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記者，也從未在任何新聞媒體擔任過正式的編采工作，我只是一個在媒體上發表評論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灣的記者節）和11月8日（內地的記者節）,我都覺得這也是屬於我的節日。因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記者的行列，這是一個令人驕傲的行列；它應該是的，它本來是的。
2007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會大學辦了一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工作坊」，請來幾位普利策獎得主與學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馬來西亞籍的華裔記者方鳳美，她剛憑在《華爾街日報》上一系列談北京奧運的報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國際報道獎」。她那些文章談到了不少「負面」問題，例如環境的污染與趕建場館卻收不到工資的民工。於是有些內地學生就提出疑問了：身具華人血統，你會不會尷尬？更直接點就乾脆問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國的陰暗面，怕不怕破壞中國形象。
假如方鳳美不是華人，大概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還好方鳳美只是馬亞西亞華人，如果她生在中國，而且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說不定這些問題還會變得更尖銳更鋒利。因為我們通常假設記者心中不可沒有祖國，她的調查她的報道都不應該損及國家的利益。可是什麼叫做國家的利益？誰又有權去界定一篇報道何時才算有損國家的利益呢？
當代最偉大的記者之一，阿米拉·哈絲（Amira Hass），是以色列《國土報》的專欄作家，長年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等巴勒斯坦地區，報道當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個猶太人，父母都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但她卻和加沙的計程車司機與伊斯蘭教領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處約旦河西岸等地簡直是深入龍潭，不只要小心游擊隊「誤傷」自己，更要躲避以軍無區別的槍彈攻擊。她是以色列國民，但當今世上沒有幾個比她對以色列更不客氣。她喜歡拿以色列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時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壓迫甚至屠殺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視她為叛徒，稱她做「卡波」（Kapo，集中營裡協助納粹的「猶奸」）。以國法庭更曾判她罰款六萬美金，罪名是「詆毀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還用英文寫書，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和以色列帶給他們的傷害公之於世。
正是阿米拉·哈絲這種人使我感到記者的尊嚴與光榮。她是一位真正的「無國界記者」，在普世的人道價值和政府與同胞的歡迎之間，她選擇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愛國的記者，因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國家犯錯，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國在軍事和經濟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卻是個侏儒。看著自己的政府和國民走上一條錯誤的道路，於是奮起孤筆一士諤諤，欲挽狂瀾於既倒，這豈不就是新聞人的良知嗎？
一個記者報道或許一時無法見容於當權者，但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就一定更聰明更瞭解什麼是國民應該知道的事、什麼是對國民最有利的東西嗎？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記者都應該懷疑。
約翰·皮爾格是我最敬佩的調查記者，數十年來，他走遍世界各個陰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視被遺忘的人群，專門揭出令大國權貴尷尬的事實，英語世界那些右傾的媒體無不視之為拒絕往來戶，跨國財團的首腦與白宮裡的鷹派則把他當作必須消聲的噪音。同為澳洲媒體人，他的老鄉默多克坐擁億萬財富，把買回來的報刊電視全部變成喉舌工具，異口同聲地為美軍入侵伊拉克鳴鑼開道，說薩達姆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皮爾格孤身一人手無恆產，卻辦起了獨立新聞和評論網站「Znet」，連結世界各地的進步人士，成為伊戰期間最受注目的反戰言論基地，拆穿無數謊言。
外國的月亮未必特別圓，我們中國也曾出過一代又一代不畏權貴執著真相的好記者，政府還鼓勵輿論監督，以收廣開言路之效。但是經過長期的環境扭曲，有些新聞人已經忘記了令他們驕傲的根本價值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不得抒展心願，大家可以同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態不正，在沒有太大的壓力下主動迎合奉承，那就實在對不起記者和新聞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號稱是做調查報道，卻在受訪地處處接受該地方官方單位和企業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為自己的貴賓級待遇感到慶幸。我還想起許多同行前輩的教誨，評論時政要「該叫好的叫好，該批評的批評；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評；政府做得對，就應不吝稱讚」。我瞭解言者諄諄的苦心，也明白客觀中肯的重要。然而，我還是沒辦法去讚美什麼，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從來都錯；而是因為這句勸告實在不適用於擁權者身上：對著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責罵，還要適度地表揚；可是我們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權貴和官員都當成小孩呢？他們不會脆弱到稀罕掌聲的地步吧。
原題為「新聞人的良知」，《南方週末》200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