店,漫無邊際地觀看其實索然無味的畫廊、時裝展,然後是奮勇地衝向每一個被邀請的酒會,興致勃勃,眉飛色舞,招呼四周忸怩作態的牛頭馬面。過去沒發現,文靜而且好學的曉晶,同時還具有燦爛的社交潛質。作為幸福的新婚丈夫,大衛·施特勞斯只能忠實地陪伴左右,鞠躬盡瘁,毫無怨言。

三個月前,他倆在北京結婚。這是大衛的第一段婚姻,曉晶比他年輕10歲,認識時間不到一年。兩人最初的話題,也不全圍繞著大衛關於美中經濟問題的講演。比如說,對於日本漫畫小人書,曉晶和他同樣摯愛。發現此項共同愛好,大衛激動得夜不能寐。他拿出久違的鉛筆,為曉晶畫了許多頭像、全身像,後來也畫了裸體像。也許,兩人的愛情,就從此處開始。

說實話,在北京時,曉晶一樣拖他看各種展覽、見各式各樣的人,那些經歷並不總讓大衛感到自在。然而,一套全然不同的情感尊卑排列,給了他另一個心理時空。簡而言之,大夥兒都簇擁著他,小心翼翼地猜測並迎合他的感受;不論是評論匯率或貿易赤字,還是較為客氣地誇獎北京的當代藝術,周圍的中國人似乎總能從他不經意的隻言片語中,演繹出他或許並不具有的深奧智慧。居高臨下使人寬容而且有耐心,逐漸培養出尊者提攜弱者的佔有式快感。

回紐約後,大衛又回到了從前:漸入中年,身材低矮,胸脯結實,頭頂稀疏,一半猶太血統,經濟學博士,供職於國際咨詢公司。唯一變了的,是那個難以捉摸的心理時空。很顯然,在曼哈頓,他算不上一個重要角色,沒有人在意他的觀點和意見。

相識一段時間以後,大衛羞答答地對曉晶承認,他年輕時的夢想,是當一名漫畫書作家,經濟學只是他謀生的手段。大學本科他學日本文學,畢業後去日本和韓國教英語,後來年齡漸大,生計無著,才貸款拿了經濟學博士。

關於自己的青少年時代,大衛談得不多,曉晶只知道一些模糊的不帶情感色彩的日期和事件:大衛很小的時候,父母離異,父親失蹤,幾十年沒有任何聯繫,也不知是死是活,當然談不上父子感情。至於相依為命的母親,大衛說,長久的寂寞生活使她的個性偏執,難以相處。可是曉晶看得出來,大衛對母親仍然有某種奇特的依戀,有事沒事總要打電話傾談。舉辦婚禮的時候,老太太專程從弗吉尼亞州趕到北京。在曉晶的眼裡,那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基督徒,為何大衛說她不好相處呢?

大衛忍受過漫長的孤單,但他不缺乏經驗。對同文同種的白種女孩,他早已喪失興趣。他追過亞裔姑娘,有過值得誇耀的短暫成功。一個白皮膚男人,哪怕在各方面都不甚出色,對於大多數的東亞女孩而言,仍然擁有非比尋常的優勢。不論在上海、東京、首爾,還是舊金山和紐約,這是屢試不爽的經驗、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私生活中,大衛有羞於告人的古怪嗜好。他謹慎地向曉晶做過有限的坦白。在兩人感情最濃烈的日子裡,曉晶試圖盡力地去迎合他、滿足他。後來,曉晶終於偷看了大衛的個人檔案,除了幾千張使她頭皮發麻的日本「TEKOKI」圖片,還有幾百頁「收縮經濟學筆記」,裡面有幾段話,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國來的外省姑娘們想像曼哈頓,紐約哥大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們想像黃種女孩的身體。兩者之間,構成完美的需求和供給。在我的母校裡,將近1/3的白種男同學找了亞裔姑娘做女友。這個現象,與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同步發生,但與前者之間並無直接關聯。

這次回來,我對紐約的整體印象尤為惡劣。那群酷人、媒體人、藝術人,一二十年了,還是那副千篇一律的裝扮和嘴臉,故作高深的玄妙詞語,越來越不堪入目的所謂藝術品。若沒有一群突然湧來的北京騙子流氓給他們撐檯面,這整個行當恐怕早該破產。

對我而言,紐約的酷文化早已折斷了它的最後一條邊際效用曲線,而現在卻來了無數像曉晶這樣的熱情朝拜者,她們填補了被我放棄的市場份額。也就是說,國際化的過程,極大地延長甚至徹底扭曲了時尚符號邊際效用遞減律的正常破裂週期。

還有這麼一段:

來紐約後,曉晶達到性高潮的頻率增加了大約45%。音調相同,外形相同,但內涵發生了難以捉摸的嬗變。似乎,她的額外高潮感受與蘇豪區的專賣店、高屋頂、中央公園的湖和樹葉,還有我老闆施朗勃熱的金色寸頭有更多的聯繫。簡而言之,她正在接近她自己幻想裡的曼哈頓上流社會。她的精神和肉體都愛上了這個幻想,而矮個子經濟學家大衛·施特勞斯現在僅僅是她的道具——說得不客氣一點,她手淫的道具。經濟規律決定了大多數消費者必須手淫,因為他們永遠不可能貼近或擁抱他們渴望的那個溫暖人體。

但幻想必須繼續,這是世界經濟女神的鋼鐵命令。任何時候都不能承認審美疲勞。一切素食寡慾者都是社會和家庭穩定的破壞分子,必須遭受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消費萬歲!

假期還未結束,老闆發出召喚。大衛如釋重負,每天拎著厚厚的公文包步行去公園大道上班。來了重要的項目,必須趕出評估報告、可行性報告。有時干到晚上十一二點,週末也須加班。但他臉色紅潤,心情愉快。出於無言的默契,和曉晶的性生活密度有了相應的削減。

在曼哈頓,大衛有幾位單身男性朋友,他們多數有過婚姻經驗。曉晶與他團聚之後,在若干個迷惘失落的關鍵時刻,大衛虛心地打電話向朋友們求教。朋友們說,婚姻生活基本如此,理想化的描繪通通是鬼話。對於夫妻各自真面目大暴露之後的調整之道,朋友們貢獻兩條忠告:一是,趕快生孩子;二是,假如一時不願意掛上那條鎖鏈,那就用工作填滿各自的時間。萬不能像談戀愛時一樣,每天沒事在一起死泡。

大衛試探性地和曉晶討論過要孩子的問題,沒獲得熱烈的相應。曉晶開始申請研究院。另外,大衛的老闆給她介紹了一家品牌代理公司,先學著做公關助手。

大衛就職的公司從事管理咨詢,規模不大,但在為數不多的高端客戶中享有盛名。老闆施朗勃熱是瑞士和英國的混血。他身材精悍,目光犀利,50多歲了,看起來卻比大衛還要年輕。還有一位北京來的張總,沒有明確頭銜,最近也常到公司裡來。他的個子也矮,圓臉禿頭,目光憨厚但略顯冷漠。過了好久,大衛終於弄明白,張總甜膩膩地用小名稱呼的那些朋友或生意夥伴,儘是些身家億萬的中國超大國企的經理或老總。

這兩位大頭兒經常不在,剩下五六位專家、博士秘書,十幾間裝飾豪華的辦公室,倒有八九間總空著。考慮到公園大道寫字樓每英尺的租金,這事兒也有些讓人摸不著頭腦。大衛當然從來不問。

他們所做的評估,在涉及金額巨大的企業併購或管理層認購股權之類的項目中,起著關鍵的作用。目前正有一筆準備與一家北京公司合併的大生意。這位張總的出現,基本與之有關。因為這項安排,公司將吸引一批中國頂級國有企業成為新客戶。

後來發生的事情,當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連續幾個星期,紐約的金融圈都在議論大衛,將有關他的各種虛構或剪接的故事傳得沸沸揚揚。也不知大衛是否真的曾經不滿於自己在紐約的默默無聞,這下他反正算是徹底打響了知名度。

我從曉晶的女朋友們和大衛的男朋友們那裡,收集到零散的、破碎不全的信息,勾勒出一條斷斷續續的輪廓和線索,也許可以說明一個中年男人的快速心理轉變。

他們之間發生過兩次嚴重的爭吵。第一次是曉晶偷了他的密碼,進入他的個人檔案。於是有了「TEKOKI」圖片在家庭內部的曝光事件。這件事本來是曉晶理虧,無論如何不該踐踏別人的隱私,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但中國來的姑娘不吃這一套歪理,而那段時間大衛趕報告不很順利,也不肯安撫一下失去安全感的妻子,反倒背上牙刷、毛巾和睡袋,乾脆搬去了辦公室。這事兒後來也就過去了,總不能因為丈夫秘密收藏黃色圖片而離婚吧。

第二次爭吵發生在大衛和他母親之間。嚴格地說,那不是一次爭吵,而是對於大衛至關重要的一個發現。圖片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大衛給母親打電話傾訴煩惱,說著說著就吵了起來。這一切自然是家常便飯,大衛與母親的對話有一半以吵架結束。這次的起因是大衛的婚姻危機,老媽說大衛從來就不像個男人。一聽這話,大衛自然火冒三丈,把積蓄了多年針對母親的怨恨通通傾倒出來。老人家一急,口不擇言,脫口洩出一項爆炸信息。

那天晚上,大衛對曉晶說,你跟我走吧,現在就走。我需要你在我身邊,真的需要。曉晶說,去哪兒啊?怎麼回事?大衛說,到弗吉尼亞,我媽那兒。曉晶說,到底怎麼了?你媽怎麼了?病了?大衛重重地說,她騙了我,騙了我30年。我們去找她,當面說清楚。請你和我一起,請你留在我身邊。

然後,大衛閉上眼,把頭靠在曉晶的肩上,輕聲說道:「我爸,他還活著。」

半夜12點,他們租來林肯車,穿越隧道,駛入荒蕪黑暗的新澤西。

深秋傍晚,遍地枯葉。大衛和曉晶攙著老母親,一道在山坡上散步。殘留的陽光,穿過斑駁樹影,刺痛曉晶的眼睛。這輩子,她未曾見過這麼燦爛、搖曳的色彩,這麼幽藍、乾淨的天。

老太太安然無恙,心臟運轉正常,只是嘴唇顫抖,面容蒼白。這位在弗吉尼亞山區小鎮上獨居的美國老太太,一頭白髮,被風吹亂,但她倔強地挺直肩背。在孱弱的老母親面前,大衛盡力控制著自己的煩躁。曉晶未曾聽說過什麼「茶黨」,也無法理解丈夫何以對此憤憤不平,冷嘲熱諷。無論如何,這是他老邁的母親,為何不能表示出起碼的尊敬?曉晶忽然覺得,自己的丈夫變得像一個受委屈的大男孩。

曉晶想起她自己遠在中國的父母。她和大衛一樣,基本上由母親帶大。小時候,曉晶和父母有過無數次衝突,但在此刻,她心裡溢出無盡的想念與負疚,讓她鼻子發酸。她在心裡對父母說:「女兒接你們來美國好嗎?讓你們看美國的樹有多綠、天有多藍,讓你們在葉子黃的時候到山坡上散步,以後不再吵架、不再分開。」

回家以後,曉晶看到手機上有一條短信,發信人是大衛公司裡的張總。大意是說有重要客人從北京來,有事要談,需要翻譯。張總認為自己英語不夠好,臨時僱人也信不過,請曉晶過去幫忙。

那天晚上,大衛給曉晶看了幾張發黃的照片。立在正中央穿軍服的年輕男人,就是他失蹤30多年的父親。在曉晶眼裡,照片上這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同身材臃腫的大衛·施特勞斯,沒有太多共同點。說到這個話題,曉晶和大衛又有小小的爭吵。在曉晶看來,不該過分責怪他的母親。何況,過了這麼多年,再去尋找那位老人,又有多大意義呢?即使他活著,或者還能想起有過這麼一個兒子。

看到大衛臉色難看,曉晶轉換話題,一起觀賞日本漫畫。後來他們脫掉衣服,把五顏六色的漫畫書攤在臉和身子上。她聽見大衛狂熱的歎息,未完成的童年夢想和未解開的中年悲哀,纏繞糾結,過早地噴發,無奈地散去。

張總請來的客人有七八位。一看名片,曉晶便意識到他們在中國是何等人物。

每天旋風一般的會面、採購、遊覽,累得她嗓門冒煙,但也有難以言表的愜意。她彷彿退回到了一個與大衛全無關係的集體共振空間。這批董事長、總經理們,在國內時可望而不可即,現在不論出行還是交談,都依賴她的幫助。無論是在招待會酒宴上,還是在第五大道的商店裡,他們身著大品牌,有時也說出幾句英語;但這批爺們兒的姿態和做派,還是頗像山溝裡來的一群縣官。然而,他們複雜、睿智、多面、細膩,具備一般美國人無法想像的揣摩和應變能力。

曉晶熟悉曼哈頓女人的話題:75%是男人,25%是購物。她們大多三四十歲,單身,對已婚年輕女人有酸溜溜的妒意。在各種聚會上,一聽到某位(單身男士)在做對沖基金,或者搞併購,或者開畫廊,或者交易金融衍生品,便個個眼睛發直。可是,當曉晶引著一小隊中國老總們出現在某個酒會,那些裝扮典雅的女士們把臉頰朝這個方向一歪,立時浮現出矜持客氣但無限疏遠的淺笑。有時曉晶發現,自己也在用白種女人的眼光,挑剔老總們樸實的舉止。可到了下一分鐘,她又滿心打抱不平:臭婆娘,假模假式,拿什麼架子?曉不曉得,站在你們面前的矮個子、英語說得不好的東方男人,他的身家上億甚至上十億?

還有北京來的一位什麼部的半老婆娘,對曉晶展示不加掩飾的敵意。在老總們面前,她千姿百態,有時還嬌滴滴地來一聲「同志們吶!」,但老總們不買那個女同志的賬。他們有事沒事總圍著曉晶問這問那,有一位還拖著曉晶,花一整個下午,挑了三輛敞篷寶馬:一輛留給即將來耶魯上學的女兒,兩輛送給老哥們兒。

曉晶覺得有強大的力量把她朝不同的方向撕扯,撕成互不相干的好幾大塊。那些老總們固然態度和藹,但總讓曉晶感到自己渺小、屈辱。有時她非常想念大衛,還有弗吉尼亞州乾淨的山和樹。她問大衛何時返回紐約,大衛說,為了那個難產的評估報告,必須在安靜的地方多住幾天。還有一次,參加漫長的談判,一些概念和詞彙,什麼「股權分割」、「咨詢費落賬」,曉晶不懂,也不知翻譯得準不準,於是偷偷去洗手間打電話問大衛。大衛聽了半天,突然氣呼呼地說:「你們這群紅色豬八戒,這是洗錢!」曉晶聽了有些怕,但是莫名其妙地怒火上衝。她反駁說:「紅色豬八戒怎麼了?比你一個白色豬八戒能幹!人家有錢!」

一年後,大衛·施特勞斯的《收縮經濟學》由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推出。大衛在書的前言裡提到,關鍵部分的文字,完成於弗吉尼亞州西部的一家小旅店。最後一章的標題,是「美元徹底崩潰的前提條件均已具備」。

信奉收縮理論的粉絲們還在等待這項預言成為現實,而越來越密集的信號和跡像似乎顯示,他們不會失望。基本的推論囊括三個概念:槓桿債務峰值,原油開採峰值,符號激情峰值。美元變為廢紙未必影響紐約作為金融中心的位置,但美國中部和內陸的全方位經濟雪崩將無可避免;伴隨而來的,將是美國治理方式的本質改變。

在各類債券收益曲線之外,又加了一條施特勞斯曲線。這是激情指數和槓桿套利的平面比。激情指數泛指一個國家的虛擬符號資源。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施特勞斯曲線呈J形上升,也就是說,每一單位的虛擬符號單位,轉變為10倍、20倍的槓桿潛力。

施特勞斯曲線又被稱為酷源曲線。大衛對酷源經濟的感受,來自他苦惱且寂寞的少年時代,以及對日本漫畫的狂熱喜愛。他的論述從日本轉到中國。過去20年的經濟史顯示,不論中國政府和商界多麼努力,這個國家的酷源綜合指數始終流連於零以下。

一個國家的酷源綜指被全面高估,而另一個國家的酷源綜指始終處於負數;兩者之間,形成奇妙的互利互補——這即是美國和中國,更準確一點說,是兩國各自特定群體之間的互利互補。而這種美好的關係在J形曲線達到頂點的那一刻,將戛然終止。

除卻晦澀的理論,大衛還寫了更為平易近人的段落。比如,他嚴重質疑美國民主體制的現實性:「什麼量化寬鬆、負利率、捆綁抵押貸款,誰弄得懂?既然你弄不懂,也不可能弄懂,那你怎麼投票?投給誰?大眾真的擁有選擇權嗎?2001年和2004年,兩次把票投給小布什;2010年,把票投給茶黨。一而再,再而三,中部的美國大眾,把票投給二百五,還有躲在二百五後面的金融炒家、投資銀行。他們投票換來一條鋼筋繩索,套在自己和家人的脖子上。這是對酷源曲線的叛逆,對激情指數的顛覆。」

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曉晶已經不知道大衛的去向。他不再是曉晶的丈夫。

訪問團在紐約的最後一晚,舉辦隆重晚宴。地點是施朗勃熱在中央公園西大道上的頂層豪宅。飯桌擺在客廳外的陽台上。在鑲著大理石的洗手間裡,曉晶猜到施朗勃熱是單身男人。

幾輪敬酒完畢,開始唱歌消遣。來自中國的一位文質彬彬的朋友,用日文唱《星星》,另一桌的老總們吼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美方投資人、張總、哥大教授和前共和黨議員,還有位黑髮或金髮的女孩被晾在一邊。後來,中國客人起哄,要求美國朋友獻歌。

78歲、身高將近兩米的前共和黨議員磨磨蹭蹭地站起來。曉晶以為他要唱《星條旗永不落》,誰知他竟用破碎不全的音調哼了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歌;然後又發表一段長長的講話,大概意思是「共同領導世界」,還有雙贏的資金和資源配置等等。

曉晶多乾了幾杯紅酒,臉孔發燙,頭昏腦漲。她忽然意識到,結實而敏捷的施朗勃熱快步走來,在她身邊的一張空椅子裡坐下,兩隻藍眼珠裡迸出鋼鐵一般的光芒,直接指向她赤裸的肩膀和脖子。曉晶和他見過幾次,但頭一回感覺那種明確無誤的男人看女人的目光。施朗勃熱說:「美麗的、舉世無雙的女翻譯,這星期你辛苦了。沒有你的幫助,我們的生意怎能談成呢?留給我們一首歌吧,讓大家永遠記著你悅耳動聽的美妙聲音。」曉晶給了他一個燦爛的笑容,說:「遵命,但請老闆先唱一首。」然後撅起嘴唇,做出嬌弱哀求的樣子。施朗勃熱無法退卻,沉吟片刻,便拿起麥克風,用低沉的德語唱了一首《雪絨花》。

施朗勃熱唱歌時,曉晶一直看著他拿麥克風的手,寬大的骨節,結實的手腕。這歌使她迷醉,她又想起父母。那疏遠的、自私的父親,神經兮兮,拚命攢錢,以及天天念叨「文革」崢嶸歲月、咒罵社會不公的母親。她對曼哈頓、中央公園和蘇豪畫廊的熱愛,對中國老總們的仰慕和鄙視,對大衛的依戀和憐愛,對父母的思念,自小承受的屈辱和破碎的夢幻……在施朗勃熱渾厚的歌聲和強健的手臂中,交匯融化,成為夜空中滾燙的白煙。

輪到她唱了。曉晶不假思索,用嘹亮的高音唱出小時候聽母親唱過幾萬遍的老歌——《唱支山歌給黨聽》。當然,在她心裡,這是唱給遙遠的、一生不快樂的母親。客人們報以雷鳴掌聲,曉晶流出了眼淚。她用英文高喊了一聲:「I love China!I love America!」

客人散去。施朗勃熱倒了一杯威士忌,輕聲說:「我小時候很苦,但我相信自己永遠不會失敗。我不相信死亡,不相信痛苦。生命沒有止境,成功和幸福也沒有止境。我看出你是永遠不會接受失敗的女人,你該過最幸福的生活。你看,這是紐約,這是曼哈頓。它們將屬於你!」曉晶的手,被攥在一隻強健的大手裡。她的整個身體微微地顫抖。

65年前,在這片幽暗潮濕的樹林邊上,紅軍戰士廖尼亞·季莫申科趁彎道減速,跳下遣送戰俘的英軍卡車。那是一個初冬夜晚,天空慘白,冷風撲面。他只顧朝前飛跑,並不理會身後的吼叫,還有飛過頭頂的一串衝鋒鎗子彈。

運載幾百名戰俘的卡車隊伍漸漸走遠,並沒有人從後面追趕。那一夜,廖尼亞和另外兩個跳車逃跑的蘇軍戰俘一起躲在樹林子裡。確認周圍無人之後,他們熟練地點火取暖。天亮以後,為了安全,三人決定分開。他們互道珍重,然後各奔東西。廖尼亞會講德語,他覺得城裡或許容易找到食物,又能消失在人群裡,於是朝著維也納的方向走去。

1941年6月到1945年3月,各次戰役中先後被俘的蘇聯紅軍官兵共計540多萬人。當時的蘇聯政治辭典中,不存在「我方戰俘」這個概念,只有「怕死鬼」或「祖國的叛徒」。為逃避德國戰俘營中非人的折磨,一部分蘇軍戰俘陸續加入所謂「志願隊」,穿上德軍制服,做些後方的輔助工作。1944年,經希特勒批准,55萬名前蘇軍官兵在降將弗拉索夫率領下,組建「俄羅斯解放軍」,配備輕重武器、戰鬥機和裝甲師。他們尚未嘗試與呼嘯而來的蘇聯紅軍直接交戰,整個納粹德國的經濟和軍事便已土崩瓦解。

德國戰敗之際,尚有幾十萬「蘇聯紅軍」駐紮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他們的長官使出渾身解數與盟國交涉,試圖將全軍經奧地利西移,向美軍繳械投降,以逃脫要被遣回蘇聯的嚴酷命運。當然,交涉徹底失敗。根據羅斯福、丘吉爾同斯大林達成的秘密協議,所有流落於歐洲各國的蘇軍戰俘,包括穿上德軍制服、將槍口轉向紅色祖國的變節官兵,還有一部分革命後散居於中、東歐的白俄居民與後裔,皆被視為蘇聯公民,由英美軍隊武裝監督,全數遣回蘇聯政府管轄區域之內,無一例外。

數百萬前蘇軍人員順從地接受了無可迴避的黯淡前景。一隊隊形容枯槁的年輕人,被押上悶罐火車或軍用卡車,跋涉十多個日夜,走向槍決場、絞刑架或西伯利亞苦役營。也有極少數不肯認命的傢伙冒死逃脫,憑著韌性和機智熬過盤查、混亂和飢餓。不久,「冷戰」拉開序幕,這些無名無姓的倖存者成功地留在了鐵幕的西邊,廖尼亞便是其中之一。

1947年,廖尼亞娶了一個無父無母的奧地利姑娘為妻。他偽造經歷,改名為勞倫特·施特勞斯。

大衛回紐約後,家裡一切如常,覺不出什麼重要的變化。曉晶沒去機場接他,但準備了豐盛的晚餐。他講了尋找父親的計劃,但不知為何,這話題使他口乾舌燥。似乎生命在過去幾個星期裡為他開了一扇未曾發現的小門,在門後面,大衛·施特勞斯長大了10歲,而曉晶仍然是個慾望過於簡單的北京女孩。

那天歡愉之後,曉晶突然說,希望大衛辭了工作,帶她遷到加州。大衛覺得莫名其妙,未置可否。而此後,曉晶開始無故尋釁發脾氣。大衛熟悉這種無可挽回的內心冷卻。關係惡化的速度和方式,與他曾經經歷過的毫無差別。

交給施朗勃熱的報告裡,大衛收集了新能源項目在中國上市的情況,機構或個人投資者回報率的估計,還有不同級別資產經過上市相互稀釋和轉移的可能性。他特別討論了一種被稱為「定向增發」的特殊融資渠道,僅接受高淨值個人或大基金的投入。這種方式,為債權和負債額的重估提供了獨特然而安全的渠道。

公司討論了大衛的評估報告。眾人對其深度和信息量讚譽有加,但似乎言不由衷,好像掩藏著一個對大衛十分不利的公開秘密。大衛臉色越來越難看,輪到施朗勃熱做總結時,他忽然起身說:「先生,我的報告,您根本沒讀過,是吧?早知如此,交給我老婆來寫,不是更好嗎?」他把手裡的文件摔在桌上,拂袖而去。

以後發生的事,紐約經濟學界和金融界的圈內人士都不陌生。施朗勃熱、張總和某些中國企業共同參股的金融咨詢公司在太平洋兩岸同時上市,股價一路攀升。後來網上爆出長文,披露這家公司稀釋股權和債權、忽悠兩國中小投資者的險惡真相。之後引來美國證監會調查,股價逆轉狂跌。那篇文章署了大衛·施特勞斯的真名。施朗勃熱準備起訴他,但是被告人已離開美國,不知去向。

曉晶沒成為施朗勃熱的情婦或女友。她用賣空這只股票賺的錢,獨自搬到了舊金山。人們合乎邏輯地懷疑,曉晶的投資戰略受到前夫大衛·施特勞斯的內幕消息影響。

十一

2009年11月初,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維也納南站附近一個咖啡館裡,82歲的勞倫特·施特勞斯和他從美國來的兒子見面。分離30多年,父子之間難以辨認。不過,兩人都竭力控制情緒,盡量自然地謙恭有禮。老施特勞斯掏出電話,叫來司機和車,邀請兒子一道去斯洛伐克共用午餐。

奧地利和美國不同,道路蜿蜒、細長、僻靜,通向邊界的幹道上沒有洶湧的車流。小車的皮座位寬敞而且鬆軟,司機是個乾癟瘦弱的中年俄羅斯人。大衛意識到,早已退休的老父親似乎並不貧困,而且興趣廣泛,思路敏捷。

45分鐘後到達邊界。檢查站早已撤去,但能明顯感覺到,公路那頭仍然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乍一看去,似乎每棵草都長得不夠綠,不夠整齊。破舊的「社會主義」公寓,不合邏輯的公路排列,顏色過分鮮艷的廣告牌。小施特勞斯不知自己是否又到了中國外省,但他感到輕鬆、暢快,忘卻了旅途的焦慮和疲憊,還有破碎的事業和家庭。

在餐館裡,大衛斟滿摩拉維亞紅酒,父子倆一飲而盡。

據說,大衛的曾祖父雖然是個工人,卻會講6種語言。家鄉在烏克蘭頂西邊一座名叫烏什格羅德的小城,緊挨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長大以後,老施特勞斯考驗他的父親,發現他對自己的語言天才有所誇張。事實上,他正確地使用6種語言僅能流利地講兩句話:「噴香的烤雞!您出個價兒吧!」「長官大人!請別朝我開槍!」

在俄語裡,「烏克蘭」這個詞含有「邊緣地帶」的意思。過去100年中,烏什格羅德和整個西烏克蘭地區的國家歸屬多次變換。20世紀30年代的大饑荒中,老施特勞斯的父母親相繼去世,他的童年在當時遍佈蘇聯各地的孤兒院中度過。他16歲加入紅軍,參加過基輔和列寧格勒保衛戰,後來全軍被圍,彈盡糧絕,隨同大夥兒投降做了俘虜。

吃完飯,只用了20多分鐘車程,父子二人又回到奧地利。所謂邊界,只是綿延的森林,還有廣闊、綠色的田野。65年前,奧地利東部的主要部分皆被蘇軍佔領。後來因為大國棋盤微妙變更,還有討價還價過程中難以揣測的武斷和隨意,奧地利終於劃歸西方。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寂靜或空曠成了西方的基本視覺特徵。當然,也包括過分規整的舒適和愜意。大衛突然想到,假如他也能在一兩小時裡開車去北京喝茶,然後在同一天下午返回安靜的弗吉尼亞小鎮,那是怎樣一種滋味?

在那一刻,大衛強烈感受到美國的遙遠和孤立。對這兒的人們來說,東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有既曖昧而又格外具體鮮明的意義。從家門口的小路上,父母的舊相冊或祖父母的婚史裡,這兒的人直接感受文明的飄搖與界限的脆弱,還有生命中的無常、背叛、狡猾和世故。歷史給了美國人一個巨大的角色。憑著年輕和勇敢,還有過分單純,以及中學生似的意識形態,他們吸納並且相信了這個角色。而且在舞台和導演早已變更了的今天,他們無奈地、習慣性地重複已經不合時宜的戲路、台詞和表情。

老施特勞斯累了,在河邊坐下。他又談起當年一道跳車逃跑的夥伴:「再沒見過他們,大約都死了吧?為何我活這麼長呢?」他又露出燦爛的、老頑童一樣的笑容:「你知道,當時每輛卡車上,20多個遣送回國的弟兄,只有兩三個英國兵看守。我們都跑的話,他們怎麼攔?可是弟兄們不跑,他們都靜靜地坐著。」

沉默好久,老頭子又說:「這輩子,碰到不少事。我守著一個訣竅:大隊人馬往哪兒開,我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就這樣,活了82年。」

天色漸晚,靠在椅子上的老人睡著了。大衛仔細端詳父親:典型的德國老人裝束,質地講究的毛衣、皮鞋,褶皺的脖子,雪白稀疏的眉毛。他想像那個從未見過的故鄉,神秘的山脈,星星點點的東正教堂。但這兒是歐洲中部,腳下流淌著灰綠色的多瑙河。大衛意識到生命不論何其窘迫,還是有別種選擇。看著父親蜷縮瘦弱的身軀,他從哽咽的喉嚨裡,默默叨念:「謝謝,爸爸!保重吧。」

十二

幾個月後,《收縮經濟學》一書廣為暢銷。一度有不少基金投行的交易員們把書中數段語錄做成條幅,貼在交易桌前的電腦屏幕上,引起若干公司高管的不快:

捆綁沽空的獲利原則,來自施特勞斯曲線倒掛階段的社會群體特性。在每個複製型的國家或社區,我們發現完全雷同的現象:最難以刺破的是數字化的集體幻覺。

我們是集體幻覺的維護者和尋租者。世界已經像我們的面部表情一樣平整、乾枯,缺乏濕潤和驚奇。我們操作符號,導引物流,擺弄數字,以便給過分擁擠的地球提供夢幻、辛勞、流動、消費。沒有了我們,世界將陷入停頓。

現今中美兩國之間最奇特的相似點,在於它們對符號尋租行為以及相關集團的徹底依賴。國家或社會的共識,完全來源於物質的堆積和數字的閃爍。除此以外,別無其他。

但收縮時代已經降臨。幾周之內,將無人懷疑這一事實。人們會意識到,他們自食其果。沒有過去或未來,只有腳下一片赤褐色的荒漠。收縮過程本身的驚奇和震撼,將超越一切傳統的藝術和文學。

因為歷史不是一條上升的曲線,它是一本永遠循環的漫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