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年初我遷到舊金山，在一家小出版社當編輯。薪水很低，但工作還算有趣。
那年的8月19日，莫斯科發生抗拒民主的政變；民眾湧上街頭，軍隊嘩變。葉利欽大叔當時尚未酗酒，他躍上坦克車發表演說，身手矯健，語調自信，給眾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年夏天，我認識了一群中國知識分子，大家生計無著，天天討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如何。湮沒在相同的議題裡面，時間一長，產生強烈的憋悶感。既然祖先和種族如此不堪，那我憑什麼上街勾搭白妞？大約從那時開始，我的「磕婆子」業績急轉直下。
「磕婆子」這詞的來源，應該是東北話「嘮嗑」。意思是，男人在公眾場所，厚著臉皮與素不相識的年輕姑娘套近乎。我買過一張未上色的世界地圖，凡是去遊歷、居住過的區域和城市，根據親身體驗的「磕婆子」氛圍、陰晴冷暖，逐一用蠟筆塗上不同顏色。那張對比鮮明的「磕婆子地圖」讓我扼腕歎息：愛的能量、浪漫和濕潤的暖風，在一個城市或國家裡，究竟有沒有可能陷入長久的封凍或乾涸？
同年聖誕，蘇聯正式解體，葉利欽成為新政府首腦。過後不久，美國大學的歷史教授宣佈歷史終結。當時我不認識一個俄語字母，卻感到深重的挫傷和悲哀。這種奇怪的感情變化，讓我彷徨、憂慮，但卻無法與朋友分享。有一回我去看法語老師瑪麗，在她書架上見到一本絕版舊書，借回來看，竟然入迷。書名是《作為精神現象學的斯大林主義》，作者是從未聽說的羅曼·雷德裡奇。
瑪麗與我同齡，原來在法國巴黎教中學。她來美國旅行，認識了街頭畫家保羅，竟然冒冒失失就嫁了過來。她長了兩片法國式薄嘴唇，模仿能力極強，開的玩笑超級惡毒。
我請瑪麗教我法語，因為談得攏，成為好朋友。我有滿腹牢騷無處發洩，就向瑪麗訴說：為什麼？一夜之間，曾經充滿溫情、奇跡的舊金山似乎瀰漫著毒霧，腐蝕了昨天還兩眼放光的舊金山女孩子們。民主勝利，極權傾覆；舊金山的甜白性感妞，變成憤怒凶悍妞——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歷史現象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隱秘的內在聯繫？我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對男人喪失興趣，是覺得男人都不像男人，還是覺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不能想像，假如一座城市裡的男人都病態了、頹萎了，女人還怎麼能夠豐潤嫵媚、神采奕奕。
當我沉浸於焦慮、孤獨時，瑪麗以非凡的表演天才，給我帶來短暫然而巨大的快慰。我們坐在咖啡館裡看人，然後她悄悄地模仿各種角色，尤其是那些一本正經、板著臉投身於女權運動的積極分子們。
後來我在其他國家，不斷遇到從舊金山逃出來的中年男士。聽了許多相似故事，我不再擔心自己心理錯亂，是患了偏執狂的落伍者、反動派。舊金山的白種女孩變得難以接近，並非我個人的主觀臆斷，我所經歷的荒唐情景是真實的，儘管形狀模糊、難以描述。
我們都是從那片感情大荒漠裡逃亡出來的難民。1967年夏天，數十萬青少年從全美各地來到舊金山。他們在金門公園裡親吻、唱歌、做愛、吸毒，徹夜狂歡。那個場面，在美國歷史上稱為「夏天之愛」。後來又有激進女權運動，要重寫一切性愛規則，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內心默契的細微法則。它許諾讓大家一起來塑造新型的、沒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如同葉利欽許諾給無數蘇聯人富裕、自由和快樂。那個革命發源地氣氛溫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殺戮和血腥，但是擁有一份特別的、史無先例的殘忍。
二
絕大多數情況下，宏大政治違背女人的天性。任何一種顏色的觀念偏執，與「磕婆子」取勝的大原則完全相悖。
我最早的「磕婆子」經驗始於北京，帶我上路的是兩位解放軍哥們兒。嚴格來說，他們不是背槍打仗的士兵，只在文工團吹吹號、唱唱歌，有時倒賣一點牛仔褲、摩托車。那時的海澱區尚有綠色的田野阡陌，還有美女如雲的海政文工團、坑窪不平的柏油小路、運河旁邊的草坡和毯子、深夜北京郊外的煤灰和晨霜……
對我來說，80年代北京的海澱區充滿性感。那份美好的、甦醒的感覺，同所謂經濟發展、民主自由全無關係。說到底，中年男人渴望他鄉，或懷念一段飄忽不定的往昔，全因為在當下的生活中無處尋找相似感覺，那種熾熱、殷切的生命感，與同代人內心的迴響與共振。到美國以後，很久，很久，我一直孤獨鬱悶。我傷心地想念那位擄走我童貞的哈爾濱解放軍小妹。
蘇聯土崩瓦解，從歐洲到亞洲，有無數人歡呼雀躍，甚至淌下狂喜的淚水。我心裡生出沒頭沒腦的留戀與傷感，作為失落和懷舊的借口，顯得詞不達意，殘缺不全。其實，對蘇聯我知道得很少。模模糊糊看到一片白樺林，蒼茫雪地，藍尖頂的教堂，書桌前的列寧，娜塔莎的紅軍帽……會聯想起遙遠朦朧的童年，早已去世的爺爺奶奶。後來我才聽說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殘酷的集中營，還有無邊無際的苦難。
幾年後，如同一隻逃入大森林的狼，我流竄到剛剛轉型的俄羅斯和東歐。即便掙扎於衰敗的亂世，很多普通俄羅斯人不計回報的坦誠與好客，仍給我留下長久的感動。後來慢慢不行了。媒體上常見暴力事件，針對有色人，具有種族性。我個人從未遇到，也許只是幸運。
十幾年來，一般俄羅斯中小城市，外觀沒見多大變化，不似中國突飛猛進。但不論它們怎樣蕭索、老舊，在我眼裡，終歸留著一份揮之不去的滄桑、淡泊和大氣。這一點，繁華艷俗的中國城市，還是不能相比。那兒沒幾個亞裔妞、黑裔妞，卻有滿大街的白妞。有些姑娘從未見過亞洲人。不可思議的是，我覺得自己又回到了80年代的海澱。大雪紛飛，街道灰暗，樓宇古舊，但空氣裡流淌著玲瓏剔透的清澈、溫柔和性感。
多數俄羅斯或東歐女孩，有一份落落大方的優雅，毫不虛飾做作。經常在不起眼的小街上，會有讓我永世難忘的絕世小美人迎面走來，一雙驚詫的大眼睛裡，流淌出青澀的微笑。從外表看，東歐女孩和美國女孩，屬於廣義的同一種族，其實兩者間存在天壤之別。籠統地說，也許前者顯得更有教養，體形和氣質更加性感，似乎也更樂意在性愛或情感層面上體貼男人。當然會有例外，但共同的文化烙印非常鮮明。
人與人之間，就怕比較。接觸經驗一多，便看出嚴重的差別。大量美國中產階級女孩身上，或多或少攀附著大同小異的誇張、粗蠻、神經質的內心封閉，還有些習慣性的僵硬做派，和東歐女孩相比，顯得格外古怪、刺眼。去東歐的次數多了，我對美國女孩，進而是整個當代美國文化，從感情上越加疏遠了。
性的解放，並沒有帶來精神的成長。在俄羅斯、烏克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或許還有其他我沒去過的國家，文化枯竭、萎縮了，語言丟失了原先依稀留存的優美。對於無數未及時轉彎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沒有改善，卻是大幅度倒退、惡化。在東歐總能找到女性交談對象，因為她們和我有共同的渴望：重新發現自由。
極權已經倒塌，又似乎改頭換面，重新出場。對我來說，封凍的語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無性無愛無詩無音樂之高效增長國，就是極權。它憎惡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狀態——尤其憎惡愛情。1991年夏天之後，有人宣佈自由的勝利。他們是唯物論者，信仰物質的無限增長，崇尚強悍無情的經濟決定論；一切妨礙經濟進步的不識時務者、不幸者們，活該用掃帚一揮，掃入角落。
但是我懶得抗議。生活有自身的重心和方向。每次遇到亮晶晶的一雙大眼，聽見哇啦哇啦的脆嗓音，看著冷風吹散她的頭髮，我心裡會生出全新的、溫柔的希望，想像有一天她變成快樂的母親。她的一切瑣碎、無知，都讓我心花怒放。因為她是神秘的、大地的陰性造物，擁有我永遠不能領會的睿智和力量。我做好準備，在幾天後被她拋棄，然後長久地懷念她。或者奇跡出現，我拉著她的小手，一起走遍天涯。
我依稀看見那張「磕婆子地圖」的初期輪廓。這是難以言傳的真理：性感屬於一段時空、一片土地和一群人。
三
從1990年第一次搬到舊金山，到2010年最後一回去出差，每次回去，我總會在頭一個星期，找個機會沿著市場街步行兩站路，去一趟公共圖書館。市場街上的瘋男瘋女們，換了一撥又一撥，老的死了，新的又來。他們身上五顏六色、不合季節、氣味不堪的衣服，裝點著這座奇特城市灰色的雨、陡峭的坡和清冷的陽光。對這些人，我從戒備、反感、目不斜視，到視而不見。直至有一天，我發現自己對他們生出難以解釋的懷戀。
有時我覺得自己又愛上了這座城市。回到米慎區，看看16街上的小電影院，到了傍晚或清晨，乘38路車去西北角的懸崖，呼吸松樹叢裡的冷霧，還有腳下呼嘯的大海。當年位於公司隔壁的墨西哥麵包店，仍然生意興隆。那個賣麵包的小女孩，如今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記得我，她的名字叫嘉布蕾拉。
1990年前，我是中國來的留學生。法律上和情感上，那是我的真實身份；哪怕已經畢業，並早已打定主意，絕不再回中國。對這個新的國家，我充滿熱忱與好奇，那份虔誠和真摯的心情，現在已無從追憶。有誰歧視過我，或姑娘們冷遇過我，我沒有特別在意。一些雜亂模糊的小不愉快，沒在心裡留下傷痕。
我懷念北京姑娘，無奈，在美國左右碰不著；即便碰到，只要漂亮一點的，就只肯和外國男孩要好，對本族小伙兒則是絕不多看一眼。既然如此，我找白妞好了！在當時，這尚未變為心理情結，成為性愛偏好裡的自我膚色歧視。
1989年後，因為CNN這樣的媒體，我分享了其實並無資格領受的集體性感光環。「Hi！你是中國來的學生？」小女孩亮晶晶的藍眼珠，流溢著溫熱朦朧的水分。那短暫且虛假的燦爛讓我認識到，一個性感的身份，在美國社會的獵艷場上，意味著決定性的權力。內涵無須確定，光環籠罩一切；光環即是性感，身份就是資源。媒體賦予了這資源，也隨時可以剝奪這資源。
幾年之後，情形變了。我是個落地謀生、辛勤勞動的新移民、華裔男。當然，性感的光環繼續閃爍，以往帶著殷切和真誠朝我凝望的年輕姑娘，現在朝另一個方向看了：「Wow！真的？從布拉格來？名字怎麼念？米列卡？」
身份可分兩類，有血液中內在化的情感認同，還有隨機性的「身份掩護」。比如很多美籍華人會說：我愛中國，也愛美國。事實上，兩種愛之間，大抵有一項帶著相當大程度的權宜性。
被剝奪身份的感覺不會很好。過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史上，許多人被宣佈不屬於「人民」。不知哪一天，又宣佈他「改造成功」，才勉勉強強復歸成為「人民」。20世紀90年代的舊金山，當然沒什麼思想改造學習班，逼我去做什麼樣的華裔男人。男女間溝通依靠默契，年輕人的自信，來自同齡異性傳遞的下意識信息。每天走在街上，來自陌生女孩不經意的眼神，無數次暗示著你在女性眼裡擁有什麼級別的男性身份。
我時常猜想，會不會有一天，在市場街上那群可愛的老少瘋子中，邂逅一位眼神更複雜、更曖昧一些的失意華裔男？但沒有，20年了，從來沒有。我在舊金山見過的華裔男，幾乎無一例外地樂觀、敬業、關愛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橫眉怒目的白人女權妞，不論沖誰使性子，對待唐人街的老闆大廚打工仔們，總歸是客客氣氣、和顏悅色。而後者，也從不向白妞們散發哪怕一絲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擊力。
我最終堅持要在大街上，用「磕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館，或某一所學院的經濟討論課上，來證實自己的男性勇氣和性愛資格；因此幾度墮入精神深淵，與市場街上的瘋子們相去不遠。
四
羅曼·雷德裡奇死於2009年。他發明的極權主義精神現象學，先於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從他的理論中，我領悟出極權的真實起源，並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詞語的變異，還有集體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風，大家都失去現實感。
極權剛出現時，並不是領導者專門設計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沒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難道多數人都是被誰強迫的嗎？我沒見識過「文革」，但粗粗領略過舊金山的無性妞和反性妞。幾年前，我在柏林地鐵上，碰上那麼幾個久違了的小傢伙，聽口音他們顯然來自加州，一副夾生帶澀、不像蘿蔔不像茄子、不像男孩不像女孩、十分傲慢又毫無自信的做派。他們大聲交談，但詞語含混不清，夾雜著無數中學生黑話，大人根本聽不懂。儘管都是白皮膚、金頭髮，卻顯然同周圍所有人都不一樣。簡而言之，一旦進入鐵桶一般的思維，便有了另類集體人格。一所擠滿酷仔酷妞的美國郊外中學，與此並無不同，縱使沒有鋼鐵般的組織。
極權主義在性愛方面究竟如何顯示？投身「天大地大、爹親娘親」的理想主義年輕人，去延河邊、寶塔山下拉手散步，就要檢討、批鬥、隔離審查、辦學習班；對這些不可思議的光榮傳統，我小時候也打過疫苗。但美國確是自由國家，而且標榜過性愛自由。心態不平衡的我，覺得似乎有無數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擺出「不屑理睬」的姿勢。事實上確實沒有。但她們的行動如此統一默契，到底為什麼呢？
我猜想，這是一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沒見過的新東西：一個富裕浮躁、百無聊賴的商業社會，一大群心理人格發育很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時尚和媒體的嬌慣籠罩下，自我實行集體催眠。
集體催眠狀態的出現，依靠幾個基本條件：空間切割，視覺暗示，符號暗示，語言真空，歷史真空，人際間所有真實的情感交流亦達到一個真空的臨界點。
與老牌極權社會相比，90年代舊金山的酷孩子王國，也有基本相似之處。「他們」人人都覺得自己很特別，是希望的燈塔，由特殊材料製成。「他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之間的男女交往，也遵循與柴米油鹽的凡人毫不相同的另一套規則、另一套語言、另一套表情。但究竟是何種規則或語言，其實很矛盾、很不清楚，又常常變化，所以心理都很扭曲。
極權憎惡一切自然的、混沌的、原生的生命狀態，尤其憎惡愛情。取而代之的，是粗暴、驕橫、成群結隊又相互隔絕的變態群眾。人格與自信被消滅的人，是沒有能力談愛與性的。他們只熱愛權力，熱愛從一切關係中發現權力、證明權力，證明了還要再證明，再再證明，永無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極權社會實驗，遺留下的扭曲記憶、感情和身份的內心廢墟，也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才能慢慢痊癒。
五
1992年夏天，我供職的那家出版公司破產倒閉，我成了失業者。當時我未感到多麼恐慌。父母建議我去香港謀職，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於是消極地接受、等待。
當時互聯網尚未普及，我寫信向朋友們道別。抽屜裡，留存著厚厚一沓朋友們用手書寫的回信。到今天，那些紙頁都已發黃變脆。
除了看書、遊蕩，我還努力練習太極拳。七八月的舊金山，起伏不定的山坡上飄著冷霧。我的心境一天天變得清澈、寧靜。一個強烈的直覺告訴我，往回走不是好主意。
有一天，我去圖書館找來幾本厚厚的法律書。第二天，我慢慢溜躂到山坡下面的移民局。一小時內，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我飢腸轆轆，覺得自己是佇立在山坡上的餓狼。
那幾個星期裡，無法描述的情感衝動。那是宗教性的衝動，而我不信任何宗教。我跟隨那個聲音走去，不顧其餘一切常識、理論、潮流、教義。我沒有後悔。海澱的田野和小溪已經填平，但世界很大。
20年過去了，美國經歷了四屆總統、一次恐怖襲擊、兩場戰爭和一次巨型金融危機。我無數次搬遷，與好友爭吵，更改我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觀點。沒人理解，我何以既不肯做一個本分男人養家餬口，又不能繼續80年代的清純理想。
羅曼·雷德裡奇的書我讀了不下10遍，在感情上接近了作者的祖國——飽經苦難的俄羅斯，那兒出現過繁星一般燦爛的文學與詩歌。
對我來說，自由在多數情況下，並不一定意味著口號和遊行。也許，對於一個內心曾經破碎的中年人而言，自由是一聲來自大地的召喚，一次精神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