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羅莉是我在紐約時最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聯繫也快10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機場昏暗的候機室裡，忽然聽見潮水一般溫潤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吉爾貝托唱的《伊帕內瑪姑娘》。1989年秋天，在曼哈頓下城無數間小咖啡廳裡，總能聽見這首歌。我頓時想起了羅莉，還有我們在下城一道消磨的無數個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認自己為紐約人。偶爾路過，辦完該辦的事，即匆匆離開。此刻人群湧動，登機時間到了。但我沉浸在悠揚清亮的往昔歌聲中，鼻子尖一陣陣發酸。
羅莉可以算一個紐約人了。我們認識時，她有哥哥、父親，還有一大群中學時代的女伴。河岸高中是那些姑娘們共同的母校。因為羅莉，我知道了斯丹頓島上的猶太人墓地、華盛頓高坡後面的城堡博物館，還有中央公園裡好幾個秘密地點。那時的東村，尚有成排的破樓、荒棄樓、擠滿退休波蘭老太太的廉價公寓樓。整個區域尚未經歷大面積拆遷或時尚化改建。簡陋的一居室小公寓起價租金是500美元一個月，不是現在的2400美元。
從第八大道往西，穿過坐滿酒鬼瘋子和不上進大學生的湯普金公園，繞開紐約大學校園，從第六大道和西村交叉口上往南、往北或往西，有三家早已拆掉的老電影院。那裡專門放映六七十年代的歐洲片、日本片，或很少有人聽說過的另類美國片。5美元可連看兩場。我和羅莉一起看的最後一部電影名叫《波琳在海灘上》，導演是70年代的一個法國人。看完電影，我們和她的朋友簡妮和愛倫一起去唐人街吃餛飩麵。姑娘們祝我好運，因為兩三天後我將因工作遷往舊金山。那是1991年12月。
當然，那還不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後來她來加州看過我，我也回紐約看她。我多次問自己，一段如此美好的情誼何以突然結束，但是沒找到清晰或誠實的答案。
1999年春天，我最後一次接到羅莉的電話，她邀請我參加她的婚禮。我知道她的父親過世，留下一筆數目應該不小的遺產。有一位在我印象中極為呆木靦腆的猶太小伙兒，將成為她的丈夫。新婚的夫婦將一起搬去西北海岸城市波特蘭。簡妮嫁給了西班牙人，早已搬去歐洲。愛倫吸食海洛因過量，於兩年前死在一所醫院。
我們談了一些抽像話題，比如我的文化身份、生活去向，她新發現的藏傳佛教信仰等等，但話不投機。
掛上電話以前，羅莉忽然激動起來，她說：「我就是你的家，我是你在美國的家！當然，你再也不肯回家了。」
我沒參加羅莉的婚禮，卻把她的姓名、電話從我的地址簿上抹去了。後來我想，羅莉說得也沒錯。她是我和紐約，甚至我和美國之間一條最基本的感情紐帶。今天，我已不知她住在哪裡，是否有了孩子，丈夫對她好不好，我亦不再將紐約視為第二故鄉。
二
與羅莉做朋友那幾年裡，我從未絞盡腦汁去琢磨文化歸屬不歸屬的問題。我們愛看的電影包括法斯賓德、塔可夫斯基和香港警匪片。這種趣味的穿梭，同西村通向布魯克林的地鐵車廂上各種膚色的人群一樣自然而且真實。羅莉的父親是一位和藹的猶太醫生。70年代末期，因為一些早期中美交流，她父親曾帶著一家人來中國短暫行醫。那段經歷確立了羅莉對中國人的長期懷戀甚至憧憬。
那時年輕無知的我，絲毫不瞭解猶太人複雜曲折的集體歷史，以及他們與一般美國白人在心態和認同感方面的深刻差異。前民權運動領袖、1984年民主黨初選候選人傑克遜曾脫口說出「紐約是一個猶太城」，此言引發全美猶太社團的厲聲抗議。究竟這番軒然大波何所由來，我完全蒙在鼓裡。
只是我注意到羅莉的親戚、朋友、親戚的朋友、朋友的親戚似乎無窮無盡。這種情況，同我原先所瞭解的郊外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生活，有明顯的不同。因為羅莉對我好，她的無數表兄表妹叔叔嬸嬸們，便也對我都很客氣。許多年後，回味那段溫暖的時光，我恍然領悟到，紐約城乃至整個美國的金融、法律、報紙、醫藥、影視、藝術、文學、出版，也都籠罩在與羅莉家族圈十分類似的親暱關係網裡。而這不是什麼陰謀，只是獨特族裔文化的自然延伸。
1991年後，羅莉越來越亢奮地抒發在我看來過分激烈的女權立場；與此相伴的還有她對自己職業上缺乏成就的狂熱焦慮。我承受了她漫無邊際的傾訴、分析、抱怨，還有邏輯混亂的爭論。這亦要怪我自己無知；神經質地訴說正是猶太民族的共同個性，恰似漢民族的虛飾和迴避。
那年夏天，我出國唸書後第一次回國。總體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再回紐約後，我變得敏感、激憤、好鬥、多變。必須承認，當時我的精神狀態使羅莉無所適從。我嘲笑她對中國事物的天真愛好，刻薄地批評周圍幾乎所有的中國人。與此同時，只要羅莉的猶太朋友談及中國時流露出些許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認為自己受了侮辱，並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們之間，從未發生無法彌補的衝突，只是慢慢地疏遠、隔膜。1995年，羅莉最後一次來舊金山看我，帶上了她新結交的那位小書獃子男朋友。我講述我的第一次環球旅行：布拉格—聖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廣場—北方的白夜—淡藍色的斯莫爾尼宮；他們聽得好奇，但沒表現出太大的興趣或共鳴。我巨大的興奮和激動，在他們那兒，就像沉入靜水的石頭；兩圈淺淺的漣漪，之後是凝固和沉寂。
三
20年前，我是個簽證過期的中國留學生、打工仔。羅莉從未嫌棄過這些。她向我張開雙臂，邀請我進入她的世界。那是一個慷慨、率真、熱鬧，又比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頓島本身。
幾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來到這裡。從灰色的海面上，羅莉的祖父母望見淡藍色的自由女神。那時的華爾街樓群，不如現在這般自恃或囂張，或者還包含些許古樸和優雅。對羅莉和其他那幾位姑娘的祖輩來說，這兒是一段艱苦旅途的終點，生命和奮鬥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暈船、嘔吐和擔驚受怕之後，在逃出戰火、迫害、分崩離析的家園之後，他們不可能得出任何別樣的結論。在這兒，他們繁衍、勞作，並把相同的信念傳給兒孫。這片新的土地，是夢想的起點和終點。
哪怕在最不開心的時候，年輕羅莉的圓臉蛋上，也還是時時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氣的微笑：樂觀、熱情、固執、過分地自以為是。從認識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認定，我會把紐約和曼哈頓作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和終點，從肉體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認土地和命運的曲折、回轉、斷裂、多變。她這種心態並非出於某種淺薄的優越感，而恰恰是發自內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負，也太分裂，對羅莉的一片真誠，我理解得太晚。
現在我當然也還常去紐約。這個城市對我來說分外熟悉，但又變得有些陌生。偶爾還能發現一些親切的、令我傷感的微小細節。我不好意思對人承認，所有曾經一道盤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聯繫了。
紐約是舊歐洲和新大陸之間的中介。當你從歐洲回望美國，紐約的這項功能變得分外清晰、不可替代。這也是最國際化的一座美國城市，它的國際意識依據一個大前提：磁場的中心在它這裡，整個世界歷史圍繞著它在演變。
紐約磁場的巨大張力，一度依賴廣袤歐亞大陸上柏林/莫斯科與它的對抗。它的文化磁力來自整個20世紀前50年歐洲的腐朽、衰頹、內戰和動亂。這場動亂給美國和紐約送來了馬爾庫塞、納博科夫、雷馬克、溫德爾，還有無數像羅莉祖父母那樣的醫生、律師、科學家。但是，對立面一旦瓦解，磁力與張力是否隨即消逝呢？
假如來了一位新朋友，我會對他（她）說：一道去紐約罷。看看自由女神，華爾街上的銅牛，大都會博物館，現代藝術館，麥迪遜大道或第五大道上的品牌店，中央公園裡的秋風，日漸奢華、擁擠、骯髒、虛偽的蘇豪和東村，坑窪不平的高速路，蕭索黯淡的紐瓦克，平整枯燥的皇后區，更為豐富然而樸實的布魯克林，不論春夏秋冬一律身著大黑袍子的猶太教徒，惡俗擁擠的法拉盛，布魯克林南岸，灰綠色的海灘上，成群呆坐著的俄羅斯老人，康尼島上的野狗，廢棄的遊樂園……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一個衰落帝國泡沫時代的璀璨象徵。
當然，我絕不用無聊的往事去煩擾一位初來乍到的朋友。我不會承認，在內心深處，仍然期待著那一天，在街上突然見到她，最親愛的、被我弄丟了的老朋友羅莉；過了20年，她還是那麼優雅，那麼美。我們驚叫、落淚、緊緊擁抱，我把臉埋進她發白的卷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