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來港活動的女性性工作者總是不忘服用避孕藥，不只是為了避孕，更是為了控制月經，使它更有規律，同時還可以減少經期的痛楚。對於性工作者來說，月經是阻礙她們維生的大敵，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們很難想像，原來某些地方的工廠也常發避孕藥給女工，其目的也是為了控制月經，減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願服藥以提高產能的情況截然不同，這些工廠的管理者是怕一個女工的不適會帶來自己的損失。他們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盡。對他們來說，女工對工資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順聽話，簡直是最理想的勞動力。最大的麻煩就數月經了。
月經從來都是個麻煩事，而且見不得每個女人都自小被教導把它仔細藏好，每個女人也都難免以恥辱的心態去看待這些按月流出的污血。正因如此，所有衛生巾的廣告都得強調自己防滲防漏的妙效。這些廣告的拍攝方法本身就說明了人對月經的恐懼達到了什麼地步，它們的色彩總是一片輕柔的無垢雪白，好完全迴避任何與血液有關的聯想。就算真要用液體在鏡頭前示範衛生巾的吸水能力，不知道為什麼，那些液體也一定是藍的。難怪我有個電視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二十歲那年，還以為月經是藍色的。
去年離世的美國政治哲學家艾莉斯·楊，在其遺著《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中專開一章來談月經的問題。她敏銳地指出，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正常的身體、預設好的身體、每個理當如此的身體，都是不會從陰道中流出血來的身體。因此要『成為』自然，就得被視為自然，來經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還得藏好一切證據」。
這當然是因為所謂「自然的身體」，其標準是以男人的身體來設定的。這種男性的身體標準無處不在，尤以工作場合為最。艾莉斯·楊又說：「月經使得學校和職場等公共體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別的需求。學校、職場及其他科層式平等的公共體制，預設了一種有著標準需求的標準身體，而這樣的身體是沒有月經的。」結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說美國某些工廠限定了工人上廁所的次數與時間，完全不考慮女性的生理需求，沒想到經期中的女性使用廁所的方式有別於一般男性。
這位女性主義健將或許不知道同樣的情況在某些地方只會變得更糟。在這些地方，大部分工廠也都嚴限工人上廁所的時段，它們比起美國的同業幸運的地方是幾乎用不著擔心給人起訴性別歧視的風險。至於前面提到的那些發藥給女工的廠商，更是毫不掩飾他們視工人為單純生產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訓女工的肉體，盡其所能地使之成為沒有月經的標準身體。
香港社會學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裡說過，她們當前活在雙重的壓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興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則是傳統的父權制度。看這些發避孕藥給女工的工廠，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虛。把工人的身體當做純粹的生產機器，這是無良資本家及管理者的慣技；以男人的身體標準要求女人，則是父權意識形態的體現。女工何罪？竟連最私己的生理現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訴無門，無法可依。看來除了血汗工廠，還有不准流血的工廠。
原題為「有血汗工廠還有不准流血的工廠」，刊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02月13日