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一個朋友，開了許多年的寶馬。但他最近打算換車了，理由不是寶馬的性能欠佳外貌難看，而是因為寶馬在內地的形象太糟了。這也難怪，我們總是聽說寶馬撞人，車主揚長而去。甚至還要下車再痛打一頓貧苦受害者的新聞，似乎但凡開寶馬的都沒什麼良心。
那麼他該換什麼車才好呢？Benz還是Lexus？細想下來都不對勁。因為這全是有錢人開的車子，而在今天的中國，一部昂貴的名車除了惹人艷羨之外，還要招人厭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車，而在有錢。根據《中國青年報》2007年8月做的一項民意調查，3990個受訪者裡頭有66.75％的人認為中國富人的整體質量「很差」，覺得富人質量「好」或「較好」的則只佔3.95％(這3.95％的受訪者本身會不會就是富人．或者自以為是富人呢？)。這項調查後來又引發了新一輪的仇富討論，戰火還涉及一向為人敬重的經濟學家茅於軾，因為一向關心貧窮問題的茅老居然要「為富人說說話」。
且讓我避開富人的形象何以會這麼糟這個大問題，把它留給更敏銳的社會學家去解決。我更替富人們擔心的是實際的問題。也就是他們該做些什麼去補救自己低落的形象呢？於是我們就不能不談到貴族了。
翻開任何一本時尚雜誌，我保證你在每一期裡都準能發現「貴族」這個詞出現一次以上。可見這些雜誌的對象，那些有消費能力而且追求品位的讀者們，應該都很關心貴族到底怎麼過日子。其實這不是資產階級第一次大規模地對貴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啟蒙運動之前，當歐洲資產階級的財勢漸漸超出貴族階級，他們就開始學習貴族般的生活品位了。直到法國大革命，貴族統治正式被推垮，資產階級的憂慮與自卑仍然無法消除。雖然他們開始掌握政權，雖然他們比貴族有錢。但是他們依然覺得出身與那藍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個人的出身與據說是與生俱來的氣質，主要就展現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品味之中。
於是我們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機會。一般資產階級不容易像貴族般擁有明星級的家廚，而原來替伯爵親王打工的名廚又紛紛下海開起了餐館，所以上館子吃飯就成了時尚。在資產階級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貴族的慾望推動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變得非常儀式化，令人眼花繚亂的刀叉在在考究著食客的禮節和知識。這正是資產階級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飲食變成可以區分人群等級高下的藝術。
18世紀的資產階級明明財雄勢大，但硬是心裡覺得不踏實。這正好反映出在資本主義開始大獲全勝的年代要想徹底取代貴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現金等硬資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寶等用公錢可以堆砌回來的身外物；還要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文化軟資本。照已故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說法，文化資本正是一個人用以區別彼此、取得象徵權力、使得自己能夠宰制其他階層和群體的重要資源。為了證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過去由貴族包辦的事，新興的資本家也得跟著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過於贊助文化藝術了。從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樂隊譜奏新曲；如今，銀行家也不吝嗇資助管絃樂團。最起碼，也得請個落魄書生或者尚未為人所識的年輕畫家來當家庭教師。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資本的年代》中曾戲謔地說：「對一個哲學家來說，他最適合的命運就是生為銀行家之子，就像盧卡奇(George Lukacs)一樣。德國知識界的一大光榮，便是他們的私人學者(Private Literate)，即不受聘雇但靠自家財產做研究的學者。」窮相畢露的猶太學者應娶當地最大富商的千金為妻，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一個尊重學問的社群，如果只對其學術傑出之士給予一些讚美之詞，而不拿出一些實質的東西，是不可思議的。
由此可見，贊助文化學術乃是資產階級應盡的義務，而培育子女讓他們成為學者和藝術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說回今天的中國富人，除了學「貴族」打高爾夫球甚至買下酒莊田產之外，他們有沒有這種文化資本上的緊張呢？他們有沒有大規模地投入文化活動呢？他們有沒有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樣留下一座繁榮了整個城市藝術景觀的藝術館，或者像摩根圖書館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裡面，新興企業家很不喜歡「暴發戶」這個稱號，所以再暴發的地產商也要趕緊學懂欣賞歌劇的門徑，因為最後能證實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開什麼車，而是你有沒有文化素養。
當然，很多人會說現在的中國社會仍有很多現實問題：文化學術此等「長遠軟實力」實在太軟，咱們只爭朝夕，有錢還不如捐助醫院和基礎教育。說得也對，西方歷史一直流傳著各種樂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 baron)的傳說，即資產階級也極力避免給人一種只求私利不顧公益的印象，因此從事慈善事業絕對是大資本家的天職。
過去十多年來。全球最值得關注的兩種看似矛盾的趨勢就是：一、隨著反全球化聲浪的提高，有一輪新左翼回潮的現象，無數青年投入了反對大企業的運動，視國際財團及其CEO為人類大敵；二、與此同時，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數字卻節節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紀錄地把總數四百三十五億美金的大部分財產全部捐出。其實今天的大企業都知道自己的樣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廠」聞名的球鞋公司成立人權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資再生能源的開發。你可以說這是偽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偽善，中國商界也不見大規模的企業責任運動，偏偏中國正是一個急需倡導這類企業社會責任的國度。
近年有一批「創投慈善家」(venture philanthropist)興起，其代表者當為專注第三世界健康問題的蓋茨夫婦，與e-bay創辦人歐米迪耶(Pierre Omidyar)設立的「歐米迪耶網絡」。這類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點是以企業家的精神和能力營運自己的基金會和公益活動，他們不願意只是捐錢。而且還要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最困擾自己的社會問題，從「第二部門」的大亨一下子變身成為「第三部門」的活躍分子。這種做法當然比「有錢出錢」的境界高了一層，因為他們更能證明自己不光是富有，並且極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關懷對象。就算沒有，也不是問題。
最近英國有一特殊的組織，專門為富人開設工作坊，帶他們參觀蘇丹的難民營和亞馬遜叢林裡頭幾近滅絕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實地考察一番，自然對現實世界的悲劇深有體會，不難找到最令自己動心的救助對像(聽說有參加者還會在回程的私人噴射機上哭得死去活來)。
然後再逐步指導他們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關機構的方法，鼓勵他們彼此認識形成溝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聯盟。順帶一句，加入這類聯誼會，討論全球暖化與糧食短缺的話題，已經變得比加入私人會所探討來年波爾多紅酒質量問題更「潮」更酷了。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苛評巴菲特與蓋茨此等人類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覺得他們再怎樣捐錢也掩蓋不了這筆財產取之不義的罪惡。情形就像19世紀的頭號富翁卡耐基，雖然全副身家丟進了基金會，可是工運領袖還是批判他，與其多蓋幾座音樂廳還不如把壓搾工人的還給工人(大家當記得卡耐基與美國史上最慘烈的鎮壓工運事件的關係)。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大問題了，那就是資產階級憑什麼擁有財富。正好這也是當前中國仇富心理的思想背景。
最近十多二十年．有些學者把資本主義之父亞當·斯密的形象更正為道德哲學家，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與道德之間的緊張從未遠去。著名的經濟學家麥考洛斯基(Deirdre N.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變性而引起爭論的經濟學家)，去年才推出一部巨構《布爾喬亞美德》(TheBourgeois Virtues)回應這個難題，極力主張市場經濟不只不損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溫床；而富人不只不可恨，甚至還應該是傳統善人的合法子嗣。我不打算在此論辯她的說法站不站得住腳，更不能開展可以上溯至韋伯「新教倫理」等知名觀點的複雜學術討論。我只想藉著這堆龐大論述和史料提出一點簡單的觀察：從資本主義誕生的一天開始，資產階級就不能擺脫一種心理困擾，那就是要謹慎對財富(根據麥考洛斯基，「謹慎」乃是布爾喬亞的頭號美德)。
信奉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徒節儉克制是一種對財富使用要謹慎的表現，「美國夢」神話中老實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則是一種獲取財富的手段要謹慎的表現。謹慎是明智切實的判斷能力，也是不誇張不過分的性情，最後它還是種令人欽佩的榮譽。使得資產階段終於可以在道德上勝過貴族的，不是繁複的文化儀式，而是這種憑借個人能力與勤勞致富的謹慎態度，是這種懂得恰當使用財富的謹慎品格。
我們明白在中國經濟制度轉型的時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問題的。不過，正如某些學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問出處，最起碼你現在要學懂謹慎。
原題為「從貴族到資本家」，刊於《am730》
>22008年01月09日、10日、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