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外漂游十多年，總算回到美國，住在曾經熟悉的一個小鎮上。窗外有開闊的天空，茂密的樹林。環境無可挑剔，尤其在春天和秋天。但是，不過一兩個月，我就感覺極不對頭。
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究竟哪兒好，哪兒不好，是否真的適合人類居住？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細膩，很微妙，就像討論什麼才是真正的愛情。我們時代的經濟專家們，大抵偏愛剛性的指標，比如人均收入、人均教育、居住面積、綠化面積，等等。這些數字排列，對於吸引投資、規劃房地產開發、鼓勵旅遊，或許有推動作用。但對普通百姓來說，在來去匆匆的日常生活裡，能否找到真切的歸屬感、舒暢感？用貌似科學的系列指標去套，其實文不對題。
我離國25年，可算一名滄桑老僑。對於25年裡在中國發生的各種變化，由起初的陌生隔膜，到最後重新熟悉，也算經歷了夾帶甜酸苦辣的逐漸認識。有幸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不敢忽視他們的經歷智慧或生命追求。我理解，中國人在追趕一個目標。根據權威的推測，再過25年，確有可能達到那個目標。但我有句話，憋在心裡多年，一直說不出口；不忍心澆滅別人的希望，更沒力量面對自己的失敗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說出來：美國是個頂糟糕的國家；不談什麼外交國防，那東西另說；我指的是作為普通人，不論是新移民還是本地人，在這塊土地上度過一生的感覺。中國人的萬米賽跑，倘若以美國的彼岸作為目標，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現在退出競賽，也不丟面子。我蹉跎大半輩子，當了一回美籍華人，得出這麼個吃裡爬外的喪氣結論；因為意識到生命之渺小短暫，內心的幸福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腳，確實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美國的天比中國藍，草比中國綠；總體而言，居住的面積，可能也寬敞一些。有些地區，既荒涼又土氣；但也有更好的地方，繁茂而清新，寬闊而寂靜，充溢著寧馨的生活氣息。美國主要的問題，不是經濟，或所謂「民主不民主」；雖說發生了金融危機，尚待復甦。平心而論，美國的政府官員、地方警察和各級法院還算通情達理，不常聽說格外嚴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國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鑽牛角尖。
問題是，硬件一應俱全，而你卻感覺非常不好，往往還說不出是為什麼，這是最糟糕之處。壓抑，乏味，沒勁。城市沒勁，鄉村沒勁；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開發中產社區」，更是超級沒勁。這不是笑話，那無以形容的憋悶、疏離、焦躁，還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給活活逼瘋。
你可能已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但是忽然見到你的陌生鄰居，還是會習慣性地高揚起手，運足丹田之氣，做樂觀向上、意氣風發狀，大叫一聲：「Hi！——GREAT!」（嗨！——好極了！）不為別的，這是美國的大眾風俗。當然，如今也會時時遭遇另一個極端：比如說，某一天早晨，你在空渺寂靜的人行道上信步行走，忽然有一位身著緊身長跑服的金髮妞，在離你還有20步遠的地方，就怒吼一聲：「EXCUSE ME?!」（不好意思！讓一讓？！）這意味著，你居然在人行道的同一端出現，侵犯了她的視覺空間，破壞了她努力維持的好心情。
二
從我住的綠色郊外小鎮，搭小火車進費城。從火車總站出口，小心邁過斜躺在地上、渾身發臭、喃喃自語的黑人流浪漢們，轉個大彎，就是進紐約的福州大巴。等候大巴的乘客，與剛才小火車上的乘客們一比，如同白晝黑夜，差別明顯。
30年前，鬧完民權，美國英語裡逐漸出現一堆禮貌的隱晦詞，比如「內城青年」、「學習有障礙的孩童」、「當代城市文化」等等，其實一概是指黑人和有色人。同無數其他中國僑民一樣，我向來惦記著怎樣「融入主流」。於是，這一串主流人士們時時掛在嘴上的中性詞彙，其真實含義，到最近我才充分領會。
大巴價格低廉，單程一兩小時，日夜穿梭，不做清潔打掃，車內氣味可想而知。一小半的乘客總歸是福州大娘和打工仔們，各持手機，方言抑揚頓挫，震撼全車。又穿插著衣著落拓的大胖黑人，或矮小精瘦的墨西哥人；最後幾位模樣尚好，然而表情極不自然的，便是零零星星的白皮膚男女乘客。別人都沒什麼，唯獨他們幾位，那神色、做派，站起來怕磕著腦袋，坐下去怕髒了褲子。看那女孩，板著臉，繃著脖子：生怕誰碰了她的皮包，看她一眼，甚至要求與她並排坐。省那幾十美元，不惜屈尊與「族裔人士」打成一片，真難為他們嘍。在這臭烘烘的車上多坐幾回，我亦不再感歎祖國何以尚未融入世界。
小鎮生活乏味，只得頻繁乘大巴上紐約找朋友散心。慢慢地，我亦不能不注意到由大巴轉入郊區小火車時，整個人群格局發生的明顯跳躍。簡而言之，小火車的乘客基本上是白人，因為「綠色郊區」大抵是「白人」的同義詞。出於環境的考慮，也許還出於潛藏內心的遺留自卑和攀爬心理，我選擇與當今美國中產階級白人比鄰而居。現在看來這是一個不智的決定。在我住所的周圍，極少見到行人，除了歪歪斜斜的老者和放學的孩子。但每次踏上小火車，從各個角落射來的極力掩飾但明顯戒備和異樣的眼神，使我不能不懷疑自己患了妄想症。直到有一兩回無端陷於與檢票員的微小爭執，立時又感受到數對尖利的眼神直直朝我射來；這時我才意識到，對那些眼神背後的無聲信息，並不是我做了過分誇張的想像。
現在是2010年，不是1910年，我不斷提醒自己這一點。莫非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難道「融」來「融」去，「融入」了半天，這顆果子的深處與內核，竟是這麼一團東西。這些年，我不在美國；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20年前進步熱情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憤憤不平的老婆娘。隨「冷戰」勝利而來的全民優勝感，90年代的擴張狂、物慾狂，全都成了遙遠的記憶。陽光下五彩繽紛的水泡氣泡散去了。從擱淺的船上，看清了一潭死水下亙古不變的黑色礁石。我坐在回家的小火車上，無法想像出是誰把選票投給了一位能言善辯卻碌碌無為的黑總統。美國白種人的心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尤其是在社會中層和下層。
三
我也須得上班，出差，常去別的城市。浮光掠影，在不認識的地方泡個三五天，享受一點新奇和未知，感覺好些，特別是當繁忙的事務佔滿了每天的時間。不過，隨便登上一列火車或一班飛機，只要是互不相識的公眾臨時聚集場所，還是時時察覺到人群中隱約的相互戒備、排斥，甚至畏懼。這種陰暗能量，超乎我的想像。25年前，我剛到美國時，似乎尚未如此。我那個小鎮上原來兩家書店，都已關門大吉，也找不到幾家像樣的咖啡廳、餐館。人們顯然大部分時間坐在家裡，不和陌生人分享公共的空間。
有時我凝神回憶在其他國家旅行時的一些細節，試圖找出某種答案。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之間，真有那樣大的不同？或是我，一個敏感的異鄉人，自己杜撰出來太多的錯覺？在許多國家，我語言不通，誰也不認識，算是徹徹底底孤家寡人了。若要說種族文化的疏離性，豈不比美國更嚴重百倍？然而我每天出門，看看灰藍的天空，沉寂的人群，在晨風中抖動的樹葉，卻感到漫無邊際的從容、歡欣、自由自在。
絕大多數的歐洲和亞洲城市，都為閒散遛彎的行人，提供了多多少少參差層疊的細節感和環繞感：怪異的招牌，彎曲的小道，褪色的舊門，巷裡的酒香。按中國人的通俗話，這叫「人氣」。酸一些的文化人，可以添上「情趣」、「底蘊」、「厚重感」或別的什麼形容詞。平凡人參與不了帝國興盛的大事業，只是柴米油鹽、生老病死而已；所有那些無聊細節，便是生活的見證、家園的記憶。美國的城市，除了兩三個特例之外，更像超大停車場和高層寫字樓的雄壯匯合，為遠程駕車上下班者提供了充足的泊車空間。幾個刻意「打造」的生活區，也只是千篇一律的連鎖品牌店、禮品店，還有不遠處清晰可見的加油站。
並非所有的歐洲城市都是博物館、咖啡館、街心花園，特別是那些轉型中的斯拉夫東歐地區，橫逆與艱辛的歷史痕跡處處可見。離開歐洲前，我又去了烏克蘭。按照國際媒體的例行描述，那真該算是一個悲慘國家了：橙色革命了又反革命，經濟衰退，國家欠債。然而我見到的基輔，多處有細微的改善。走出艷俗單調的市中心，處處可見設計別緻的新建築，山坡上茂密的樹叢看不出遭到過明顯的破壞。普通居民閒散寧靜，謙和友善，儘管他們過得拮据。
除了西北海岸的波特蘭市之外，美國幾乎所有的城市，同十幾年前相比，都看不出有明顯的改進。不論是紐約、費城，還是芝加哥，看不出有朝向更加豐富、更加優美努力的痕跡。在一些小報和網站上，看到零星的另類言論，比如節能生活、重建社區、反省單純經濟發展主義等。當然，還注意到黑總統熱情推介的「改變」。我的童年記憶裡，依稀記得「改革」的氣氛。1980年的中國，整個社會，上上下下；甦醒，振作，飢渴求知，另闢蹊徑。在今日我所見到的美國基層，絲毫感覺不到相似的急迫、動力和對外界未知事物的好奇。在我的小鎮上，那些鄰居們還是駕著巨型越野車走三個街區去買郵票。只有一次，似乎是退休教授模樣的老人和我搭話，問我是不是電腦工程師，樓裡可愛的亞裔小孩是不是我的兒子。我說不是，剛從歐洲和亞洲遊歷回來。他困窘地笑笑，對這個信息未表示出任何興趣，然後點頭走開。
四
真正的美國朋友，與我還保持聯繫的，越來越少了，用一隻手的手指就能數得出來。大衛算一個，他住在舊金山，是國際航班的飛行員。大衛和我很不相同，他是地道的白人，政治觀念保守，強烈傾向共和黨。以我越來越濃烈的反美態度，如何和他一直做了好朋友呢？這也是生活中偶爾出現的一種溫暖而且美好的例外。當然，我注重溫和、禮貌，在他面前，不特別強調我的某些觀點。但是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構成我與他之間非神聖聯盟的秘密紐帶。
從每一個方面來說，大衛都應該算是一個超級好男人。是的，模樣比不上男性模特，個子矮了點，戴眼鏡，頭髮掉了不少。但那又怎樣？他好運動，好學；愛好小飛機、遊艇、各種外語，能說流利的德語，還有不甚流利的俄語、漢語、韓語、日語；收入可觀，在舊金山最漂亮的一個小區擁有寬敞的公寓。換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民族，姑娘們還不得排著隊申請嫁給他？可是在舊金山，他多半時間一個人打發。他聲稱對白種美國女孩已沒有興趣，只追亞洲女孩。但我可以看出，問題沒那麼簡單。他40多歲，從未結婚，連偶爾同居的女友也沒有，估計也就單身過完這一輩子了。
舊金山是很讓我留戀的美國城市。從純粹地理環境來看，舊金山的美，真的是無與倫比。俊俏的懸崖，呼嘯的大海，清寒的薄霧，深紅色的大橋，綠樹簇擁，依山傍海的小屋子；有些角落，有些時辰，簡直如墜入伊甸園，讓人巴不得立時死去，好跟這絕世之美融為一體。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墮入某種惡劣的精神狀態，格外不容易解脫；因為你很難為之指責周圍的任何人；你很難不以為，一定是自己的腦子出了什麼嚴重的問題。
因此，以舊金山為據點的各類心理醫生、心理咨詢師，其人均總數大約也居世界第一。我剛去不久，就注意到這件事。我認識一位學商的猶太妞，居然花錢同時看兩位心理咨詢師。後來還結識幾位姑娘，也都看過或正在看心理醫生。當時我只覺得這事很前衛，頗有意思；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極壞的預兆，它昭示了我人生中一段很不愉快的歲月即將開始。
我對美國的徹底懷疑，從在舊金山那幾年開始。當時，我住在美國或全世界最美麗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壞到了極點。弄不清自己要往哪裡去，該做中國人還是美國人，該追求什麼樣的女孩。那段黑暗歲月中，大衛是我的夥伴。還有一位俄羅斯哥們兒，名叫丹尼斯，是物理學家，長得高大威猛，比我和大衛強十倍。我們三個大男人，不缺胳膊不缺腿，卻愣是在舊金山找不到女人。我們每個週末混在一起，看蘇聯時期的戰爭片，喝啤酒。丹尼斯發洩他懷念蘇維埃的情緒，大衛抒發他懷念老美國、厭惡克林頓的牢騷，我不知該懷念什麼，只是莫名的不平和失落感與日俱增。
2000年，丹尼斯忽然診斷出肝癌，於三個月內去世。他走之前，我在醫院陪了他不少時間，談了雜七雜八的話題。此事對我刺激極大，亦極大增強了我唾棄主流美國話語、另外開拓生命之路的決心和信念。
我走之後，大衛還待在舊金山。他不再作太多尋找女友的嘗試，把主要精力投在遊艇和小飛機上。聽說他一度積極參與教會，但也虎頭蛇尾，無疾而終。幾年之後，我短期回舊金山，攜大衛去咖啡店閒坐。我一看，在這春光明媚，本該是最浪漫、最充滿愛情的城市裡，那群咖啡店裡坐著的男男女女連互相瞟一眼、調一下情的勁頭都不再有，只是各自板著臉，盯著面前的手提電腦。那是2005年，情況比起五年之前，更是下降了大大一截。
五
胡扯半天，忘了先前的主題，現在我亮出底牌罷。失落也好，游離於抑鬱症邊緣也好，病根不在個人，而在整個文化和社會。美國的不幸福感，在過去20年中疾速膨脹，遵循著詭異曲折然而不可阻擋的文化和人性邏輯。情況只會越來越壞。
因為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成長記憶，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心底裡總惦著「民主」二字。後來結識不少俄羅斯與東歐的朋友，這個年齡段的人多有同樣問題。是的，柏林牆、莫斯科大審判、牛仔褲、搖滾樂，裡根老大爺登高一呼：戈爾巴喬夫先生，把這牆拆了罷！誰幸福，誰不幸福，一目瞭然。至少，原先我們這麼認為。青春時代的信念，要翻個個兒？不太容易。20多年前的情結，成了後來我清醒判斷現實的最大障礙。
50年代，蘇聯邀請瑪琳娜·迪特裡奇去莫斯科。她從酒店出來，裡三層外三層，被粉絲們圍得個水洩不通，幾乎上不了車。那群拘謹靦腆的蘇共太太小姐和文化人們，哪怕在斯大林意識形態最嚴酷的歲月裡也暗自明白，自己那套蘇維埃時尚不咋的，比較土。瑪琳娜代表了巴黎、倫敦、羅馬和紐約，她代表文明。俄羅斯人單戀歐洲文明，幾百年來，這是整個民族揮之不去的深重情結。
美國也有一堵大牆。它無形無重的磚瓦巨石，築在天真無邪的孩子們自以為是的眼神中。你若搞不明白，不如仔細揣摩帕裡斯·希爾頓的幾段訪談錄像。別嫌她招搖囂張像個母夜叉，這位小姐可是當今成百上千萬美國小姑娘的偶像和模範。
因為有帕裡斯·希爾頓小姐存在，還有已經當媽媽的麥當娜小姐，或是《慾望都市》裡那幾位滿面皺紋卻風騷永存的老娘們兒，美國不需要一位斯大林同志，用厚重的手掌，在桌上猛拍一下，說：「你們必須這樣生活！你們不准爬那一堵牆！」大眾的洗腦，並不總需要領袖、警察或柏林牆，有更加精緻、更加有效的辦法。美國立國的起點，是對舊歐洲的棄絕和忘卻。到什麼時候，美國人都不認為自己土氣。
用傳統思維考察美國，容易把太多注意力投在黨派、投票率、各種法案、道瓊斯指數、華爾街巨頭上。那些東西自然重要，但根本方向不由它們決定。我原來也以為，總歸有一大批精英，什麼常春籐、硅谷、綠色郊區，等等；危機也罷，衰退也罷，美國總可以撐個幾十年罷。可我忘了，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長久維持某種狀態，不在於精英階層，而要看它的中下層人民，尤其是這群人的心理狀態。
近20年，統治多數美國人的思想，不僅僅是經濟至上、物質消費至上、哈佛學位至上、華爾街至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環，是自我至上。通過規格化的、無邊無際的郊外社區對人的籠罩和日夜轟鳴的大眾娛樂文化，還有無聲無息人際互動中下意識製造的壓力和暗示，它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扁平單一併且大量複製的人格模型和生活方式。無數傻帽覺得自己是明星，無數悍妞自我感覺像公主。他們會說：「這是自由國度，我想怎樣，誰也管不了我。」
找一位中學都沒畢業的姑娘，帕裡斯·希爾頓的粉絲；別管她贊成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仔細聽：當她對你說「我要什麼」的時候，那口吻和音調，像不像在說「上帝要什麼」。
無數個「我要」，彙集成強大的磁場；不停要求變換，又強烈渴望皈依；每個人極其孤獨，又習慣性地排斥一切細膩的、長遠的、涉及情感的聯繫，因為缺乏真實內心付出的能力。這個強大集體磁場不斷更換偶像、排斥過去，又不斷自我伸張，尋求對一張沒有真實表情的臉孔作無限度的複製。任何一個正常人，總待在這麼一個磁場、這麼一群人中間，也是要得抑鬱症的。
美國不生產什麼了。只是高超的軟件、聰明的債務槓桿，還有繼續籠罩全球的空洞符號。但是這樣的經濟結構，需要一大批盲從的、過分自戀的、通過刷卡來填補一切內心衝動的消費者，總不能個個去當華爾街操盤手罷。不可小視他們對全球經濟的巨大貢獻。卡刷爆了，政府總會想法子再舉新債。百萬噸級的豪華游輪，駛入了人格變異、精神破碎的黑色水域。曾有人稱這條航道為「後現代主義」。導航室中沒有水文圖，也沒有羅盤。
大衛找不到女朋友。這件事的謎底在於：他是一個過分傳統的美國男人。這早已不構成優勢，而是無可逾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